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客居的海岛出发，是清晨5点30分。飞机从海岛上的凤凰机场起飞时间是6点50，从我的住处到机场需要30分钟的时间——这是我估计的。头一天晚上我便订好了出租车。就是说，我把一切都事先安排好了。
我就是这样一个人，而且我还有早晨喝豆浆的习惯。尽管我有早晨喝豆浆的习惯，但女人并没有提前起来给我准备吃的。在黑暗中，躺在床上的女人总是说，“折腾啥呀？来得及，到时候我叫你。”
女人的话可信么？
因此，我早就醒了。其实，我也并不信任我自己，更不相信出租车司机的承诺。我有这方面的经验教训，绝对不是什么黑色幽默——有人说我喜欢幽默，这才是冤我呢。其实，我心里的那张脸早已是泪流满面了。
还有，即便是早晨起飞的飞机，只要航程在一小时之内，肯定是不提供早餐的，特别是南航，通常是给你一袋青色的小豆豆和一杯甜叽叽的可乐，就完了，其他的什么也没有了。而我却是一个一天三顿饭一顿也不能少的人，这是我对生活的基本态度，“民以食为天”嘛。
所以，我在离“家”之前，喝不上豆浆不要紧，但一定得吃点东西。
头一天晚上订的那辆出租车，讲好了是早晨五点半到，它就在我客居的那个小区的大门口等我0所以，我告诉女人早晨五点起来给我做一点儿面条，这事儿十几分钟就可以搞定。
四点半之前我就醒了，中间不断地打开那个商场赠送的小手电筒看时间。到了五点钟，我终于挺不住，起来了，像入室行窃的盗贼一样，轻手轻脚地先去烧水。
简单的行李头一天我已经准备好了——这也是我多年养成的习惯，即，是我不相信自己而养成的一个习惯。过去的那些年，我经常丢三落四的，不坐上腾空而起的飞机，或者轰轰起动的火车，就想不起来忘记带了什么东西。有了这样令人羞愧的教训以后，凡事我都一定事先作好准备。
海岛的气温是零上30度——此地四季常夏嘛。而我要去的北京，温度却在零下十几度。一反一正，四十多度的温差，这样我才自嘲地将羽绒服也塞进了旅行袋里。
面条好了，面条就咸菜，我简单地吃了一点，这毕竟是一顿饭哪。这时候，女人起来了，我没有理她，拎起行李袋出门了。
出门的时候外面还黑着。对面的大院里有几个人正在打扫昨天那个露天酒席的残局，前两天这里死了人，丧户家大摆了三天酒席。这个地方的风习就是这样，热热闹闹，呜呼哀哉，大吃大喝，吊者大悦。多么迷人的民风啊。
我在与出租车司机约定好的地点等着，感觉像一个有内急的哨兵在等待换岗。
还差一分钟就到我们约定的时间了，但那辆出租车还没有来。于是，我当机立断，马上离开了这里向大门外走去。这时候，女人也跟着出来了，我仍然没有理她，我认为她没有履行一个妻子的职责。普天下的女人只希望丈夫履行丈夫的职责，而不是她们要履行对丈夫的什么职责。
她在后面喊着，别忘了买点副食回来……
她这一句把我都气笑了。
在空无一人的大马路上，我看到一辆出租车正停在交叉路口那儿。司机正在里面打瞌睡。
我走过去敲敲车窗玻璃问他，到凤凰机场多少钱？
他说：40元。
我戏剧般地尖叫起来，说，我昨天跟那个出租车定的是30元，我这是着急，不着急我就等那个车了，师傅。
其实，他就是说50元我也得走，不然就来不及了。
他说，30就30，上车吧。
在出租车上，他问我，你跟那个出租车司机定的是几点？
我说，我定的几点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没来。
他说，不能啊，一般说好了的事，都能来，如果不来也会事先给你打个电话的。
我说，那是雷锋、麦贤德、焦裕禄、孔繁森，还有您。
司机说，那倒不至于，至少应当讲信誉。
…………
到凤凰机场的时间并不早，办完手续，过了安检，就直接从登机口上飞机了。一环扣一环，没有丝毫的空余时间，我是不是忘了我是谁了。
飞机起飞不久，果然不出我所料，机上的空姐煞有介事地给每个旅客发了一袋青色的小豆豆，再就没有什么了。我撕开小塑料袋，嘎嘣嘎嘣，没几口就把它吃光了，剩一个挺漂亮的小空袋。
我买的机票是在广州白云机场转机，然后，再从那里飞往北京。这样，在广州白云机场就要逗留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由于事先吃过面条，所以，心里并不慌张。踏踏实实地坐在冰凉的塑料椅子上，冲着天花板翻白眼，心想，耐心地等着吧。人生不就是这种样子吗？
转机非常顺利。
从广州到北京，大约需要三个小时的飞行时间。在这三个小时的时间里什么事情也没有。不过，脑子里有一半的内容却是有关飞机可能失事的预想，飞机怎么栽下去，落到大海里，还是落到森林里，或者雪山上，但是，转念一想，一旦飞机失事，人啥也不知道了，无所谓，挺着吧，前途未卜，人生未卜嘛。
飞机终于降落在首都机场。刚一出机舱门，冷风立刻扑面而来，便迅速地掏出羽绒服穿上。北京和海岛没法比，温差虽然不巨大，但明显地感觉到北京还是挺冷的，像被人从热气腾腾桑拿室里推出来，光着身子站在飘雪的大街上一样，一下子就冷到五脏六腑里去了。我一边穿衣服一边心里还叨咕，妈了个巴子的，这还叫抗冻的东北人么……
在海岛上，我已经事先通过电话和小高联系过了，他到机场来接我。记得，当时我让他接我的时候，感觉他似乎有一点儿吞吞吐吐的。我心想，我还能坐大巴到你那里去吗？是你请我，不是我不请自来。他立刻在电话那头痛快地说，没问题，我到机场去接你。
第一次和他通电话的时候，这个小高就说他认识我，我也认识他，并举了十几年前我们曾经在一起合作的一个小例子。可是，我搜肠刮肚想了半天也没想起来这回事。是啊，我这一生究竟跟多少人合作过？又有多少人跟我合作过呀？我这一生是怎样的一生呢？难道就是跟别人合作的一生吗？这太令人沮丧了，我自己还有独立的人格吗？
在这件即将联手合作的事情中间，事先还插进一个叫肖鹏的人，他是作为这件事的牵线人，中间人及双方的朋友，已经早我两天到北京了。
肖鹏和小高是多年的好朋友，他们在一起跌、打、滚、爬，打拼过，喝醉过，联手奋斗过，相互策应过，一块儿失败过、成功过，幸福地分过钱，并将这种同志加兄弟般的友谊一直保持到今天。这一晃，差不多十几年的时间了。
这个肖鹏，没事的时候常给我甩一个电话过来，闲聊几句，向我索要新出的书什么的，是挺讲情义的一个人，而且对脆弱的文人有一种很到位的理解。他也爱好文学，心血来潮的时候也写点儿什么，杂文、诗，或批判，或抒情，完了就完了，也不苛求发表。我认为，他是一个比较讲究实际的人。这些年来，他成熟了。当然，一个人的成熟也是一件可悲的事。可这就是人生啊，有什么办法呢？一句话，肖鹏始终同我保持着联系，这件即将合作的事就是他给我打的电话，说，小高让他推荐一个人，他就推荐了我。这次，他和小高约好一块儿到首都机场来接我。
我这次到北京的任务，是着手策划一部100集的电视剧，分三部走，每一部30集，是军事题材的，具体是什么内容我还不知道，感觉对方没有同我正式合作并签订合同之前，也不想让我知道。这我理解，就是保密呗。小高说，由我来接任这部电视剧的总策划，并组织几个编剧来编这个剧。我首先推荐了黄葵。小高听了之后，似乎还有点不大认可的意思，他说他没听说过这个人，能行吗？我还是坚持了自己的推荐。我想我也应当有点个性，我什么都不坚持叫什么总策划。小高面对我斩钉截铁的态度，也只好表示先同意。不过，内在的潜台词是，到时候看看再说吧。
黄葵是我多年的好朋友，而且是知心朋友，打小就在一起混，说深了、浅了都没问题，打过了，过一会儿就好了，而且他干事十分认真。合作就得找这样的人，不然就硌生。
黄葵还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职业编剧，就是那种所谓的“国家一级编剧”，仅仅是不大出名就是了。所以，找他入伙也不完全是私情式的突发臆想。另外，多年来，黄葵一直盼望着能有个挣钱的机会。从他当前的精神状态上观察，他太需要钱了。其实，严格地说，黄葵并不穷，一个月的工资三千多块，而且还不算他女人挣的工资，很可以了。但是，从他的眼神里你能感到他想改变的东西太多了，一辆豪华的‘奔驰’轿车从他面前驶过，他的眼神里立刻闪烁着贪婪与渴望的光芒。而且这种“改变的欲望”在他是非常地急迫，人似乎始终在痛苦的煎熬之中，在不被人知的催人泪下的祈祷之中。
黄葵为了实现这样一个“改变的”目的，已经妈了个巴子的失败了多次了，这还不算他们夫妇买各种彩票失败的那几千次。但他始终是，跌倒了，爬起来，再跌倒，再爬起来，像倔强的不倒翁一样，站稳之后，继续奋斗，继续买彩票，继续不遗余力地寻找挣钱的机会。后来再见到他，他给我的感觉倒是有了一点变化，似乎他已经筋疲力尽，心力交瘁了。我想，这或许是经历了太多失败的缘故吧。不过，从表面上看，他还是挺轻松的样子。我知道他是在隐藏自己的欲望，隐藏一次又一次欲望破灭的痛苦。
他跟我说，老阿，有挣钱的事千万叫着我。
他所谓挣钱的事就是编电视剧、电影。话剧他早就不编了，用他的话说，钱太少，不解决问题，没意思。
黄葵不愿意坐飞机，他已经事先坐火车到北京了。
我来之前与他通过电话，让他先到北京看一看情况，这事到底有没有谱，让他长点脑子，别什么事都不上心。到时候别弄得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啄石填海往返徒劳，变成一个寓言故事。
其实，这件所谓百集电视剧的事，无论是真的还是假的，对我本人来说都不要紧，我已经有一定的境界了。其实，人生就是一个过程，人生就是真真假假，人生就是来去匆匆，人生就是假作真来真亦假，真作假来假亦真。但是，一定要事先搞清楚，心里得有谱哇，这样，思想与行动才会有一个走向，脸上有一个态度，决定认真还是不认真。
黄葵说，我知道，我知道，我明白，我啥不明白？我啥都明白。你就放心吧。
他的态度很好，也很端庄。这都是钱支的哟。
接着，我又嘱咐他，无论此事真假，你一定到机场来接我。这样，我可以在途中事先了解一些情况，以确定自己的态度。
但是，黄葵并没有来，只有小高和肖鹏来了。
所谓小高，其实也不算是“小”高了，四十多岁了。但是，现在社会上的，研讨会和酒局上的四十多岁都是打过七折的，无论是反应状态，还是精神面貌，都是三十岁左右的样子。不过，小高这小子看上去却像一个东北旧农村的财主，中等个儿，剃了个特别抢眼的肉肉乎乎的光头，留着黑炭儿似的八字胡；身着一件中式的、系着布纽扣的民族服装，左右下摆各贴着一个简单的明兜，料子不错，有暗花，闪动着诡异的光泽；脚上是冲呢面儿的千层底儿的圆口布鞋、白线袜子；大大咧咧的，自来熟，不拘小节，但贼聪明，眼睛里全是鬼儿。横看竖看，像一个土匪头子，两条腿那样蹭着走路，一路走来，身上、脸上有不少多余的动作和表情，精力非常充沛，体现着别一种牛皮和满不在乎。总而言之，这个人无论是远看还是近看，都非常有特点，也招人喜欢。一句话，尽管他绝对不像一个文化人，但肯定是文化人的朋友。同时，还可以猜测他肯定有一个贼漂亮的媳妇。
看到他这副如此有趣，如此陌生，如此东北的形象，我真是记不起来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见过他了。我是和这种形象合作的人么？我们能合作下去么？我的心理承受力，我的矜持底线，在充满变数，充满个性的合作道路上，能承受多久呢？彼此的合作之路能走多远呢？
据肖鹏事先介绍，小高曾经在一家地方电视台当导演，后来，由于组织一个什么全国性的会议，被北京这个我现在还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影视公司看中了，估计是觉得他能张罗，能干，精力充沛，又是粗犷豪放的东北人，而影视公司太需要这样能文能武、智勇双全的人了，于是便把他拉了进来，“策反”到北京。东北那边的工作就不要了。肖鹏在电话里并没有跟我介绍清楚小高在这家公司是什么角色，导演？帮办？剧务？副总？好像不是，又好像是。但我个人认为，他有可能想当这个一百集电视剧的总导演。因为我第一眼看到他时，就觉得这家伙是一个有远大理想，有抱负的人，绝对不是一个等闲之辈。如果是一个大型的军事题材的电视剧，由这个像土匪似的家伙来干，应当没有问题。再加上东北人天生有一股虎劲儿，冲劲儿，肯于吃苦，肯于身先士卒，而且审时度势，能屈能伸，那就更没有问题了。
可是，在老手如云、枪手如鸦的编剧大市场，我们的合作又是从哪里被掐出来的呢？娘西皮，这事有点匪夷所思呀。
我们三个人兴致勃勃地走出首都机场，像交通警察那样手势生动地过了车来车往的马路，然后，径直去了停车的地方。
这一瞬间，我感到很舒服，一下飞机就有车接的感觉真不错。
小高说，阿成老师，咱们的车在前面，开车的是咱们一个哥们儿，朋友，也是东北人，姓赵，赵总。
我说，赵总？那一定是一个总经理了？
他说，肯定，肯定，赵总在北京干了十几年了，自己开了个公司，干得不错。
我说，家属是不是都来了？
他说，还没全过来。
我心想，看来还是在创业当中啊。的确，北京的饭不那么容易吃，银子不那么容易赚呀。
我们来到车前一看，果然不出我之所料，竟是一辆又脏又破的面包车。心想，东北人到北京打天下就是不容易，赵总好叫，公司难开哟。这辆破面包车就是一个生动的证明嘛。
这个赵总一看就是个东北汉子，而且是一个挺厚道的、抗折腾的人。
我们像两国的外交部长似的，彼此客气地握了握手。
赵总礼貌地请我坐在前面副驾驶的座位上。
其实，我并不愿意坐在副驾驶那个位置上，但恭敬不如从命，还是面带微笑当好座位坐了上去。
车厢里面也比较乱，看来这辆车使用得挺狠啊，简直是赵总在京城风雨历程的一个缩影。
小高说，咱们先去吃饭。
其实，从广州到北京，飞机上已经给经济舱里的那些伪贵族似的旅客提供了一顿“便当”式的正餐了，就是说，我在一万米高空上已经吃过了。但是，他们坚持再吃，而且一定得吃。
小高说，阿成老师，飞机上的饭能叫饭么？我知道，就整那么一小盒。咱们还得吃，亏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亏肚子。东北人的图腾就是肚子。
我明白了，看来他们三个还没吃饭呢。
我说，那好吧。
进了市区以后，开着车，一路上找了好几个中档饭店都没进去。我都有点糊涂了，不知道他们要找什么样的饭店。后来才明白，开车的赵总是个回民。最后，终于找了一家清真馆，但明显感觉到这个饭店档次比较低一点点。但东北人天生就线条粗，不在乎这一点。
下了车，我环顾了一下还是那样的北京，便随着他们鱼贯似的进了这家馆子，进去找一空桌，胡乱地点几个菜，要了两瓶啤酒，酒菜一齐，几个人便吃了起来。
在饭桌上，我问，黄葵怎么没来？
小高说，他在宾馆等着你。
接着，我又半认真半不认真地问了一下这个剧的情况。
原来，这个剧真正的总策划是一位军人的后代，他年纪也不小了。一句话，他想通过他父亲的形象来展示一段军事历史。
小高说，阿成老师，我的意思是这样，这个剧由您来承包，就是整个打一个包，一共多儿钱，全部给您。然后，您再往下雇人，就完了，干净利落。中不？
我没吱声。
他接着说，阿成老师，咱们在一起成立一个东北影视班，您来挑头儿。现在，东北的影视资源还没得到充分利用呢，上来的都是些边边角角的货，整的都是一些外在的花活儿。真的，时代在呼唤着我们。
我听了以后，尽管表面上不断地点头，但坚持一言不发，坚持未置可否。因为在我见到黄葵之前，我是不能表态的，只能用“肢体语言”作一下场面上的应付。要知道，现在的世界是一个疯狂的世界，疯狂的世界里到处都是疯狂的表演。一定要冷静啊。阿成老师既为老师，就别像傻柱子似的陶醉得过早，当今社会谁教谁，谁是老师还不一定呢，别把自己的形象整滑稽了。
吃过饭，赵总把我们送到地方，立刻就开车走了，离开时的车速非常快。感觉他很忙，还有急事在身。是啊，干事毕竟艰难，我可爱的东北人哪。
我们下榻的宾馆就在北京西客站的边上。
客房不错，但是，宾馆外边却乱得一团糟，到处都是上下车的旅客，到处都是到北京来的扎钱者、漂客，那情景俨然淘金者的大迁徙。我出远门还是第一次住在火车站附近。大凡有经验的人，经常出差的人，都不会把自己下榻之地安排在火车站附近，除非是今天到，明天走。
但谁又能说我们就不是今天到，明天走呢？
在宾馆里我见到了穿着宾馆简易拖鞋的黄葵。
我悄悄问他，兔崽子，你怎么没来接我？
黄葵急赤白脸地说，小高不让！我也不能硬去呀。估计是怕我跟你说什么。
我问他，你觉得这个剧怎么样？靠谱吗？
他说，我看还行，可以干，关键看给多少钱呗。
我连连点头称是，觉得他说得有道理。在老百姓当中有句大实话，叫做“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干这种事，没钱，或者钱太少，那就不值得浪费时间了。当然，人这一生要想做到不浪费时间也是不可能的，你不可能事先知道哪件事是浪费时间的，哪件事是不浪费时间的。
在客房里稍事休息了一下，喝了一杯温茶后，便随着小高，肖鹏去了他们的那个公司。
其实，这个公司的“办公室”就在这家宾馆的另一侧，而另一侧的那些房间主要是租给那些办公司的人，不接待普通旅客。
小高的公司或者那个军人后代的公司，在8楼的一个客房里，房间很小，也很挤，里面所有的家具、电脑、办公桌、窗台、茶几，均落上了一层极厚的灰尘。隐隐约约感觉像一个草台班子，抑或是该“公司”正处在草创时代。其实，任何一个个人、团体、同志式的组合，其草创时代都是这种状态，都是落满了灰尘。因为房间里的人们全都撒了下去，粗鲁地挤公共汽车，在人行道上大步流星地走着，诚恳地同对方交谈，陈述，在社会上的各个角落里寻找合适的“接头”，企望点亮一盏又一盏希望之灯，照亮他们梦想中的“锦绣前程”。这相当亢奋，相当闹心，也相当严肃。这种事我是大致了解的，所以，过去我每走出一家草台班子都会不由自主地，充满同情地长叹一声。我觉得那不仅是有意义的人生，也是有趣儿的、永远值得怀念的珍贵时光。哪怕是最后一事无成。
当然，我不希望是前者，不希望这次又是在和草台班子打交道。然而，也无所谓，只要给钱，那就是人间正道。现在，在“钱”面前，很多人的操守与个性都相当值得推敲。
在办公室里，小高说，阿成老师，本来以为你是今天早晨到，这样A总就可以早晨请一天假专门接待你，和你谈谈这个剧。但是，您是下午到的，那就只能谈一下午了。
我说，行。
小高说，他一会儿就到，咱们稍等一下。
然后，他给我们泡那种宾馆提供的小袋儿茶。我们几个边喝茶，边添水，边等。一路上的疲惫还厚厚地裹在身上呢，第一个反应就是口渴呀。
过了一小会儿，A总果然到了。
这个A总气宇轩昂，居高临下，派头不小，是个大首长的样子。感觉他也很忙，也有一大堆事等着他决策。另外，虽然这个公司、这个“剧”是他主抓的，但感觉他似乎不在这里“工作”，或者还没有过来主事。总之，此“身份”与彼“身份”之间还隔着一层雾，猜不出这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是怎样一个构成。
也可能是我的错觉，A总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不好合作，也难以合作。他对待我们完全是首长接见的姿态。我冥冥之中感到前途有点渺茫，此事有点悬了。一位哲学家曾经说过，他人即坟墓。看来是有一定道理的。我们别再因为他走进黑暗的坟墓里去。
这个A总倒也痛快，连一句寒暄也没有，一句问候没有，坐下来就开始讲，从他父亲从老家出来当兵开始讲，而且是事无巨细，左右勾连。讲到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直讲到新中国的成立，抗美援朝，滔滔不绝。而且，他的记忆力惊人地好，无论是讲两万五千里长征，还是讲打游击战，中间一律穿插着许多部队的番号、首长的名字、地点、时间、年代、敌军的情况，当时国际的情况和那些老将军、老战友现在的情况，包括他个人的感受、判断、资料来源，纵横交错，错综复杂，相互穿插。听得我们一头雾水，肉体完全蒸发掉了，各个器官像一个个气球似的飘散在空中，在这个落满灰尘的房间上空无助地飘浮着，痛苦地对接着，组合着。如果想得出一个相对完整的概念，理出一条相对清晰的线索，相当相当困难。他再这么哇哇哇地讲下去，我就会疯掉了。
原以为，他先简单地同我们谈谈一般的情况，剧的概况，谈谈彼此的合作方式，互相商量个价钱，设计个合作的方法，大致排个日程、进度。按照惯例，甲乙双方见面应当谈这些。没想到，他一见面就是铺天盖地的一套准军史。我们丝毫感觉不到“乙方”的身份，就是几个下级军官在听首长冗长的报告。
由于屁股底下的椅子是木条椅子，兼坐了一天的飞机，真是疲惫不堪，神情恍惚。A总一直讲到晚上八点，整整讲了六个小时。听得我眼花缭乱，头晕目眩。看状态，让A总再讲六个小时也毫无问题。
据A总讲，这些材料都是他多年搜集来的，在与我们合作之前，也和几个编剧谈过，但都没弄成。我估计，所以没弄成，很可能是被他这种气势与讲势给吓回去了。
最后，到了不得不吃饭的时候，A总这才不情愿地结束了这次谈话。他最后表示，想听听我的意见。我当然不能随便讲，只是说，除了资金之外，第一，这种重大军事题材，据我所知，必须经过中央重大题材办公室批准才行。第二，恐怕要开几个座谈会，找几个相关的老将军采访采访。第三，得到先父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去实地看一下。第四，还要查阅一下有关资料。另外，我们还得知道您在这个剧里想要讲些什么，突出什么，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反正，这个“剧”瞪着眼珠子在屋里编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不是一般的室内情景喜剧，或者城市生活肥皂剧，男男女女的，几个人扎堆儿编就行了。您讲的这些，给我的感觉正经挺严肃呢，内容也相当丰富，而您要表现的东西像大海一样的广阔……
A总非常专注地，一脸狐疑地听着。
我补充说，最好是您有一本书，我们可以根据这本书改编，这是最好不过的了。
A总说他有一部书，但被出版社删来删去，没剩多少了。
我问，那跟您下午讲的这些差多少呢？
他说，五分之三吧。
这时，黄葵才说话，A总，你刚才讲的并不是剧，而是……
我立刻瞪了他一眼，他马上闭上了嘴。
A总看在眼里，脸子很不好看。
此刻，我已经预感到这次合作的前途渺茫了，只是表面上不动声色罢了。
小高一直紧张地观察着我们。肖鹏也一直在紧皱着眉头。我想，他们应当能感到点什么。
吃饭的时候，A总声色俱厉地让服务员把已经摆到餐桌上的四瓶啤酒马上撤下去，继续讲着他下午的话题。的确，如果几个人一喝酒，一干杯，那还怎么说，怎么听呀？
开始，我们还放下筷子礼貌地听着，后来就边吃边听，或者干脆不听了，饿了，肚子咕咕叫，真的听不下去了。可惜了他那么珍贵的军史资料了。
这伙计的确是一个活的、了不起的军史专家。看来，我们伟大的祖国什么人才都有哇，有些领域还真的要靠这些专门人才来支撑。只是，他离开了“剧”的特质讲给我们听，就有点白瞎了。他应当清楚地明白，我们大老远地，急匆匆地过来，关注的并不是这个，这个不归我们关注，那是军队的事情，我们关注的是剧，说白了，我们关注的是编剧和挣钱。
吃过饭，回到宾馆的客房，就我们两个人了，我问黄葵，怎么样？
黄葵是非常沮丧，一副闹心的样子，只说了一个字：悬。
我叹了一口气说，那就顺其自然吧，反正我们的返程票已经事先买好了，两天后我们就离开这里了。明天，我还要去见我一个老朋友，他也要策划一个电视剧。咱哥儿俩的生活，就是把死马当作活马医，所以，要学会善待自己，把自己当成小朋友一样照顾自己。
黄葵翻了翻白眼，说，我可告诉你，你朋友的那个剧如果有谱，我来当编剧。
我说，行。
肯定？
肯定。
我又接着说，不过，我得先过去看看，探探风。鲁迅先生不是说嘛，希望本无所有，也无所谓无。既然“无所谓无”，那就过去看看，来回也就三十块钱的出租车钱，小投入，大回报，谁知道哪条马路上有黄金哪。
黄葵咧了咧嘴，丑陋地笑了。
在海岛小住的时候，另一个在北京的东北朋友老郝，听说我在海岛写东西，便也想带他的家属一块儿过来玩玩，让我帮他找一个旅馆。尽管我知道他的话没准儿，但我还是到附近的一家旅馆帮他打听一下。这家旅馆是一个私人的家庭旅馆，条件还行，挺干净的。有一个老先生在那看着，也是一个东北人。他乡遇故知，像亲人见面，两个人特别地坦率，特别地知心，特别地放松。
老先生一脸无奈地说，这家旅馆真正的老板是他的儿子，我是给我儿子打工，没办法。
很显然，这个老先生已经对海岛厌烦透了，似乎在这个四季长夏、炎热全年的地方待得快发疯了。
他说，这个熊地方太热了，热得我浑身直起热痱子，不知咋办好。你说，咱们东北多好啊，四季分明，该冷冷，该热热，是个人待的地方呀。这儿可好，白天黑天，就这么一个劲儿地热，人像上了蒸锅似的。
反正也没事，反正人已经在蒸锅里了，我们就站着聊了起来。
他告诉我说，他那个当老板的儿子已经三十多岁了，还没结婚。
我问，那是为什么？
他说，为什么？手里有二百多万哪，就是钱烧的，要是没钱，随便找一个丫头早就结婚了，现在我连孙子都抱上了。
我郑重地点了点头。
他说，我让我儿子赶快找对象结婚，我儿子说，一个人清静。我说，出家当和尚更清静，你咋不去呢？
老先生说，我当初在东北，我儿子说，海岛这地方空气好，爸你就来吧，人能够长寿。我说，我也没看哪个东北老头、老太太短寿了。
我问，那你儿子在干什么？
老先生说，到处扎钱呗，东一趟西一趟的，脚不沾地。
我没说什么，心想，看来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人都在忙着扎钱哪。
老先生说，反正待到年底，说什么我也得回东北老家了，我咋也得有一个幸福的晚年哪，我跟着他瞎忙活啥，有我什么事呀？我都多大岁数啦……
聊到最后，我问了问他房钱的事。
他说，春节期间每天400元，平时每天60。短时间过来玩玩还行，十天八天的，长了谁也受不了。
…………
我将这个消息打电话告诉了老郝。
老郝说，春节期间400，不便宜啊。
我说，这是便宜的了，还有每天两千的，在吴支洲岛。
老郝立马就急了，干啥那么贵？
我说，你问谁呢？又不是我要你两千。
放下电话，心想，也难怪黄葵把钱看得那么重，人哪，要想过那种自己想要的生活，就得有钱！就得有好多好多钱哪。但是，我现在已经跟黄葵不一样了，我清楚地知道我不可能有好多好多钱，所以，我必须回过头来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学会理解它，谅解它，亲近它，充分地跟它沟通，从它身上挖掘有温度的、惬意的、让人迷醉的东西。我告诉我的生活，我认了，我喜欢你，那样深情地爱着你……
那么，我与黄葵连一丁点共同点也没有吗？这可信吗？不可信。我不过是把心中的魔鬼装在瓶子里。现在的我，正在过着一种童话般的生活，现在的我很儿童。
第二天一早，我就扔下黄葵一个人到老郝那儿去。我知道黄葵其实是想跟我一起去。但是，生活就是残忍的，需要我们去面对它，认可它。
我跟黄葵说，你守在这里，万一有什么好消息。比如说，他们来跟咱们谈定金的事，你立刻打电话告诉我，我马上就赶回来。
黄葵说，能谈定金的事吗？
我说，现在什么样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黄葵说，真的？
我没吱声，一脸凝重地开门走了。临出门前还补了一句，有事立刻给我打电话。
黄葵说，知道。你也快点回来，我一个人应付不了，我不行。
…………
老郝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到北京“漂”的那一族，千辛万苦，千难万险，就不甜蜜地描绘与述说了，总之，他成功了，拥有了眼前的这幢大楼的整整一层楼，干得挺气派。
老郝是个古董迷，过去喜欢文学，曾经读过北大作家班，是我非常铁的一个东北哥们儿。眼下，他正和香港方面联合办一本杂志，综合性的，印刷精美，办得挺火。最近，不知为什么，他突然想搞点电视剧，想涉足影视圈儿，并且打电话让我来当策划。
我一进门，他就把一本书摔到桌子上，愤怒地说，这写的是什么玩意儿！太庸俗了，像通俗小说。
我故作紧张地问，不是我送给你的那本书吧？
他说，不是。妈了个巴子的，就这种书也好意思送人。
我说，别这么说，人家出一本书不容易，这也是一种成绩，一种个人价值的体现嘛，别那么不厚道。
他一听，咧嘴乐了。
然后，他一本正经地跟我讲，他要搞一个“牛布衣”的电视连续剧，戏说的那种，二十集，或者三十集都行。
看他这种牛皮的神态，好像他已经拍完了似的，并且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和巨大的经济效益。
我用脸皮淡淡地笑了笑说，兄弟，现在像可地扔的矿泉水瓶子似的，到处都是戏说的电视剧，你还弄戏说？有点落伍了。另外，你不是反对庸俗吗？兄弟，戏说就是庸俗！
他笑嘻嘻地说，现在我变了，我开始喜欢庸俗了，他们戏说咱们也戏说，他们搞笑咱们也搞笑。识时务者为俊杰嘛。这种事全世界都一样。
我说，是啊，现在的人变的速度可真快，闪电一样，一秒钟之前是一个立场，一秒钟之后，刷！变了，变成了完全相反的立场了。正像“领袖语录”263页最后一段说的那样：要使我们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要不跟不上啊。
他说，你只要记住“挣钱”二字，一切就跟得上了。
我说，看来，钱是方向盘哪。
他说，行了行了，不说那个。还说这个电视剧。咱们要弄的戏说和他们的戏说不一样，咱们戏说的对象是古代的文化人，知识分子，是“牛布衣”那一类的角色。
我说，意思都差不多。
他说，这个剧你一定好好给我编着，编完了之后，我送你一个宋代的瓷瓶，价值一百万，有鉴定证书的。怎么样？
我说，哥哥，我一分钱不要，你就把你屋里的这个办公桌给我就行了，我看这个办公桌挺好的。
他听了非常震惊，说，这个你也搬不走啊。搬哪去？搬东北去呀？
我说，你还以为我真要啊，咱们是哥们儿，我能要你的钱吗？再说，你要弄的这玩意儿也是即兴的，今天有，明天就没有了。咱们是多少年的朋友了，我还不知道你呀？一拍脑门儿一个主意。
他一听立刻就火了，抓起电话，马上给香港打了电话，询问有关电视剧的制作问题。最后，对方说，晚上给他发一份传真过来。
撂下电话，他说，这你都听见了吧？真的假的？
我说，真的真的。
然后，他说了一下对这部所谓的电视连续剧的要求，约定了一下日期，让我拿出一个三千到五千字的策划文案来。
他说，一个星期的时间行不行？
我说，行。
他问，多少钱？
我说，不要钱。
他说，真不要钱？
我说，真不要钱。
他说，玩圣徒？
我说，不是。咱们是朋友嘛。
他说，好好好，这事先不说，你先弄着，弄完了再说。
每次我只要到了老郝这里，一次不落的，我总会跟他要一些小玩意儿，像翡翠、玛瑙、玉，都是三头五百，一千元以内的勾当，说白了，一个字就是“贪”，另一个字就是“玩”，两个字加起来就是“贪玩”。仅此而已。这次跟老郝要了两个小玩意儿，他说每个都值十来万。姑妄说之，姑且听之吧，权当是台词了。
老郝笑眯眯地看着我把那两个小玩意儿仔细地揣好之后说，走，我请你吃饭去，对面开了一个上海菜馆，不错，今天我请你吃金钩鱼翅，吃完了之后咱们去洗澡。这么安排行不行？
我说，行。
这家上海菜馆的菜的确不错，特别是金钩鱼翅，做得相当精致，装在一个白瓷的小盅里，还有几款小配菜。但这一小盅金钩鱼翅，我不到十秒钟就吃光了。看来，想伪装自己不是东北人都不行啊，一吃就露馅了。
老郝瞪大了眼睛说，这一盅88块呀，一眨眼就不见了？
我说，要不，再来一个？
他说，拉倒吧。
我跟他语重心长地，当然带点表演性质地说，你这是跟我说这种小家子气的话，要是换了别的“策划”，还能真心跟你合作下去呀？
他说，跟外人当然不能这么说了，掏光了他肚子里的“货”，就让他走人了。
我说，你还挺在行啊。
他诡诈地笑了笑，没吱声。
看来，这种事他已经跟有关“内行”讨教过了。
他领我去洗澡的地方挺高档。大楼的外观有点像大英博物馆。只是中午时间没什么人，里面非常空旷。洗完之后，照例是按摩。现在，洗澡按摩已经成了男人们的“必修课”了。只是，这种事有些场合可以公开讲，有些场合还不能公开讲。其实，这样的事也是因人而异的。有的人就喜欢搞一些离谱的事，但有些人或是心里的“辩论”还没有得出最后的结论，或是胆子小，或是根本不热衷此道，很鄙夷，很愤怒，“不喜欢”这种事。那么，我算是哪一种呢？我只能说，我的腰不好，风湿，而且颈椎也有问题，发硬，有人给捏一捏就好多了。不过，有一个前提，必须是别人“埋单”。
给我们按摩的是福建的两个姑娘，非常专业，按得也很好，肯于用力。男人们在按摩的时候什么话都能说，什么玩笑都能开。但是，按摩完，穿上衣服，走在街上，又跟正经人似的，该工作工作，该学习学习，该讲话讲话，该机敏机敏，就是一个良民的形象。——是的，按摩也不能说不正经，但总觉得什么地方有点儿不大对劲儿。
在按摩的过程当中，老郝接了个电话。让我吃惊不小的是，老郝接电话的语调竟然情意绵绵的，活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我瞪着眼睛问他，怎么回事？不对劲儿呀，有小蜜了是不是？
老郝立刻捂住了电话，小声地说，等会儿我再告诉你。
最后，他也没告诉我。我也装作忘了，没再提起。我始终不认为他是养小蜜的那类人，但是，我估计他是养了，而且还哄着人家。我真的很迷惘，有一点失落了，我的朋友变了，今后，我还能有肆无忌惮地说心里话的朋友了吗？我们中间隔着这么一个小蜜，以后我将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跟他交流与合作呢？
坦白地说，我每次到北京来，十次有九次是什么事也干不成的。但是，你又不能不来，因为“对方”给了你一个诱人的题目，当然跟钱有关，你就得过来。这样的事反反复复多少次以后，你就像一只训练有素的狗一样，有经验了，知道是十次九不成，心里反而坦然了。但是，又有了新的题目之后，你来不来？你毕竟还没有到“哀莫大于心死”的地步，即便是到了可疑的“哀莫大于心死”的地步，也还会死灰复燃，又燃烧起来，还会再来，然后再心死，再复燃，再“哀莫大于心死”。
我再次燃烧，再次来这里，并不是对北京有什么感情上的依赖。其实，我对北京的印象不太好，不像小年轻的时代，那时候对北京很向往，四合院啊，小胡同啊，北京风味小吃啊，酸奶呀，现在这些东西差不多都光了，就剩下酸奶了。而且，一出北京站，一坐上北京的出租车，立马就有一种挨宰遭骗的不良感觉。要知道，经过一二十年的大扒大建，就是老北京人也不认得北京的街道了，北京的变化太大了，出租车司机怎么绕你，你也不知道，一句话，你就得挺着了，谁让你在燃烧呢？
晚上，我请黄葵吃顿便饭。吃饭之前，我顺便在西客站那个小商亭装作聪明人的样子，与那个河北口音的老板讨价还价买了一个背兜，最后，以15块钱成交。
黄葵鄙夷地，十分不耐烦地站在一边说，这种破烂货买它做什么？要买就买名牌，又好看又结实，背在身上像个有钱人的样子，这破玩意儿用两天就完了，白花钱！还“策划”呢，啧啧。
我嘴硬地说，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就是这样一个行为，就是这么一个价值观，谁也改变不了我，只要便宜我就高兴。我策划咋的？策划咋也比编剧强。
那个河北口音的老板赞同地说，那是。
黄葵笑了。当然，那笑的样子比哭还难看，让人一看到这种样子就想马上离开。是啊，我们想要的生活不是这种表情，这种表情太令人沮丧，太容易激发人找碴儿发火了。
此刻的黄葵已经心灰意冷了，他一心一意想找个编剧的活儿，但就是找不到！他的编剧水平不错的，很可以，而且是一个剧坛尚未发现的快手。的确是他不走运哪。你想，不走运的人心情能好吗？情绪能不反常吗？能不见什么挖苦什么吗？
我缓和了口气说，家里的兜子太多了，泛滥了，买这个就是带点副食回去，海岛的东西咱东北人吃不惯。
…………
本来，我想请黄葵去一个好地方吃一顿，但最后，我还是就近选择了西客站对面商场的那个地下快餐厅。
快餐厅里，无论是地面，还是餐桌，都是脏兮兮的、黏糊糊的。在地下快餐厅吃饭的都是一些平头百姓，或者刚下火车的外地人。我们选择了一张比较干净的桌子。
他皱着眉头说，你怎么选这种地方吃饭？多埋汰。
我自我解嘲地说，我时常怀念这样的地方，过去，我们就是这里的一员哪。只是现在我们变了，不是这里的一员了。什么干净埋汰的？咱们早埋汰过了，现在想干净已经来不及了。而且在这种地方吃饭相当于忆苦思甜了，能激发我们的斗志，发奋改变我们的现状。我领你到这个地方来，用心良苦哇，兄弟。
黄葵说，狗屁。
我说，你知不知道，哈尔滨道外区有一个北三酒馆，那里是平头酒鬼经常光顾的地方，一点档次也没有。但是，经常有大款开着奔驰到那里喝酒，把车停到另外一条街上……
黄葵说，狗屁，狗屁，狗屁。
黄葵一看我要的是饺子，马上说，行了行了，不用你请了，我自己吃份儿饭。说完径直去了卖份儿饭的窗口。
我知道，黄葵因这个剧没谱才充满了失落感。是啊，他还没有修炼到家呀，还嫩哪。人活着干什么？人活着就得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各种各样的失落，各种各样的挫折。
第二天，我们在小高古怪且固执的要求下，与老A签订了一个所谓的合同，其实就是一个保证书，意思是，我们不将他讲的那些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上网，传播，或者擅自改编利用。因为头几个与他们没合作成的人，把他讲的那些东西都弄到网上去了。
我说，非叫“合同”吗？叫“保证书”不是更准确吗？
他说，不行，必须叫合同。
我问，既然叫“合同”，这份合同对你们有什么约束力呢？
小高说，肯定有约束力。
我说，那好吧。对了，你们那个老A都跟我们讲啥了？
小高一听，笑了。
翌日一早，我们便分头离开了北京。黄葵坐火车走了，怀着对我的憎恨，但又找不到恨我的理由那样一种情绪，像秋天的落叶一样离我远去了，样子相当沮丧。我站在那里等着他回一下头，彼此挥一下手再离开，毕竟我们都是东北老乡，但他就是没回头。我只好怀揣着那份匪夷所思的“保证书”的副本乘大巴去了机场。
这次就没人送了，自己走吧。
再见吧，北京。
一到首都机场，神奇的大雾立刻涌了上来，把整个机场一下子笼罩起来，飞机不可能正点起飞了。我是一个一天三顿不能少的人，可今天早晨又没吃饭。于是，便在机场吃了一碗价格昂贵的面条。吃了饭就不怕等了，飞机爱啥时候起飞啥时候起飞，反正回海岛也没什么事。
机场已经人满为患了，连坐的地方也没有了。作为“策划”的我，坐在候机厅的窗台上，倚着那个装着各种副食的背包，百无聊赖地“欣赏”着眼前来来往往的旅客。这些旅客什么样的都有，牛皮的，装阔佬的，戴着大宽边眼镜装有文化的，懊恼不已的，摆官架子的，麻木的，东张西望的，他们难道不是像黄葵一样，正为自己想要的生活，上天入地，南北奔波吗？
的确，我不认识眼前的这些来去匆匆的人，这些来去匆匆的人也不认识我，因此，我们彼此都是渺小的。有人说，尘世，尘世，过去不理解，为什么叫尘世呢？其实，尘世就是把我们比喻成灰尘，那意思就是说，这个世界是由我们这些灰尘组成的。或者说，是由这些漂泊不定的，喜欢钱的“灰尘”组成的。
飞机终于在下午起飞了。我要的是边座，靠前的。我诚恳地跟机场工作人员说，我的心脏不好，照顾一下。
上了飞机，我是C座，靠过道，这样进出方便，非常好。A座和B座是两个俄罗斯女人，一看就是国际倒爷，个个肥硕无比，像两部重型坦克车，小小的座位，她们竟然也坐下去了，真是奇迹。看到她们笨拙的样子，我便主动帮助她们把行李放到行李架里，她们用中文说，谢谢。我对俄罗斯人是颇有好感的，因为我从小生活的那个城市到处是俄国人。
在飞行的三个小时里，这两个俄罗斯女人一直在睡觉，像两只肥胖的大象一样。很显然，她们太累了。我看着她们，心里想，她们的男人对她们怎么办呢？从哪儿下手呢？愁死人了。
到了广州白云机场，我又帮这两个胖女人取下行李。她们客气地让我先走。走在前边的我却非常狼狈，因为，我在西客站买的那个廉价的兜子开始断带、掉扣。看到这种情景，那两个俄罗斯女人始终非常礼貌地走在我的后边，分明是给我一个面子。我在她们眼里肯定是一个非常邋遢的中国人。
回到海岛后不久，我又接到一个电话，这次是飞广西，也是商量策划一个电视剧的事。看来，我挺忙啊。那么，这一次要不要给黄葵打一个电话，请他做编剧呢？可是，从哈尔滨坐火车到广西，咣当、咣当、咣当，那要走很远的路呢，万一这次任务再失败了呢？他那颗脆弱的心能承受得了么？
作者简介
阿成，原名王阿成，男，山东博平人，曾当过司机、工厂干部、编辑。著有长篇小说《咀嚼罪恶》、《扭捏》等六部，中短篇小说集《年关六赋》、《胡天胡的胡骚》等五部，随笔集《哈尔滨人》、《春风自在扬花》《胡地风流》等四部，英文版小说集《良娼》，法文版小说集《空坟》等。其短篇小说《年关六赋》获198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良娼》获1991年东北三省优秀作品奖，《东北人，东北人》获1992年黑龙江政府文艺大奖，《秀女》获本刊第十一届百花奖。现在《小说林》编辑部任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