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小说是我的一个享受，写小说是我的一个梦。许多日子里，忙于分内分外的功课，享受久违，梦也始终只是梦。最近生病，自己放自己的假，开了读小说的戒。读得最有滋味的是移居法国的捷克作家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不但获得享受，而且觉得技痒，愈发做起写小说的梦了。
我喜欢哲学和诗，但我愈来愈感到，真正哲学式的体悟，那种对人生的形而上体悟，不是哲学命题所能充分表达的。真正诗意的感觉，那种不可还原的一次性感觉，也不是诗句所能充分表达的。唯有把两者放到适当情境之中，方可表达得充分，而这就要求助于小说。当然，小说形形色色，写法迥异。我想写的小说，就是设计出一些情境和情境之组合，用它们来烘托、连结、贯通我生命中那些最深沉的终极体悟和最微妙的瞬时感觉，使之融为一个整体。读了昆德拉的小说，我发现它极为接近我的设想。不过既然读了，我知道我会写得与它极为不同。我相信，小说的可能性远未穷尽。
昆德拉这部小说的题目看似费解，其实表达了一种万古常新的人生体悟。TheUnbearableLightnessofBeing直译应是“不能承受的存在之轻”，“存在”指人生的实质。人生的实质很轻很轻，像影子一样没有分量，使人不能承受。小说的这个主旋律用种种精微的感觉符号弹奏出来，在我们心中回荡不已。
面对人生的重大抉择，芸芸众生不过是被环境、欲念、利益等等一时的因素推着走，唯有少数人怀着贝多芬式“非如此不可”的决心，从一种坚定的信念出发作出决断。有大使命感的人都具有形而上的信念，相信自己的生命与种族、历史、宇宙整体有着内在的联系。可是，一个像托马斯大夫那样的人，他的心智远远超出芸芸众生，甚至可以说他具有某种形而上的气质。但具有形而上气质的人未必就具有形而上的信念，他清醒地知道生命只有一次，不存在任何形式的永恒包括尼采式的“永恒轮回”。像这样一个人，他既不能随波逐流，又不能衔命独行，就不免要陷入难堪的困境了。托马斯常常沉思一句德国谚语：Einmalistkeinmal。这就是说，只活一次等于一次也没有活。既然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我们就无法通过比较来检验人生的选择孰好孰坏。对于我们来说，生活是一场永远不能成为正式演出的彩排，一张永远不能成为正式作品的草图。使命感的解除使托马斯领略到了凡夫俗子一向所享受的轻松，但同时他又感到不能承受这种轻松。轻松只是假象，背后掩藏着人生的轻飘虚幻，凡夫俗子感觉不到这一点，托马斯感觉到了。这种感觉败坏了人生中每一个美妙的瞬间，使它们丧失了全部意义。譬如说，当乡间女招待特丽莎像一个被放在树脂涂覆的草筐里的孩子，顺水漂来他的床榻之岸，进入他的生活之时，他曾经跪在床上，望着重病沉睡的她，突然强烈地意识到自己不能比她后死，得躺在她身边，与她一同赴死。那个瞬间是美妙的。但是，事后一追思此种情感的根据，他就茫然失措了。爱，同情，责任，事业，理想，凡此种种平时赋予生命以意义，使我们感到精神的充实，一旦我们想到生命只有一次，明日不复存在，就茫然不知它们为何物了。人生抉择往往把我们折磨得要死要活，倘若我们想到所有这些抉择都将随我们的生命一同永远消逝，不留下任何痕迹，就会觉得不值得如此认真地对待它们了。然而，一个不值得认真对待的人生，一个如此缺乏实质的人生，却要比一个责任重大、充满痛苦抉择的人生更加令人难以承受。
地球上人类的生存，人类中每一个体的生存，本身即是一个偶然，而在这偶然的生存中，又是种种偶然的机遇决定了人的命运。这是人生缺乏实质的又一表现。我们不能说托马斯对偶然性抱有偏见，相反，他是一个善于欣赏偶然性之魅力的审美高手。当他与女人做爱时，他迷恋的是“那个使每个女人做爱时异于他人的百万分之一部分”。当他堕入情网时，他欣慰的是“爱情处于‘非如此不可’的规则之外”。关于机遇，昆德拉有一段精彩的议论：“人的生活就像作曲。各人为美感所导引，把一件件偶发事件转换为音乐动机，然后，这个动机在各人生活的乐曲中取得一个永恒的位置。”忽视机遇，就会“把美在生活中应占的地位给剥夺得干干净净”。可是，尽管如此，昆德拉笔下的托马斯仍然为机遇支配命运感到不安。当他因为挂念特丽莎而从苏黎世返回苏军占领下的布拉格之时，这种不安就占据着他的心灵。七年前，特丽莎家乡的医院碰巧发现一个复杂病例，请布拉格医院的主治大夫去会诊。可主治大夫碰巧坐骨神经痛，派托马斯代替他。这个镇子有几个旅馆，托马斯碰巧被安排在特丽莎工作的旅馆里，又碰巧在走之前闲呆在旅馆餐厅里。其时特丽莎碰巧当班又碰巧为托马斯服务。正是这六个碰巧的机遇使托马斯结识了特丽莎。现在，这个绝对偶然性的化身又使他作出了事关命运的重大决定，并且正躺在他身边酣睡着。此时此刻，他只感觉到一种忧郁和失望。正像永恒轮回的人生太沉重，仅有一次的人生又太轻飘一样，受必然性支配的人生太乏味，受偶然性支配的人生又太荒诞。机遇以它稍纵即逝的美诱惑着我们，倘若没有机遇，人生就太平淡无奇了。可是一旦我们抓住了机遇，机遇也就抓住了我们，人生的轨迹竟然由一个个过眼烟云的机遇来确定。在人生中，只有死是必然的，其余一切均属偶然。当然，这不是指吃喝拉撒之类的生物学法则，而是指决定每个人生命意义的特殊事件，它们是由一连串偶然的机会凑成的。不但作为归宿的虚无，而且作为过程的偶然，都表明了人生实质之轻，轻得令人不能承受。
托马斯的情妇、女画家萨宾娜由不同的途径也体悟到了人生实质的令人不能承受之轻，她最厌恶的是媚俗。按照昆德拉的解释，媚俗起源于无条件地认同生命存在，由于对生命存在的基础是什么意见不一，又分出各种不同的媚俗，如宗教媚俗、政治媚俗等等。说得明白些，媚俗就是迎合公众的趣味，煞有介事地把某种公认的价值奉为人生寄托。譬如，萨宾娜因为痛恨苏军入侵而移居法国，可是，当她在巴黎参加抗议苏军入侵捷克的游行时，她又觉得自己受不了这种游行。她认为，在所有的占领和入侵背后，潜在着更本质更普遍的邪恶，这邪恶的形象就是人们举着拳头，众口一声地喊着同样的口号齐步游行。这是媚俗的典型形象。为了逃避媚俗，萨宾娜背叛了一切公认的价值——家庭、国家乃至爱情，走到了虚空。她不曾想到，但是终于发现，这空无所有，这不能承受的存在之轻，竟是她一切背叛的目标所在。像萨宾娜这样极其敏感的心灵往往有一种洁癖和自由癖，不能忍受任何公共化的东西，视一般人心目中的精神寄托为精神枷锁。可是，正如昆德拉所说：“我们中间没有一个超人，强大得足以完全逃避媚俗。无论我们如何鄙视它，媚俗都是人类境况的一个组成部分。”拒绝一切人生寄托，其结果只能是割断与人生的一切联系。一个人真诚到这般地步，就不再有继续活下去的必要和可能了。所以，萨宾娜后来在美国与一对老人为伴，从家庭的幻象中获得了少许寄托，同时也就向她所厌恶的媚俗作了小小的让步。
关于这部小说可写的东西还很多，对它所传达的体悟和感觉逐一加以讨论，也许是一件有趣的事。不过我又想，倘若能用自己的小说来传达自己的人生体悟和感觉，无疑是完成这一讨论的更令人满意的方式。一部小说使人读了自己也想写一部，我要说它是成功的。
19884父亲的死
一个人无论多大年龄上没有了父母，他都成了孤儿。他走入这个世界的门户，他走出这个世界的屏障，都随之塌陷了。父母在，他的来路是眉目清楚的，他的去路则被遮掩着。父母不在了，他的来路就变得模糊，他的去路反而敞开了。
我的这个感觉，是在父亲死后忽然产生的。我说忽然，因为父亲活着时，我丝毫没有意识到父亲的存在对于我有什么重要。从少年时代起，我和父亲的关系就有点疏远。那时候家里子女多，负担重，父亲心情不好，常发脾气。每逢这种情形，我就当他面抄起一本书，头不回地跨出家门，久久躲在外面看书，表示对他的抗议。后来我到北京上学，第一封家信洋洋洒洒数千言，对父亲的教育方法进行了全面批判。听说父亲看了后，只是笑一笑，对弟妹们说：“你们的哥哥是个理论家。”
年纪渐大，子女们也都成了人，父亲的脾气是愈来愈温和了。然而，每次去上海，我总是忙于会朋友，很少在家。就是在家，和父亲好像也没有话可说，仍然有一种疏远感。有一年他来北京，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他突然提议和我一起去游香山。我有点惶恐，怕一路上两人相对无言，彼此尴尬，就特意把一个小侄子也带了去。
我实在是个不孝之子，最近十余年里，只给家里写过一封信。那是在妻子怀孕以后，我知道父母一直盼我有个孩子，便把这件事当作好消息报告了他们。我在信中说，我和妻子都希望生个女儿。父亲立刻给我回了信，说无论生男生女，他都喜欢。他的信确实洋溢着欢喜之情，我心里明白，他也是在为好不容易收到我的信而高兴。谁能想到，仅仅几天之后，就接到了父亲的死讯。
父亲死得很突然。他身体一向很好，谁都断言他能长寿。那天早晨，他像往常一样提着菜篮子，到菜场取奶和买菜。接着，步行去单位处理一件公务。然后，因为半夜里曾感到胸闷难受，就让大弟陪他到医院看病。一检查，广泛性心肌梗塞，立即抢救，同时下了病危通知。中午，他对守在病床旁的大弟说，不要大惊小怪，没事的。他真的不相信他会死。可是，一小时后，他就停止了呼吸。
父亲终于没能看到我的孩子出生。如我所希望的，我得到了一个可爱的女儿。谁又能想到，我的女儿患有绝症，活到一岁半也死了。每想到我那封报喜的信和父亲喜悦的回应，我总感到对不起他。好在父亲永远不会知道这幕悲剧了，这于他又未尝不是件幸事。但我自己做了一回父亲，体会了做父亲的心情，才内疚地意识到父亲其实一直有和我亲近一些的愿望，却被我那么矜持地回避了。
短短两年里，我被厄运纠缠着，接连失去了父亲和女儿。父亲活着时，尽管我也时常沉思死亡问题，但总好像和死还隔着一道屏障。父母健在的人，至少在心理上会有一种离死尚远的感觉。后来我自己做了父亲，却未能为女儿做好这样一道屏障。父亲的死使我觉得我住的屋子塌了一半，女儿的死又使我觉得我自己成了一间徒有四壁的空屋子。我一向声称一个人无须历尽苦难就可以体悟人生的悲凉，现在我知道，苦难者的体悟毕竟是有着完全不同的分量的。
19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