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硕士生的专业方向是苏联当代哲学。之所以报这个专业，只因为以前公共外语学的是俄语，基础较好，比较有把握。对于我来说，重要的是考到北京去，我相信专业本身是限制不了我的。然而，真考上了，我在苏联哲学方面总不能一点事不做。
我做的第一件事是翻老帐。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苏联有一个德波林，是哲学界的头面人物。三十年代初，斯大林亲自发动对他的批判，定性为“孟什维克式的唯心主义”，把他打下去了。在这场批判运动中，最凶猛的打手米丁取代了他在哲学界的领导地位，从此成为斯大林的头号御用哲学家。毛泽东在《矛盾论》中也批判了德波林的观点，因此，在中国理论界，德波林也一直被看作一个反面人物。我研究了德波林的主要著作，发现他精通黑格尔哲学，并且相当认真地做着唯物地改造黑格尔辩证法的工作。相反，读了批判他的那些资料，我发现完全是一派胡言，其中没有一丝一毫的理论探讨，只有杀气腾腾的意识形态审判。德波林本人完全不是我感兴趣的那种哲学家，他是一个书呆子，缺乏个性和创造性。引起我关注的是，这场批判开了恶劣的先例，用领导人定调子和中央做决议的方式解决学术问题，用大批判取代学术讨论，彻底取消了学术的独立地位。于是，我决定为德波林翻案，写了《正确评价德波林》一文。在文章中，除了为德波林的一些受批判的理论观点辩护外，我主要强调了这场批判的恶劣影响，尤其是对我国的影响，其中包括：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上，实用主义流行，把哲学简单化、庸俗化；在哲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片面强调哲学为政治服务，实际上取消了哲学；在哲学史方面，片面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变革意义，抹杀了人类两千年哲学探索的价值。1979年9月，研究生院举办第一次学术交流会，我在会上介绍了上述观点，引起不小的震动。我的文章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的内刊《未定稿》1980年第5期上，接着收在一本《斯大林哲学思想讨论文集》中。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事实上也是我的文字第一次印成铅字，心里是很高兴的。
从第二学年起，我把注意力转向了解苏联当代哲学的动态，浏览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机关刊物《哲学问题》，阅读一些新出版的书籍。因为仍然太浓的意识形态色彩，也因为苏联人的充满废话的冗长文风，我一点儿不喜欢这些东西。但是，在阅读资料的过程中，我注意到，在当时的苏联哲学界，研究人、人性、人道主义问题是一个热门，而这又是世界范围内哲学关心人的问题的大趋势的折射。与我们相比，苏联哲学家们对世界性哲学问题的反应毕竟敏锐得多，探讨也深入得多。我一向对人的问题感兴趣，并深感国内这方面研究仍阻力重重，因此，便陆续写了一些综合介绍苏联人研究情况的文章，也翻译了一些相关资料，在刊物上发表，算是向国人提供借鉴。我还花了很多时间参与编写贾老师主持的《苏联当代哲学》一书，承担了其中相当一部分章节的写作和最后的统稿工作。此外，我还参与了苏联哲学书籍的大量翻译工作，直到毕业后两三年仍是如此。我译得很快，一天至少完成五千字，有时能译近万字。但是，总的来说，我对这类工作是越来越厌烦了，觉得是浪费时间。我在某一天的日记里写道：“终于把苏联哲学的暂缺部分写完了，感到一身轻松。拿走吧，把这堆废纸统统拿走吧，拿去出版还是拿去喂老鼠，我才不管呢。”这反映了我当时的心情，我的确感到所做的这些事情没有多大价值，因而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抵触情绪。
第三学年的任务是写硕士论文，我决定不受专业方向的限制，基本上撇开苏联哲学，直接研究人性问题。贾老师十分开明，对此欣然同意，并且在我的写作过程中给予了热情的鼓励和赞赏。这在他是自然而然的，可是我知道，倘若我落在某些独断自负的导师手下，便绝无此种可能。因此，我一面庆幸自己运气好，一面也真心感激贾老师。我在上大学时就对人性问题有浓厚的兴趣，趁写硕士论文的机会做一番系统探讨，可以说是了却一个宿愿。论文的题目是《人性的哲学探讨》，计划写六章，即：一，哲学和人性观；二，人性观的基本类型；三，人的活动和人性；四，人的生物性和社会性；五，人的理性和非理性；六，人性理论的若干方法论问题。最后完成了前四章和第六章的一部分，约十八万字。在那一年及稍后的时间里，结合硕士论文的研究，我还写作和发表了一些谈马克思人性理论的文章，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价值观》、《只有一个马克思》、《历史进步的双重尺度》、《马克思的自由观》等。其中的《只有一个马克思》一文，主要论证马克思在后期与在青年时期一样是一个人道主义者，我曾在1981年4月于洛阳举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年会上宣读过。我发言后，正统派发起猛烈批评，但我无心作战，当时在华中工学院任教的黄克剑替我奋起反击。他是主张马克思主义人学的一员干将，在辩论中大显身手，对马克思的原著极为熟悉，随口大段引证，又有出色的口才，其锋芒势如破竹，我就更乐于怀着欣赏的心情做一个观战者了。
我的硕士论文及相关文章无疑带着那个时代的显著痕迹，表现在比较单一地以马克思为思想资源，并且不得不大量引证原著来为我的观点辩护。如果现在做这项研究，我肯定会更加公正和全面地利用整个西方哲学史上的思想资源。但是，我至今认为，马克思不愧是一个属于西方优秀精神传统的伟大思想家，他的理论包括人性理论依然是一个宝库。毫无疑问，当我依据他的理论阐述我的观点时，我是有所侧重和发挥的。现在回过头去看，我仍赞成我当时所阐述的一些观点，我后来的思想与它们是一脉相传的。在中国当时的理论界，只要谈到人性问题，就必定会搬出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著名论断。然而，人们对这句话的理解极为表面和狭隘，基本思路是据此把人性归结为社会性，又把社会性归结为阶级性。针对此，我着重阐述了以下观点——
第一，人性有丰富的内涵，它是在人的活动中形成的人所特有且共有的生物属性、心智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综合体。由于人的自然本性的人性化，人的生物属性也应包括在人性之内。我把心智属性区分为理性与非理性，强调非理性即个体的情绪和情感体验也是人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的丰富的属性，属性的历史发展，发展中的整体联系，由此构成了完整的人性。在人的发展的各个阶段上，人的自然本性人性化的程度，人的社会本质深刻化的程度，人的心智生活丰富化的程度，三者是互相制约而一致的。个人同样如此，一个人某一方面需要的满足程度和能力的发展程度，受制于并且体现了他的整个个性的发展程度。个性是人性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所表达的是具体个人占有丰富人性的程度及其方式的独特性。
第二，在人的社会本质问题上，存在着最牢固也最荒唐的偏见。人们众口一辞地宣称，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性是惟一具体的人性，除去阶级性就只剩下了抽象的人性，甚至只剩下了动物性。当真有人质问：如果抽掉了性爱、母爱的阶级属性，人与动物在这些事情上还有什么本质区别？这等于是说，在做爱或哺乳时，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便是怀着阶级感情做这些事的。如此可笑的论点，在当时却是出自理论权威的笔下，占据着主流地位。问题出在这些人把“社会关系的总和”归结为生产关系了，进而归结为阶级关系了，于是也就把人的社会性归结为阶级性了。真实的社会关系却有着丰富的内容，我从两方面进行分析。从横向看，同时代的社会关系不但有阶级，而且有民族、国家、职业、家庭等等，它们都有阶级所不能取代的特殊内涵，在人身上造成相应的社会规定性。此外，还有小环境水平上的个人交往，例如自己所敬佩的师长、知心的朋友或爱侣等，这种交往对于一个人的成长往往会发生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关键性的影响。从纵向看，还存在着历史继承的社会关系，即个人同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文化的接触和对它们的接受。在分析知识分子的社会属性时，尤应考虑这一点。把人的社会本质简单化的另一表现是，在论及社会关系和人的社会本质的发展过程时，只注意社会制度和阶级类型的更替，忽视了社会关系的发达化和人的社会本质的深刻化这一更重要的方面。人们仿佛故意忘记马克思一再强调的资本主义在这方面所造成的巨大历史进步，即乡界、省界、国界被打破，个人越来越成为世界公民，或者用马克思自己的话来说，“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
第三，人性是在人的活动中形成和发展的。人的活动区别于动物的生命活动的本质特征是自由，即以活动本身也就是能力的运用和发展本身为目的和最高享受。在此意义上，可是把自由活动规定为人的真正本质，它是人的价值和使命之所在，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目标。最大限度地保证一切个人自由发展其能力的社会，才是合乎人的本性的社会。然而，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中，对于人类大多数成员来说，活动始终被贬低为维持人的肉体存在的单纯手段了，这就是异化。其原因主要是生产力低下，物质生产不可避免地占用了人类绝大部分时间。但是，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已足以使这种情况不再必要，惟一的障碍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因此，他得出了所有制革命的结论。按照他的设想，在生产力高度发展而又消灭了私有制的共产主义，人的自由发展就能取代物质生产成为历史的主要内容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以自由为最高价值这一点上，马克思完全是忠实于西方精神传统的，他与自由主义思想家的分歧更多在于实现这一价值理想的途径。
我的硕士论文没有出版，只发表了其中的若干章节。后来，有的海外刊物在回顾八十年代初国内学界关于人的问题的争论时，把我列为一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不过，我本人对当时那种引经据典的论战方式和寻章摘句的写作风格很不满意。引证马克思是为了打开一个禁区，可是，世上本无禁区，庸人自设之。按我的性情，我是宁愿去尝神设的禁果而不是去闯人设的禁区的。我始终意识到，当我写这些东西的时候，我还不是我自己。我辛勤地写着，可是很少是我自己在说话。我不愿做一架学术机器，哪怕是一架高效率的机器，消耗大量的知识原料，制造出一批批学术产品。不，我还必须有灵魂，我要做一个有灵魂的活生生的人。假如我真的需要一种体系，也仅仅是为了更加完整地表达我的人生感受。是的，仍然是人生，它是我唯一拥有的东西，我必须时时感受它，这样才觉得自己是一个活人。我尚未找到适合于我的表达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