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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伟章《变脸》全文

发布时间:2023-07-09 17:4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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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太学把衣襟拉正,让脖子上那条鸡心红领带垂下来,才摸出手机。每次给张保国打电话他都会这样,像张保国就坐在他对面,他理所当然应表现得谦恭与规矩。刚拨号,陈太学就不由得笑开了,他才刚上五十岁,可他笑起来的时候,脸上的皱纹仿佛能夹死一只苍蝇。手机通了,陈太学像喊一样说,张经理呀?对方短促地唔了一声。陈太学说张经理,我这就去金沙滩等你,你忙完了就过来啊。

可是张保国说,中午不行,晚上吧,晚上六点左右再说吧。

陈太学还没表态,电话就哑了。

他呆立了一会儿,用手掌使劲搓脸,手上湿淋淋的,全是汗。他的手特别爱出,他心里的事,不仅照在眼睛里,还反映在手上。他把两腮那些扯得他疼的皮肤搓得归位了,嘟嘟囔囔地骂娘。为请这趟客,他已经忙活了三天,每次张保国都答应了,可事到临头又变卦。陈太学就像一只虾,心甘情愿地让张保国抛下的钩子钓着。张保国的确钓着他了,但刚刚浮出水面,又把他从钩上取下来,扔进城外臭气熏天的巴河里。

现在不到上午十一点,离晚上六点还有七个多小时,陈太学应该在这段时间去工地走走,但他不想去。工地上的事情,最晚明天就结束,他手下的工人,马上就会向他讨活做,找不到活,工人们就会离开他。别看现在城市里遍地都是农民工,可要将他们聚到自己的巢穴里,为你流血流汗,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这其中的关键是必须让农民工随时有活做。农民工除了睡觉,就需要一刻不停地做活,只要手脚动着,汗水淌着,哪怕工钱低一些,他们心里也踏实。而要找到活,怎么能避开建设局项目部经理张保国呢?

既然张保国说好是晚上,陈太学就只能猫在租房里等。他的租房在巴河南面,离工地不远,主人是家“钉子户”。以前,巴河北面是城,南面是地,现在要在南面修建新城,勒令这边的农民都迁进老城去住安置房。农民说我祖祖辈辈在这里生根,为啥要迁?我不稀罕你的楼房,我就愿意在这里老死。这里多好,出前门可去地里种庄稼,出后门可去巴河里打鱼,你把我关进楼房,没田地可种,又无本钱做生意,我咋活?可他们到底知道个轻重,闹腾一阵就收拾家伙,拖儿带女地离别土地,走过横跨巴河的红旗桥进城去了。只有这家人不走,他说我就要当钉子,我看他们拿啥来拔我这颗钉子!话虽如此,他还是去两公里外的翠屏山投靠亲戚修了间砖房,将这间黑漆斑斑的老木屋用来出租。月租倒是便宜,只有五十块钱。

陈太学只能租这样的房子0他虽然当了包工头,可揽下的活都是小工干的,手下的工人从没超过十五个,就算把他们的骨油熬了,也挣不下几个钱。他家里有七十岁的母亲,有一个打光棍的弱智弟弟,有跟母亲总是吵架的老婆,还有一儿一女。最让陈太学揪心的是儿子陈福。陈福比姐姐只小一岁,可姐姐的孩子都快上小学了,他还在读高三!这是陈福连续第五年读高三,每次高考,都是蚂蚁摔岩无响动。但陈太学不放弃,说到底,住在大山区的农家子弟,只有读书才能帮助你最终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苦命。这一点陈太学看得很清楚。再说陈太学要跟人比。村里已出过一个大学生了,他叫何奎,何奎只比陈福长半岁,可他去年大学就毕了业,现在重庆上班。从何奎上大学那天起,他爸爸就总是咬着根竹烟筒往人多的地方窜,听不到人家说两句话,他就把话抢过去,每句前面都要加上“我儿子说”,像他儿子是什么大人物似的。陈太学就见不来他那球样,他发誓,哪怕把自己累死,也要送儿子读大学。

这要花很多很多的钱,陈太学怎么敢租好房子住呢?

他在床上磨皮擦痒地坐了三个来小时,就扛不住饿了。他今天连早饭也没吃,每次请客之前的那一顿,他都不吃,他要把肚子留到请客的时候。他知道,哪怕只请个把人,菜也会把桌子挤得透不过气,最后多半都扔掉了,这太可惜了。何况他每次请张保国,张保国都带了好几个人来,餐桌就像杂技演员,头上碗重碗碟重碟的,可常常是刚开吃不久,陈太学就问一声,菜不够吧?席桌上没一个人表态,他也就只好叫来服务生,豪情满怀地让他们加菜。这样一来,浪费得就更多了。这真让他心疼,疼得心里抽搐,嘴里不停地打嗝。他知道现在城里人在外面吃饭,剩下的好东西都要打包,但城里人是城里人,城里人打包,体现的是节俭的美德,农民工打包,那就是寒伧了。何况他请的是张经理,难道他能够在张经理面前打包吗?要是他那样做了,张经理会不会认为,陈太学表面上是在笑嘻嘻地请我吃饭,脸都笑烂了,但心里是为花出去的钱可惜——果真如此,那就彻底完蛋了。因此陈太学宁愿此前空着肚子,在桌上尽量多吃些,这样,走出酒楼之后,他就不至于那么心疼了。

可现在陈太学实在饿得不行,胃里没东西消化,就自己磨自己,磨得陈太学直冒冷汗。他怒气冲冲地骂了一声球,就走出门,进城找吃的去了。

桥的那一头就是金沙滩酒楼,因为里面卖空运来的海鲜,还有穿山甲等一些国家保护动物,无可争议地成为高州城餐饮业的翘楚,经常在里面出入的不是政界人物,就是商界大腕。作为普通百姓,如果为求人办事请客,办小事去别的地方,办大事则非去金沙滩不可。

陈太学前几次请张保国,都是来这里,一趟客请下来,不花个两三千就休想走人。

此时,他望了一眼酒楼米黄色的门楣,腿就软下来了。他个子不高,腿一软,膝盖一弯,裤脚就拖到了地面上,每迈一步,都扑腾起混杂着痰屑的尘土。他想到了晚上,他希望张保国晚上能够接受他的邀请,但同时,他又提心吊胆。他怕的是花钱,两三千块相当于他在老家刨地时好些年的收入;也怕张保国本人,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一想到张保国,陈太学都像摸到一块冰。张保国最多不过三十四五岁,跟陈太学说话的时候,都是对他直呼其名,而在老家,像张保国这个年龄的人都把他叫陈叔叔或者学爸的。事实上张保国很少跟陈太学说话,哪怕在席桌上,他也只跟自己带来的人有说有笑。喝酒的时候,他也不跟陈太学碰杯,陈太学把杯子举起来,弓着腰说,张经理,我敬你。张保国就用手掌把酒杯握得满满的,很担心被陈太学的杯子碰着了一样,陈太学碰不成张保国的杯,但酒还是喝下去了,张保国最多做做样子,有时连样子也不做。他不和陈太学喝酒,和他带来的人却是一口干。散席之后,他们跟陈太学招呼也不打,直接就出了包间,留陈太学在后面埋单,等陈太学屁颠屁颠地追到大门口,早不见了一行人的踪影。

管他妈的,陈太学又望了一眼金沙滩酒楼,自言自语地咕咙,你叫我有啥办法呢?我现时花钱请客,不是为了将来挣更多的钱吗?

他进了金沙滩对面的一家小饱子,要了三两挂面。老板正要下锅,他又从三两改为二两。反正晚上要大鱼大肉地吃,现在胀那么多干啥呢!

只几筷子,他就把面塞进了嘴里,随后端起碗,把漂浮着红辣椒粉的面汤吸溜得干干净净。

刚到晚上六点,陈太学就堆出满脸笑容,把电话打过去。他只叫了一声张经理,张保国就说,今天就算了吧,我正在去成都的路上。

陈太学的笑像死去的虫子,一条一条僵硬地横着。很明显,张经理这是不愿意再给我活做了,这咋成呢?这不等于是他曾经给过我一口碗,现在又要把那口碗收回去吗?那碗里,不仅装着他陈太学一家人的食物,还装着他对儿子的希望。没有那口碗,什么都落空了。他当然可以去别的城市另找一口碗,可他在张经理这里,已经花了那么多本钱,费了那么多功夫,如果舍弃高州城而去别处,一切就得从头再来。你说张经理指甲深,心黑,难保其他人的指甲就不深,心就不黑?现在他已经不再像过去在别的包工头手下求食了(每天起早贪黑地挣一点血汗钱,还常常被克扣),如今他能从一个农民工翻身混到今天这一步,太不容易!

陈太学越想越害怕,禁不住把手机抱住喊:张经理呀,我到成都去请你行吗?

他怎么也没想到,这句糊里糊涂说出的话,张保国听后却相当满意。张保国在电话里温和地笑了一声,说你这个陈太学呀,这样吧,晚饭你就别管了,等你赶到成都来,那还不把我饿死?不过,你愿意来成都玩就来吧,我们住在碧云宾馆。

挂了电话,陈太学立即锁了房门,把准备给工人结算工钱的现金全都带上,乘上了去成都的最后一班大巴。

从高速路上走,高州到成都平时需要三个半小时,因为是晚上,车少,司机也想到成都后早些休息,开得风快。陈太学下车后,再坐出租车赶到碧云宾馆,才刚刚晚上九点。

张经理坐在宾馆大厅里,跟他一起的还有四个,都是从没见过的生人。看他们眼珠通红的样子,知道是已经喝过酒了。陈太学快步向张经理走过去,由于个子低,背又塌,他走路是向前一冲一冲的。当他“冲”到大厅角落里那几座围成弧形的沙发前,就像遇到喜事一样叫了声张经理。张保国瞄了他一眼,冷淡而含糊地说了声好。陈太学的血冷下去了,神志也清醒了,急忙摸出烟,给各位散了一圈。把烟点上,几个人就站起来,往电梯方向走。

没有任何人叫陈太学去,这让他不知所措,可如果不跟去,他又为什么到成都来呢?

电梯门打开之后,张保国他们进去了,陈太学才进去。陈太学进去的时候,把脚提得老高,他很紧张。门关了,陈太学不得不跟那些人脸对脸地站着,还能听到他们因喝酒过多而重浊的呼吸声。他脑子里昏昏荡荡的,想找句话出来说,但又不知道说什么好,于是手心又开始冒汗了。

电梯上了两层,张保国主动跟陈太学搭了腔,张保国说陈太学你还快嘛。张保国的声音很小,但在电梯里却嗡嗡的,显得很突然,很陡。陈太学像从梦中惊醒,忙笑着说,张经理唤我,我还敢拖拖拉拉的?张保国一听,脸沉下去了,陈太学你这人,是你自己要来,怎么成了我唤你?陈太学知道说错了话,惊慌失措地纠正,是我自己想来的,我早就想来成都看看了!

几个人住二十一楼,每人一套房,但几个人都进了张保国的房里。

刚落座,张保国就对他们说,做保健吧,做点儿保健。

陈太学没有坐,听了张中国的话,他说我去叫人。

张保国很不耐烦的样子,说打个电话不就得了。他没让陈太学打,自己拿起了床头边的话机。他一直都是唔唔地应,说得最明白的话只是报了个人数,这其中自然不包括陈太学。

放了电话,张保国问陈太学,你开房间没有?陈太学说没有呢。张保国说你自己去开一个吧。

陈太学就出来了。他乘电梯下到了大厅,在张保国他们坐过的沙发上坐下来,抽烟。他身上揣着两种烟,一种是二十八块钱一包的中华,一种是两块钱一包的五牛。散出去的是中华,他自己抽五牛。一支烟抽完了,他才去总台支支吾吾地问价码。那个长得很水灵很鲜活的妹子,老半天才听明白他的话,说你问这个呀,二楼娱乐中心才清楚。妹子准备拿电话拨,陈太学说不拨了,我自己去问主是。他上了二楼,在东侧娱乐中心外面拦住一个女服务生,把二十一楼要做保健的事说了,女服务生说我知道,人已经上去了。陈太学说啥价?每个一千三。陈太学心里一惊,这么贵?女服务生斜了他一眼,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宾馆,再说他们是包夜的,还享受全套服务。陈太学说,全套服务是啥?女服务生眼睛望着别处,哎呀先生,未必你不懂啊?

陈太学以前的确不懂,现在倒是听出来了,他再次下到大厅里,坐在沙发上。

原来他们是来做这个的……陈太学的心里涌起一阵悲凉。

陈太学在高州城街上见到过张经理的妻子,那是一个多么漂亮的女人!张经理本人一米七五的个子,很挺拔,额头宽大。他妻子只比他矮一点,圆脸,鼻头和下巴都很亮,一头直发。陈太学见到她的那次,她穿着一条能藏住两个人的大裙子,裙子上到处都是包,她挽着丈夫的胳膊在街上走,真是很逗人看的。据说,他们俩是大学同学,张经理为把她追求到手,还割过手腕子,流了很多血。既然这样,怎么能跟别的女人干那种事呢?

陈太学的头很痛,他用汗湿的手指刮了几下头皮,尽量不去想那件事,而是想家,想儿子。想到儿子,他的头不痛,心又痛了。他不明白儿子为什么总是考不上。陈福的成绩究竟怎么样,陈太学并不知道,他每次问起,陈福都是一个字:好!不过,有了这个“好”字,陈太学就放心了,可他为啥就是过不了大学那个坎儿呢?

大厅里人并不多,在另一个角落里,坐着几个跟陈福年龄差不多的人,全是一副成功人士的派头,摊脚摊手地坐在沙发上。陈太学痴痴地望着那几个人,满脑子却全是儿子瘦筋筋的模样。他觉得,儿子迟迟考不上大学,不是儿子的责任,而是他的责任。在他包工之前,儿子过的是人日子吗?家里那个穷,裤腰都只能用稻草捆!

陈太学记得,有一年他带着儿子去镇上借钱——他常常把旱烟卖给镇农机站一个人。陈太学之所以去找那个人借钱,是他实在没地方借了,只能想这个办法。陈太学住在老君山上的大荒村,这片土地就像它的名字,石头长,杂树和野草也长,就是不大出庄稼,更不生钱。那天陈太学走到农机站门口,见那人刚好站在他办公室门外的石梯上抽烟。陈太学抢上两步,喊了声:老蒲。老蒲又诧异又高兴,说今天又不赶场,你上街做啥?陈太学没答话,回头招呼儿子,福儿,你过来,这是蒲叔叔。下山的时候,陈福一直跟在父亲后面,到了镇口,他就故意落得远远的。可这时候父亲叫他,他只好红着脸走过去,叫了声蒲叔叔。老蒲问陈太学,这是你娃娃?陈太学说是,他正读书,成绩好得很!老蒲说,成绩好就对嘛,你太学将来就有福嘛。陈太学说老蒲啊,我今天来,就是想找你借几个钱让他上学呢。老蒲像被烫了一下,我有啥球钱借给你?我的娃娃也在读书呢!陈太学抿了一下被山风吹裂的嘴唇,说我知道,可我没法呀。言毕摸出早就裹好的旱烟递过去,老萍接了,陈太学又立即划火柴。他右手的大拇指在砌塄坎时被砸断过,现在是翻翘着,拈火柴很不灵便,老半天他才划燃了,捧过去给老蒲点。老蒲比陈太学高一大块,却不弯腰,陈太学只好踮起脚跟。老萍抽着烟,不看陈太学父子,只望着阴郁的天空。陈太学说,老蒲……老蒲像没听见他的话,陈太学吧嗒了几下嘴,又说老蒲……陈太学的声音听上去很微弱。老蒲紧紧地含着烟,但并没吸,他的烟早就没有火星了。陈太学不再说话,只望着地上,望着老蒲的脚。

农机站的院子里静得令人发慌。

又过了好一阵,老蒲终于说,进来嘛!陈太学抓住儿子的手,跟随老蒲就往里走。进了办公室,老蒲拉出抽屉,拿出十块钱,陈太学伸过颤抖的双手去接,但老蒲手一缩:你得打张借条。他摸出一个皱巴巴的本子和一支圆珠笔芯。乡里人借钱,是从不打借条的,要你打借条,就是不相信你。陈太学的喉头滚动了一下,接过纸笔,歪歪扭扭地写。借条写好了,老蒲才迟迟疑疑地把十块钱递给他。

陈太学拉着儿子出门,走到门口,他回过头说,二场我给你带两斤烟来,就算我送你的。

当他们离开了农机站,陈太学才发现儿子眼睛红红的,气不是呼出来,而是往外抽。陈太学在心里喊,老蒲是个好人啊。在那年月,有谁敢把十块钱这么大一笔数字借给无缘无故的人呢?而且老萍也有一儿一女,都在区中上学。陈太学对老蒲充满了感激,从来也没想过,自己的卑微,却给儿子的内心是一种无言的伤害……

此刻,他在沙发上动了动,沙发吱吱地叫了几声,像很不乐意他坐在上面一样。陈太学将湿漉漉的手恼怒地在沙发上擦了几把,心里问自己,我哪像个当爹的?

夜晚走得出奇的慢,陈太学没感到饿,只感到累,真想开个房间好好睡一觉,但一个房间要四百多,他又舍不得,他就蜷曲在沙发上,一分一秒地挨。他回想着这一整天的经历,回想着他在张保国面前点头哈腰的样子,连他自己都感到恶心。但他明白,他没有别的选择,他只能这样做。他这样做了,才可能讨得一杯残羹。这是没办法的事。天底下,有几个掌权的不希望别人在他面前战战兢兢?又有谁愿意自甘卑贱?说到底,那都是逼出来的。

想到这里,陈太学突然特别的恋家。他对那个阴冷的家本来没什么留恋的,已有大半年没回去过,但此时此刻,他想家都想疯了。

反正儿子十多天后就要高考,干脆明天去巴川县中看看他,然后顺便回家去一趟……

天终于亮了,陈太学去付了所有费用,又回到沙发上,等张保国他们下来。

快到九点了,张保国他们还是没下来。陈太学只有上楼去敲门了。张保国把门打开了一条缝,陈太学说,张经理,你好好休息,我先回去了。这时候,他闻到了房间里一股暖烘烘的气息。张保国说,唔。又说,你的事你放心啊,等等吧,等七八天再说吧。话音未落,门砰的一声被撞上了。

陈太学下了楼,他去街上吃了五个馒头,喝了两碗稠稠的稀饭,才搭公交车去长途汽车站。

直到坐上回高州的大巴,他摸了一把痒酥酥的脸,才知道自己流泪了。

回到高州城,陈太学直接就坐上了去巴川县城的车。巴川县属高州市管辖,其间只有两小时车程。县城里到处都在挖路,烂泥满街,从土里刨出的锈管子,从这头横到那头。太阳光毕毕剥剥的,把什么都烤得冒烟,恶臭咬得人直打干呕。陈太学从车站走到县中,不过就半里地,可他在高州城汽车站擦过的皮鞋,又沾满了泥浆,连裤子上也是。还有那股臭气,都扎进皮肉里了,使他浑身散发出一股潮湿的死尸味。他不愿意以这副模样去见儿子。当他明白自己的卑贱给儿子带去伤害后,在儿子面前就特别注意自己的形象了。

他退出学校大门,去街口上把鞋擦了,又去店里买了条十多元的裤子,找家旅馆洗了个澡。

做着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在心里不停地骂:娘的,人家搞女人的钱我也给了,未必我不该为自己买条裤子,花钱洗个澡,人模人样地去见儿子吗?

然而,陈太学最终没去见儿子。儿子前几次高考,他都提前去见了的,但儿子并没考好。陈太学害怕这一去会给他增加心理负担,他在校门口站了几分钟,就朝码头走去。

县城到老君山脚下,只能走水路,汽划子速度慢,下了船还要爬一座高山。当陈太学回到家,天早已黑了。在山区里,天一黑就是什么都黑了,仿佛能用刀把那黑一块一块地割下来。吃过饭,陈太学最想做的事就是立马睡上一觉。他躺到床上去了,却没法入睡。老婆和母亲一直在吵架。两个女人都为这个家熬得灯干油尽,但就是不能互相容忍。她们吵架的声音不大,话也不多,但字字句句是带锥子的。母亲骂媳妇伺候过两个男人,媳妇则骂母亲前世不积德,今世生出了个傻子。陈太学不想劝她们,这么多年了,往对方心窝里塞冰块,捅刀子,已经成了她们的习惯,成了她们生活的一部分,劝是劝不过来的。

陈太学只是累,只是不想听,而老君山上都是穿眼漏壁的木瓦房,放个屁也能传几层院子。天热,别看是山上,不吹风的时候闷得人直想叫,加上陈太学住的是虚楼,下面是牛圈,牛粪发酵后热蓬蓬的气息直往上蒸腾。还有蚊虫,山里的蚊虫指头那么大,飞起来哄哄响,咬不到你,也要让你明白它在惦记你。

你们不吵就好了,陈太学暗自乞求,你们不吵架,再热,再多的蚊虫,我也能睡着,我现在别的不想,就想睡觉啊。

但母亲和老婆还在吵。她们坐在一起,围着同一个簸箕剥玉米。

陈太学从不偏袒谁,可他心里有恨。他恨母亲,也恨老婆马芬,这恨不常有,但他还是意识到了。母亲说马芬伺候过两个男人,是指她嫁过两次。她的前夫是个石匠,婚后不到二十天就在开山时被砸死了,之后马芬才以“过婚嫂”的身份嫁给了陈太学。当时母亲虽说不上满意,可她劝儿子:过婚嫂就过婚嫂吧,我们这家庭,能结个过婚嫂就不错了。现在,母亲却拿这件事挖苦马芬!马芬也没道理,她怎么能用那么恶毒的话去伤母亲呢?其实陈太学的弟弟陈太良也算不上傻子,“文革”期间,他搞过武斗,当过通讯员,这样的人能说他傻吗?他只是懒罢了。说懒也不对,他只是对自己的活儿懒,对别人的事却是尽心尽力的。十年前他就被分了出去,自那以后,他就没经管过庄稼,洋芋也好,苞谷也好,都是埋下种子就万事大吉,苗子生起来,瘦得都不忍心看。这村里,小兵家的庄稼也比他的即。小兵才十三岁,他爸几年前得了麻风病,被送到很远的一架山里隔离起来了,他妈又有风湿,常发鸡爪疯,指头僵直得筷子也握不住,可小兵一个孩子,硬是把庄稼侍弄得花是花朵是朵的,哪像他陈太良!有好心人教他,说太良,你挑两担粪去把庄稼淋一下嘛。听到这样的话,陈太良必然把厚厚的嘴唇一翘,将眉毛一甩,粗声大气地说,我那庄稼淋不得粪,一淋就淫了(肥料过剩)。他不做自己的事,却随时都在等候别人的召唤,只要有人请他干活,他就高兴得过年似的,砍柴、背力、站在奈何桥上装鬼收钱他都做得像模像样,兴兴头头。

有啥办法呢,天生一个当奴才的贱命!说到贱,陈太学自然又想到了自己。听着母亲和老婆针尖对麦芒,他的胸腔里咕嘟嘟地冒着气泡:你们哪里知道,我现在比太良还贱,为了这个家,我是在给别人当狗,可你们还在为莫名堂的事吵架呢!可怜了自己,他又恨起自己来。说到底,他恨母亲和老婆,都不如恨他自己。没有谁天生就喜欢吵架。贫贱人家百事哀,这是穷出来的。而家里这么穷,都是他的责任……

第二天,陈太学起得很晚。天要亮的时候他醒过一回,准备起来,可实在太困,困得翻个身都懒得动,他偏过头,又在习习晨风里睡了过去。狗在院里扑鸡,扑得鸡咯嗒咯嗒地抗议,才把他吵清醒了。翻身起来,屋子里没一个人,太阳光花瓣一样洒在屋子中央,带着凄凉的宁静。饭挂在铁火搭钩上,陈太学吃了,就准备下地帮妻子和母亲干活,可他的精气神一点也提不上来,再说他也不想跟妻子和母亲面对。他跟她们都没有话说。

这个家里,如果不是因为有儿子,他简直没啥想头。

他真想回到高州城去。

可是他怎么能马上回去呢,工地上的事情,昨天就完了,他手下的工人,正等着他结账呢。

而他已经没有钱了!

到这时候,陈太学才明白,他之所以回家,主要是想借此赖掉农民工的工钱。

他摸出烟来,一支接一支地抽,抽得舌根底下又麻又苦。

在此之前,他从没赖过农民工一分一厘,现在终于把这事做出来了。这让他觉得自己太卑鄙,太不是人。他眼前晃动着一个人影,这个人姓冉,六十多岁,长着乱糟糟的花白头发,瘦得穿什么衣服都像挂在晾衣竿上,工地上的人都叫他冉老头。冉老头来自云开县,云开县穷得很,一年四季都只能喝清汤寡水的稀饭吊命,外县人经常取笑他们,说云开县人喝稀饭的声音,飞机上也能听见,冉老头家在云开县又算穷的,所以他才拼了老骨头出来打工。来陈太学的工地不久,有天拌混凝土的时候,他把腰弯着,可弯一会儿就直不起来了。他把铁锹挂在地上,哎哟哎哟地叫痛,不远处两个年轻人跑过来,说冉老头你咋啦?他说我的腰直不起来了,你们给我扳一扳。年轻人扶住他,想让他慢慢伸起来,但他根本动不了。年轻人要把他抬到工棚里去,可冉老头不肯,他还有那么多话没完成呢。话没完成,就领不到钱。年轻人说,冉老头,你是要命还是要钱?冉老头的脸都痛紫了,挥挥手,让年轻人去忙自己的事,之后扶着锹把跪下去,再把双手匍匐在地上。这么跪了好一阵,他的腰才缓过劲来了,又继续干活……

陈太学忿忿地把烟头扔进火堂,像冉老头就在他面前,他对冉老头说,你叫我咋办?我的钱都拿到成都去,让张保国那狗日的搞女人花了,你叫我拿啥给你?你想啃我的肉,就啃两口吧!

话是这样说,陈太学的心还是像被刀子剜了一下。

他无法想象冉老头跟那群人去工地上找不到他、去租房也找不到他的情景。

但事已至此,赖也就只好赖定了!他知道,只要他几天不露面,工人们就会离去。他们耽误不起。对他们而言,误一天工就是荒了一天的心,他们的家都荒了,心再一荒,就啥也不剩。他们可能在附近找活,那没关系,一旦离开了他的工地,陈太学就完全可以不认账,这是高州城雇主与雇工之间不成文的规矩。他们也可能离开了高州,那更好,那证明这辈子恐怕就再也碰不上面了,因为那些人都不是大荒村的。大荒村的人,凡上了小兵那个年纪的,几乎都到外省打工去了,他们都觉得外省的钱好挣。只有陈太学在本市找活,也只有陈福还在念高中。

幸好不是大荒村人,不然还真不好办,俗话说兔子不吃窝边草,陈太学总不能赖本村人的账;何况,在那艰难的岁月里,村里人虽然无钱借给他,可哪一家没从牙缝里抠出点粮食,让他卖成钱给儿子送去……

算了,想这些事干啥呢,还是去山上散散心吧。陈太学烦躁地挥了一下手臂。

出了门,他才发现母亲并没下地。母亲坐在院坝边的杏树底下剥昨天没剥完的玉米。母亲把剩下的玉米装了一小口袋,放在屁股底下坐着。这是她准备偷偷送给小儿子陈太良的,这些年来,她每隔些天就偷点粮食出去,送给太良。这件事情,陈太学知道,但他装着不知道。他只是希望母亲小心些,千万别被马芬发现了。马芬恨死了太良,恨他懒,更恨他嘴岔,每次陈福高考落榜的消息,都是太良第一个传出去的。他只要看见侄儿垂头丧气地回来了,便立即走出他那间蟑螂都嫌臭的屋子,挨门挨户地放信:陈福又没戏唱哦。说了这句,他还要郑重其事地交代:莫告诉别人啊。要是他腿长,全国人民都被他通知到了,可他还叫莫告诉别人……

母亲的脸被太阳斜斜地照着,使她被一身黑衣裹着的干枯身体,透出更加浓重的阴郁。她分明看见儿子出门了,但她并没给儿子打招呼,更没问他准备上哪里去。除了跟媳妇吵架,她似乎不愿意在有生之年说更多的话了。当时分家的时候,谁都以为她要和小儿子住的,可是不,她偏要跟大儿子住一起。村里人都说,她不是嫌小儿子懒,而是想有人陪她吵架,不跟人吵架,她的日子就没法往下过。母亲的心太沉了。陈太学兄弟的父亲四十多年前就病死了,那时候陈太学只有四岁半,陈太良只有两岁,母亲也才二十多,但她埋了丈夫,就一手牵一个孩子,又上坡干活。她忠贞地守住大荒村,虔诚地守寡,从一个鲜润灵活的小媳妇,守成了一个暮气沉沉的老太婆。正由于此,她才总是拿马芬嫁过两次人说事。她作践马芬的时候,自己心里究竟怎么想,谁也不知道。母亲这一辈子,其实是很酸楚的。

陈太学喉头发哽,踅过巷道上山去了。从大荒村爬上老君山顶,只要四十多分钟。山头上是一块广阔的平地,旱杉铺天盖野。在那望不到边际的低矮植物里,栖息着野兔、拱猪、刺猥和翅膀上闪烁着铜钱斑点的鸟。天静静地蓝着,无限慈爱地注视着这片贫瘠的土地。

陈太学爬上去的时候,山顶已有了不少的人。都是从县城来旅游的,戴着太阳帽,穿着运动服,不管年老年少,还都无一例外地拄着光溜溜的拐杖。他们站在山口,望着山谷里涌动着的蓝色雾群,啧啧赞叹。陈太学埋头从他们身边走过去,不想听他们的话。他觉得这些人之所以喜欢那景色,无非因为他们是城里人,不需要长久地在这山上安营扎寨。

旱杉林中有个破庙,早没了僧人,只有几尊残缺不全的泥菩萨,年年月月地守着风,等候着香客。陈太学走到破庙外面,心想来都来了,又没熟悉的人看见,何不进去拜一拜?破庙里也长满了顽强的旱杉,陈太学把旱杉压倒,朝菩萨跪下,闭目合掌,求菩萨保佑他儿子顺利过关。祈祷完了,他并没立即起来,他还要对儿子说话。他说儿哪,你将来读了大学,就能做一个城里人了,就能跟外面那群人一样,跑到这山上来装模作样地叫几声美了;你最好还要当官,要是像张经理那样当了官,你就做人上人了,就等着别人来孝敬你了……

五天过后,陈太学才回到高州城。正如他所料,那些找他要工钱的都散去了,没有任何一个人来麻烦他。谁知这更让他心里不安,时时刻刻有一种做贼的感觉,好像路边的小草,巴河里手牵着手涌现黄色堤岸的波浪,都知道他赖掉了农民工的工钱。

他再次强迫自己不去想那些,把精力都用来探听张保国那里的消息。

张保国是一个把牙帮咬得很紧的人,但只要开口,就说话算数。陈太学一去问他,他就扔给了陈太学一块肉。这块肉说不上肥,但已经是肉,不是骨头。他拿一栋要做服务中心的楼房让陈太学修,只有三层。张保国说陈太学你能拿得下来吗?陈太学连忙说,张经理,我能!张保国说,这可不是你在老家修猪圈。陈太学说我知道张经理。张保国将脸一掉,从鼻孔里发出一声哨音:陈太学呀陈太学,你咋就有这么大的胆子呢?陈太学摸不透张保国的意思,只可怜巴巴地望着他那张沉下去的脸。张保国的脸总是给陈太学一种错觉,他分明知道张保国只有三十多岁,而且他脸上的皮肤像上了蜡一样光洁,可陈太学有时候觉得,张保国看上去像有四十多岁,甚至五六十岁。在张保国身上,没有丝毫年轻人的影子,他依赖自己的年轻,却又把年轻人的朝气深深地埋起来。在他看来,官场之中,别人可以容忍你的暮气,却无法容忍你的朝气——朝气是通往仕途道路上最危险的敌人。

陈太学正在焦急,张保国却又把手扣起来,放在小腹的位置,很体己地说,陈太学,你自己找个能干的施工员吧,千万不能把工程给我做砸了。陈太学喜出望外,不停地搓手。张保国又说,我这么待你,就是看重你陈太学的耿直。接着他把鼻翼鼓了一下,口气变得严厉了:人活一辈子,啥都可以丢,就是不能丢了耿直,陈太学你要记住这一点!

陈太学打了个寒战,说我记住了,张经理。

那个服务中心所处的位置,就在陈太学的租房处。那间木屋已被铲车铲掉了,陈太学只好去城里租了一套,虽只有四十平米,还被高楼大厦囚住,月租却要三百块。刚安顿下来,他就马不停蹄地招募工人。招工人并不难,眼下,农民工越来越多,男人来了,女人也来了,有的还把孩子带来了,……陈太学只需要去高州老城的广场边缘一站,问一声:哪些人要做工?就有大群背着帆布包的人朝他涌过来。

工人招齐,儿子陈福的消息就来了。是马芬亲自带来的。

马芬一进丈夫的租房就哭。

陈太学的心蹦了一下。他把门关上,大声武气地朝马芬吼:啥球事嘛,不知道说啊?

马芬说,福儿……

不祥的预感把陈太学罩住了,他朝妻子迈近一步,你说福儿?福儿不是明天高考吗?

马芬止了哭,大声说:那狗日的不考了!他前天回了家,昨天就跑到浙江去了!

陈太学一屁股坐到地上。地板砖是磨石,他坐下去的时候发出砰的一声闷响。

马芬又哭了,急忙去扶丈夫起来,但陈太学一动不动的。马芬只好抱他,将他抱到床上去。马芬是个身体板板的高个子女人,陈太学的头顶只能挨着她的下巴。陈太学躺在用几件衣服叠成的枕头上,望着挂满阳尘的天花板。妻子简简单单的两句话,对他来说是一场噩梦,他在噩梦里扑腾。马芬见他翻着白眼,吓得伸出伤痕累累的手,去掐他的人中。掐了许久,他还是翻着白眼。马芬伏在他胸膛上哭开了,马芬说你轼……你呀……我跟你这一辈子,究竟有啥想头哟……马芬哭的声音虽不大,却肝肠寸断的。跟陈太学这一辈子,她真没什么想头,前些年就不说了,这两年陈太学当了小包工头,挣了几个钱,可那些钱都用到了儿子身上,她一分钱的好处也没享受过。今天来高州城,她穿的衣服依然是补巴连着补巴,这样的衣服在大荒村穿还无所谓,到了城里,简直就跟讨口子没区别。

马芬的哭声像一根绳子,把陈太学硬生生地从噩梦里拽了出来。他不翻白眼了,挺直的身体也松软了。当他看到眼睛哭红了的妻子,对亲情的需要从来没有像现在这般强烈。

他把妻子搂在怀里,说别哭,马芬你别哭,你以为我要死吗?我不会的,那么难都过来了,我为啥要死呢!

之后,陈太学坐起来,把妻子也扶起来,用手掌为她抹去眼角的泪。泪水很黏稠,像血。

陈太学声音沙哑地问:那东西……他为啥不考了?

马芬说我哪里知道。

她的确不知道。陈太学更不可能知道。平心而论,陈福并非不负责任地读书,贫穷使他胆小,自卑,也很听话,很认真,但他实在不是读书的那块料,每年高考,连自费线都上不了。他倦怠了,不想读了,可又不敢把这话说出来,每次放假回去,父母都不让他做家务,只许他看书,做作业。偶尔,父亲把他带到田间地头去,也不让他劳动,只抄着手站在一旁。这时候,父亲就会一边干活,一边说到农村的苦,说到家里的穷,说到何奎的父亲因为儿子上了大学是如何的高傲,说到他是如何期望自己的儿子也能上大学。说着说着,父亲就哭了,泪水在脸上的沟壑间爬行。这时候,陈福的心酸酸的,他暗下决心,争取下年中榜,让父母亲高兴。然而,一回到课堂,他的脑袋就发木,老师讲的那些东西,他全都见过,好像全都懂,可一到考试又不会做题。他彻底失去了信心,觉得自己今年肯定比往年栽得更惨,就干脆跑掉了。他本来没打算跑远,想先回家给母亲说明不考的理由,再来高州城给父亲说,可母亲一听就差点回不过气,说我的先人哪,你赶快回学校去吧,要是你爸爸知道了,他不气死才怪!陈福的心空落落的,低着声音对母亲说,现在没船了,我明天打早回去。他在家过了一夜,却没回学校,而是到浙江去了。那一夜陈福并没睡着,他想了很多。对母亲,他没有特别的感情,对父亲却是怕,从小就怕。父亲对他那么好,父亲对他的关怀和期望,父亲的唉声叹气,都是戴在他脖子上的沉重的枷锁……

陈太学又问妻子,他分明知道我在包工,还跑那么远去干啥?

马芬疲惫地摇了摇头。

这个狗日的!陈太学咧了咧嘴。

次日一早,马芬就回去了。她来得急匆匆的,走得也急匆匆的。离开了农活,她就像从忙碌的生命里偷了闲暇,很不应该似的。再说家里还有个日渐老迈的老人,她不得不早点回去。

陈太学也想回去。他不想干了。他没了心情,完全没有了心情,他真想撂下活就走。可往哪里走呢?回到那个注定比先前更加阴森更加破败的家里去吗?

正是想到家里的阴森和破败,陈太学开始检索自己的一生。那实在是缩手缩脚的一生!他觉得,自己这几十年都是为儿子活的,本想依靠儿子改变处境,可那个没心没肝的东西跑了,如果他再甩手,那个家就没指望了。回去种那一点田地吧,腰杆累断也就那么回事儿。而且,大荒村人说不定都在讥笑他:自以为陈福能像何奎那样成为老君山的一条龙,铂花了不少,到头来才知道是一条虫!

陈太学把妻子送上车,回来在床上躺了一昼夜。起床后,他去水龙头上长时间地洗脸,随后他走出门,把招募的人集合起来,走向了工地……

陈太学进城之后,一直在搞建筑,但他并没有真正深入到建筑行业。现在他单独承包一栋楼,终于成为建筑业中的人了,但他很快发现,这个行业就像钢筋混凝土一样没有透明度。

没有透明度,就相当于暴雨之后的池塘,是趁浑水摸鱼的大好时机。

陈太学第一回挣到了他做梦也不敢想的那么多钱。

当他把银行卡捂在胸口上时,一点也没有兴奋。他想到了儿子,儿子不怜惜他的苦心,屁股一拍说跑就跑了,使他前段时间一直对儿子充满了怨恨,可当他把大沓的钱拿到手,才明白自己无法把儿子恨得起来。他说儿哪,你跑啥呢跑,爸爸再送你读十年八年高三也不着难,你为啥要跑呢?

但是钱毕竟是可爱的,钱不仅可以用来过日子,有时候还能疗治心灵的伤痛,慢慢地,陈太学流血的心口结了痂,只专心致志地谋划从挣钱上获得自己的拯救。

他明白,要挣到更多的钱,就必须把张保国服侍好,因此不停地请张保国吃饭。这天下午,他又去金沙滩订了个雅间,吃晚饭的时候,张保国带来了三个人。饭毕,张保国用一只手蒙了嘴剔牙,边剔牙边说,去红花茶楼坐坐吧。陈太学闻言,急忙起身去总台付了款,又回到雅间打了声招呼,就下楼坐上出租车往红花茶楼赶。红花茶楼在城北,比较远,虽然张保国他们个个都有车,挤下一个矮小的陈太学很容易,但没人邀请他坐。去了茶楼,他要了个雅间,刚把门打开,服务小姐就把茶谱送上来了。陈太学一看,最便宜的也要四十八块钱一杯,他的心被捏了一把,脸色有些发青。服务小姐忙以安慰的口吻说,我们是打折的,八折。陈太学翻着眼皮算了一下,脸色一点也没转过来,但他还是咬着牙帮,给张保国四人各泡了一杯最贵的“巴山雀舌”(打折后一杯也要五十六块),自己要了杯不花钱的白开水。

服务小姐冲茶的时候,陈太学看见那些青绿色的叶片,见水后立即如雀舌一般灵动起来,似乎还听见了它们发出叽叽喳喳欢快的叫声。

过了十多分钟,张保国他们来了。张保国将茶杯端起来摇了一下,就别过头叫小姐。张保国说,客人还没到就泡茶,咋这么不懂规矩?小姐的脸涨得像要喷出血来,说是那位先生叫泡的。这下轮到陈太学的脸要喷血了。张保国皱着眉头,叫小姐去把茶倒掉,他不喝这个,他喝“雪绒花”(跟巴山雀舌一个价)。张保国这么一说,另两个人也要求倒掉,也要喝雪绒花。只有第四个人没这样做,他本来也准备让小姐倒掉的,可在出口的一瞬间,他望了陈太学一眼,他望到了陈太学又尴尬又酸楚的脸,还望到了陈太学洗得发毛的衬衣领子,就把话吞回去了。小姐将三杯茶端出去,噗噗噗三声,倒进了桶里。

那是一百六十八块钱哪!

张保国说的是“坐坐”,结果坐了一个通宵。他们是来打麻将的。麻将提上来后,张保国说,陈太学,你先上吧。陈太学急得双手不停地摇晃:张经理呀,我不会呀。张保国的眼帘沉下去了,这样,就只能看见他亮光光的额头。陈太学特别惧怕张保国的额头,他从那个额头上,刻骨地感觉到了彼此地位的悬殊和命运的落差。

陈太学不会打,只有他们四个来了。

但陈太学没走,而是坐在旁边观看,偶尔傻乎乎地笑几声,像是很有兴趣的样子。其实他一点也不感兴趣。他的神经都快绷断了。在老家大荒村,会打麻将的人并不少,平时没时间,春节那些天就打疯了,就连陈太良,过年时肉也吃不上,但他必然要把帮人背力挣的几个辛苦钱节约下来,等到春节打麻将。刚吃过团年饭,那些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孩子,都躲到人家的虚楼上去,从早到黑地搓,再大的风雪也不怕冷。只有陈太学等少数人不玩麻将,陈太学哪里敢呢,那可是现兑现地搞输赢,不是闹着玩的。他听到麻将声就睡不着觉,就想起弟弟陈太良的那副苦相。陈太良打麻将从没赢过,全是输,输光了就找人借,借来又输掉。年后,债主就让他去下力,把最不是人干的活拿给他干,事后别说给工钱,连饭也不煮一顿。为此,陈太学骂兄弟是猪脑壳,还骂所有打麻将的人,说他们死后都要下十八层地狱……

在茶馆打牌的人,都不希望旁边有个倒茶的服务员。他们的输赢太吓人了,不想让外人看见,而陈太学恰恰充当了服务员的角色。谁的茶下去一点了,他立即续上。到半夜的时候,陈太学疲倦了,真想睡。雅间里有柔软的沙发,比他租房里的床好得多。可是他怎么能睡呢?张经理并没让他在这里陪,也没说不准他向沙发上睡,可陈太学就是觉得自己的脖子上套着一根链子,那根链子被张经理牵着,张经理没睡,他也就不能睡。

可他实在熬不住了……

仿佛是在极其荒凉的远地,有一个缥缈不定的声音朝陈太学喊:陈太学你睡吧,你当牛做马地劳累几十年了,也该休息一下了!

这个声音叫走了陈太学的灵魂,他翕着嘴,闭上了眼睛。

就在这时候,不知是谁说了一句:他妈的怎么没烟了?

陈太学猛然惊醒,出门去买了条中华烟来。他把烟一放,几个人就抽上了。谁也没问这烟是怎么来的。

次日凌晨,牌局才散伙。

陈太学回到租房,脊背弯成一张弓,不停地呕吐。呕得鼻涕和着泪水一起流,五脏六腑像都要冲口而出。他每呕一下,就急促地呻吟几声,随后就叫,儿哪……儿哪……

然而,没过几天,陈太学就把打麻将学会了。

那天张保国见他上了桌,嘴角翘起来笑了。张保国笑起来是很好看的,洁白整齐的牙齿闪着亮晶晶的光芒。张保国说,陈太学你还行嘛。陈太学嘿嘿地笑。陈太学笑起来就不好看了,他脸上皱纹多,嘴阔,牙齿黑黄黑黄的,他笑得越厉害,就越给人一种哭的感觉。

许多时候,陈太学真是想哭,真想把他的心事向人诉说,可是,牌桌上的人谁会听呢?谁又在乎他儿子是中了举还是跳了河呢?不能对人说,陈太学就对麻将说,每摸一颗麻将,对它说一声:伙计,我的儿子跑了!他本来是很听话的孩子,本来是当大学生的料,可不知咋的,他不参加考试了,说跑就跑了!麻将在他手里变得湿淋淋的,麻将也像在流泪……

陈太学是个聪明人,他明白陪张经理打牌不仅仅是陪,更不是来赢钱的。只要跟张经理坐在一起,他就必须输,而且输得要有水平。经过接连不断的实践,陈太学对“陪”的含义有了更深入的理解。有时候,他是陪张经理,而有时候,他又是帮张经理陪人。这其中的区别,全靠一双眼睛去观察。如果张经理跟来的那些人说话,屁股是坐得稳稳实实的,也基本上不笑,证明那些人不是张经理的下属,就是比他级别低,这样,陈太学就大胆地把钱输给张经理。如果张经理的屁股依然是坐得稳稳实实的,但他经常笑,笑的时候只是嘴笑,眼睛不笑,证明这当中有张经理的同僚,哪怕有比他级别高的,但绝不是一个系统,这样,陈太学照样可以大胆地把钱输给他,只是对作假的水平要求更高,输了钱后还要装模作样地抱怨几声。如果张经理只坐了半边屁股,有半边尼股是欠起来的,上身前倾着,笑的时候,不仅嘴笑,眼睛也笑,那陈太学就知道了,这个钱,只能给张经理输三分之一,那三分之二,则必须输给让张经理如此不安的人。

每次故意输一把牌,陈太学都在心里把那笔数目狠狠地刻下一刀,回去之后,他再详详细细地记在一个小本子上。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连他自己也不清楚。

除了陪打牌,陈太学还要陪张保国外出。只要张保国私自离开高州城,都不愿带别人去,只带陈太学。他看重的依然是陈太学的耿直。张保国私自外出都是为了“做保健”。他从来不在高州城“做保健”。张保国“做保健”的时候,陈太学都像第一次去成都那样,在大厅里过夜,事后为张保国埋单。对这一笔开销,陈太学也记在自己的小本子上。

蛇大孔大,陈太学发现,自己虽然挣了钱,但细算下来,送出去的也真不少!那些钱本来是他陈太学的,却不得已拿给别人用了,这让他很不甘心。他盘算着从别的方面去想些法子填补一下。从材料上节省已不可能,如果再节省,他修的房子就会变成了豆腐渣;除此之外,如果不打一打农民工的主意,还有什么法子好想呢?

意识到这一点,陈太学很矛盾。赖掉冉老头等人的工钱那件事,一直是他心里抹不去的阴影,他怎么能再做对不住工人的事情呢?那天,他独自坐在工地上的办公室里,不停地提醒自己:你也是农民,也是从下苦力过来的,可不能对他们胡来。同时他又不停地为自己开脱:我又不是赖他们的钱,我只是打算像其他包工头一样,工资压一个月再发。在高州承包建筑的老板,只有陈太学才是当月发工资,陈太学知道农民工挣下的钱,是家里的柴米油盐,是孩子的书学费,是老人的棺木,也可能是命。耽误了一个月,孩子就可能没法上学,躺在医院里的病人,就可能被赶出去,从此一病不起。陈太学懂得这些,所以他不愿意拖欠农民工的工资。

可他现在想,情况哪里就有那么严重呢,以前不准农民进城打工的时候,不照样在活人吗?我家里那么穷,不照样把儿子送到高中了吗?

这么一想,他就定了心,也开始隔月发工钱了。

陈太学的本意,是想把钱存在银行多得点利息,可事实上,隔月发钱的好处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料。目前,随着开发项目的不断增多,农民工的流动也越来越频繁,高州城规定,如果农民工想离开,只要提前一月向老板打了招呼,他离开时就必须把工钱全部付清。对老板们而言,要应付这办法实在太容易了:你来打招呼的时候,我不同意不就得了。不同意就等于没打招呼,要走人你就走吧,反正有一个月工钱你是拿不走的。

说实话,陈太学这事还做不出来,只要有人来打招呼,他都同意,到时候都把钱如数付给你。可是,离开他工地的人越来越多了。以前工人们对陈太学是巴心巴肠的,就因为他能当月发钱,现在他也压工钱了,许多人失望了,就不想跟他干。对此,陈太学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想我也做得仁至义尽了吧,凡是打了招呼的,我都把钱给了,平时待你们也和和气气,哪像其他老板,动不动就黑脸,就骂人,可你们却不领情,要离开我,拆我的台。

从那以后,再有人来打招呼,陈太学就不同意了。

这样工人们即便想走,到底又舍不得那一个月的工钱,只好被迫留下来。

但也有不得不走的。在陈太学的工地上,有个叫沈志国的人,三十七八岁,满脸络腮胡。他本来是砖匠,可那段时间,高州连降暴雨,山洪骤发,从红旗桥到陈太学工地的这段路,有长达六十米被从翠屏山下来的洪水冲毁了。车过不来,水泥也就运不到工地,因此,包括沈志国在内的一些人,就临时做了搬运工。搬一袋水泥,可挣一元钱。这对农民工而言是相当诱人的,只是水泥太沉了,随便一袋都是百多斤重。沈志国好像生怕别人把水泥搬完了一样,不断地告诫人家,你气力小,你不行!那些人的气力的确都不如他,刚把袋子扛上肩,脖子上的青筋就绞成了绳子,迈步的时候,两条腿撇成了两个括号。可既然能挣钱,既然自己没被当场压垮,就都沉静无声地挣扎着。

沈志国见码在桥头的水泥越来越少,很焦急,于是把两袋扛在肩上,左肩一袋,右肩一袋!

第二袋水泥上身的时候,他的头晕了一下,同时觉得自己被什么东西咬了一口。他定了定神,朝前走了两步,这一走,他听到身体内部发出吱的一声,像气球被锥破了的声音。紧接着,一股生铁的气息从喉咙里蒸了上来。他使劲吞了几口唾沫,把那股热辣辣的味道吞回去了,又继续朝前迈步。

当他把肩上的重物卸下去的一刹那,那股类同于生铁的气息又蒸腾起来,而且异常坚硬,他还没来得及作出反应,就从嘴里冲了出来。

那是一口殷红的血。

这口血本来早就要出来的,可它好像明白,如果它出来了,沈志国就不可能将这两袋水泥扛过来,于是它顽强地留在了沈志国的身体里,最后一次为他长劲,帮助他挣了两块钱。

沈志国看着地上的血花朵一样枯萎,古怪地笑了一下。他知道这是伤元气了,按他老家的说法,是伤“统子”了。伤了“统子”就可能是一辈子的事情,他有些害怕。可是他几乎就没有多想,用袖口把胡子尖和嘴皮上的血丝抹掉,抹了两把洒落出来的水泥,把吐出的血埋了,又朝桥头走去。

尽管这次他只扛了一袋,但他明显感到不行了,那袋水泥在他肩上变成了石头,变成了铅……没走多远,水泥袋就自己滑落了,随即,沈志国又吐出了一口血。

带着金属质感的腥味儿,在空气里弥漫。

这回有好几个人看见了,他们都扔了肩上的东西,大呼小叫地跑过来,把他扶进了工棚。

吐血是有惯性的,只要开了头,别说下力,就连咳声嗽也会把血咳出来。沈志国就是这样。他没有恐惧,只有忧伤。在工地上,沈志国的话最少,也只有他从来不谈自己家里的事情,谁也不知道他的境况,只是从他一年到头都不穿袜子看来,反正是好不了的。但是,你身体都弄成这样了,还图个啥呢?大家劝他回去算了。

事实上他自己也想回去,即便死,也死在世代祖居的村落里,可再怎么说也要再坚持一个月,先打声招呼,下个月走的时候把工资领全。

陈太学知道沈志国吐血的事,沈志国去他办公室,还没开口,陈太学就说,志国,我理解你的难处,你也要理解我的难处,谁管理这么大一个工地,都不容易。沈志国说陈哥,我知道,可是我没办法呀。陈太学说,你还是没理解我,你没办法,未必我就有办法?你想想,要是我在你这里开了头,别人都跟你学,大家都走了,我不就成了光杆司令?你走不走是你的事,反正我又没赶你。沈志国说陈哥是没赶我走,陈哥待人好,可我实在挺不住了。陈太学脸色阴下去了,声音也放大了:我吃亏就吃亏在待人好!你挺不住,我也不强迫你留下来。

沈志国本来就不会说话,这时候更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他舔了几下嘴唇,走了出去。

他没有离开工地。

但几天之后,他又吐了一次血,而且吐得特别厉害,不得不走了。

直到沈志国离开工地大半天,陈太学才听说,他站在办公室外面,望着熙熙攘攘的红旗桥,想象着沈志国背着帆布包慢吞吞地跨过桥去的样子,身上的某一处震动了一下。

那天接下来的时间,陈太学一直都很郁闷,一直都在为自己寻找理由。他卢到了他故意给张保国输钱,想到了陪张保国去“做保健”,觉得你沈志国虽然白干了几十天,可你在我面前,不像我在张保国面前那样低三下四吧?同时他也想到了儿子,听说儿子也在建筑工地上,也受着老板的盘剥。想到这里,陈太学直想哭——既然我儿子都在受罪,你叫我怎么说呢?

想到这些之后,让陈太学震动的地方感觉迟钝了,更不像当初赖掉冉老头他们的钱时那么心痛了。但他还是很郁闷,很迷惑,因为他拿不准,自己找出的这些理由,究竟算不算理由?

冬天到来的时候,陈太学的母亲走完了她生命的里程。那个孤独的老人死在冬日的早上。那天她起了床,把猪食煮好——煮猪食的时候,她照例和做饭的媳妇看似漫不经心、实则锥心刺骨地互相攻击,自从陈福离家出走以后,两个女人攻击得就更加厉害了——就搭根凳子到门外去,靠着黑乎乎的木板墙坐下来。那时候,毫无热气的太阳正升起来,可死亡却降临到这个老人身上了。死亡来得很突然,简直不知道它是来自天空,来自大地,还是来自老人的身体内部,它一来就把老人笼罩了,弥漫了……

母亲的丧事办得很奢华,光响器就请了九拨,这在大荒村是前所未有的。但陈太学回到高州城后,喉咙里老是埋着一只苍蝇,吞也吞不下去,吐也吐不出来。这主要还是与他儿子有关。邻近村子里来“坐夜”(吊丧)的,都要问起陈福,这真是往陈太学的心窝里扎针。何奎的父亲还是像往常一样,咬着根竹烟筒,开口闭口“我儿子说”。村里谁家婚丧嫁娶,都在几层院坝里放了八仙桌,饭时当餐桌,饭后供人打牌和闲聊,只要何奎的父亲在哪张桌上坐下了,四周就围了许多人,向他打听国家大事。本来是母亲的丧事,结果倒成了那老头子的新闻发布会了!

陈太学不愿意想这些,可又不能不想,想起来就不能不伤心。只要他早就不责怪儿子了,只责怪自己。他觉得这都是因为自己的钱还不足够多的缘故。他相信只要有足够多的钱,大荒村人就不会把何奎的父亲放在眼里的,就会跑到他陈太学的腚下来舔肥的!

那些天,陈太学持续不断地做同一个梦。他在梦中张开两臂飞翔,大河与群山在他肚皮底下影子一样划过。但是,不管他飞多长时间,飞多少里程,天气都是惨淡的,又冷又湿,而且后面还有人追赶。他看不清追赶者的脸,只觉得有一股阴气,使他恐惧得不敢有片刻的停留。醒来之后,他的手脚都麻木了,梦中的情景却刻骨铭心。

要是我有很多很多的钱,就没有谁敢在后面追我了……想到这里,他无端地叹息了一声。

翻年过去,高州新城已初具规模,张保国也在这时候当上了建设局副局长,分管项目部。

这年初夏,张副局长传达了上级振奋人心的号召:开发翠屏山。

翠屏山海拔不过四五百米,在群山簇拥的川东北,它根本就不能称为山,不过是土丘罢了。这片土丘位于城南,面积广大,形体浑圆,夏秋时节,野花盛开,香飘数里,高粱、玉米和水稻迎风滚动,住在城里的人,经常站在窗口,欣赏那绿浪滔滔的壮丽景色。到了冬季,外围的高山阻挡了来自大巴山和秦岭的寒流,因此翠屏山上依旧是草色青青,千竿挺秀。其“翠屏”之名,就是这么来的。正由于它的美,有关部门觉得,让它长不值钱的杂树、野花和庄稼,实在可惜。开发是早就定下来的,只是不能随便规划,要是在上面修普通商品房,简直辱没了那块地盘。大家讨论来讨论去,最终决定:利用山上良好的自然风光,修个别墅群!

这是高州城“民心工程”的一部分(命令刚刚发布、“高州市小康示范村”的石碑就立在了翠屏山口),因为别墅是给山上的农民修的。山上有数百户农民,多少年多少代了,他们都住在木屋或者土坯房里,漏风漏雨,既不舒适,也不安全;住进别墅就不一样了,那些农民就一跃进入超级小康了。按高州城的现行房价,老城每平米一千元,新城一千三百元,而翠屏山上的别墅定在三千元,按最小户型二百平米计算,就要六十万元。农民每人拥有一亩水田,几分旱地,一家有一头耕牛,几条喂猪。有的人家猪也喂不起,牛也养不起,一年的民入也就几百块,这么算下来,他们要把那栋别墅买到手,不吃不喝,也是一百年之后的事情了。

对农民这种现实的困难,有关部门是考虑到的,他们说如果你们实在买不动,就让别人来买吧,你们下山到老城住安置房,上面给每户补贴五千元,剩下的房款就靠你们自己支付了。

事实上,在此之前,他们就做了市场调查,别墅还没修,就已经销售一空。

那段时间,张保国每天夹着公文包,带着几个手下,挨家挨户走访山上的农民:你买别墅吗?不买?不买就赶紧下山!

这一次,不像开发河沿时那么手软,再不允许钉子户存在,谁要说声不,立即扒房子!

推土机和挖掘机从临时开辟的土路轰隆隆地开了上来,在农民的田地里仓皇地奔跑。那时候,稻谷都抽穗了,正吮吸着金灿灿的阳光,准备长成饱满的骨肉,回报农民喂养他们的日子——农民只在春节休息过几天,之后就一直在田地里忙碌,他们要弄出那些庄稼,需要把眼睛看绿,把腰弯断,把指甲磨穿。可现在,庄稼都在顷刻间变成了泥浆。

那些没来得及下山的农民,扑在田埂上痛哭。

陈太学比较顺利地从张保国手里要到了一份翠屏山的工程,也上山去了。就在他上山的那一天,他看到了最早给他租房子的那家人。那家人在翠屏山修的砖房被推掉了,一家老小悲悲戚戚的,正背着锅碗瓢盆和破棉絮下山。陈太学知道,这些去老城住安置房的农民。没钱做生意,只有挑着担儿,占据街头巷尾做些小生意,而高州城正在创建省级文明城市,不许这些人给市容抹黑,恐怕生意也做不长久了。

陈太学跟老房东招呼也没打。他觉得那是没有必要的。他已经有意识地在让自己的心硬起来。人身上的任何一部分,都是可以变硬的,包括心。他基本上不再想冉老头和沈志国了,即便想起来,也没多少特殊的感觉。现在,真正能够让他心痛的就是儿子了。

让陈太学没预料到的是,翠屏山工程动工不久,陈福就从浙江跑来投奔他了!

在陈太学的印象里,儿子很瘦小,可那只是陈福小时候留给他的印象,其实,陈福上初中时就比父亲高,有些瘦的,但绝非陈太学心目中的瘦成一抓筋,外出打了两年多工,陈福的肤色变黑了,手臂上鼓起肉疙瘩。陈太学看着他这模样,竟然比看到他瘦瘦小小的样子还让他难受。儿子的样子无疑表明,他这两年多真是下苦力的。

陈福以为父亲怎样处罚他,可陈太学却没明确地表示任何态度,他只是带着儿子,去老城的贫民窟走了一遭,从下午一直走到天黑。回来后,他才问儿子有啥想法,陈福低了头,说爸爸,我啥都听你的。陈福的这句话,猛然撕开了父亲心灵上结痂的伤疤,陈太学跳起来骂:你个狗日的,既然啥都听我的,我叫你考大学,你为啥就不考了?你说呀!陈福能说什么呢?他只是把头垂得很低。陈太学一把揪住儿子的头发,让他的头昂起来,点着他的鼻子骂:你不考大学,还跑了!你奶奶的死,就是你龟儿子造的孽!要是你不跑,你奶奶就不会死那么快——啪!陈福挨了一记凶狠的耳光。

此时,陈太学退到一旁抽烟。抽一口烟,他就在心里哭一声:为了这个家,我把屁股都撅给人家了,你还嫌我被糟践得不够么……

陈福依然像过去那么胆小,甚至更加胆小,但做事勤快,每天清晨四点钟,他就帮母亲去市场买菜,用斗车推到工地食堂,又忙着淘洗。见儿子这样,陈太学的怒火消了,只要儿子推着斗车出门,他就望着儿子的背影,沉痛地摇头。

让陈福去食堂里窜来窜去,陈太学认为那是丢人现眼。

这天,他把儿子叫到身边,沉着脸说,走,跟老子去看工地。

从那以后,陈福就到工地去了。他毕竟是有知识的人,又有从事建筑业的实践,很快就弄懂了里面的黑白,便在父亲的工地上做了监工。

有了儿子帮忙,陈太学能抽出更多的时间陪张保国他们玩了。张保国当副局长后,他手下一个姓贺的人当了项目部经理,但陈太学把握住一个原则:只对张保国负责。因为张保国分管项目部,贺经理自然就归他管了,既然如此,陈太学认为没必要对贺经理多理睬,反正每次打牌贺经理都在,也跟他一样,对张保国说话诚惶诚恐,钱也只管往张保国手里输。

一切都顺风顺水的,陈太学一家就在高州城住下来了。他很少想到老君山上的大荒村。大荒村有他的祖坟,然而,人死如灯灭,惦念是有的,终究无济于事;大荒村还有他的弟弟,陈太学偶尔会想起他,可他总是迅速把那份心思扑灭了。

弟弟给别人当奴才的样子,仿佛是陈太学留在乡间的活标本,这让他很难受。

陈太学眼下最迫切的事情,是给儿子找个女人。儿子的年龄已经不小了,是该找女人的时候了,可就是没一个合适的人。老君山的女人倒是多,说真心话,那山上的女人还长得很漂亮,但陈太学打死也不会同意儿子回山里去结个媳妇的。找个城里女人吧,又不可能,高州城的市民都把农民叫“弯弯儿”,这名字是怎么叫来的,陈太学不懂,反正是个蔑称。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就只有慢慢碰了。陈太学最担心的是工地上那些女子,现在他工地上有八个女子,多半都没结婚,陈太学害怕儿子被她们勾引了。说到底,那些人再勤快,再灵巧,模样儿再俏,不也就是穷弯儿吗?弯弯儿跟弯弯儿是不一样的,即便是要找个弯弯儿做儿媳妇,也必须是发了财的富弯弯儿。陈太学说这就叫强强联合。

他警告儿子:你听清楚,要是你跟工地上那些小妖精混,老子打断你的腿!

陈福并没跟那些“小妖精”混,但他的确爱听她们说话,他也知道其中一个很喜欢他,只要他走过去,她就水盈盈地瞄他一眼,然后低下头去,脸颊绯红,一声不吭地做活。那是一个身体瘦弱头发泛黄的女子,陈福开始并没注意她,可是,那双眼睛让陈福心疼,慢慢地,陈福就不仅心疼她的眼睛,还心疼她的瘦,她的黄头发,以及她卖力劳动的样子。晚上睡觉,陈福也要想上她一阵。现在,陈太学租了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是二十年前的老房子,很陈旧,但毕竟像个样子了。陈福睡在床上,心想我住在这里,可她却睡在拥挤不堪夏天闷热冬天寒冷的工棚里,这其中蕴含着某种让人很不愉快的因素。只是父亲警告他之后,他就不敢想了……

陈太学到底遂了自己找“富弯弯儿”的心愿。说起来这还得感谢张保国。那年秋天,有一次张保国透露,说他夫人近日身体不太利索,陈太学记在心上,两天过后,他就抽空到距高州城十五公里外的乡下给张保国买鳖。那里有个养鳖大王,远近闻名的。大老远的,陈太学就能认出养鳖大王的住处,那是坐落在平坝里的一栋三层小洋楼,傲立于低矮芜杂的民舍之间。以前,这里很多人都养鳖,唯独这家有养鳖的秘诀,别人养的鳖又瘦又小,他养的又肥又大。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别人的鳖无论怎样烹制都有一股土腥味儿,而他的鳖刚刚下锅,就能闻到一股玫瑰花香。久而久之,他的鳖出了名,外面来进货的,根本不往别处走,直接就到了他的池塘边。这样,别的人都被他挤垮了,他成了坝上首屈一指的富人。他的池塘有两亩多,塘边芳草萋萋,上面架了铁丝网天棚,那些鳖们,有的没在塘中,有的歇在岸边草丛里,有的还爬到铁丝网上,无忧无虑地倒挂着,让秋天的太阳晒热它们的肚皮。陈太学选了几个大的,共有三十多斤重,花去四千多块钱,买回去送给了张副局长。

张保国翘起好看的嘴角笑了一下:你这个陈太学呀!

过了两天,张保国给陈太学打电话,说陈太学,你那些玩意是从哪里弄来的,那么好吃,我准备再去买些。陈太学说,嗨呀张局长,这些事你交给我办就是嘛!张保国说,那就辛苦你哟。陈太学一听,情绪更激烈了,说张局长你这是……好像张保国说他辛苦,是批评他。放了电话,陈太学沉了脸,抹了几把头发。他的头发越见稀少,寡黄寡黄的头皮一坡一坡地露出来。三十多斤鳖,说啥也不该两天就吃完的,张保国一定是拿去送人了。

想到这点,陈太学几乎有些同情张保国了——我给他当孙子,他又给别人当孙子,就跟狼吃羊、羊又吃草没啥区别。娘的,这世上谁都不好过。

认识到这一点,陈太学终于可以放心大胆地让自己的心变成石头了。

在那之后的一个月内,陈太学连续三次去为张保国买鳖。去得多了,他就跟养鳖大王熟了,两人不但说场面上的话,还说私事。没想到这一说,竟成就了一桩婚姻!养鳖大王有个女儿,名叫秀莲,已二十三岁了,还没找到婆家。当然并不是找不到,而是跟陈福一样,高不成低不就的。陈太学一听就动了心,说他有个儿子,今年二十七,也未婚娶。

两人暗地里对彼此的家底作了一番细致的调查,就私自定了下来。

照养鳖大王的意思,由他们各出一半钱,在高州新城给儿女买一套好房子。对出这一半钱,陈太学倒一点不为难,他感到难的是选定买房的地方。他自己都难以解释的是,他为什么会对高州城有一种来自精神内部的抗拒。他说,何必在高州城买房呢,去我们巴川县城不行吗?养鳖大王嗤笑了一声:那鬼地方,一泡尿就淹死全城!养鳖大王是一个特别喜欢扁嘴的人,他有棱有角的嘴一扁起来,眉宇间就透出一股子藐视一切的傲气。陈太学瞧不起他的这股傲气,觉得他到底是土财主,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同时,陈太学又特别佩服他的傲气,他从养鳖大王的嘴角,看到了另外一种人生,他从骨子里向往的人生。

陈太学扳不过养鳖大王的手腕子,只好同意在高州新城买房。

这些事情都谈妥了,才让两个年轻人见面。

不过没什么好说的。陈福啥都听父亲的,那次远走浙江的叛逆,是他灵魂的河流里唯一冒出水面的礁石。至于养鳖大王的女儿秀莲,自她醒事之后,就深深浸染在与周围邻居有意隔膜的气氛之中,从血液里就认同她要嫁人就必须嫁富人的观念。养鳖大王和秀莲对陈福满意到什么程度,陈太学没有把握,陈福也没有把握,那个脸上长满小痘痘的女子,跟她父亲一样干练,谈恋爱就像养鳖卖鳖,做得一板一眼的,从不表露儿女情长。反过来,陈太学对秀莲倒是特别满意,他满意的不仅是她父亲的财富,还因为她说一口普通话!来她家买货的,高州人只占一小部分,大部分都是重庆、成都等地来的,而且又多不是成、渝本地人,而是来这些地方做生意的外省人。这些人能听懂一般的四川话,对高州方言就听不懂了。为了做买卖,秀莲主动学起了普通话,她只是一个小学毕业生,学普通话很困难,至今也只能说“川普”,但至少外地客人能听懂了。只要有外地客人来,就是她跟他们谈生意。她的干练就是这么操出来的。为了强化训练,她平时也说普通话。能找一个说普通话的儿媳,陈太学感到透心的满足。

听说何奎在重庆找了个女人,就算那女人是城里人,可她会说普通话吗?

给两个年轻人的房子很快买上了,到一月中旬就结了婚。娶儿媳那天,陈太学分做两拨请客,上午,他又把几十斤鳖送到了张副局长家里,中午在金沙滩请张副局长等人吃饭,晚上在工地上请工人。陈太学对工人们说,尽管吃,尽管喝,晚上这顿不要钱!大家都吃得很高兴,喝得满面通红,工地弄得喜气洋洋的。

但有一个人没来。就是那个身体瘦弱的黄头发女子,她独自躲在工棚里,静静地抹泪水。

夜里,马芬熟睡之后,陈太学就把今天送给张保国的鳖钱记在那个秘密的小本子上,对着那个小本子说,张保国呀张保国,我送你那么多鳖,换回一个说普通话的媳妇,也算值了!

到后半夜,陈太学的心就发痒了,早被搁置一边的大荒村,在他心里轰轰烈烈地复活过来。

他决定,今年春节,一定要带着全家人回去一趟。

旧历腊月二十九这天,陈福夫妇天没亮就到父母的租房里,那时候陈太学早已起床,烟都抽了两三支了。大家就等着马芬。马芬来到高州城,比在家里更累,她本想找女儿来食堂帮忙,可女儿一家都跑到新疆落户去了,食堂就靠她一个人撑持,好不容易等到工人放了假,就只想睡个懒觉。陈太学不停地催她:婆娘家的,就是罗嗦!他恨不得打个喷嚏就回到大荒村去了。陈福一副度蜜月的样子,看上去比平时更羞涩,倒是秀莲大大方方的。秀莲说爸,让妈慢慢穿嘛。秀莲又说,爸,你们也买套房子吧,我们住那么好,你们住这么烂,我们这心里堵。陈太学使劲地吧嗒了几口烟,说秀莲呢,我们住猪窝狗窝有啥关系?只要你们好就行了,你们好,当爹妈的就宽心了……

从巴川县城开出的船,本可以直接在老君山脚停靠,但陈太学先就计划好了,不在这里下,去镇上再下。这是今年的最后一个赶场天,村里上街办年货的一定多。陈太学一家到镇上,已是下午三点过,但集市上的人还很稠。陈太学直接就带着家人去了榨油厂。大荒村人来赶场,回家之前都喜欢聚在榨油厂外面的小坝上歇口气。那里果然有好几个,除了小兵,别的都是从外面打工回来的。鼻子冻得通红的小兵首先看见了陈太学,大声叫,学爸!陈太学那天穿了件前两天才买来的呢子大衣,他将肩膀一抖,大衣差点落到地上。他并没回应小兵,把步子放慢了。朝村里人走去,摸出烟来,挨个发。他发的是十四块钱一包的娇子,他知道哪怕你就是到北京打工,也只能跟他在高州城一样,抽两块钱一包的烟就不得了。那些人接过陈太学的烟,自以为比陈太学见过世面的眼神一下子就消失了。他们把烟点上,问陈太学一家路上辛苦,并好奇地打量站在陈福身边的秀莲。陈太学说,这是陈福屋头的,言毕就看着秀莲,意思是希望她说几句普通话,可秀莲只是笑了笑,并没说话。

小兵见陈太学带了些包裹,就将一个最大的放在自己背篼里,说走吧。

陈太学说,莫慌嘛,你们吃饮食没有?几个人有些不好意思,说这点路,吃啥饮食哟。陈太学说这咋成呢,反正时间还早,吃了再上路。小兵本来不想去的,由于父亲得了麻风病,他和母亲都很自觉,一般不跟人同桌吃饭,尽管他和母亲既不脱眉毛也不烂指甲,而且经过多次检查都确诊无病。但陈太学说,走走走,都去!

饮食店大都不营业了,一行人找到中街,才看到一家没关门的。店里冷目秋眼,额头上长了个大瘤子的老板正在清扫灶台,看来也是准备收拾妥帖好回家过陈太学细声说,有啥好吃的?老板看也不看他一眼,边抹灶台边说,新年大节的,好吃的都弄到家里去了。可这时陈福叫了声,好大一条鲢鱼!在厨房的正中间,放着一个紫色塑料盆,盆里装满了水,那条鲢鱼却丝毫也不能动弹,因为它长长的身子像铁丝一样被圈在了盆里,只露出幽黑的脊背。陈太学听见儿子叫,走过去看了,出来说,就把那条鱼给我们弄来吃了。老板说,那不是拿来卖的。陈太学的脸色很不好看了,说我给你一百块一斤卖不卖?老板嗤了一声,显富啊?两百也不卖!陈太学的手又出汗了,脸上的皱纹鼓起老高。小兵和那几个人就劝:他不卖就算了,我们不吃就是。可陈太学不愿出门,嘴唇风快地哆嗦着。老板见状,终于放下抹帕,语气和缓地说,师傅,我不是不卖给你,这是我留下来明天团年的,我女儿女婿要带着小外孙从西藏回来,他们多年没回来过了。可陈太学的嘴唇还在哆嗦,不愿走,马芬把他推了出去。

街上的摊子都还没收,陈太学让陈福给每人买了一袋饼干,又买了一瓶矿泉水。接着又买带回家的鞭炮、花生、糖果。他买了两麻袋鞭炮,花生和糖果又各买了一麻袋。两几个村里人见他这阵势,唬得大气都不敢出了,争相把沉重的麻袋往自己的背篼上放。

刚从中街出来,陈太学的肩膀就被重重地碰了一下。那时候,他脑子里想的全是那个餐馆老板,他想我当时应该摸出一大扎钱来,扔到他脸上!由于后悔没那样做,他的愤怒就越发的浓烈,被人这么一碰,他唯一的想法就是骂人。他抬起头(碰他的人比他高出许多),说你他……还没把最难听的话骂出来,他就觉得不对劲了,因为这个人正朝他笑。这是谁呢?陈太学不认识,可那个人认识他,他说太学,好些年没碰见你了,你还是这么精干。陈太学脸上的肌肉松弛了,唔了一声。那人又看着陈太学身后的陈福,说这是你娃娃吧?陈福笑了一下。那人说,太学,那年你带他来农机站的时候,又瘦又矮的,现在长这么高了,像绳绳儿拉起来的一样。这时候陈太学才明白了,这个人是老蒲,就是曾借给他十块钱并让他打借条的老蒲。他的年龄跟陈太学差不多,可怎么显得这么老了?他戴着鸭舌帽,头上没盖住的部分全是白发,还掉了好几颗牙齿,说话时关不住风。陈太学的心里像突然停电的灯泡。尽管那十块钱老早就还了,但既然老蒲提到去农机站的事,证明他记得自己曾经帮助过陈太学。

陈太学不想回忆过去那些苦痛的经历,同时也怕老蒲在秀莲面前多话,很想马上脱身。可老蒲却热情得不得了,他以前不是一个喜欢说话的人,人一老,话也就多了起来。他望着陈福说,大学早毕业了吧?在哪里工作?陈福的脸红了,陈太学却把话抢了过去,小声说,在高州城。老蒲说不错不错!接着又问,在干啥?陈太学望了一眼后面,秀莲和婆妈在说什么,但是小兵他们几个背着沉重的麻袋或包裹,正低眉顺首地站在他身边,他跟老蒲的对话,小兵们一定是清清楚楚地听到了。陈太学觉得脸都丢尽了,没回老蒲的话,反过去问老蒲的孩子,老蒲将头一昂头说,我的娃娃不成器呀,我儿子在复旦大学读了博士,就留在学校教书,女儿就更没出息了,大学都没考起呀,就在我们镇上的百货商场当售货员。

陈太学的太阳穴像敲鼓一样,说老蒲,我要赶路,空了再摆谈。话音未落,就迈开了步子。

直到走出上街,陈太学都如在梦里。

上街尾子上,有一个小小的土坝,土坝对面就是百货商场。商场里面有不少人,买碗,买灶具,买来年犁春水田用的铁铧。陈太学朝那边望了望,心里突然涌起一潮渴望。

他没跟任何人商量,直接就过了土坝,进到商场里去。后面的人也只好跟去。

虽然叫商场,其实只有一层楼,只是比较大,里面的售货员,有十多个,有的忙得不可开交,有的闲得在怀里抱个暖水袋。这十多个售货员,男的占了多半,女的只有一个是年轻人,毫无疑问,年轻的这个就是老蒲的女儿了,她跟老蒲的父女关系一眼就看出来了。老蒲的女儿就属于闲得抱暖水袋的人,倒不是她偷懒,而是她卖的都是高档品,没有买主。

陈太学点燃一支烟,朝那边走了过去。他走到柜台前,往货架上瞅了两眼,看准一床标价八百六十元的毛毯,说,那个拿一床。

老蒲的女儿把身子靠在柜台上,细声细气地说,你把价看清楚哟,贵哟。

她是真心实意地提醒陈太学。陈太学虽然披着呢子大衣,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假呢子。最特殊的标志是陈太学把毛衣扎到了裤腰里,他穿了两件毛衣,两件都扎到裤腰里。老蒲的女儿觉得,只有山里的农民才这样穿,一是山风太烈,二是毛衣质量差,扎起来才能保暖。

陈太学一口就吸掉了半支烟,见老蒲的女儿还是笑眯眯地看着他,没有取毛毯的意思,他猛一巴掌拍在柜台上:再贵也是要钱不是要命嘛!

柜台的玻璃裂开了一条口子,老蒲的女儿吓得浑身一颤,暖水袋掉在地上,摔得哎哟一声。很多人围了过来。商场经理也过来了。那时候,老蒲的女儿早站在方凳上,将货架顶端的毛毯往外拉。当她把毛毯放在陈太学面前时,陈太学又将柜台拍了一巴掌:再拿一床!柜台上的玻璃终于被震裂一块,簸到地上,碎成一包渣。经理对陈太学说,同志,莫发气,有啥事好商量。接着转过脸,朝痴站着的老蒲的女儿吼,傻了哇,还不快取!老蒲的女儿慌脚忙手地又往凳上站,一只脚踏上去,凳子就翻了,她一个前扑,头差点撞在货架上。待她终于费劲地将毛毯取下来,早是一脸的泪水。陈太学摸出十八张百元大钞,说不找了,零钱算我赔你们的玻璃。经理腰一弯,随后命令老蒲的女儿:还不快给赔个罪!老蒲的女儿挂着泪水,对昂首阔步走出老远的陈太学说,同志,对不起。

跟在陈太学后面的小兵几人,再一次被他镇住了。可陈太学的老婆、儿子和儿媳却不理解,尤其是马芬,此前商量过要来镇上买鞭炮、花生、糖果,从没说过要买毛毯的呀。虽添了一个秀莲,可死了一个老太婆,家里的被具是够用的,就算要买床新的给儿子儿媳盖,也没必要买那么贵的毛毯呀,更没必要买两床呀!尤其是,那块一巴掌就能拍烂的玻璃能值几个钱?二十块不得了么,丈夫却扔出去八十块!马芬觉得,陈太学今天简直是疯了!

可她并没制止他,因为她被丈夫的怒火和架势镇住了。

她哪里知道,她的丈夫陈太学,现在才感到心里舒服了些……

除夕的晚上,陈太学就要放鞭炮了。那是冬日里一个少见的晴天,只是空气干冷。陈太学家很早就吃了晚饭(粮食都是村民送的,陈太学要给钱,可送粮食的人说啥也不要),陈福就照父亲的吩咐搭一架楼梯,搁在院坝边那棵古老的杏树上,爬上去绑架子。村民一问,才知道他是去搭“炮台”。天光刚刚收尽,星星还没出来,如战火般的鞭炮声就响起来了。陈福坐在绑好的架子上,手里支一根长长的竹竿,让鞭炮在那竹竿上炸响。那根竹竿上的爆完了,站在树下的陈太学又把另一根捆上鞭炮的竹竿递上去。

那天夜里,除了陈太学家,整个大荒村没一家敢放鞭炮,即便买了几颗的,也不敢拿出来放,更不要说烧爆竹了。陈太学家的鞭炮放了几个小时,硫磺硝烟笼罩了整个村落。那棵见证了岁月沧桑的老杏树,年年春天都要开一树粉红的花朵,夏季奉献硕大的白果,可从那以后,它就没再发芽,更没开花——它死掉了!里人说,那棵杏树是被它主人家的富贵吓死的……

鞭炮声停下来后,村里很多人都陆陆续续挤到陈太学家去了,连那些想打麻将想得手痒的人,也暂时不上牌桌,先去陈家看看。陈太学家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陈太学把进来的人暗地里数了数,他发现,除了何奎一家,差不多都来了,这就证明,今晚上没有人去何奎家坐!而除夕夜谁家的客人最多,历来都是最检验人气的。要是往年,何奎家早就挤爆了。

陈太学的心里,又涌起从镇百货商场出来时的那种舒服感。

一个偌大的簸箕放在靠门的地方,里面花生和糖果混杂在一起,不管是谁,只要跨进门槛,马芬都捞一捧递过去。那些人将这些奢侈品往荷包里揣,心里喜滋滋的,说,我们来看看陈福家的。秀莲坐在正对门的火堂边,一进门就能看见,由于初婚,她脸上的小痘痘变得更多更密。

每进来一个人,陈太学就给秀莲介绍,意思是让秀莲打声招呼。只要她打招呼,普通话就出来了。可是,秀莲自始至终没打过一声招呼!她的招呼就是笑,笑一笑就完了。这女子,只有做生意的时候才伶牙俐齿,平时就像个泥菩萨。陈太学说,秀莲,他们没去过高州城,你祖祖辈辈都住那里,你就给他们说一说那里的事嘛。秀莲又是一笑,不过到底说话了。她说我还不是跟你们一样,是住在乡下的,有事才往城里跑一趟,我能说出个什么来呢?秀莲的话一出口,陈太学的脖子就梗起来了。她说的不是普通话,而是高州土话!陈太学说,秀莲,你像平时那样说话嘛,你这样说话他们听不懂。可是村民们马上说,不跟我们这里的话一样吗?很好听的呀!秀莲也说,都是一条河上的人,咋听不懂呢?还是高州土话!

陈太学的手上出汗了。他觉得,由他挑选的这个儿媳妇,远不如想象的那么好。秀莲说话声音柔和,而且一说一笑,村民觉得她挺平易近人的,于是也想表达对她的亲切。乡里人表达亲切的方式很特别,说白了就是拿男女开玩笑。一个陈福该叫嫂子的人伸了脖子说,陈福,你婆娘没爬过山,上来的时候是不是你背的?听了这话,陈太学和马芬的脸色都变了,婆娘这个词用在秀莲身上,实在太难听了。这不等于是把秀莲的身份降得跟她们一样!马芬此前并没有这样的想法,现在她有了,当她将花生和糖果递到别人的手里,别人抖抖索索又急不可耐地伸手过来接的时候,一种非常奇异的感觉就像搔痒痒,搔得她浑身通泰。因为这种感觉的存在,她猛然间就理解了丈夫在百货商场扔出八十块赔一张玻璃的事情。

陈福那时候独自一人默默地站在街檐上,也就是他奶奶坐着死去的地方,并没听到那个嫂子的问话。陈福没回话,柴屹崂里一个声音却回话了:他们那里不兴叫婆娘,都叫爱人。大家这才注意到陈太良蹲在那里,话就是他说的。哥嫂回来了,侄儿和侄儿媳妇也回来了,陈太良感到很幸福,虽然今天团年的时候哥嫂没叫他一起吃,嫂子也没像对待别人那样,给他糖果和花生,但他进屋来,哥嫂并没赶他出去,这使他觉得,母亲去世后自己还是有靠的。

正月初一清早,陈太良去山里给哥嫂砍柴。不知什么时候,外面飘起了鹅毛大雪。雪在一夜之间把大山都落白了,中午过后,陈太良背一大捆青冈棒回来,卷曲肮脏的衣领里冒出腾腾热气,眉毛和胡子上却挂着冰花。那时候陈太学他们已吃过饭,见陈太良把柴倒在了街檐上,马芬便黑了脸,去给陈太良添饭菜。她只给陈太良添了一份菜,是猪蹄花。陈太良坐下就吃。他首先去拈猪蹄花,拈起来一块,是光骨头,再拈一块,还是光骨头。一整碗蹄花,都是把肉炖化了的光骨头。陈太良把骨头的一端嘬进嘴里,滋溜溜地吸里面的油水。

陈太学之所以要这么多柴,是因为他要请客。大请。不是请从镇上帮他把东西背回来的几个人,也不是请给他送粮食的人——说是大请,其实他预备的客人只有一个:何奎。何奎现在还没回来,听说初二、最晚初三就回来了。他请何奎的菜,计划了满满一桌,除了鳖,还有特意从金沙滩购来的稀罕之物。陈太学相信,那些东西何奎不仅没见过,也没听说过!他要用这顿宴席让何奎明白一个道理:在现今的社会,能挣钱才是本事,你大学生怎样?挣不到钱,大学生顶个球用!

可是,一直等到初六,陈太学不得不第二天就离开了,何奎也没有回来。

没能请上何奎,简直成了陈太学的一块心病……

初六那天晚上,有九个人去找陈太学,都是想去他手下打工的。这其中包括从外省回来的几个人。看来陈太学的确发财了,跟着他干,就不必跑那么远的路,不仅节约了一大笔车旅费,还能在一年中多回来两趟,照看家里。陈太学适当地摆了摆架子,就说,看在乡里乡亲的分上,我都收下了。他正需要工人呢。他工地上很多人都走了,那个没吃陈福喜宴的姑娘,谁也不知道她是在哪一时刻悄然离去的。九个人刚出脚,小兵的母亲来了,她是来求陈太学把小兵带走的。这个年纪轻轻就枯萎了的女人,走路时眼光总是看着地下,好像前一时刻她才丢了钱包似的。来找陈太学之前,她跟儿子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小兵怎么放心把母亲一个人留在家里呢?可她说,我这鸡爪疯也不常发,家里就那点田地,我做得出来。小兵还是不愿离家,话说尽了也不听。她给了儿子一巴掌,骂他是没出息的东西。儿子哭了,她没哭。她把眼泪吞进了肚里。儿子都快满十七岁了,过几年,就该成家立业,而她和丈夫显然没有任何能力为儿子做些什么,只得狠心地把他赶出家门,让他自己去寻条出路。

陈太学本来不想要小兵,那九个人,多多少少都有出外做工的经验,小兵却只懂得做庄稼。但马芬为小兵说了情。小兵那孩子实在太乖了,虽然从小就担起了家庭的重担,可他脸上没有苦相,老是单纯地笑着,又特别懂礼貌,不管对谁,该叫啥叫啥,从不乱辈分。尤其是,在整个大荒村,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像小兵那么“简便”(愿意帮助人)的,他不知帮马芬背了多少捆柴,背了多少袋肥料。最难的是背肥料,从镇上买来,小的五十斤一袋,大的百斤一袋,要爬那么高那么陡的山,作为一个上了年纪的妇人,真是难死了。只要小兵碰见马芬背肥料,都把马芬的肥料接到自己的背篼上,压得他的嫩骨头嘎吱嘎吱响,汗水走一路泼一路。背回来后,马芬留他吃饭,他说做这点事,吃啥饭呢。

第二天一早,陈太学一家带着招募来的十个工人,离开了大荒村。

陈太良把哥嫂送出了门。直到哥哥走过村口那棵枝桠蔽日的檬子树,他都怀着期待,总觉得哥哥会回转身给他几十块钱的,但陈太学没有,他连头也没回。

回大荒村之前,陈太学已经给张保国拜过年了,由于现在没过正月十五,自然还要再去拜一次。陈太学这一拜,又为自己揽到了一桩新差事。张保国说他有个表妹住在成都都江堰,前些日,表妹被她那狼心狗肺的男朋友给骗了,寻死觅活的,很可怜。张保国说他本来应该亲自去看看她,可新年伊始,市里会议很多,实在脱不开身,希望陈太学帮他去走动走动。

陈太学为难地说,就凭我这样儿?张保国给他打气,说你去就是了,没关系的,你就说是我让你去的。既然如此,那就去吧。陈太学当然不会打着空手去,他提了一个大口袋,口袋里装着他从亲家那里买来的鳖,还有十余斤银耳,此外身上还揣着五千元钱。那女子并不住在都江堰城里,也不住在都江堰景区,而是顺着岷江往上游走,离开景区之后,还有二十多分钟车程。那真是一个美得让人发愁的地方,岷江在这里变得很窄,碧蓝的溪流似的,每一丝水纹都幻化出宝石般的仿佛能称得出重量的光芒。江上有座宽大的木板浮桥,陈太学从桥的南岸走到北岸,便进入了葱茏苍翠的竹海。竹海里铺着整洁舒缓的石梯,石梯两旁,除了竹,还有珍贵的桫椤树。林子里没什么动静,连一声鸟叫也没有,只有竹叶雨点一样无声地飘落。陈太学爬出一身汗,才看见了隐藏着的点点白房,这是岷江北岸著名的“竹雾别墅”。

陈太学见了张保国那个只有十八九岁的表妹,把礼物和钱给她,屁股连凳子也没挨一下就离开了。她浑身珠环翠绕,骄傲地挺着下巴,一点也没有张保国说的寻死觅活的样子。尤其是那个五十多岁的妇人,陈太学开始误认为是这女子的母亲,可她在女子面前垂首哈腰,恭恭敬敬,分明就是一个保姆。

陈太学明白了,那女子根本不是张保国的表妹。

张保国派他来,不是劝慰,而是让他帮忙拿钱养。

他的腰就像被人砍了一刀!

在老家获取的那一点豪情,早像气泡一样破裂了……

从那以后,陈太学每隔些日子就自动跑一趟都江堰,送去特产和几千块钱。他把每次的花费都记在自己的小本子上,却从不向张保国提起。张保国倒并不装聋作哑,一有机会,他就问陈太学,你又给我表妹送东西去了?陈太学把两只手握起来,做出很不好意思的样子说,那叫啥东西呀!这时候,张保国总是像对自家人说话那样,嗔怪一声,你这个陈太学呀!

从张保国这个角度讲,他真是把陈太学当成自己人的,因为他需要这样一个人。认真说来,陈太学究竟给了张保国多少好处?难道张保国真就稀罕去金沙滩吃饭,稀罕在麻将桌上赢他一些钱,稀罕他隔三差五地提来几只鳖吗?老实说,张保国并不稀罕这些。他手下和别的包工头送给他的,比陈太学不知超出了多少倍,但张保国看得很清楚,那些人都不及陈太学耿直,不及陈太学可靠。有两件事情给了张保国很大的触动:一是陈太学在高州城请不到他,竟然不辞辛劳追到成都去请;二是陈太学的母亲去世后,他还陪着打了一整天牌。这第二件事,是陈太学在母亲去世一个月后说出来的。那天他请张保国喝酒,陈太学喝多了,就像孩子一样哭,像孩子一样说到母亲。跟张保国一起的人,把陈太学像狗一样地训斥,但张保国没有。近十年来,他第一次感觉到了自己灵魂中还有柔软的地带,那里在隐隐作痛。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感情,后来开发翠屏山,那么多人都没要到活做,而他把活给了陈太学。

现在很少有人知道,张保国也是农民的儿子,而且家里比陈太学当年还穷。张保国认识到,贫穷不仅是一种生存状态,更是一种耻辱。他发誓要雪耻。他发奋读书,走到哪里都是高才生。但这显然是不够的,他还需要寻找另一扇门。读大四那年,为把现在的妻子追求到手,他割过自己的手腕子,这都是事实。然而,他的主要动力,决不是她的美丽可爱,而是因为她父亲当时是高州市委秘书长。那年寒假,他跟她一同回家,她父母问明他的来历,脸色陡然变了,一句话也不说。吃晚饭的时候,竟将他一个人安排了一桌,饭后他就被带到了客房。客房里除了一张床,什么也没有。他多么希望她进来陪他一会儿,可他不知道,她早被父母亲严加看管起来。那天夜里,他一分钟也没睡着,次日凌晨四点过,有人来敲他的门了。他以为是她,结果是她父亲。她父亲看来也没睡着,眼泡皮肿的,带着隐隐的怒气。她父亲说,小伙子,走吧,赶快走!

这时候他才醒悟,昨天他进屋的时候,他们就想把他赶走,之所以没那样做,是因为那是黄昏,市委家属院的人会看见他是从他们家出去的,才被迫留他住了一夜。

出家属院大门时,眼泪在他眼眶边打转,但他没让眼泪流出来,他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晨霜浓烈的空气,朝回乡的车站走。路上,他脑子里只回旋着一句话:我非要把你女儿搞到手!

其实他没必要这么恶狠狠的,她以前并不怎么爱他,当他在她家里受辱之后,她就把他爱到心里去了。在女人那里,爱和同情是很难分清的。大学的最后半学期,父母威胁她,说再这么下去,就不认她这个女儿。她无所谓,不认就不认。到这时候,父母才知道自己彻底失败了。父母就是父母,他们只好接纳了他。那年是很难找工作的,许多同学都下了乡,但张保国留在了高州城,而且是炙手可热的建设局。半年后,他们结了婚。在岳父的关照下,张保国很快当上了项目部副经理。可就在他当副经理不久,岳父得脑溢血死了,一个红红火火的家庭,立马就沦落了!他张保国的头顶上没有了岳父这棵大树,能混到今天这一步,所付出的,难道仅仅是钱吗?不,在张保国的心里,还有比钱重得多的东西,那些东西,他认为是陈太学这样的人一辈子也理解不了的。许多时候,张保国都痛苦得想退出,他读书时毕竟是高才生,一种单纯的理想的光芒还在遥远处闪烁。偶尔,他心里会涌现出一种理性的力量,帮助他怀疑自己的人生之路是不是出了偏差。但这只是极其短暂的灵光一现,因为他发现自己身前身后都是滚滚波涛。他没有退路了,身不由己了。稍有空闲,他就去麻将桌上混,混他个通宵达旦,不给自己留下任何思考的时间。

说心里话,张保国爱妻子,他追求妻子时虽然含有别样的目的,可妻子的美,妻子为他付出的牺牲,都深深打动了他。他在外面找小姐,还偷偷去都江堰买别墅养了个“表妹”,并不证明他不爱妻子,只是为了麻醉自己。

张保国并非不知道,他的退路是自己掐断的。在官场混的时间越长,他就越是锥心刺骨地感觉到:这人活在世上,手里不能没有权!没有权,你就只能是一条虫子,人家把你拍也拍得死,捻也捻得死!

陈太学也这么想。陈太学绝不因为他跟张保国地位悬殊就不这么想。每当他跑一趟都江堰,他的心就是僵硬的,死的,可一站到工地上去,心就活络起来了。

那些除了流血流汗就别无出路的人们,给了他财富和尊严,还让他尝到了权力的滋味。

而今的陈太学,工钱照压,还想方设法地扣钱。伙食越来越差,可每天的伙食费却提高了两块;工人洗澡、洗碗的用水,睡觉前和起床时点灯,都要扣钱,他从来不公布用了多少水电,只是每人每月照二十块扣除;别的包工头,再怎么说也把简易工棚免费让工人住,而陈太学却要扣去每人十块月租这么算下来,工人的月支出就比以前多出了将近一百块。但陈太学并不满足,他对工人干出的活百般挑剔,挖空心思找扣钱的理由。

不仅如此,他还宣布了一条新规定:无论是谁,都要叫他陈老板!以前,工地上有人叫他名字,有人叫他陈哥,有人叫他叔叔或学爸,乱七八糟的,现在不行了,得通通改叫陈老板!陈太学这是从自己的体会中得出的经验,他常常想,如果他把张保国不叫张局长而叫名字,面对张保国的时候,他就不会感觉到脊梁上压着一块石头,但一叫张局长就变了,他就自然而然地知道自己矮了几分。这就叫做名正言顺。别人都改了口,唯独从大荒村来的那些人还不习惯改口,有天小兵见陈太学到工地上来,笑着叫了声学爸,陈太学黑着皱纹密布的脸,走到小兵跟前,把小兵干的活挑出了十几个毛病,并当场决定扣他三十块工钱。

现在,大家都知道把陈太学叫老板,确定了身份,陈太学就把老板的架子端起来了,威严露了出来,动不动就黑脸,发火,骂人。他最喜欢骂的一句话是说你只配屙牛屎。

工人被他骂了,大气也不敢出,否则就会被扣钱。

陈太学和张保国,从不同的途径理解了权力的内涵:一个人的贫困,经济贫困是表面的,权力贫困才是本质的;权力贫困是因,经济贫困是果。

监工的活本来是他儿子陈福在干,可是陈太学发现陈福不行,陈福太好说话了,只要工人求两句情,他就把眼睛一闭,说行了行了,不要让我爸知道就是了。你个狗日的——陈太学有次骂他,你以为老子的钱是抢来的?你吃老子的穿老子的,还胳膊肘朝外拐!他骂儿子,还连带秀莲一起骂,因为秀莲不仅在家乡不为他挣面子,还一直留在娘家帮忙,陈太学已经对她十分不满了。陈福被骂得眼睛发绿,却不敢顶嘴,就干脆骑上新买来的摩托,有事无事跑到乡下去看已怀孕的老婆,把工地甩在身后,让父亲自己去管理。

更多的人丢下工钱,离开了陈太学的工地。这无所谓,第一代农民工还没老,第二代农民工又成长了起来,卖苦力的多的是;还有城南和翠屏山上那些住进老城安置房的农民,因为生计无着,许多人都跑回自己以前的土地上,给包工头打工,陈太学不愁找不到劳力。

从大荒村来的那十个人,有九个都走了,只剩下一个小兵。那九个人干了几个月,结果只够回家的路费。离开前,几人一同到陈太学设在工地上的办公室去,希望陈太学看在祖祖辈辈喝同一口井水的情分上,把压下的工资给了。他们说,陈老板,你知道我们那家庭,没钱过不了日子。陈太学说,你没钱过不了日子,人家没钱就过得了?他们说,陈老板,我们又不要你施舍,只要你把我们该得的给了。陈太学把桌子一拍,啥叫该得啥叫不该得?我给你们,你们就该得,不给,就不该得!我不给你们,是按工地上的政策办事,政策是随便能改的吗?你们有本事,就把政策改了,把城里人全都变为农村人,农村人全都变为城里人,行吗?几个人知道说不进油盐,只好走了。他们一路骂陈太学的祖宗八代,回到大荒村,就找陈太良出气,把陈太良打得头破血流。从那以后,陈太良再也没力气帮人砍柴和背力了,挣不到一分钱,找人打麻将自然不可能,就连盐也吃不上,没过多久,他的背就佝偻了。早上起来,他去这层院子站一会儿,又去那层院子站一会儿,不管走到哪里,都没人跟他说一句话。他成了游荡在大荒村的孤魂野鬼……

小兵之所以没走,是因为那几个人说好了,回家一趟,立即结伴去广东打工,小兵不能跟他们跑那么远。但他特别想家,他刚满十七岁,脖子瘦瘦的,细胳膊细腿儿的,分明就是个孩子。一想起家来,睡觉时就偷偷哭,就念起母亲的难处。母亲一旦发病,不要说下地,就连屙屎屙尿时腰带也解不开,母亲有好多次都弄脏了裤子。想起这些事,小兵哭得更厉害,又怕别人听见,便死死地咬住汗臭冲天的被角(他母亲也在哭。同村几个人回去,把他们的遭遇讲了,说小兵手掌上的肉都磨成了骨头)。小兵以前很少哭,他单纯的心灵里,永远都在期待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带着他的愿望降临,他的愿望就是父亲能够病好回家,母亲也能够健康起来。太阳东升又西沉,生活中的一切却没有改变,但他并不着急,他觉得属于他的那个明天一定会到来的。可是,来高州城后,那个明天模糊了,他的信心被摧毁了。他只能哭。

哭到次日凌晨,他又打起精神起床,走向工地。

现实明摆着,他不出来挣钱,就没法给父母亲治病。他一直有个想法,就是把父亲的病治好。

小兵干活是不惜力气的,清晨比谁都上工早,刚吃过午饭,人家还在抽烟歇气,他又去握住了锹把。同伴们看不过,说小兵,钱是挣不完的,你把肠子累断了,没人帮你缝。

可他这么卖命,挣的钱却比同村那几个都少。

陈太学嫌他年龄小,又没经验,给的工钱就比别人低好几十。

挣不到钱,又不能回去(回去后连挣钱的可能性都没有了),小兵开始了偷盗。

他偷的是工地上的钢材。他把那些东西装在蛇皮口袋里,瞅机会以每公斤一块三的价格,卖给桥那边老城区的废品收购站。

这样的事情,早有人干,不仅是陈太学的工地,别的工地也同样如此。一时间,到处都丢东西,闹得风声鹤唳的。很显然,外面的小偷很难进工地,这都是民工干的,可不管怎么防范,就是阻止不了。包工头们集体向派出所报了案。派出所组成联防队,守在红旗大桥上,凡见民工模样的人去老城,都要被搜身;民工稍有不配合,就被扇耳光,即便有十万火急的事,也不准你过桥去。这件事被省报一个记者发现了,回去发了篇文章,闹出很坏的影响,高州城只得撤回了红旗桥上的联防队员,让包工头们自己加强管理。许多工地都派防损员昼夜值班,可依然堵不住缺口:你简直就弄不清盗贼是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把钢材偷出去的。

陈太学这天将民工聚在一起,把湿漉漉的手叉在腰上,先骂了一通娘,然后说:从今天开始,老子不派防损员了,老子让你们偷,偷多少扣多少,看是你们偷得快还是我扣得快!下面有人小声问怎么扣法,陈太学把脚一跺:平摊!你们没一个好东西,你们都是贼!要证明自己不是贼,就把贼给我抓住,往死里打!打死了由我偿命,不过就一两万块钱的事嘛!

事实上,工地上偷东西的毕竟是极少数。由于要平摊损失,没偷的人当然就恨死了那些贼,也希望把贼抓住。可是,工地上的东西照丢不误,就是抓不住贼的把柄!陈太学恨得咬牙切齿,他觉得,贼们不仅是在偷他的东西,还是在向他的权力挑战,因此扣得特别狠,比如丢掉十块钱的钢材,他就照五十块扣。有一些断掉的钢筋,本身就是废物,陈太学照样按正品换算成钱。

工人们被扣红了眼,上工时,只用一只眼睛照管手上的活,把另一只眼睛腾出来找贼。

终于有了收获!这天下午,一个泥水工觉得小兵的动作很蹊跷:他隔一阵就要蹲一下身子,然后再拉一下裤子。小兵是在拌灰浆,拉裤子就说是腰带没扎紧,蹲身子干什么?那时候小兵背对着泥水工,泥水工丢下手中的活,悄悄地绕到另一侧去观察。原来,小兵在灰浆里埋了废钢筋,正借干活的时候把它们藏到身上,再找机会送到红旗桥那边去。

抓偷儿!抓偷儿!泥水工大呼小叫。

所有人都挺起了脖子。泥水工指着吓呆了的小兵喊,就是他!人群一拥而上,将小兵围住了,那些自己也在偷东西的人,表现得格外积极。他们把小兵掀翻在地,扒掉了他的裤子,因为泥水工看得明明白白,小兵是把钢筋塞进了裤子里。这一扒让众人傻了眼,那正是旧历六月,天热得石头都在冒汗,身上穿条短裤也嫌多,可小兵却穿了两条裤子!里面的那条,裤脚用尼龙绳扎得死死的。人们扒掉他第二层裤子,几根四五寸长的钢筋就抖擞出来(钢筋从裤腰塞进去的时候,把小兵的腿划出了一道道血口子)。不知是谁喊了一声:打!

拳头、脚尖、锹把,都像多少天没吃饭似的,朝小兵身上又扑又啃。小兵在被扒掉里面一层裤子时,恐惧得脸色发白,待棍棒拳脚朝他扑咬的时候,恐惧反而消失了,只是痛,于是大声呼喊叔叔们饶命。他细瘦的胳膊,在头部和胯部间快速地移动着,并将身体蜷成一团,在地上翻滚。

大家听不到他的求饶,继续打。直到他的声音微弱下去,工人们才罢了手。

小兵身上血糊血海,头上流出的血,把粘满水泥浆的头发都打湿了,看上去乌黑乌黑的,很脏。工人们吓住了,本能地抬头朝四周看。这一看就看到了陈太学。

陈太学黑着脸,肿着嘴,站在十米远的地方。

工人们想起陈太学说过的话,为了表明自己不是贼,再一次把拳头和棍棒向小兵砸下去。

看着那些唯命是从的工人,陈太学猛然间闻到了权力迷人的香味。

这时候,远处传来摩托车的声音。陈福从岳父家回来了。看到工地上可怕的一幕,他的头发都竖了起来,他将车停下,边往这边跑边高声呼喊:一群疯子!流氓!

话没说完,他就碰到了父亲的眼神。那是把鸡蛋也能煮熟的眼神。

陈福一个趔趄,停下了脚步。

他拖着手,缩着脖子,远远地望去。

在靠近海边的那个遥远的工地,他也曾被人这么欺辱过……

小兵觉得自己马上就会死去了,想到家里的母亲和深山更深处的父亲,脑子电光石火般地清醒过来,他用手臂护住头,眼睛四处寻找能够救他的人。他看到了马芬。马芬站在几十米外的食堂门口,端着半盆水,噗的一声泼了,朝这边瞅。小兵以不可思议的力量,分开棍棒,裸着下身跑向马芬,可他的腿伤得厉害,还差几米远跑到马芬跟前时,他就跪了下去,声嘶力竭地喊:马大娘!

马芬本来不想管这事的,但小兵的这一声喊,让马芬的心软了,让他想起小兵给她背过的肥料和柴垛了。她说,今天就算了,不要再打了,小兵你自己回家去,不要在这里干了……

这时候,陈太学进了办公室,坐在那把烂藤椅上,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陈福把小兵的裤子拿了过去,帮他穿上,并偷偷地往小兵的裤兜里塞了三百元钱。

小兵一瘸一拐地走下了翠屏山,从家里带来的被子也没拿。

翠屏山上的别墅群已大体成型,但还有几项工程没修,主要是广场、步行街和健身中心。陈太学承包到了广场,那个广场叫日光广场,很气派。张保国对他说,这项工程做完,还有更多的活等着你陈太学。市里决定,要把高州城继续向外扩展,加快高州市城市化进程,跟上与国际接轨的潮流。

谁也想不到,可以说一点风吹草动也没有,日光广场动手修了十来天,就出了一件大事——张保国被逮捕了!

陈太学听儿子电话告诉他这个消息时,他刚从都江堰回来。一个人在租房里,正往那个小本子上记录这次去都江堰的花销。陈福话没说完,陈太学的手机就掉到地板上,他捡起来,吹了一口灰,听到儿子的声音还在里面响着。他说你个狗日的,你听哪个说的?陈福说贺经理二十分钟前到翠屏山走了一趟,是贺经理说的。

陈太学关了电话,突然嚎啕大哭。

他一点也不怕别人听见,就对着门哭。由于脖子短,他的声音好像出得特别快,特别粗壮。

他甚至想把门打开,朝着外面喊。他也不知道喊什么,就是想喊。

半个时辰之后,陈太学出了房间,往翠屏山赶,他要面对面让儿子把那事再说一遍,还要从别人口中印证。消息是确实的,人人都知道了,而且有人还蛮有把握地说,张保国这次是因为经济问题落马,发端却是见惯不惊的权力之争。局长马上要退了,张保国想当局长,另外一个副职也想当局长,双方都铆足了劲儿死掐对方。那个人手脚比张保国快,他不知通过什么途径,完全掌握了平时张保国送钱最多的包工头(这其中不包括陈太学),一个一个找他们谈话,让他们联名状告张保国索贿。他许诺,只要这事办成了,以后就把大工程给他们做。这些包工头平时在张保国面前卑躬屈膝,但心里都是怀着怨恨的,既然卖了张保国有好处,那就卖吧。张保国就这样栽了(陈太学由此判断,那些包工头肯定也跟他一样,有个秘密的小本子)。

本来,上面准备将张保国最后发包出去的一批活收回来了,但那样势必引起混乱,就罢了。

陈太学彻底恢复了冷静,他把老婆和儿子都找到自己办公室,沉着嗓门又声色俱厉地说:你们都给我听清了,不管谁问你们啥,你们都装着啥都不知道!马芬说,我们本来就不知道嘛。这是实话,陈太学的那个小本子,是他的绝密文件。他每次到都江堰,都给老婆和儿子撒谎,说是去进材料。马芬根本就不懂工地上的事,陈福是能不招惹父亲就不招惹,父亲是不是进材料去了,陈福根本不关心。他们能知道什么呢?

说完这些,陈太学又独自回到租房,将那个小本子拿出来,摸出打火机,啪的一声摁燃,却不动,直到打火机上靠近火苗的塑料烧流了,成黑色的一团了,他那根受过伤的、翻翘过来的大拇指,也被烤得皮肤打皱他才将打火机熄灭。

他愣愣怔怔地看着左手上的本子,之后一页一页地翻过去。

还差两页,这个本子就记满了。

本子上记下的不仅是张保国的罪状,更是他陈太学的屈辱。

他眼睛一闭,又将打火机摁燃,把本子点着了。

蓝幽幽摇荡着的火光,在风里发出噗——噗——的响声,像是叹息。

当最后一丝余烬挣扎几下就归于彻底寂灭之后,陈太学对着那堆黑乎乎的灰烬说,张保国呀张保国,你平时说我耿直,我也算耿直到家了,我把本子都烧掉了。你都江堰的那个“表妹”,我同样不会说出去,你放心,不管谁来我这里查访,我都不会说。我陈太学该对得起你了吧?

想到都江堰,陈太学又警觉起来了。住在别墅里那个寂寞的女人,对这边的事当然是一无所知,她再给张保国打电话,肯定是打不通的了,就只好给陈太学打,陈太学现在怎么能接她的电话呢?想到这里,陈太学迅速把屋子收拾干净了,跑出去换了手机卡。

就在那天,陈太学被传到了专案组。他除承认陪过张保国打牌之外,对别的事滴水不漏……

没过多久,张保国被公开庭审。法庭在老城,陈太学抽时间去听了。陈太学把这一天看成是对自己具有非凡意义的一天,因为他觉得压在自己脊梁上的那块石头崩塌了,碎了!虽然还是穿着不值钱的衣裤,但在昨天夜里,他让马芬用瓷盅装上滚烫的开水,把衣服上的褶皱都熨平展了。他去得很早,坐在最后一排,静静地等待着将被告人押上来的神圣时刻。

坐了不到十分钟,他听见不远处有压抑的抽泣声。那时候厅里的灯并没全打开,光线很暗,看不清是谁在哭。陈太学好奇地往那边移了两个凳位,才终于看清了——那是张保国的妻子!

很长时间以来,陈太学的心没再这么痛过了,可现在却痛了一下。他想起自己多次陪张保国去“做保健”的事,想起都江堰那栋豪华别墅,他真想对旁边这个披散着头发、已明显憔悴下去的女人说:妹子呀,你哭啥呢哭,你没啥好哭的!

张保国终于被警察带上来了,坐在被告席上。

陈太学紧张得手心都快被汗水淹没了,挺直腰杆,比张保国坐得还正。

庭审法官问:被告人张保国,你是否还有其他名字?

张保国答:报告法官,我没有其他名字。

张保国的声音是出人意料的洪亮。

庭审法官问:被告人张保国,你是什么时候被拘留的?

张保国又老老实实地回答了。

庭审法官问:被告人张保国,你被捕前干什么职业?

听到这里,陈太学就不想再听下去了,他觉得自己身上每一处都在发出声音,要不是死死地咬住牙齿,嘴里也会发出声音,果真如此,他就要在法庭上出洋相了。他站起身,朝外走去。

掀帘子的一刹那,他望了一眼张保国妻子的座位,那里不知什么时候也空了。

外面阳光灿烂。这是陈太学进高州城以来第一次感受到阳光的照耀。他没立即去工地,也没回租房,而是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走。他的步子迈得很轻快,他甚至想飞。

走了好一阵子,他的腿才点沉了,步子也才慢下来了。这时候,他东瞧瞧西望望,觉得这座城市原本跟他也是很亲近的。他来高州城这么多年,还亲自参加了新城的建设,儿子儿媳也在新城买了房子,可他一直觉得高州城离他异常遥远,他不管站在街上的哪一只角,都感到拒他于千里之外的冷漠。但现在他不这样看了。

不知不觉间,他来到了一家夜总会前。

他站在夜总会门外就不动了。

娘的,陪张保国去做了那么多次保健,我都是在大厅里过夜。

我为啥不去做做?我为啥不去做做?我为啥不去做做?

他一连问了自己三声,才做出回答:老子也要去做!

张保国不敢在高州城做,我敢!

他腿一抬,大步迈了进去,高声喊:做保健,全套服务!

从夜总会出来,陈太学却懊丧到了极点。进去时那么豪迈,但给小姐数钱的时候,他的手就哆嗦起来了,就开始骂自己是畜生。

他垂头丧气地往工地上走,还没走到红旗桥,就看到贺经理迎面而来。贺经理个子也很高,只是不像张保国那样帅气、整洁。陈太学打起精神,抢上两步,叫了声贺经理。贺经理直杠杠地从他身边走过去,没理他。陈太学以为贺经理没听见他喊,也没看见他人,就转身追上去,给贺经理递烟。贺经理厌恶地瞪了他一眼,手一拐,差点把烟碰掉了。

直到贺经理消失在午后的人流中,陈太学还站在原地。

他没去工地,回了租房。他是怎样走到租房,并躺到床上去的,事后一点也想不起来了。

那块他以为已经卸掉的石头,又重新压住了他的脊梁,而且比以前更加沉重。

他呻吟着后悔:陈太学呀陈太学,你为啥眼光就那么浅,不事先跟姓贺的搞好关系呢?你以为自己聪明,其实只不过是他妈的是一条狗!你就是一个当狗的命!

这时候,他才情不自禁地怀念起张保国来了。张保国说话算话,这一点所有包工头都承认,而听那些经常跟贺经理接触的包工头说,贺经理说出的话就相当于他吐出的一泡口痰。贺经理比不上张保国。从私人方面说,张保国对他陈太学是有恩的,他不仅让陈太学富了起来,还特别信任他。那次陈太学去接受专案组调查时,人家问的全都是张保国受贿的事,对他在都江堰养情妇的事情,只字未提,这就证明,张保国的确只把那件事对陈太学说了。

陈太学想着这些,禁不住为张保国,也为自己,悲伤起来……

如果他不想再挣钱也罢,但钱那东西,有了一就想有二,有了二就想有三,数字越大,欲望也就越大,分明知道高州城要继续扩建,他陈太学怎么能不趁此机会大捞一把呢?

陈太学就跟张保国当初在官场上一样,感到身前身后都是滚滚波涛,没有退路了,身不由己了……

他从床上坐起来,哆哆嗦嗦地摸出烟来抽。他第一次那么深刻地把贺经理这个人放到他的秤盘上去掂量。张保国倒台之后,贺经理显得多么重要,就跟张保国以前当经理时一样重要;他还不像张保国那么容易接近,尽管当初陈太学请张保国吃饭时他推三推四,但再怎么说,陈太学给他发烟时他是会接的。如果说张保国是压在陈太学身上的一块石头,那么贺经理就是一座山。

陈太学好像切身地感觉到了那座山怎样从天上飞下来,扣在他的头顶上。

难哪!他怜悯地对自己说。

不过话又说回来,贺经理以前不也是在张保国面前低三下四吗?不也是连日带夜地陪张保国打牌吗?在牌桌上,不也大把大把地将钱输给张保国吗?贺经理输了那么多钱,说不定还直接送出去了很多钱,总得有另外的渠道把空出来的洞堵上吧!他说话不像张保国那么算数,证明他比张保国更希望利用手中的权力,捞到更大的好处。

也就是说,只要有钱,就能让贺经理这座山移开?也只能这么筹划了……不管结果怎样,先试试吧。陈太学抬起屁股,躬身从箱子里掏出银行卡,出门取钱去了。

晚上,他要想办法把贺经理请到八仙酒楼吃饭,八仙酒楼是高州城新开的,比金沙滩还要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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