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0年，或者，1891年，一个人带着行装上路了。他离开海边的大道，沿灌木林里一条草木繁茂的小路，准备作一次环岛的旅行。后来他有了一匹马，是别人借给他的，他就骑着这马继续走向岛屿的纵深。一路上，不断有人向他打着招呼，说，“哈埃雷——马依——塔马阿！”意思是说，来我家吃饭吧。他笑笑，却并没有停下他的脚步。后来，有一个人叫住了他，是一个像阳光般炽热明亮的妇女。
“你去哪里？”她问他。
“我去希提亚阿。”他回答。
“去做什么？”
“去找个女人。”
“希提亚阿有不少美女，你想讨一个吗？”
“是的0”
“你要愿意，我可以给你一个，是我女儿。”
“她年轻吗？”
“年轻。”
“长得健壮吗？”
“健壮。”
“那好。请把她找来。”
就这样，欧洲人高更，在希提亚阿，找到了他的珍宝，他年轻健壮俊美、皮肤像蜜一样金黄的塔希提新娘。他用马把他的新娘、他幸福和灵感的源泉驮回了岛上的家。
两年后，这个男人离开了，他乘船离开塔希提回法国去。他的女人，坐在码头的石沿上，两只结实的大脚浸在温暖的海水里，插在耳边的鲜花枯萎了，落在双膝上面。一群女人，塔希提女人，望着远去的轮船，望着远去的男人，唱起一首古老的毛利歌曲：
南方来的微风啊，东方来的轻风，你们在我头顶上会合，互相抚摸互相嬉闹。请你们不要再耽搁，快些动身，一起跑到另一个岛。请你们到那里去寻找啊，寻找把我丢下的那个男人。他坐在一棵树下乘凉，那是他心爱的树，请你们告诉他，你们看见过我，看见过泪水满面的我。
——取材自《诺阿·诺阿》
一、梅巧和大先生
梅巧16岁那年，嫁给了大先生。大先生比她大很多，差不多要大二十岁，所以，梅巧不可能是大先生的结发妻子。大先生的发妻，死于肺痨，给他留下了一双儿女。迎娶梅巧时，大先生的长子，已经考到了北京城里读书，而女儿，也快满13岁了，一直跟随祖母在乡下大宅里生活。
嫁给大先生，梅巧是有条件的。梅巧本来正在读师范，女师，由于家境的缘故辍了学。梅巧的条件就是，让她继续上学读书。
“让我念书，我就嫁，”她说，“70岁也嫁。”
这后半句，她说得狠歹歹的，赌气似的。其实，和谁赌气呢？梅巧就是这样，是那种能豁出去的女人。当然，从她脸上你是看不到这一点的，她一脸的稚气，两只幼鹿一样的大黑眼睛，很温驯，嘴唇则像婴儿般红润娇艳，看上去格外无辜。她坐在窗下做针线，听到门响，一抬头。这一抬头受惊的神情，就像幅画一样，在大先生心里，整整收藏了50年。
这是座小城，至少，在梅巧心里，它是小的。梅巧向往更大的天地，更大的城市。如果具体一点，这个“更大的”城市大概叫做巴黎。
因为梅巧想做一个画家。
七八十年前，梅巧的城市一定是灰暗的。北方城市通常都是这样一种暗淡的灰色。如果站在高处，比如说，城东那座近千岁的古塔上，你会觉得这小城安静得就像沉在水底的鱼，灰色的瓦像鱼鳞一样密不透风覆盖着小城的身体。这让梅巧郁闷，梅巧就在画上修改着这城市的面貌，她把屋瓦全部涂抹成热烈的红色。一片红色的屋顶，铺天盖地，蒸腾着，吼叫着，像着了大火。大先生评价说：
“恐怖。”
此时梅巧已是身怀六甲，身子很笨了，不能再去学校上课。大先生就利用每天晚上的时间为她补习功课。白天她守着一座空旷的两进的四合院，闲得发慌，日影几乎是一寸一寸移动着，她伸手一抓，摊开手掌，满掌的阳光。又一抓，握紧了，再摊开，又是满满一掌。这么多的时光要怎么过才过得完？梅巧叹息着，听见树上的蝉，知了知了叫得让人空虚。
大先生是个严谨的人，严谨，严肃，古板，不苟言笑，很符合他的身份。大先生是这城中师范学校的校长，兼数学教员。大先生教数学，可谓远近闻名，是这行中的翘楚。论在家里的排行，他并不是老大，可人人都这么叫他，大先生，原来是一种尊称。
这阅人无数的大先生，惊讶地发现，他的小新娘，拙荆，贱内，竟然冰雪聪明！他为她补习数学，真是一点就透。他掩藏着兴奋，试验着，带领她朝前走，甚至是，跳跃，甚至，设置陷阱，却没有一样难得倒她。她就像一匹马，一匹青春的、骄傲的小母马，而数学，则是一片任她撒欢飞奔的草原。大先生渐渐不服气了，想绊住那马蹄，四处寻来了偏题、怪题，可是，哪里绊得住？她总是能像刘备胯下的“的卢”一样在最后关头越过檀溪。煤油灯的玻璃罩，擦得雪亮，灯焰在她脸上一跳一跳，这使她垂头的侧影有一种神秘和遥远的气息，不真实。大先生不禁想起《红楼梦》中关于黛玉的那句判词，“心较比干多一窍”，突然就有了一点不祥的预感。
现在，梅巧不再是梅巧，而是“大师母”了。所有人的“大师母”。习惯这称呼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起初，人家一叫她“大师母”，她的脸就红到了耳根，觉得那称呼很讽刺。只有在学堂里，她的同窗们才叫她一声名字。大先生是守信用的人，婚后，他果然送梅巧重返了女师学堂。也只有在那里，梅巧还是“范梅巧”，甚至是“范君”。她们几个要好的朋友总是彼此以“君”相称：张君、李君、范君的。女师学堂设在一座西式建筑里，是那种殖民风格的楼房，石头基座，高大的罗马柱、哥特式的尖顶，走廊里永远是幽暗的，有着很大的回声。从前，梅巧不知道自己是爱这里的，现在，她知道了。
生下第一个孩子，还没有满月，梅巧就跑去参加期末考试了。在七月的暑热季节，她的两只大乳房，胀得生疼，乳汁在里面翻江倒海，不一会儿她的前襟就湿透了。巡堂监考的先生关切地停在了她面前，犹豫着要不要递给她一块手帕。那一刻，她恨不得钻到地缝里去。她吞咽下羞耻的眼泪，在心里发誓说，再也不要生小孩了！
可是这事哪由得了她？那些不知情的小生命，那些孩子，还是接踵而来。有了老二、老三，说话间肚子里又有了老四。她的身板真是太好了，年轻，肥沃，漫不经心撒下种子，就有好收成。她折腾自己，在学堂操场上一圈一圈跑步，在沙坑里练跳远，两条腿磕得青一块紫一块，可是那一团温暖诡异血肉，就像吸附在她体内一般，坚不可摧。她吃巴豆吞蓖麻油，甚至，还在身上藏了咒人流产的符咒，一切，都没能阻挡那血肉们一天天壮大、成熟。大先生的娘，她婆婆，在她生下老二时从乡下来看她就发了话，说，“凌香她妈，快别去学堂现眼了，拖儿带女的，就做了女状元，又能咋？”她自己的亲娘也劝她，说：“闺女呀，别犟了，认命吧，人谁能犟过命去？”大先生呢？大先生嘴里不劝，可是那些劝阻的言语都写在了眼睛里。梅巧就回避着大先生的眼睛，坚持着，那坚持可真是需要耐力啊。本来三年的学业，她休了念，念了又休，到第六个年头，这场艰苦卓绝的坚持才见分晓：梅巧终于拿到了盖着鲜红大印的女师的毕业证书。
她捧着那证书，跑回娘家，一进门，哈哈大笑，热泪狂流。
大先生吁出一口长气，心想，该消停了，安静了。
老四在她肚子里，一天一天长大，她果然安静下来，或许，太安静了些。她本来就不是一个多言多语的人，现在，差不多变成了一个哑巴。她使尽了气力似的，眼神变得涣散和呆滞。北方的夏季，已经临近尾声，却又突然来了秋老虎。她搬一把躺椅在树下乘凉，肚子像山丘一样耸立。那是一棵槐树，说不出它的年纪，枝繁叶茂，浓荫洒下来，遮住半座院子。槐树是这城市最常见的树，差不多是这城市的象征。梅巧不喜欢这树老气横秋的样子，她就在画上修改这树，她恶作剧地解气地把树叶涂染成了蓝色。一大片蓝色的槐林，有着汹涌的、澎湃的、逼人的气势，乍一看，就像云飞浪卷的大海，翻滚着激情和——邪恶。
临产前不久，一天深夜，大先生被梅巧的惊叫声惊醒了。原来她做了噩梦。她惊恐地抓住了大先生的手，说，“我要死了！”说完，就哭了起来。这么多年来，她还从来没这样子哭过呢，当着大先生的面，哭得这么软弱、无助、放纵和悲伤——她一直都像敬畏父亲似的害怕着他。大先生被她哭得手足无措，心里发毛，嘴里却在说，“别胡思乱想，哪能呢？胡大夫是最好的妇产科医生……”话一出口，他就知道这不是她想要的许诺。
分娩果然是不顺利的，胎位不正。留学日本的胡医生使出了浑身的解数，最后，动了刀剪，下了产钳。梅巧在产床上忍受了两天一夜的煎熬，生死的煎熬。接下来就是产后忧郁症，厌食、低烧、不说话，莫名其妙地流眼泪，哭泣。孩子被奶妈抱去了，她一滴奶水也分泌不出来，倒省了以往回奶的麻烦。孩子是那么小的一个小东西，还不足五斤，剥了皮的狸猫似的，头被产钳夹成了长长的紫茄子。她一看到这孩子就厌恶地战栗，又厌恶，又怜悯。
大先生接来了岳母，让岳母陪伴她坐月子。岳母盘腿坐在炕上，小心翼翼地，跟她说东说西。说一百句她也不理不睬，说一千句她也不理不睬。她不说话，也吃不下东西。喝一碗沁州黄小米汤也反胃，倒像害喜似的，人一天天瘦下去，憔悴下去，枯萎下去。岳母无计可施，哭了。
“梅巧呀，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你这是自己作死哪！”
这话，可谓一针见血，让人惊心，也只有亲生亲养的娘说得出口。她娘说完这话，叹着气，回家了。也是眼不见，心不烦的意思。可是大先生不行，大先生不能“眼不见”啊，大先生不能落荒而逃啊。终于，有一日，大先生回家来，叫过大女儿凌香，给了她一样东西。六岁的凌香拿着这东西进了母亲的房门。凌香喊了一声“妈”，爬上炕，把这东西递了过去。
梅巧接过来，先是一怔。渐渐地她的手颤抖了，她一把抱过凌香，把她紧紧揽在怀里，她感到凌香的小身子那么温暖、柔软和芳香，她感到这小生命那么温暖和芳香。生活得救了。
那是一张聘书。
国民小学校的聘书。
春节过后，梅巧就成了一名国民小学校的教师。她先教四年级的算学，后来就教了美术。这教职是大先生替她谋来的。别人谋职，大约要费一些力气，可是在大先生，也就是一句话的事。只是，这一句话，说，还是不说，却一定是个折磨大先生的问题。大先生是清楚这女人心病的症结的：她是害怕四合院里这平常人家主妇的日子，她年轻茂盛的身子和心抵抗这日子！有什么办法呢？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
天气还没有转暖，梅巧就换上了春装：阴丹士林布面的大褂，上身罩一件开司米绿毛衣，那绿真是又清新又理直气壮，春草似的嘹亮霸气。生育了四个孩子之后，梅巧的身材，竟然没有太大的改变，站在那里，仍然是玉树临风似的一个人，一个新鲜的人，出淤泥而不染。这新鲜的人，清早出门，傍晚回家，手上沾了粉笔灰，或是水彩，甚至还有墨渍，衣襟上也蹭了粉笔灰，却仍然是新鲜的，明亮的。外面的世界，一个阔大的天地在滋养着她呢。说起来，她倒并不是多么热爱教书这职业，她热爱这外面的世界。
国民小学距离她的家，走路也就十几分钟的样子，课业也不重。还有一桩意外的高兴事，那就是，当年，她在女师读书时的好朋友，她们称作“张君”的一位，竟也在这所学校里任教呢！张君比梅巧早毕业几年(梅巧不是因为一次又一次怀孕、生产耽搁了吗？)，毕业后回到了家乡，一个离这城市近百里、盛产葡萄和陈醋的小县份，一来二去的，就失去了音讯。不想，竟在这里撞上了，还做了同事！梅巧真是高兴坏了。
“哎呀哎呀，”她叫着，“还以为你在哪儿呢，还以为再也见不着了呢，原来你就在我家门口啊！”
“是啊是啊，我埋伏在这儿，守株待兔呢。”张君回答。
两个人的眼睛里，都闪着泪光，流露出了女学生的天性和情状。可她们终究不是女学生了。就在这一刻，她们突然感觉到了时间，就在耳边，呼呼地，如同大风一样呼啸而过，刮得她们心里一阵茫然。
“我结婚了。”张君说。
从前，张君是那么英气的一个少女，身板像杨树一样永远挺得笔直。她们开玩笑叫她“美男子”。这狂妄的“美男子”曾经叫嚣，要一辈子守住她洁净的处子之身。如今，似乎是，一切如旧，肩还是宽的，颈还是长的，身板仍然是挺的，可从前的誓言，灰飞烟灭了。
那天中午，两个重逢的好友，在校门外一间馆子里吃了午饭。是梅巧做东。她们甚至还喝了一点酒，竹叶青。那真是用竹叶泡出的好酒，清澈而碧绿，喝在嘴里，有一股奇特的异香。她们把着盏，彼此诉说着别后的经历。梅巧的经历，三言两语就道尽了，那就是，生孩子，接二连三地，一口气，生出四个。而张君，则要复杂得多，有戏剧性，那就是，抗婚，私奔，和心爱的人一路出逃——是一个时代的故事。
“哎呀哎呀！”梅巧连连叫着，因为酒，也因为兴奋，双颊变成了桃腮，灼灼燃烧着，“张君，你真是不平凡哪！”
张君在国民小学，只教了短短一个学期，就辞职了。她丈夫突然接到了武汉某所学校的聘书，暑假里，最热的伏天，她离开了这城市匆匆前往长江边那个火炉里去。临行前，她来向梅巧辞别。她给梅巧留下了通信的地址，说：
“给我写信啊。”
梅巧点点头，心里翻江倒海。
“若有机会，就来南边看我啊。”
梅巧不再点头了，泪水一下子涌上来。这样的机会，怕是永远也不会有的，永远也不会有啊。她背过了身去，再回头时，朋友已经不见了，院子里空荡荡，洒满树荫，知了的噪声，像突然浮起似的，遮蔽了一切。知了——知了——知了，那是先知的声音。
二、来了个席方平
这天，大先生回家来，对梅巧说，“让人收拾出一间客房吧，有个北京来的先生，一时没找着合适的房子，我留他住几天。”
梅巧家，头道巷十六号，两进的四合院，外带一座小小的跨院，大大小小的房屋，二十几间，虽说是孩子多，人口多，红红火火的一大家人，可闲着的空屋子，总还是有的。梅巧吩咐用人们把后院的一间西屋拾掇了出来，那屋子里，没有盘炕，而是架了一张时新的铜架子的弹簧床。
来人就是席方平。
一听这名字，梅巧就忍不住想笑，这不是一个活生生的聊斋人物吗？样子也有些像呢，清秀疏朗的眉眼，人生得白白净净。起初，梅巧还以为，这“从北京来的先生”不知是个多威严的老先生呢，不想，竟是这样一个年轻、文雅、像女人般俊美的书生。
说起来，这席方平，原来还是大先生的学生，弟子，得意的弟子，家道贫寒，寡母扶孤长大，后来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如今，刚毕业，就收到了大先生的聘书——不用说，大先生是很钟爱这个弟子的。
那一晚，大先生在家中，设了家宴，算是给这弟子接风，请来作陪的，也是几个亲近的弟子。大先生拿出了他珍藏的好酒，一坛“花儿酒”，是他家乡的特产，用柿子酿出的一种奇异的果酒佳酿，大先生甚至还详尽地给大家讲了这“花儿酒”的妙处。一餐饭，宾主尽欢，席间，梅巧走进来，给大先生添茶，也是提醒他不要过量的意思。这时，只见那个席方平，红着脸，站了起来，恭恭敬敬地，端起了面前的酒杯。
“大师母，”他喊了一声，脸越发红了，看得出，他是不胜酒力的，“给你添麻烦了，我，敬你一杯。”
他一仰脖，一饮而尽，亮了下杯底。他眼睛里，似乎，汪着许多的水。这哪里是男人的眼睛？梅巧抿嘴一笑，说：
“有什么麻烦的？房子空在那里，不也是空着？”
是啊，房子，就是要住人的，人不住，鬼就要住了。梅巧这么想着就又笑了。怎么今天总是想到鬼呢？大概是“席方平”这三个字招惹的吧？梅巧端着灯，不觉又走进了后院，前边，酒宴还没有散，可是后院人却都已睡了。奶妈带着孩子们，沉入了梦乡，北房、东房、南房，一片漆黑，只有西房里，一灯如豆，悠悠地，在等待着夜归的客人。梅巧轻轻推门，走进去，似乎，想看看，还有什么不妥当的，她自己的影子，巨大的黑影，一下子，投在墙壁上，倒把她吓了一跳。
这一夜，梅巧做梦了，梦很乱，飘飘忽忽的，梦中的梅巧，还是从前出嫁前的样子，16岁，梳着齐耳的短发，白衣，青裙，站在葡萄架下，一个人走过来，说，“原来你在这里呀，原来你藏在这里呀，让我好找！”那个人，那说话的人，原来就是，就是现在的梅巧。
第二天，在早餐桌上，席方平看到梅巧，脸又一下子红了。
这事是让人别扭的。照说，一个大师母，是不应该让人脸红心跳的。一个大师母，应该是慈祥、端庄、安静、温暖，像一棵没有杂念的秋天的树。可是眼前这个“大师母”，这个光焰万丈咄咄逼人的女人，这个让人不敢和她眼睛对视的女人，和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师母相比，相差何止千里万里！
要快点找房子搬家啊，他想。
后来他们熟识之后，她让他看她的画，那是一次敞开和进入：那些燃烧的暧昧的屋瓦、那些波涛汹涌凶险邪恶的树冠、那些扭曲变形阴恻恻的人脸，看得他惊心动魄。他轻轻抚摸它们，爱惜心疼地说道：
“你这不屈服的囚犯啊。”
三、凌香
所有的孩子里，凌香最依恋母亲。
四个孩子，一人一个奶妈，凌香的奶妈是最费了周折的。月子里，她一直吃梅巧的奶，等到梅巧要去上学，把她交给新雇来的奶妈时，坏了，她死活不肯去叼奶妈的奶头。她闭着眼睛，张大嘴，哭得死去活来，哭得一张起皱的小脸，由红转青。她宁肯去啃自己可怜的小拳头，却饿死不食周粟。更要命的是。她这里一哭，隔了半座城，那边课堂上的梅巧，就如听到召唤一般，两肋一麻，刹那间，两股热流，挡也挡不住，汹涌着，奔腾而出，一下子，前襟就湿透了。
梅巧的眼睛也湿了。
有几次，她忍不住溜出了校门，雇一辆洋车就朝家跑，去搭救她的孩子。那凌香，到了她怀中，一头就扎进她胸口，凶狠地、仇恨地、以命相拼地擒住那奶头，两只小手，紧紧紧紧抱住她救命的食粮，像只疯狂的危险的小兽。
没办法，梅巧只好向这小小的女儿缴械。从此，每天清早出门前，她喂饱她，中午匆匆坐洋车回家，再喂她饱餐一顿。晚上，倒是叫她跟奶妈睡觉，半夜里，听到她哭声，梅巧就爬起来，喂她一餐夜宵。梅巧的奶，真是旺盛啊！一年下来，那凌香，养得好精彩哟，又白又胖，两只小胳膊，像粉嫩的鲜藕，可以给任何一家乳品公司做广告。梅巧却一日千里地瘦下去，直到后来，突然地，有一天，奶水奇迹般地失踪了。
有了这教训，后来那几个，一生下来，梅巧就交给奶妈去喂养了。后来那几个，谁也没再吃过亲娘的奶水，和亲娘，就总有那么一点点隔阂。
那几个，各人有各人的奶妈，疼着，宠着，护着。凌香的奶妈，却早早地就离开了这个家。虽说凌香没吃过她的奶，却也是被她抱在怀中，朝朝暮暮，抱了那么大，就是块石头，也捂热了。奶妈的离去，是凌香平生经历的第一桩伤心事。她不知道奶妈为什么突然就走了。后来，她才知道了原委：奶妈的离去是因为家中的孩子得了绝症。那一年，凌香刚满四岁，人家就让她跟弟弟凌寒的奶妈一起睡觉。好大一盘炕，奶妈搂着凌寒，睡一头，凌香自己，睡另一头。半夜里，她小解，醒来了，喊奶妈，却没人理，她悄悄哭了。
第二天早晨，凌寒的奶妈一睁眼，发现炕的那一边，空荡荡的，凌香那个小祖宗，不见了！这一惊非同小可，慌忙下地来，跑到院子里，四处寻找，哪里有她的影子？又不敢声张喊叫，正没主意呢，一抬眼，看见对面南屋的门，虚掩着，露着宽宽一道门缝，那是凌香和她奶妈住过的屋子。她急急地冲进去，只见辽阔的一盘大炕上，那小祖宗，一个人，蜷成一团，泪痕满面，睡着，怀里抱着她奶妈枕过的枕头，身上胡乱盖着她奶妈的花棉被……
梅巧当天就听说了这件事，到晚上，她抱来了被褥，把那小冤家搂在自己的怀抱里。凌香的小脑袋，有点害羞地扎在她怀中，一动也不动。忽然，她叫了一声“妈”，说：
“真的是你呀？”
梅巧的鼻子一下子就酸了，她搂紧了这孩子说，“是我，是我，不是我是谁？”凌香抽泣起来，大颗的眼泪，热乎乎地，像蜡油一样烫着梅巧的胸口。梅巧一夜搂着那小小的伤心的孩子，想，这孩子像谁呢？
后来，凌香问过梅巧一句话，凌香说，“妈妈呀，会不会有一天，你也像奶妈一样，不要我了呢？”梅巧回答说，“小傻瓜呀，宝，我怎么会不要你？”
可是，梅巧不知道，这世上所有的小孩子，都是先知。
有时梅巧自己也弄不明白，为什么这孩子总是生活在恐惧之中，每当梅巧出门去，回来得稍晚一点，一进门，这孩子就扑上来，抱住她，死死地，再也不肯撒手，就像失而复得一般。有时，一清早，她还没睁眼，忽然这孩子就慌慌张张跑进来，用手摸摸她的脸，说道：
“妈妈，你在这里呀！”仿佛，作着一个确认。
梅巧望着这孩子，望着她大大的黑暗的眼睛。想，这孩子，她怕什么呢？这样想着，心里就掠过一丝人生莫测的怅然，还有，不安。
现在，终于，梅巧知道了那答案。
事情是怎么开始的呢？八岁的凌香不知道，可她知道有一件大事发生了，有一个大危险来临了。那危险的气味像刺鼻的槐花的气味一样，弥漫在五月的空气中，无孔不入。如果在白天，似乎看不出这家里发生了什么变故，一切都和往常一样：爹一早出门，穿戴得整整齐齐，乘洋车，去上班。妈也是一早出门，穿戴得也很整齐，不过不乘车，就走着去上班。天气一天天热起来，爹和妈都换上了夏布做的新大褂儿。爹是一件月白色的，而妈的，则是粉地，上面洒满星星点点的小碎花。人走过去，就飘过一股新布的香味。
但是，太阳总会落下去的，夜总归是要来临的。危险就是在夜幕的遮蔽下现出原形。晚饭是那危险的前奏，序曲，妈一连好几天都没有回家吃晚饭了。爹阴沉着脸，不说一句话，那咀嚼着的牙齿，似乎格外用力。人人都知道，这是风暴来临的前奏。一家人，屏住了呼吸，战战兢兢，就连最小的弟弟，爹爹的心头肉，也变得很乖。一餐饭，吃得鸦雀无声，草草收场，然后，各自回到房中，仍旧是，不敢出大气。奶妈们早早安顿孩子睡下，而女佣和男工则躲在跨院伙房间，压低了嗓子，交头接耳。人人都在等待，等待着那风暴——那是躲不过逃不掉的，就是沉入睡梦也躲不过。人人的耳朵，这时，都灵敏极了，掉一片树叶也能听到那响动，更别提，那“吱吜”的门声。那“吱——吜”的门响简直就是炸药的捻子，女主人的脚步，踢踏踢踏，要惊破天似的，起落间就是生死。此刻，人们反倒是横下了心，知道要来的，终于，来了。
说是吵，其实，只听见大先生一人的怒吼和咆哮，大先生发起脾气，真是可怕呀，地皮也要抖三抖的。可是，渐渐地，有了回应，那回应声音不算高，却有着一种愤怒的激烈，有一种，不顾生死亡命的激烈，说来，那才是更让人害怕的，那亡命的不顾生死的激烈是可摧毁什么的。这才是那个大危险，那个悬而未决的厄运。大先生的怒吼、咆哮，甚至砸东西不过是烘托，烘云托月，为这个大危险，作一个黑暗的铺垫而已。
这一天，吵到最激愤的时刻，大先生动手了。他劈头朝女人挥出一掌，那一掌，是地动山摇的一掌，像拍一只苍蝇，是一个灭顶的打击。不仅仅是对梅巧，也是对他自己。那一掌把梅巧击倒了，口鼻流血。血使他怔住了，他浑身冰冷。梅巧慢慢爬起来，用手在脸上一抹，抹了鲜红的一掌，她就把那只血手，朝洁白的墙壁上，抹了一把，立时，一个血巴掌，惊心动魄地，跳出来，像一个鲜红的小妖孽。梅巧看了看，二话没说，笑笑，就摇晃着走出去了。
到早晨，人人都看见了那暴力的结果，梅巧的脸，肿得很厉害，上面还有着淤青。可是她神情安详，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夏布长衫，齐齐整整，她就这样昂着头带着伤痕出门去了，临走，还吩咐了奶妈几句琐碎的事情，仿佛，这是一个和平常的日子没什么两样的早晨。凌香追上去，拦腰抱住了她，她迟疑片刻解开了那两只缠绕着她的小胳膊，头也不回，说，“宝，去上学。”
这一天，是煎熬的一天。每一分钟，凌香都忍受着折磨和煎熬。她上课走神，走路碰壁，吃饭吃不到嘴里。她一分钟一分钟，盼着太阳下山，盼着天黑，盼着夜深人静，甚至，盼着吵架——她告诉自己这一天其实和昨天没什么两样，和前天、大前天，和以往所有的日子，没什么两样。这并不是多么特别的一天，不是不祥的一天。她坚定地安慰着自己，却忍不住一阵又一阵的寒战，就像生了热病。这一天，真是长于百年啊。终于，太阳下山了，全家人，又聚在饭厅里，只缺妈妈一个。不过，没关系，昨天、前天、很多天，不也都是这样？爹的脸，阴沉着，一家人，仍旧是，大气不敢出。可是爹的咀嚼，好像没那么凶狠了，爹的咀嚼声没了那一股杀气，而且，爹的饭，也吃得很少很少。凌香忽然心乱如麻，不知道这是什么预兆。
后来人们就看见，凌香一个人，站在院子里，做饭的孙大出来打水，看见了，问她，“你在这儿干什么？”声音压得低低的。凌香回答说，“等我妈。”女佣杨妈出来小解，看见了，也问她，“你在这儿干什么？黑灯瞎火的？”声音也压得低低的，她还是回答，“等我妈。”人人都知道，这丫头的脾气秉性，知道劝她不动，也就由她去。渐渐地，院子里静寂了，她一个人，站在槐树下，站了大半夜。
槐花盛开着，那香气，浓得化也化不开。往年，槐花刚刚初放时，孙大就用长杆把那白色的花串打下来，洗净了，和上面粉，给他们这些孩子，蒸槐花“布烂子”吃。孙大喜欢说，“应时应景，尝个鲜。”今年，孙大没有心思让他们“尝鲜”了。许是因为这个缘故，今年的槐花，比往年，繁密许多，那香气，也霸道许多，浓郁许多，不容分说，是一种强悍的邪香。
夜露下来了。像树的眼泪，滴下来，是那种无法言说的大伤心。不知名的虫子们，唱起来。凌香的腿，又酸又胀，就要站不住了。墙根下，西番莲榆叶梅就要开了，牵牛也爬上了架。那都是妈撒下的种子，移来的花木。妈还在后院里种玫瑰，种月季芍药牡丹，妈喜欢那些颜色热烈浓艳、丰腴的花朵。妈总是说，这院子，太素了。她就用那些花来打扮这院子。
花啊，快点开吧。凌香在心里叫喊，花开了妈就喜欢这院子了。今年，花好像开得特别晚，特别慢，特别阴险，所以，妈才会讨厌回这个家吧？凌香突然打个冷战，绝望地哭了。
“吱扭——”一声，门响了。这“吱吜——”的声响，是多么慈悲。凌香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不相信，这大慈大悲的声音，直到踢踏踢踏的脚步，停在她面前，黑黑的亲爱的人影，停在她面前，吃惊地问她，“你怎么在这里？”她如同起死回生一般，一头扑在了来人怀中，说：
“我还以为，你再也不回来了呢！”
梅巧抱住了她，抱紧了她，她抽泣，浑身颤抖。梅巧用自己受伤的脸颊摩挲、抚弄她被夜露打湿的头发。她叫着她的名字，说，“凌香啊，凌香啊，宝——”她搂着这孩子把她送回后院房中。她扯下毛巾，为她揩干头发，又为她铺被子，脱衣裳，好像，她还是一个极小的幼儿，不满四岁，刚刚离了奶妈……她安顿她睡下，睡稳，然后，久久、久久，凝望这孩子的脸，美丽的、难割难舍的、血肉相连的脸，说了一句：“宝，我的宝，你睡吧。”就走了出去。
整整一座宅子，黑着，只有书房里，亮着一盏灯，就像审判者的眼睛，神的眼睛。梅巧朝那灯光走去。她走进去，看见大先生，无声地，站了起来。他们无声地、默默地对视了很久。然后，梅巧就跪下了，梅巧跪下去朝着大先生，恭恭敬敬地，磕了一个头。
这一晚，出奇地静。没有吵闹。一家人，上上下下，揪着心、竖着耳朵等待着的那一场风暴，没有降临。这似乎是，许久以来最风平浪静的一夜，平安的一夜。人人都松了一口气。这一夜，合宅的人都睡得很沉，很酣，梦都没做一个。
到早晨，太阳升起来，才知道，天地变色。
到早晨榆叶梅突然爆开了一树光明灿烂的粉红，云蒸霞蔚。他们素净的院子被这一片粉霞照亮了，可是，凌香却再也等不回母亲。永远也等不回了。
四、花儿酒、柿子树和其他
有一处地方，叫峨嵋岭。这峨嵋岭，不是那峨眉山，不在四川，在河东，河东最大的旱塬。河东盛产柿子，《西厢记》不是有这样一句唱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那霜林，其实，不是枫林，而是，柿树林。柿树在秋天，叶子一经霜打，红如血染，是河东的奇观。
峨嵋岭上，遍山遍塬，都是柿子树。峨嵋岭上的柿子，有种奇功，那就是，可用来酿酒——不是普通的酒，而是，花儿酒。什么叫花儿酒？你看，提壶把盏，细细地，斟满酒杯，盏中心，慢慢开出一簇酒花，花花相随，走马一般排着队，沿一线齐齐滚向杯缘，碰壁即灭，这叫“走马花”，那就是说，这酒，只有30度。若是那酒花，沿杯盏口，密匝匝，排满一圈，那就叫“满扣花”，就是说，这酒，要烈一些，差不多40度。倘若是，花堆花，层层叠叠，满盏花堆成一个花绣球，也有个名字，叫“楼上楼”，那这酒，就足足有55度！——这就叫做“对花鉴酒”，可说是，河东一绝。
酿造这花儿酒，是一门独门绝技。那手艺和秘笈，相传，是秘不示人的，代代一脉单传，传媳不传女。听来，就像一个武侠的故事了。那酿酒的原料，还必得是，峨嵋岭上，霜降之后的空心柿，这种空心柿酿出的酒，会拉丝，是“花儿酒”中的极品。
说来，这花儿酒也是酒之一祖呢，可见其古老。它幽柔醇香，回味绵长，最妙的是，一口下肚，浑身的血脉，就像被疏浚的河道，流得分外通畅：是能用来做药引的，“引百药以入十二经”。若身上有跌打损伤，它还有外用的奇效，一搽即好。总之是一宗宝啊。
后来，有一个叫杨深秀的读书人，把这花儿酒，带到了京城。这杨深秀，正是峨嵋岭人，他携带着峨嵋古酿，每每自乡返京，必设宴招饮，款待同侪。谭嗣同一定是饮过这酒了，杨锐林旭刘光弟一定是饮过这酒了。或许，康有为梁启超也饮过这佳酿呢！他们灯下把盏，盏中，走马花、满扣花、楼上楼，千万朵花儿滚着绣球，他们开怀畅饮，锦口绣心，商谈着变法的大计，何其快哉！
还有光绪皇帝想来也是饮过这美酒的。皇帝和他的红颜知己，对花鉴酒，分享着这琼浆中的奇观。那红颜知己，在月下焚香奠酒祝祷，不是这样唱吗：“愿圣明天子福寿高，雨露承恩同偕老。”想来那杯中的酒，也是这花儿酒呢！满盏的酒花，就如同盛开的心事，用来祈天，真是再合适不过。这一对天真的男女，在心中有着怎样美好的憧憬啊——只不过，那憧憬比这杯中的走马花，破灭得还要快：随着六君子人头落地，花儿酒从此就在北京城绝迹了。
星移斗转，又过了许多年，日本鬼子来了。日本鬼子开进了峨嵋岭，开进了大旱塬。要说这小鬼子，还真是识宝呢。他们一下子，就被这峨嵋古酿吸引住了，那“对花鉴酒”的奇观，简直让他们看傻了眼。他们连连喊着，神奇呀，神奇呀，要——西！他们当然不是喊叫一番赞美一番就算了，他们要这绝技！第二年，柿子挂果了，丰收在望，酿酒的节令，就要到了，他们“请”来了，塬上最好的酿酒师傅，他们的人马，驻进了，有最好酒窖的村庄，就等着，收获的日子，采撷的日子了。他们的人，侵略者，已经按捺不住兴奋，嘴里咿咿呜呜的，唱起他们家乡庆丰收的歌谣来了。
忽然地，有一天，半夜里，刮起了大风。那一场大风啊，惊天动地，自古以来，这塬上，还从没有谁见过，秋天刮这样凶猛的风呢！只听见，满山满塬的树们，千棵万棵柿子树，在风中，呜呜地，吼了一夜，喊了一夜，狂哭了一夜。到早晨，人们爬起来，只见峨嵋岭，再没有一棵树上挂果了！这河东最大的旱塬之上，漫山遍野的柿子树，万众一心地，坠落了它们的果实，它们十月怀胎孕育的孩子。一夜间，坠落的红柿，让峨嵋岭，变成了一片血海。事情还不算完呢，接下来，突如其来地，起了大雾，蓝色的大雾，铺天盖地，一下子，把峨嵋岭，给吞没了。这一下，白天变成了黑夜，黑夜比地狱还黑，人们伸出巴掌，连自己的五指都看不见了！十村八村的狗，惊得汪汪乱咬，还以为，天狗吞了月亮和日头，鸡也乱了方寸，大半夜打鸣报晓。这一场大雾，三天三夜不散，到第四天，天开了，出了太阳，太阳照见了，一个最惨烈悲壮的旱塬，只见，遍地坠落的红柿，无一例外，全部，烂了柿蒂，它们无一例外地在大雾中开膛剖腹自戕而死，它们万众一心自戕而死。峨嵋岭上，方圆几百里，横尸遍野，密匝匝，睡了一地的英灵。
鬼子酿酒的计划，就这么，成为泡影。
这就是，我们的河东，我们的宝地啊。你可知道她的来历？差不多，五千年前，有一天，一个人，来到这旱塬深处，举目四望，只见，四野一片浩瀚的黄土，两条大河，黄河与汾水，莽莽苍苍地，在这黄土的怀抱中，交汇。这里的地貌，有一种，不可思议的诡谲、奇异和神秘，就好像，一个巨大的女人的私处。这旱塬，大地，厚土，在这里，毫不遮掩地，向着天宇，袒露出了自己最隐秘最神圣最蓬勃的私处。这个人被震撼了，他为这袒露感动，为大地这母亲般的袒露感动。他不能自已，他知道这是天地的大恩、大美和大善，他还知道这是一个启示和预言！他扫地为坛，撮土为香，敬畏地，感激地，跪下来，对着这一片后土，长拜不起。从此，人们就把这里，称作是，汾阴，脽——大地的私处，也称作是，轩辕氏轩辕黄帝扫地为坛处。
过了许多年，差不多，两干多年后，又有一个人，来到了这里。这个人乘船而来，溯黄河，入汾河，来祭祀后土。那一天，汾河之上，万船竞发，箫歌齐鸣，秋风浩荡。船夫们齐声高唱着欢快的棹歌，雁阵则从他们头上飞过。这个人，他弃船登岸，来到了汾睢之上，当年，轩辕皇帝扫地祭坛处，如今已是一座壮观的祠堂。他登上后土祠，极目远望，两千年岁月，如风而过，忽然百感交集。禁不住，他放声吟唱起来：
秋风起兮白云飞，
草木黄落兮雁南归——
这个叫刘彻的人，汉武大帝，那一刻，不再是一个君临天下的天子，而成了一个感时伤怀，领会着生命悲情的诗人，你听他唱道：
泛楼船兮济汾河，
横中流兮扬素波。
箫鼓鸣兮发棹歌，
欢乐极兮哀情多，
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就这么，一首千古绝唱，《秋风辞》，在这广袤的旱塬之上，大地蓬勃的私处，诞生了。应运而生的，还有一座恢弘的建筑，秋风楼。
又过了许多年，差不多，又是两千年后，大先生来了。大先生登上了秋风楼。那一年，1939年，省城沦陷了，大先生在省城沦陷时携家小逃出了那座亡城，回到家乡峨嵋岭避难。谁想，没多久，家乡也沦入铁蹄。大先生的声名，不知怎么，连日本人也知道了，他们竟让大先生出任伪县长！他们搬来了一个又一个说客，说客们踏破了大先生家门槛。这一日，又有说客登门，大先生不等那说客开口，就说，正要趁霜晴去登秋风楼。说客不知大先生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只好嘴里说着“好兴致啊”，一边就随了大先生，和二三友人，朝那秋风楼出发。说来，这秋风楼早已不是那秋风楼，这后土祠也早已不是那后土祠，由于河水泛滥、冲刷、改道，它们几次落架迁建，最终，落脚在了这叫做“庙前村”的村庄。可这又有什么关系？那巍峨的秋风楼，仍然，在我们的土地上，屹立着呢。这一日，大先生焚三炷香，先拜了后土祠，又一级一级，攀了九九八十一级阶梯，登上了，秋风楼。立刻，黄河来在了眼底，汾河来在了眼底，广袤的黄土旱塬，来在了眼底。秋风浩荡，千万棵柿子树，坠落了果实，只剩下，霜打过的柿树叶，红如血海，也来在了眼底。大先生吁出一口长气，对那说客说道：
“这里是什么地方？想必你也知道，华夏大地之睢，轩辕皇帝祭祀后土的地方！这里，就连树，也知廉耻，不敢数典忘祖，你说，我莫非还不如一棵树？”
说客目瞪口呆。
大先生又说：
“这秋风楼有多高？你可知道？我告诉你，它楼高33米，11丈，人若从这楼上跳下去，想来神仙也救不活他！——今天，大不了，我从这儿朝下一跳！也学学，咱峨嵋岭上那些有情有义的柿子——”
说罢，大先生纵身一跃，被同来的友人拦腰死死抱住了。
说客吓跑了。
第二天，说客带着日本人，冲进了大先生的村庄，包围了大先生的家，却扑了一个空。大先生一家，人去屋空，只剩下一条看门狗，冲着那侵略者，汪汪乱咬。日本人里里外外，搜了一个遍，捣了水缸，砸了面缸，摔了酒坛，毁了锅灶，最后，掏出枪来，一枪撂倒了狂吠不已的大黑狗。
大先生一家人，逃进了中条山里。那里是大先生妻子的娘家，当然，是现在的妻子。
五、大萍，还有山中岁月
起初，谁也不敢在大先生面前，提“续弦”这档子事。他明显地老了，仿佛，一下子，老了十岁，一头墨染似的乌发中有了星星点点的银针。夜里，常听到他咳嗽，吭吭地，声音很空，在寂静中传得很远，有一种，让人不忍的哀痛。当然，在白天，他仍然是一个令人敬畏的“大先生”，重创和耻辱，最深刻的羞辱，没有改变他端正肃穆的夫子仪态。
四个儿女，最小的，只有两岁，还不懂事，时不时地，会迸出一句，“妈妈呢？”除了这个幼儿，再没有谁，在大先生面前，提起过这个女人。那孩子出麻疹是半年后的事，不想，竟把他奶妈给染上了，原来那乡下女人没出过疹子。大先生只好从家乡接来了自己年迈的姑母帮忙照料，那时，大先生的母亲也已经过世三年多了。姑母想，若是等自己再一死，这世上，就再没有谁，能主大先生的事，也再没有谁，心疼这个男人。姑母这样想着，心如刀绞，她一不做，二不休，索性，从家乡，为大先生，接来了一个女人，大萍。
这大萍，一切都和从前的那女人反着来。从前那女人，是女秀才，女先生，这大萍，没上过学，没念过书，斗大的字不识一筐；从前那女人，巴掌大的小脸，杨柳细腰，这大萍，却是脸若银盆，肥臀粗腰，墩墩厚厚，磨盘一样撼她不动。大先生哭笑不得，可这大萍，二话不说，进门来，先抱起了大病中的孩子，把这没娘的幼儿，裹在她肥厚温软的怀中，眼里全是怜惜的神情。这一下，把大先生要说的话，堵了回去。
那句拒绝的话，从此，再没有说出口，一辈子。
起初，这女人，大先生视而不见，只当她是没有。她出来进去，清早，用铜盆端来洗脸水，晚上，则是端来洗脚水。大先生在书房里看书，不管逗留到多晚，回到卧房，那一盆洗脚水，就悉心悉意地等在那里了，并且，总是冒着热气。炕上早已铺好了被褥，汤婆子埋在棉被里，鼓鼓的，像孕妇的肚子。而几上，则是一壶热茶，那茶壶，套着保温的棉套，像穿了棉袄一样。棉套是用那种家织土布做的，红红的小格子，很拙，很亮，看着就让人一暖，是大先生家乡的风格。
渐渐地，这女人的气息，就无处不在了。先是三岁的凌天，有一天，突然穿上了虎头鞋，戴上了虎头帽，兴奋地在院子里，跑来跑去，把他写着“王”字、花红柳绿又拙又憨的老虎脚，伸给每一个人看。这只活生生的小老虎，在院子里，一晃，就晃了一个冬天。再后来，全家人，都换上了家做的棉窝或是俗名“踢倒山”的布鞋，干层底，刷了桐油。每一双鞋里，还都垫着花红柳绿的鞋垫，上面绣着，富贵牡丹、喜鹊登梅、月宫折桂，还有，万字不到头。餐桌上，常常会冒出一盘花馍，盘成各种花样，点着红绿的颜色，嵌着甜香的大红枣，这也是大先生家乡的面食。还有一碟红油辣椒，他们叫，油酥辣子的，喷香红亮的一小碟，是三餐都少不了的，用来夹热馍吃，那也是，大先生家乡最正宗的口味。这大萍，浑然不觉，却把这个家，这个宅院，用悉心悉意的日子，填成了实心。
腊月里，雪一场接一场，屋檐下的冰凌，挂了有一尺多长，耳朵都快要冻掉了。可是屋子里，却是暖洋洋的。炉中的炭火，烧得毕剥响，上面坐着铜壶。酒枣开了封，漤好的柿子，也开了封。那酒枣，是她秋天里一颗一颗挑选出来的，每一颗，都端正漂亮。柿子则是她一层一层码在坛子里，码一层，中间放一个苹果。酒枣和柿子，都用白麻纸，严严地，封起来。如今开了封，满屋子，酒香、枣香，还有那一股温软奇特的果香，扑面而来，氤氲着，是专用来填那些还没填满的空隙的。酒枣和柿子，盛在大盘子里，摆上了大先生书房窗下条案上，人一撩门帘，走进来，熏风扑面。大先生一阵怅然，一阵心痛：从前，这个节令，那条案上，供的是腊梅，或是，水仙。他望着这些朴素的、红火的、实打实的果实，眼圈红了。
这一晚，她端来了洗脚水，转身离去时，大先生伸手拽住了她的胳膊。
“你不嫌我？”大先生开口说。
她鼻子一酸，石头终于说话了，铁树终于开花了。泪光慢慢蒙住了她的眼睛，她问道：
“嫌你啥？”
“老。”大先生哑着嗓子回答。
她摇头，眼泪流下来，她回身伸手抹了一把。这回身低头抹泪的动作，让大先生，心头一恸。傻女人哪！他怜惜地想，他知道他一辈子会对这女人好。
那一晚，是腊月二十三，灶王爷上天的时辰。外面，鞭炮声响成了一片，噼噼啪啪，十分嚣张热闹，是个喜庆的日子。
现在，这一家人，都来在了大萍的娘家。那是个小山村，窝在中条山里，山根下面。那山，可是座宝山，埋藏着各种有色金属，铜、铝、矾土，还有别的什么。那里，满山都生长着药材，黄芪、川芎、菖蒲。春天，惊蛰一过，采菖蒲的人就进了山。有经验有运气的采药人，甚至，还能挖到冬虫夏草。核桃也是那里的一宝，还有柿子树。冬天，第一场雪后，山洼里，或是，向阳的山坡上，柿子树的大叶子，竟然还未落尽，白雪一映，真是精神，就像，最红的玛瑙，美不胜收，人看了，就觉得抖擞和感动。
这山中的岁月，在大先生，是避世，在大萍，则是如鱼得水。她扶起磨杠推磨，拿起梭子织布，抄起扁担挑水，进山挖药，下地开荒，没有她不会的。男工女佣，到这时，已星散而去，只剩下，做饭的孙大两口子还忠心耿耿跟随着他们。山根下，几孔土窑，一个大院子，安置了这一家人。院子空荡荡的，来年开春，大萍就一镢一镐地开垦出来，撒下菜籽，捉来鸡娃，养了奶羊，是一户过日子的农家了。到夏天，南瓜开了花，茄子扁豆爬上架，也开了花，黄的黄，紫的紫，大朵小朵，竟也是姹紫嫣红蜂飞蝶舞的气象。大先生挥毫写下了几个字：竹篱茅舍自甘心。没有宣纸，就写在糊窗户的白棉纸上，算是明智，其实是，满心的不甘，不甘心也没办法的事。
这一年，凌香16岁了，高中还没有毕业。大弟凌寒也将满15，两个人，都失学在家。夏天就快过去的时候，一天，有一个人，辗转地，从西安，来到了这山村里，要把凌寒带出去读书。这个人，当然也是大先生的学生，冒了风险才来到这里。本来，说好了，是只带凌寒一个人出去的，可是事到临头，谁也没想到，突然冒出了个挡道的凌香。
“带上我。”凌香说。
凌香说话，从来不会疾言厉色，可是却说一不二，掷地有声。一家人，除了大先生，人人都很有点怕她。其实，就连大先生，对这个长女，也是心存顾忌的，还有着，难以言说的心疼。她孤僻，冷漠，不爱说话，独往独来，和这家里的人，似乎，谁也不亲。大先生其实是知道那原因的，正因为知道，所以，尤其没有办法。一来二去，弄得大先生独自和这孩子面对时，就总有些小心翼翼，总有些局促和不自然。
兵荒马乱，一个女孩子，出门在外总归是不放心的，何况，眼下家里的经济状况，十分拮据，一下子，供两个人出去念书，哪里是件容易的事？大先生犯愁了，踌躇再三，说出两个字，“再说。”凌香听了，久久不语，忽然“扑通”一声，跪下了。这一跪，让大先生，悲从中来，万箭钻心一般。他从这孩子脸上、眼睛里，分明看到的，是另一个人的神情，是另一个人的复活。这一跪，是悬崖绝壁前的摊牌，是生死的摊牌，不容分说，决绝，大义凛然。
第二天，来人从山里带走的，就不只是凌寒一个人了，还有凌香。凌香走出去很远，一直不敢回头，她知道父亲就在村口那棵柿子树下站着，一头灰苍苍的头发，她怕他看见自己眼里的泪水。
六、告诉你一句话
但是，凌香是必然要走的。她一直、一直等待着这一天，从八岁的某一天起就一直等待着这一天，这是一个不能更改的命运，也是一个召唤。
她来到西安，很顺利地，通过了考试，插进了高三年级，吃住自然都在学校，就这样，做了一名流亡的学生。读书在她，从来不算一件困难的事，许多隐秘的快乐是别人体会不到的。日子自然是苦的，流离失所怎么会不苦？可流亡学生千千万万，又不是她一个。她是很能吃苦的呢，这一点，连她自己原先也不知道！从家里带来的一点点钱，她花得十分、十分仔细，花每一分钱都让她又心疼又愧疚。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开始给报纸投稿，再后来，竟在一家报纸开辟了一个小专栏，“流亡学生日记”，写那些，沦陷区的所见所闻。这一来，就有了一点小小的收入，虽然不多，可是积攒起来，也是能派大用场的。
父亲的学生，能托付子女的学生，自然，不会是泛泛之交。她不喜欢拐弯抹角，有一天，当这学生来学校探望她时，她忽然单刀直入地发难了，她说：
“你有我妈的消息吗？”
“妈”这个字，这个字眼儿，已经许多年，没有出口了。这个字，梗在喉头，堵在心口，吐不出，也咽不下。她从来没有管大萍叫过“妈”，尽管，她知道，大萍其实是当得起“妈”这个称呼的。有一年，她得伤寒，高烧不退，大萍在她身边，衣不解带地守了她七天七夜！她弄脏的内衣裤都是大萍亲手帮她洗净的。病中，大萍那张铜盆大脸，俯下来，热烘烘，带着身体的善意，贴近她的时候，一股一股的热浪，在她身子里汹涌着，让她眼热鼻酸。可是，她还是叫不出那个字，那个要命的字，那个字，若一出口，她就彻底崩塌了。
父亲的学生，做梦也没有想到，这孩子，她会给他出这样一个大难题。他大惊失色，张口结舌，支吾着乱摇头。可是这16岁的姑娘，脸上有一种让他害怕的表情，豁出去的烈士的表情，还有着，黑洞似的绝望。他心里不禁一动，拿谎言搪塞这孩子是残忍的啊，他想，于是，他回答：
“很久没有她的消息了，有好几年了。”
“那，最后得到她的消息，她在哪里？”
“汉口。”
汉口，她想，咽了一下口水。并不算远，不在天边，也不在海角。她的神情，让父亲的学生，深感不安。父亲的学生说：
“不过她现在肯定不在汉口了。席方平，哦，他最后一封信上说，他们——”他停顿了一下，“他们就要出国了。”
出国！凌香闭了下眼睛，浑身冰冷，就像，周身的血脉，都被冰封住了，凝结成了剔透的树挂。她攥着的拳头，也冻成了冰坨，两条腿，则成了冰柱。父亲的学生，以为她会掉泪，会哭，可是没有。慢慢慢慢她缓过来，活过来，有了血色和人气，她说：
“谢谢你。”
父亲的学生，暗自松出一口长气，以为这事，就算是过去了。不想，几天后，她忽然找上了家门。她单刀直入，劈头就问：
“你有没有，张君的地址？”
他又是一惊，不知道，她是从哪里，得知了“张君”这至关重要的名字？不等他措词，她穷追不舍地又是一句：
“张君是在汉口吧？当年，他们去汉口，就是投奔张君，是不是？”
他一步步地，被逼进了死角，没了退路。她虎视眈眈，横在前面，就仿佛，猎人和猎物，狭路相逢。他摇摇头，对她说：
“你让我想想。”
三天后，父亲的学生，给了她需要的东西：张君的地址。他想了三天三夜，才作出这样一个痛苦的决定，妥协的决定。父亲的学生这样想，假如，不给她指一条明路，谁知道这孩子一个人还要怎样瞎闯瞎撞？这孩子，是那种一条道走到黑的人，是那种，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人，是那种，明知是火坑也要跳的人。他很透彻地看清了这点，也看清了，那潜在的更大的危险。还有，还有，那就是，这孩子她太叫人不忍，她盲人骑瞎马似的奋不顾身，她从小小年纪起一天一天积攒起的思念与痛苦，让他不忍。他对这孩子说：
“你要记住，是你，让我做了背叛先生的事。”
一个月后，这孩子她上路了。得到张君回信的第二天，她就刻不容缓地出发。她给父亲的学生，留了一张便条，上面写着：大恩大德，此生不忘。其时，距离考试和寒假，只有一个月了。可这孩子一天都不能再等，她等了八年，等了三千天，耗尽了她的耐心，谁知道，这一月内，这三十个白昼和黑夜，会发生什么样的变故？这孩子她从小就是一个最没有安全感的人，她不信任——时间。
现在，她的目的地是确凿的：四川、重庆、青木关，剩下的就一片茫然了。她怀揣着可怜的一点盘缠，一点干粮，踏上了一辆长途汽车。她只知道那车是朝南，开往石泉的。朝南，总归不会错，四川不就在陕西的南边吗？那车，拥挤不堪，走走停停，公路十分糟糕，又被日本人的炸弹，炸出了许许多多的弹坑，她坐在后座，无数次，被抛起来，头碰到了车皮，浑身的骨头，颠散了架。可是这一晚，他们的车，并没有预期抵达石泉，而是只停在了宁陕。一车旅客，下来打尖，人家都去了羊肉泡馍馆，她没有，只在一家茶摊上，要了一大碗白开水，泡自家带的馍吃。
生平第一次，她一个人，独自坐在夜行的汽车上。四周黑如深渊，只车灯的光束，移动着，像黑夜划开的伤口。车厢里，起着鼾声，可她睡不着。她没有丝毫睡意。她大睁着眼睛，望着漆黑的陌生的窗外。她心里一阵一阵地恐惧，害怕，不知道这么走下去，能不能真的到达她要去的地方？重庆，青木关，在这无边的深渊似的黑暗里，这名字给人无限虚幻和缥缈的感觉，极端不真实，仿佛那是，天国的某个地方，天国的车站。她听到某种清脆的琳琅的响声，一阵又一阵，原来，那是她自己牙齿在打战。
汽车在黎明时分抵达石泉。小镇还昏睡着，空气清新而凛冽，那是田野、牛粪，还有河流的气味，人间的气味。小小一条镇街，由于这笨拙的汽车与一车人的到达，竟有了一点喧腾。勇气就是在这时又回到了凌香身上，她看着太阳一点点升起来，她想，条条大路通罗马，何况一个青木关？
再往前，朝西。应该就是汉中了。可据说公路被炸毁了，不再通汽车。凌香就是在这里等车子时遇到了几个东北流亡学生，那几个学生，也是要去重庆的。凌香从此就加入到了他们的行列。他们先是乘马车，后来又乘驴车，再后来，步行，一段段、一里里、一步步地，接近着巴山蜀水。总算，汉中到了，很庆幸地，他们在汉中，搭上了开往广元的大卡车，广元，那里已经是四川的地面了。在广元，他们乘上了船。
船，在嘉陵江上航行，顺流而下。是一条大木船，八个船夫扳桨，一个老大掌舵，还有个烧饭的船娘。船客除了他们这几个流亡学生，就只有两个商人，一个教书先生。船本是载货的，载人，算是夹带。这一路行来，他们餐风露宿，可说是吃尽了苦头，一天吃不上一餐饭的时候也是有的，在破庙里、在人家的牛圈里、在山洞中过夜更是家常便饭。如今，这船，在他们眼中，竟有了诺亚方舟的意味，救世的意味。竹篷子船舱，虽然矮，可是安全，就像窑洞的穹顶；两边长长的木板铺，平平坦坦，是世上最舒坦的炕；船娘烧出的糙米饭、辣子笋干，是人间最美的美味。甲板上，扳桨的船夫，哟——嗬，哟——嗬，齐声喊着的号子，那也是，和平世界的声音。凌香舒展身板躺在舱里，在这和平的、又痛苦又欢乐的号子声里，睡熟了。
醒来时，舱里很静，很暗，有一会儿她忘了自己身在何处，很茫然，船身摇荡着，就像，一个巨大的摇篮，一个久违的摇篮。摇它的那双手啊！她觉得一阵迷糊，像做梦。就在这时她听到了舱外的人声，真切的人声，原来流亡学生们都在甲板上呢，大家都在甲板上。“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一个男声颤巍巍地唱起来。“江”这个字，让她想起了自己身在何方：平生第一次，她来在了一条大江上，哟——嗬，哟——嗬的号子，那是川江上的号子，那是蜀天蜀地的声音！她静静地听，听，热泪涌出了眼睛，哭了。
傍晚，船泊剑阁，船老大望着天边的晚霞，说，“好天气啊，顺风顺水！”
真的是顺风顺水。三天后，船就抵达了合川。刚好，一队敌人的飞机，从江面上飞过，是要去轰炸重庆的，顺便，朝江心投下几枚炸弹。江面开了花，有一枚，炸中了他们的船尾。船被巨浪掀翻了，一船人，八个船工、船老大和船娘、商人、教书先生，还有历尽艰辛就要抵达目的地的流亡学生，全部，葬身江底。
只救上来一个人，凌香。
合川过去，是北碚，北碚过去，就是重庆，在重庆与北碚之间，有一个小镇叫青木关。青木关有一片竹林，竹林外有几间草屋，草屋里住着一户最普通的逃难的人家，男人教书，女人也教书。
这一天，黄昏时分，女先生在灶火旁，正料理着晚饭。从旁边屋子里，不停地传来男先生阵阵咳嗽的声音，“空空”的，是害着肺病的人的咳嗽。一群孩子，在竹林外一小片空场地上，抽着木陀螺。冬天的太阳，早早地，沉进江里去了，江水变成了一条奔腾的血河。有人从江那边走来了，跛着腿，衣衫褴褛，沿着石头台阶，一级级地，朝坡上爬，慢慢地，露出了黑黑的头顶、脸、半个身子、腿和脚，来在了空场上，竹林外空场上。那一群玩耍的孩子，瞪大了眼睛，瞧着这个不速之客。客人问了孩子们一句什么，只见一个五六岁的小姑娘，转身，朝屋里跑，嘴里喊着：
“妈，妈！有个要饭的找你！”
女先生闻声出来了，从茅屋里，钻出来，蓬着头，青菜叶沾在手上，一身的柴烟味。起初她没有认出来人，说，“谁呀？”突然间她的嘴张大了，人就像钉在了地上，她的脸和手，一下子，变得雪白，浑身的血，仿佛，被什么东西，刹那间吸光了，她站在那里，就像一个，苍白透明的惊叹号！只见来人，一步步地，跛着，朝她走来，走在和她近在咫尺的对面，来人说：
“你说过，永远也不会丢下我，八年来我没有一天忘记过这话——我来，是要告诉你一句话：你——不值得我这么、这么样牵挂！”
说完，她调头而去。
“凌香！宝——”女先生，梅巧，大喊一声，倒在地上。
七、传奇的结局
入冬以来，席方平就一直咳嗽不止。梅巧想为他生一个火盆，却没有钱买木炭——木炭的价钱比黄金还要贵！梅巧就把厚厚的草纸烤热了，一层层，给他敷在脊背上，又把橘子在火上烤熟了，上面滴一滴麻油，让他每天空腹吃下去。她还用梨煮水，用白萝卜熬粥，总之，她把她知道的那些民间偏方验方，一一都试过了，可是那咳嗽的趋势仍旧是愈演愈烈。
夜晚，他咳嗽得最剧烈的时候，她就把他抱在怀里，就像抱一个孩子。
“好一点不？”她总是这样问。
“好多了。”他总是这样回答。
他在她温暖的怀里，那让他更加软弱。他们常常相拥着到天亮。有时，他会说，“要是能睡在一盘暖炕上，该多舒服啊。”她就把他抱得更紧一些，说，“是啊，南方哪儿都好，就这一样不好。”她知道，他心里想说的，其实不是这些话，他也知道，她知道。
他们都躲避着一个字眼儿，一个事实，那就是，结核，或者说，肺痨。可他们心里比谁都清楚他们遭遇了它，遭遇了这瘟神。他们彼此在对方面前掩藏着内心巨大的恐惧。失眠的夜晚，他们躺在南方阴冷潮湿的草房里谈论的，永远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关于北方的小事，比如，小米粥，比如，冬天的烘柿子，比如，一碗热腾腾的“头脑”，那是家乡冬季早晨最美的美食。他“空空”的剧烈的咳嗽像电流一样一波一波传导到她身上，让她害怕得发抖。她只有把他抱得更紧，她想，一遍一遍地想，上帝，这是我的，我唯一的，你不能把他夺去……
有一夜他突然讲起了他亡母的一件小事。他说，他们家乡河东有一个习俗，婚后的女人，要送丈夫一件信物，一件绣品，类似荷包的一只小口袋，可却并不是普通的荷包，不装钱，不装烟，而是——牙袋！知道那是做什么用的？人老了，掉牙了，满口的牙，一颗一颗地脱落，那口袋，就是装这落牙的。一颗一颗的落牙，装进这小荷包里，到最后的时刻，是要携带在身上，一颗也不能少，带到另一个世界里去的。这样的荷包，牙袋，女人要绣两只，绣一对，一只给丈夫，一只给自己，那意思就是，白头偕老，那是对“白头偕老”的郑重承诺。
“我娘身上，就贴身系着一只牙荷包，牙袋，红绸子地，绣着鸳鸯。另一只，让我爹带走了，只不过，我爹的那只荷包，里面是空的——他没活到掉牙的年纪，就撇下我们去了，他辜负了那只牙袋……”
他搂着梅巧，他的女人，这么说。她浆果一样成熟的、温暖的、经血旺盛的身体，让他无限依恋和难舍。他把脸紧紧贴在她的脸上，突然地，哭了。
一周后，他的枕边，多了一样东西，一件绣品，小小的，红布做地，勾着牙边，上面绣了两只五彩的鸳鸯：最俗、最艳的图案，可却绣得，风生水起，惊心动魄，针针见血。另一只，同样的两只让人惊心的鸳鸯，攥在梅巧的手里，梅巧俯下身来，黑森森的眼睛，对了他的脸，一字一顿地，说道：
“席方平，你听好了，你，是不能辜负这只牙荷包的啊！”
梅巧说完这话，眼泪就滚了出来。
这就是他们的故事，以传奇开始，却没有一个传奇的结局。两个心高万丈生死相随的有为青年最终落在了生活艰辛的窘境之中。不是所有的浪漫出逃，最终，都会在巴黎的塞纳河边、伦敦的老街区，或是上野的樱花树下，戏剧性地落脚。而更多的时候则是，这世上，又多了一对贫贱夫妻而已。
其实，在凌香看到梅巧的最初一刹那，她就原谅她了。看到她从茅屋里，烟熏火燎地钻出来，蓬着头发，穿打补丁的衣服，手上沾着菜叶的那一刹那，她就原谅她了。或者说，更早，在她乘坐的木船被炸沉，整整一船人，葬身水底，那和她一路行来已情同手足的流亡学生们，那和她一样年轻一样茁壮健康的生命瞬间灰飞烟灭的那一时刻，她就原谅她了。可她还是说了那句话，那句话，哽在喉头，坠在心头，是必须要说的。说完了，她才能重新成为一个善良温情柔软的孩子，一个悲天悯人的孩子。
八、饥荒
又是许多年过去了。
这一年，是一个饥荒年。不仅是乡村，城里人也在挨饿。也许，除了北京和上海，都陷落在了饥馑之中。在凌香的城市，许多人都患上了浮肿病，皮肤肿得明晃晃，头脸都显得很大。有许多年轻的女人闭了经。这些浮肿患者，有时，凭医院的证明，可以去购买一些“营养品”，比如，用麦麸和糠做的饼干。
人们都在为吃忙碌着，动着各种各样的脑筋，城郊的野菜，早就让人挖光了，豆腐渣，还有，喂牲口的豆饼，成了人们四处寻觅最抢手最热门的食物。发明了一种饮品，叫小球藻，是一种藻类的东西，养在大池子里，绿莹莹的，据说营养价值很高，幼儿园和小学校的孩子们，排着队，去领一茶缸小球藻喝。当然，供应浮肿患者的糠饼干，也是发明之一。
这一年，凌香37岁，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这两个孩子，一个12，一个10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正是，怎么吃也吃不饱的时候。配给供应的粮食，自然不够他们吃的，逢年过节凭证购买的肉、蛋，不够他们填牙缝的。这就需要大量购买高价的粮食和高价的食品。好在，凌香还有这力量。她丈夫，是一家大型企业的高工。她自己，则在一所高校任教，两个人的月收入，还有，一些积蓄，一分不剩，全用来买吃的了。
每月，发薪水后的那个星期天，是凌香最忙碌的日子。一大早，她就携带着一些吃食，乘30公里汽车，去看望父亲。大先生解放后一直担任着一所高等专科学校的校长。那学校，不在省城，却设在这个交通并不十分便利的小城里。大先生不光担任校长，还教书，还著书，他喜欢小城这种避世的安静的气氛。
学校坐落在汾河岸边，校园十分辽阔，有一种，跑马占地的豪气和奢侈。那里面的建筑，全都出自苏联专家的设计，笨拙，坚固，大，也是奢侈的。这样的建筑群里必定要有一座礼堂，上面耸立着，克里姆林宫式的尖顶和红星。大先生的家，是一栋独立的建筑，西式的平房，红砖，石头台阶，带长长的有出檐的前廊。院子很大，种着石榴、香椿和枣树，而那些空地，则被大萍一块块开垦出来，种各种蔬菜，甚至，还种玉米这样的粮食。
在1960年代，这样的开垦和种植，就有拯救的意思在了。
大先生四个儿女，如今，天南地北，全不在身边，只有凌香一人离得最近。一个月，至少有一个星期天，是大先生的节日。这一天之前，前好几天，大先生和大萍就开始为这节日作准备了。大萍挎着篮子去排各种各样的长队，买凭票证供给的宝贵的东西：粮、油、一点点肉、蛋之类，大先生则去排另外的队，去买更加宝贵的高价白糖、糕点，还有，好一些牌子的香烟等珍稀物品。像大先生这样的人士，偶尔，会有一些特殊的供给，不多，大先生都攒着，是要将这好钢用在刀刃上。到了这一天，一大早，大萍就拌好了饺子馅，香香的一大盆。大萍的饺子，是很拿得出手的，皮薄馅大，鼓着肚子，白白胖胖，排着队，整整齐齐几盖帘。一家子，三口人，食量再大，几盖帘饺子哪里吃得完，剩下的，也都煮出来，晾好了，一个个，码进饭盒里。大先生说，“带走吧。”
凌香从来都是吃罢午饭就告辞，大先生和大萍，也从不多留她。那些糕点、白糖，一样样地，全让大萍塞进了她的提包里。永远是，她带来的少，带走的太多、太多。若她推辞，大先生就生气，说，“又不是给你的，带回去，给明明亮亮吃。”
带走的，不仅仅是，糕点、白糖、煮好的饺子，常常还有晒干的各种蔬菜：茄子条、萝卜干、干豆角等等，也是一包一包的。还有一条烟，这烟，总是由大先生亲手拿出来，沉默不语地，给她塞到提包里。
是啊，大前门或者凤凰，总不能再拿明明和亮亮做幌子了。凌香的丈夫，也是从不抽烟的，这烟，就显得很没头没脑和突兀。凌香心知肚明，却从不说破，她拎着大包小包出门去，走出好远，回头看，大萍搀着大先生，还在那门前站着，朝她这边望呢。
现在，现在，凌香该到她的第二站了，30公里外的省城。
20世纪50年代初叶，席方平和梅巧，带着他们唯一的女儿，回到了这里，这个悲情城市。
他们回到北方，当然是因为健康的原因，席方平再也不能承受南方阴冷潮湿的冬季。所以，当他终于接受了家乡省城一所中学的聘书时，他想，他这是向自己的青春缴械了。
他在那所中学里，教数学，梅巧也一样，仍旧是，教小学，做孩子王。他们的家，就安在离那所中学不远的一处四合院里，租住了人家两间东屋。自己动手，搭建了小厨房。这一住，就是十年，他们的女儿，从这四合院里，考入了北京的一所大学，毕业后，一下子，被分配到了甘肃，支边去了。
饥荒到来了，让人措手不及。前两年，还红红火火闹大食堂呢，吃饭不要钱，仿佛到了共产主义。可饥荒一下子就来了，说来就来了。要说，梅巧其实是很会过日子的，很会精打细算，可任凭她再会过日子，也没办法让一日三餐都吃饱肚子了，再精打细算，也调度不开那有限的、可怜的三五斤细粮，以及每人每月的二两棉籽油了。还在三年前，由于肺病的缘故，席方平就病休在家，吃了劳保，而一个小学教师的工资，又实在是有限，买高价粮的钱都捉襟见肘，何况营养品？梅巧就把所有的细粮省下来，给席方平吃，自己吃掺干菜、掺糠的窝窝，把油省下来，给席方平炒菜，自己吃腌制的酸菜、咸菜。逢年过节那区区一斤肉，则是买来肥膘，炼成猪油，油渣做馅，配上萝卜白菜，给席方平蒸包子。
“你呢？你怎么不吃？”席方平端起饭碗疑惑地问她。
她抽着一支劣质的香烟，最便宜的白皮烟，这是她从年轻时就染上的嗜好，也是从前的日子留在她身上的唯一遗迹。她深深地吸一口烟，回答说，“你先吃，我还赶着判作业呢。”要不就是说，“刚才包子出笼，我趁热先吃过了。”席方平不相信，审问地，盯着她的脸，她面不改色，说，“你看你这个人，就这点讨厌，婆婆妈妈，我现在饭量大，饿不到时候嘛。”她还说，“这些日子我比从前能吃多了，都吃胖了。”
她的脸，真的是胖了，明光光的，晃人眼。席方平知道，那是——浮肿。
他愤怒了，他说，“梅巧，你当我是傻子呀！你当我瞎了眼呀！”
梅巧的脸，突然之间，变得十分严肃，她盯住了他，慢慢地，开了口，她说，“我身体好，吃什么，都抗得住。你不行，没有营养，你活不了几天！你听好了，我不让你把我扔到半路上，那样我也活不了——你要救你自己，救我！所以，你必须闭上眼，狠下心，吃！”
她恶狠狠地、一字千钧地，说出那个“吃”字，眼圈红了。
有一天，凌香来省城参加一个会议。晚饭后，会议上没有安排什么事情，她就到梅巧家去了。说来，这些年来，凌香姐妹兄弟四人，只有她一个，和梅巧保持着联络。凌寒、凌霜、凌天，对梅巧，就当世界上没她这个人。只有凌香，月月给梅巧写信，寄一些钱，知道他们的生活是不宽裕的。有时，去省城出差或开会，就到她那里去看一看。当然，从没有过夜留宿过，因为有席方平在，毕竟，是很不方便的。席方平一直让凌香感到局促和为难，不知道拿这人怎么办。这一生，凌香只听到父亲提到过一次“席方平”这名字。那还是很多年前，除夕夜，全家人在一起吃团年饭，那一晚，大先生喝了酒，喝醉了，他忽然用筷子指点着大家，没头没脑冒出一句：
“你们要记住，记好了，席——方——平，这个人，是咱们全家人的仇敌！”
那时，凌寒、凌霜、凌天，全都回过头来，同仇敌忾地，瞧着大姐，他们的眼睛在说，你听听，你听听，你居然认贼作父！他们都知道这些年来凌香和梅巧来往的事情，他们都知道凌香舍不下梅巧。这让他们不愉快，觉得这人背叛了全家，背叛了父亲。他们是将“梅巧”和“席方平”合而为一了。不过凌香这个人谁又能拿她怎么样？不是就连日本鬼子的炸弹也没能把她“怎么样”吗？凌香没有生气，只是，很意外，这么多年了呀！她以为那件事对父亲来说，已经“过去”了，可原来并没有——过去。
她很惊讶。
这一天，凌香从会议上出来去看梅巧，进了那日益拥挤混乱的四合院，一看，梅巧家厨房里亮着一盏昏灯，就进去了。一推门，就看到，梅巧正坐在灶台边小板凳上，吃着一个——糠窝窝。听到动静，梅巧一仰脸，凌香吓一跳，那张脸肿得，就像戴了一张橡皮面具！凌香呆了半晌，走上去，从梅巧手里，夺过那黑糊糊团不成团的东西，咬了一口，眼泪就下来了。
下一个星期天，凌香又来了，背了大包和小包，也不说话，大包里，是粮食，都是高价粮——挂面、小米和玉茭面，小包里则是，白糖、水果糖，还有鸡蛋。她一样一样往外掏，绷着脸，像是和谁生气。这些东西，救命的东西，则摊了半炕头。梅巧用手摸摸这样，摸摸那样，哭了。
一月一次的探望，就是始于这个时候。从前，凌香每月是必要去探望大先生的，现在，她延长了这路线，延长了三十多公里，大先生那里，就成了一个中转站。从前，她背包里带去的东西，是要卸空的，现在则是，卸一半留一半；从前，在大先生家，她待得很从容，现在则是，撂下午饭的碗筷就要匆匆出发。起初，她不知道怎样跟大先生解释，她想了一些笨拙的理由作为提前告辞的借口，比如，明明不舒服，要不就是，亮亮不舒服，或者说，家里有点什么什么事。这样说的时候，她从不去看大先生的眼睛。忽然有一天，她发现自己不需要再找任何借口了：那一天，大先生把一条凤凰牌香烟，悄悄塞进了她提包里。她如雷贯顶，知道了，大先生，父亲，心里是明镜高悬的啊。
只不过，她不说，他也不说，都不说破，很默契。不同的是，她从父亲家里带走的东西，比从前，多了许多。这叫她不安，可是父亲不由分说，父亲指挥着大萍，装这个，带那个。凌香想拦，拦不住。拦紧了，父亲就叹息一声，说，“又不是给你！”她知道，她当然知道这个，七十多岁的父亲，在饥荒的年代，饥饿的年代，从自己牙缝里，节省出、克扣出这一点一滴的食物，这恩义，是为了谁。所以，她才尤其地不安、难过。
她逼迫梅巧，当着她面，一个一个地，吃下她带去的饺子。她像阎罗王一样不留情面地逼迫着她，吃下一饭盒，一个不许剩。这是她能为父亲做的，唯一的事情，她能为白发苍苍的父亲做的，唯一的事情。
九、心爱的树
三年的饥荒过去了。更大的灾难，还没有到来。一段和平的丰衣足食的日子来临了。那每月一次的探望，仍旧继续着，成了一种习惯。现在，到了那一天，梅巧也能张罗着为凌香包饺子弄吃的东西了。
梅巧的饺子，是另一种风格，很细巧，精致，像她这个人。凌香一边吃一边称赞，梅巧坐她对面，抽着香烟，说：
“你包的饺子，也很香啊，就是样子笨了点。”
“那是大萍包的。”凌香脱口说。
梅巧怔了一怔。香烟在她指间，缭绕着。许久她笑了一声，说，“你父亲，还那样吗？”
“哪样？”
“古板，霸道，不通情理，狭隘，脏，留那么长的黑指甲，吃饭吧唧嘴。”
凌香放下了筷子，狠狠地，严厉地，盯着梅巧——父亲从前的妻子，说道：
“我从来，几十年来，没从我父亲，我爸爸嘴里，听到说你一个‘不’字，几十年来，他没说过你一个不好——”
“他嘴里不说，心里可是在诅咒我！”梅巧打断了凌香的话，“他在心里，一天要咒我八十遍！他亲口跟我说过，他说，梅巧，你这么背叛我，你这么走了，我一天咒你八十遍——”她哽了一下，眼圈红了，长长一截烟灰，噗地落下来，落在饭桌上，她背过了脸，“你爸爸，他还好吧？”她声音变得伤感，温存。
“好。”凌香回答。
他并不好。凌香却一点不知道。儿女们，他谁也没告诉。他怀里揣了一张前列腺癌的诊断书，医生让他住院，开刀，他不。他从不相信西医的刀和剪，不相信现代医学的神话。他确实是个古板的人。他在一个老中医也是他的老朋友那里接受治疗，老朋友给他开出一剂剂汤药，丸药，他勤勉地、恭敬地吃下去，老朋友说，“大先生啊，这世上的药，从来都是，只治能治好的病的。”
他笑了，哪能听不懂？他回答说，“老弟，我知道你不是神仙，开不出一剂起死回生汤。”
他躲进书房里，清理一些东西，书稿、讲义、讲稿，他一生的心血，点点滴滴，全在这里了，他一生的时光，也在这里了。他抚摸它们，爱惜地，一张一张掀动，和它们，作着告别。他清理架上的书，线装的，简装的，一本一本，都是老朋友，知己知彼的，不离不弃，陪伴了他几十年，也是恩深义重的。他心怀感激抽出一本，掀掀，翻翻，再抽出一本，掀掀，翻翻，又抽出一本，掀掀，翻翻，忽然，一张纸飘下来，大蝴蝶一样，翩翩地，落在了地板上，落在他脚边。
是一张信笺，宣纸，上面有水印的字迹：不二斋。那是从前，他书斋的斋号。他拾起来，只见上面，用毛笔写着这样几个字：
“梅：你这可恨的女人，你还好吧——”
是一封，没有发出的信，永不会发出的信，不知什么时候，藏在了那里，他的手，抖起来，他站不住了，几十年岁月，像浩荡长风一样，扑面而来，思念，扑面而来。他的眼睛潮湿了。
下一次，凌香来探望他和大萍时，他告诉凌香，下周，他要去省城，参加一个会议。他问道，“你能不能陪我去？”
那是一个可开可不开的会，务虚的会议，平时，大先生是不喜欢开这样的会议的，可这一次，他很踊跃积极。这踊跃的态度让凌香生疑。当他们父女俩终于坐在了开往省城的火车上时，凌香发问了：
“爹，你到底，有什么事，说吧。”
大先生沉吟了一下，把眼睛望向了车窗外：
“我，想见你妈一面，行吗？”
20世纪60年代中叶，1965年，这个地处内陆的北方城市，没有咖啡馆，也没有茶座。他们两个人，大先生和梅巧，见面的地点，约在了火车站。
火车站候车室。
这个城市，交通不算发达，它不在那些重要的铁路干线上，每天，从这城市过往的车辆，不算很多，下午，两三点钟的辰光，几乎没有列车在这里停靠，是候车室里比较安静的时候。
梅巧来了。
凌香推了推大先生，把远远走来的梅巧，指给他看。他看见了一个……老太婆。这老太婆径直朝他们走来，逆着光，朝大先生走来，16岁的梅巧，嘴唇像鲜花般红润，两只大大的清水眼，吃了惊吓，就像，鹿的眼睛。这幅画，在大先生心里，不褪色地，收藏了，四十多年，一时间他很糊涂，不知道，这两鬓霜染的老太婆和梅巧，有什么相干？
他听到凌香叫“妈”，站起来，他也站起来。现在他们面对面站在了一个车站上。那永不再年轻的脸，衰老的脸，刹那间让他大恸。四十多年的时光，呼呼地，如同大风，刮得他站不住脚，睁不开眼。他们愣愣地，你望我，我望你，对视了半晌，身边是来来往往的旅人。凌香说，“坐吧。”他们就都坐下了，左一个，右一个，中间隔着一个凌香。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还是凌香先开了口，凌香说，“热吧？”
梅巧摇摇头，说，“不热。”
“我去买汽水。”凌香站起了身，走了。
头顶上，大大的几个电风扇，旋转着，发出嗡嗡的响声。一时间，有一种奇怪的安静，笼罩了，午后的车站。所有的声音都远去了，人声、车声、广播声，一切，一切，如退潮的水一样渐行渐远。只有他们裸露着，像两块被岁月击打的礁石。大先生摸索了一阵，从衣兜里，掏出烟来，是一盒凤凰，他夹出一支，递到了梅巧面前，说：
“抽一支吧？”
梅巧接了过来，说，“好。”
他自己，也夹出一支，然后，摸出打火机，打，打，却打不着。梅巧就从他手里，把打火机，接过来，一打，着了。蓝蓝的小火苗，悠悠的，那么美，那么伤感，楚楚动人，梅巧把它举到大先生脸前，他凑了上去，猛吸两口，竟呛出了泪似的。梅巧自己也点着了，他们就坐着，吸烟。
“你还好吧？”大先生开口了。
“还好。”梅巧回答道，“你也好吧？”
“好。”他说。
梅巧吐出一口烟雾，那烟，有一种辛辣的熟知的浓香，那是梅巧喜爱的味道。
“那些烟，都是你让凌香捎来的吧？”梅巧忽然问出这么一句话。
大先生愣了一下。
“还有那些东西？”
“不全是。”大先生忙纠正。
原来，梅巧心里也是明镜似的呀。知道得清清楚楚，那些救命的食物，那些粒粒赛珠玑的粮食，那些糕点、白糖，是出自哪里。她没有拒绝，心里是领了他这深恩厚义的。
“大恩不言谢，”梅巧眼睛望着别处，轻轻地，却异常清晰地说，“大恩不言谢。”她声音哽了一下。
“梅巧，不要这么说。”
“大先生，我不说。”
他们都不知道，此时此境，再说些什么。两个人，默默望着。他们要说的话，都化作了，袅袅香烟。他们跨过了34年的岁月，来在一个车站，好像就是为了在一起抽一支烟。一支烟抽尽了，大先生摁灭了烟头，说道：
“昨天，我去了趟头道巷，转了转，16号院子——”他顿了一顿，头道巷，16号，那是他们从前的家，“16号院子还在呢，做了小学校，不过那棵树，大槐树，多好的一棵大树呀，不在了，让人家锯掉了。”
从前，很久以前，她总是把大槐树的叶子，涂染成汹涌的澎湃的蓝色。那时她心里是多么不安分啊。梅巧笑了一笑。
“我知道，”她回答说，“锯掉好几年了，说来也巧，那天我刚好有事路过那里，成年八辈子也不路过一回，就那天，偏偏路过了——看见工人们正在那里伐它呢，两个人，扯着大钢锯，嗞啦，嗞啦，扯过来，锯口那儿，就留出一大串眼泪，嗞啦，嗞啦，扯过去，又是一串眼泪，我看得清清楚楚，老槐树哭呢……”
她不说了，别过了脸。
这脸，刻着时间的痕迹，岁月的痕迹，有了真实感。是梅巧，唯一的梅巧，老去的不能挽回的梅巧。午后的阳光，从阔大的玻璃窗里，照射进来，她整个人，沐在那光中，永逝不返的一切，沐在那光中。那光，就好像，神光。远处，有一辆列车，轰鸣着，朝这里开来了，是大先生就要登上的列车，是所有人，终将要登上的列车。他眼睛潮湿了。
他想说，梅巧，下辈子，若是碰上了，还能认出你吗？却没有说出口。
作者简介
蒋韵，女，河南开封人，生于太原。1981年毕业于太原师专中文系，曾任该校艺术系讲师。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隐秘盛开》、《红殇》、《栎树的囚徒》、《闪烁在你的枝头》、《我的内陆》，小说集《我的两个女儿》、《失传的游戏》、《现场逃逸》、《完美的旅行》，散文随笔集《春天看开罗》、《悠长的邂逅》等三百余万字。作品多次获各种奖项，有些作品被译成英、法等文字在海外出版。现在太原市文联任职，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