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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北大岁月 五、不听课的学生

发布时间:2022-11-20 17: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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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系六二级有两个班,共五十名学生。其中,有四个学生是基本不听课的,即一班的曹秋池和方小早,二班的郭世英和我。我们经常逃课,一般是那种和别的系合上的公共课,逃了不易被发现。学校有规定,旷课多少节就要开除,所以最好不被发现。小课逃不了,我们便不约而同地找一个偏僻的角落坐下,在课上看自己的书。世英喜欢在上课时写东西,有时是诗和随感,有时是对课堂情形的冷眼旁观式的描写。我们总是选择邻近的座位,他写了常递给我看,有时我也回应他,互相用纸片交谈。

在一节辩证唯物主义课上,我正埋头看书,突然听见老师喊我的名字。我条件反射地站起来,脱口问道:“干什么?”同学们哄堂大笑,老师则气得半天说不出话。他终于压住怒火,命我坐下,又喊起另一个同学,让那个同学回答他刚才提的问题。原来是课堂提问,但我完全没有听见。

一定是有人告状,系里出面干涉了。有一天,担任年级主任的陈志尚把我叫到他的房间里,给我看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你年级学生周国平上课从不听讲,屡教不改,希望加强教育。”署名是“系总支办公室”。陈也是上海人,对我一直颇为友好,这时也有些生气了,责备道:“你看看,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总不听,现在叫我怎么办?”接着好言劝告:“同学们对你们四个人意见很大,说你们成了特殊人物。当然,你们接受能力强,可以比别人多学一点。问题是要有个轻重缓急,重点要学好马列主义。”

其实问题不在于所学的是马列主义还是非马列主义,而在于从教学内容、方法到整个教育体制的僵化。大学教育的主旨本应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自主学习的能力,而在我们的课堂上只是灌输,所灌输的还未必是知识,至少知识含量甚低,多半是教条和废话。我相信,任何一个智力活泼的学生,即使他强迫自己,也无法做到认真对待那些内容贫乏的课程。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下,凡是有一点儿天赋的学生,最好的办法是以尽量少的精力对付课程,给自己留出尽量多的自学时间。现在我鼓励在校的学生向教育争自由,其实是有自己往日的经验为根据的。

北大当然有冯友兰、朱光潜这样的有真学问的教授,但我们低年级学生没有轮上听他们的课。在当时的环境中,他们即使上课,恐怕也不能自由传授自己的学识。上我们的心理学课的程乃颐是一位一级教授,一个瘦小的老头,总是用喉音讲话,边讲边打嗝。我相信他只在应付我们,在心理学课上一会儿谈论如何防治阿米巴疟疾,一会儿劝告我们吃东西要慢慢咀嚼,以免消化不良。在任课老师中,我喜欢听张世英的课,他当时是讲师,教西方哲学史中德国古典哲学部分。他显然对所讲题目真正下了功夫,用那一口带浓重湖北音的普通话讲得条理十分清楚,废话也少,内容比较厚实。课堂上废话多多乃是常规,方式则各异。那个教党史的老讲师据说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后来脱党,面对阶梯教室里的上百名学生,他一边抚摩八字须,一边大谈自己的光荣历史。这堂课说过的,也许他忘了,下堂课又会说。作为一个鲜明特色,提到毛泽东时,他从来不像当时约定俗成的那样称毛主席,总是称毛泽东同志,以表明自己的平等身份,这倒不乏可爱。我最受不了的是形式逻辑课,其内容本来十分简单,一看就懂,却讲个没完。任课的李副教授是一个矮胖子,一根皮带松垮地系在大肚皮上,上课时经常下意识地提裤子,引得同学们窃笑。他出版过几本小册子,已小有名气,又常在杂志上发表论后期墨家的文章,所以每课必讲后期墨家。这说明他多少还是做一点研究的,比不做研究的多数教员好一些。使我难以忍受的是他讲课的方式,那样地无穷重复,废话成灾。在一堂课上,我忍无可忍,写了一首题为《献给逻辑课》的诗——

教授用枯燥的语言

讲述着枯燥的课程,

每一种空洞的教条

要重复讲十几分钟。

“所谓直接推理

是这样的一类推理,

这样的一类推理

特点有这样一些。

“特点有这样一些,

就是这样的一类推理,

这样的一类推理

就是直接推理。

“我们的形式逻辑

对于直接推理

所要研究的就是

有关直接推理的道理。

“研究直接推理的道理

其主要作用就是

使我们能够懂得

有关直接推理的道理……”

够了,敬爱的形式逻辑,

请不要把理智嘲弄,

最有逻辑的头脑

也会被折磨得发疯!

请原谅我把这首毫无诗意的诗抄在这里,它本身由连篇废话组成,但我丝毫没有夸大,实际的讲课情形就是如此。如果你在读这首诗的时候感到难受,就可以体会我在课堂上的心情了。

然而,大多数同学是专心听课的,并且多么认真地记笔记。上课时,你可以看见许多手在不停地写,生怕漏掉老师说的每一个字。他们又把几乎全部课余时间用来互相核对笔记,精心整理,然后重新誊写。这些笔记的唯一用处是供考试前背诵,然后就被彻底遗忘。考试当然是必须应付的,不过我自有办法。多数课程有讲义或教科书,如果没有,我就借来同学的笔记,临考前通读一遍,列出提纲,这大约只需要两三星期的时间。我的短期记忆力很好,一般都能记住要点,顺利应试,得到好的成绩。考完当然也忘了,和别的同学殊途同归,不同的是我把成本降到了最低限度,赢得了大量自由时间。

哲学系低年级开自然科学基础课,第一学期是高等物理。考试前,我也是把讲义通读了一遍,列出二三十个我有疑问的地方,去向老师讨教。那是一位中年男子,不久前妻子移情别恋,也许因为这个原因,他显得很憔悴,脸上刻满了皱纹。看了我的问题清单,他忽然感慨万分,用一种低沉悲凉的声调向我讲述起了他的学生时代。他说,上大学时,他和我一样,也很聪明,目空一切,不听老师讲课,现在他不行了,已经一事无成。他还说,我的确很聪明,我提的这些问题,别人提不出来,希望我的未来比他好。听着他说这些话,我感到十分内疚。他显然知道我不好好听他的课,这使我产生了一种错觉,仿佛他的不幸是由我造成的,我怀着沉重的心情走出了那间灯光暗淡的斗室。考试时,我解答得很顺手。世英坐在我旁边,拉了拉我的衣角,我心领神会,把试卷挪近他。不过,他抄得不很高明,得了三十几分,而我得了七十几分。这个成绩在全年级是名列前茅的,绝大多数同学都不及格,而世英的成绩还不是最低的。这件事似乎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他多次对我说,我不应该学文科,而应该学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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