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遇到那些心慈手软的人，动不动就来这么一句：“南山那鬼地方，哪怕是我的仇人我也不忍心让他去住！”
这话听上去让人觉得恐怖，好像南山不是一座山，而是青面獠牙的鬼。站在山脚望上去，土黄天青，山崖峭立，真有些鬼姿鬼态。可这个“鬼地方”却是南山人的全部。
事实上也没那么难，世世代代都住过来了。白天有太阳，晚上看月亮。该吃饭时吃饭，该睡觉时睡觉。也笑，也哭，也争吵，也做爱，也离婚，也生儿育女。总之都过着一样的日子。因此，南山人对上面那句话是相当反感的。反感过了头，就不仅不觉得自己苦，还腾出心思去同情别人。他们说：“陕北那地方真不是人过的，挑担水回来要两头见黑。”或者：“新疆去不得，风一吹来人就被沙子埋住了！”可陕北和新疆毕竟都太遥远，南山属大巴山系，很粗糙地耸立在四川省东北部，关于那些八竿子打不着的事，他们也只是听说而已。这种同情基本上失去了对象，显得很没意思，因而南山人不再为天下忧，只去同情镇上的人。
镇子名叫泽光，下十五里山路，再沿清溪河上行十里就到了。南山人对泽光镇是熟悉的，每逢尾数是三、六、九的日子，他们就下山赶集，对镇上人的脾气，他们摸得太透了。镇上人多多少少都有些瞧不起山里人，但那实在没啥了不起，单是车马声喧，也能把人的耳朵吵聋！他们虽然可以天天吃肉，但谁能说清他们不是吃的瘟猪肉？南山顶上一个姓桂的屠户，就专门收购瘟猪，剖成肉条子，冷场热场都往镇上送。南山人只有过年过节或家里来了亲朋好友时才能吃肉，但猪是他们自己喂的，他们就像熟悉自己的家人一样熟悉猪的底细……想到这些，南山人往往一掌击在大腿上，叹一声：“嗨，镇上人真可怜！”
情绪最激烈的要算王安。
王安一般不参与乡邻的议论，只等大家把话说淡了，他才来一句总结：
“谁要我去镇上住，八抬大轿也抬不去！”
这句总结把乡邻们想说的都说尽了，于是大家附和几声，起身，拍屁股，回家或者下地，骂骂咧咧地照顾孩子和老人，沉默如石地侍弄庄稼。
王安是山里的教师。
整座大山上，只有一所学校：南山小学。如果你有山区旅行的经验，如果在你觉得根本不可能有人居住的山坳里突然发现一所孤零零的学校，从学校里传出并不整齐却很卖力的读书声，你心里不可能没有一点反应。南山小学就是这样，它卧于山腰，背靠山崖，另三面都是萧索的田地。山脚的人历来都是去镇上读书，南山小学只负责接纳山腰和山顶的孩子。这所学校非常古老，据说是清王朝末年一个秀才捐资修建的。那秀才是南山有人烟以来在考场上唯一中榜的人，家里也有田产。按这样计算，南山小学就有百年历史，比泽光镇中心校早了半个世纪。百年间，它被烧过，被砸过，但风风雨雨都挺过来了。
十八年前，它一直是木屋，黑迹斑斑，穿眼漏壁，整个屋架往操场一边严重倾斜，看上去就像提着一条腿随时准备跳跃的人。教室只有两间，每间教室里至少坐两个以上班级。各年级教师各上各的课，彼此没有门户，声音窜来窜去的。低年级学生一走神，就侧着耳朵听高年级的课，听不懂，就对高年级学生多了一层敬畏。高年级学生也会听低年级的课，自然是看不起，觉得那么小儿科的玩意儿，还值得翻来覆去地倒腾？十八年前的那个夏天，镇政府让山里人自己筹资，自己动手，把学校翻修了，将木屋变成了砖墙，且用炸药雷管把后山移走一部分，面积扩大了，有多少个班就修了多少间教室，看上去真有几分气派。
南山人觉得，这厚实的土砖墙要管好多年的，在这好多年之内，南山子弟可以坐在里面安安心心地读书了。
王安就从南山小学毕业，后来去县城念了中学。像他这个年纪的山里人，无一例外都外出打工，王安没去，他得过小儿麻痹症，左腿比右腿短了几公分，出去也没人要。王安那年已整整二十岁，二十岁的南山人即便没结婚没生育，也有了对象，但王安没有。谁家姑娘愿意嫁给一个看不到任何前途的跛子？
王安所在的村子，叫兴塘村，与北面的学校相隔仅三里地，且都是沿着弯弯曲曲的大堰走，爬坡上坎的时候不多。农活做完了，王安就去学校玩儿。
学校有啥好玩儿的？操场是块小小的土坝，只需过个周末，上面就长满乱草。没有篮球架，也没有乒乓球台。而王安就喜欢去，去了还只能在操场上转转。那时候，加校长在内，学校共有三个教师，都不喜欢王安，尤其是校长杨传民。杨传民五十多岁，一生勤勤恳恳，最看不上的就是游手好闲之徒。杨校长觉得王安就属那类人。另两个教师，一个姓靳，一个姓胡，靳老师总认为王安到学校来是显摆的，他们三个虽然年龄悬殊，却都只是初中毕业，而王安读过高中。既然靳老师这么说，胡老师就认为靳老师的话对。
因为不喜欢，三人从不请王安去办公室或者寝室坐。
可是有一天，王安自己进了他们的办公室。
学校跟普通农家一样，修的是高门槛，王安那天带着谦卑的笑，两手扶着门框，先把那条短腿迈进去了，再身子一斜，把长腿迈进去。山村小学无等级之分，校长和普通教师都在一间办公室，当时三个人都在，都很不愉快地盯着他。他走到那张松木拼成的办公桌前，从裤兜里掏出一包香烟——王安自己不抽烟，那包烟是头场专门请人带回来，等着这一天用——很不灵便地启了封，抽出一根来，双手递过去，再抽出一根来，双手递过去。三个人接了他的烟，脸色好转了。没有多余的凳子，胡老师把自己的凳子让给王安坐，王安摆着双手推辞，脚底下没站稳，差点倒地。
三人的烟还没点上，王安就急匆匆地说：“杨校长，我想跟你商量件事。”
杨校长觉得新鲜，眯着眼睛望着他。
“我想在操场上修两个乒乓球台。”
杨校长笑了一声：“你娃！想钱想疯了？我告诉你，别说修乒乓球台，就是做条板凳我也拿不出钱给你。”
王安说：“有钱就给我两个，没钱就不给，我无所谓。”
这话听上去像王安家发财了似的，可山里人谁不知道他家穷得叮当响呢！他小时候得病，父母借了不少钱，后来读书，又借钱，背了一屁股的烂账，嫁他姐姐的时候，只杀了只兔子招待客人，山里人至今说起来都红眼睛，而他王安说话还这么大口气！
杨校长把一截儿弯曲的烟灰抖掉，生硬地说：“既然这样，你愿意搞就搞。”
王安果然动手了。前些天，他家的猪圈垮了，反正暂时也没钱买仔猪，父子俩都没心思立即去把它修好。猪圈建在一个斜坡上，砖头垮进了下面的竹林里，王安将砖头捡进背篼，抽空往学校里背。他给父母亲撒了谎，说修一个乒乓球台，杨校长答应给他十块钱。父母想这已经不少了，十块钱要买差不多十包盐呢。至于猪圈，反正把猪拦住就算数，竖几根青冈棒也行。
因为是孩子用，王安把乒乓球台砌得很低，这也刚好让他的砖够用。他没干过这样的活，不过也没什么难的，调上灰浆，把砖砌上去就可以了。上面的台子，他先横几根木棒，再厚厚实实地铺上稻草，用尽量平展的几块石片子压上去。
那段时间，简直是孩子们的节日，台子还没成形，他们就把乒乓球拍做好了，都是找一截儿废弃的木板，用弯刀削出一个把子。三位教师冷眼旁观，觉得王安到底是个不务正业的人，孩子们却不这样看，口口声声叫他叔叔，不断地问什么时候才能做好，课间休息也要问上数十次。
只要不耽误农活，王安就要忙碌到天黑透了才一瘸一拐地回家。其间，他的手被瓦刀拉了条口子，回家途中掉进了冰冷的堰渠，不过这些事都是农人经常遇到的，没什么大不了。
竣工的那天，杨校长把他留了下来。杨校长避开两个教师，单独把他请进了自己的寝室，从口袋里摸索出五块钱来，对他说：“我没想到你娃心那么硬，为挣钱啥事都忍得，但我没多的钱给你，只能给你五块。村小都是被中心校管起来的，学生的书学费按人头全部上缴，我们的工资也由他们发，根本就没一分钱的办公费。你总不能因为修了两个乒乓球台又去找村民捐钱。当初翻修学校的时候，大家没计划这些东西，证明他们认为不需要！孩子到学校来是读书的，不是玩儿的，玩儿累了，就没精神读书了；再说，哪家的孩子放学后不割牛草捡柴火？干这些事都要体力，要是在学校就搞得筋疲力尽，回家就干不了这些活。这五块钱是从班费里出的，你拿去吧。”
王安把钱接过来，咧了咧嘴，说了声谢谢，就朝门外走。
他是在嫌少，杨校长想，这五块钱还是我掏的私人腰包呢，一分一厘都交上去了，哪还有狗屁班费。杨校长心里有些不舒服，但他看见王安踩高跷走路的姿态，还有他被瓦刀割伤的手，心里热了一下，把王安叫住了。他走到王安身边，说王安哪，你想没想过你的将来？像你这个样子，开不了山，犁不得田，你以后的日子咋过？你爹妈的年龄跟我也不相上下了吧，他们管不了你一辈子的。何况你家还欠那么多债！——你为啥不去学门正经手艺？
王安站了片刻，没回话，走了。杨校长看着他瘦得麻秆儿似的背影，立即有些后悔。他那些话帮不了别人，只是往别人的伤处撒盐。乡下现在哪去找什么手艺人？扯布来请裁缝做衣服，还不如买成品便宜，样式也没人家的好看，裁缝早就没活干了，缝纫机生了锈，变成了废铁。学篾匠吧，编背篼、花篮、筲箕等日用品，差不多家家男人都会。编晒席要复杂一些，可一铺晒席要用十几二十年，你总不能十几二十年才做一趟几十块钱的生意。至于犁田耙地的物件，人家也都习惯了去镇上的铁匠铺买。乡下已经没有手艺人了，乡下的手艺人都绝种了。
杨校长、胡老师和靳老师都不喜欢打乒乓球，但他们还是很快感觉到了球台的好处。南山小学没有高台，以往老师集合学生讲话，都只能跟学生一起站在平地上，现在则可以站到球台上去了。站在高处讲话就是不一样，那会平添一种威严。乒乓球台离旗杆很近，每周星期一升国旗的时候，老师或学生代表做“国旗下的讲话”，也可以站到上面去……
南山的冬天特别冷。冰柱子从山涧垂下来，不是白的，是青黑色的。有些小孩子不懂事，伸出舌头去舔，当他们尝到类似金属滋味的同时，舌头就被冰“吃”住了。这时候必须迅速用斧子把冰柱剁下来，用火烘烤，要是动作稍慢，舌头就会变黑，变硬，轻轻一震动，就脆生生地断掉。南山人为了蓄水，一到冬天就把绝大部分田地变成冬水田。学校周围，除了背靠的那面山，其余三面全是冬水田。冬水田结了冰，白亮亮的，要是出点太阳，能把人的眼睛晃得老半天看不见东西。操场边是红沙土，这种土连长一点野草的营养也不愿给，全是光板板的斜坡，学生下课打闹的时候，稍不小心就可能掉进冰田里，嗖地一声，从这头滑到那头。如果遇到薄冰，它就咧开嘴——先是咧开密密实实的皱纹，接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嘴张大，将人吞进去。冬天的水浑身都长着牙齿，抓住你，就狗一样朝你身上扑，被救起来时，往往面目全非。
现在有乒乓球打了，掉进冰田里的可能性更大，不是人掉进去，而是乒乓球掉进去。一个乒乓球要几角钱，孩子们要吊着父母的衣襟哭闹好几天，父母才会翻出瘪瘪的荷包，将几角钱拿出来，去镇里买回那蹦蹦跳跳的家伙。将球交到孩子手里的时候，常常要附带赏孩子几个耳光，骂几句“败家子”之类的话。因此，孩子们都舍不得丢掉乒乓球，别说掉进冰田，就是掉进深井里，他们也要想法将它捞出来。
王安又在操场边转悠了。这时春天已经到来。王安这回背来了几丛野斑竹和一把大锄。斑竹命贱，石骨子地里也能生长，王安想把它们栽种到操场边的坡面上。在南山，斑竹有一个别称，叫雷响竹。意思是几声春雷滚过，它就醒过来了，一枝发十枝，十枝发百枝，王安只需在每个坡面栽上一丛，今年过去，就会形成葱绿的围栏，学生就再不会掉进水田里，乒乓球蹦下去的可能性也会大大减少。
他栽斑竹的时候，学校已经开课，靳老师站在远处，悄悄对杨校长说：“好像南山小学是他的一样。”杨校长也正这么想，心里酸溜溜的，但他笑着说：“那小子是个有心人。”
时间仅仅过了几个月，杨校长就没有这么轻巧了。斑竹的根脉在土地里迅速延展，脆嫩的竹簧在风中发出悦耳的哨音。有了这道屏障，学生们在感觉上也安全了许多。家长们很快知道了这件事，都说杨校长在管理学校，可还没人家王安想得周到呢。有些性格爽直的人，把这样的话当着杨校长的面也说。杨校长总是带着夸张的热情把王安表扬几句，可人一离开，他就听见自己脸上响起咔嚓咔嚓碎裂的声音，那是他在人前绷着的面子。
这天王安又到学校来了，杨校长远远地见他从堰上跛过来，就站到操场边上，等着他。
王安走完了渠堰，需过几条田埂。最末一条田埂与一段窄窄的土坡相连，爬上那段坡地就是操场。杨校长堵在路口，居高临下地看着王安那颗扁扁的头。王安抬头给他打招呼的时候，他气呼呼地问：“王安，你究竟啥意思？”王安有些摸不着庙门。杨校长指着斑竹林：“你是不是成心败坏我？”王安明白过来了，脸红筋胀地仰着头说：“杨校长，我不是那意思，我是怕学生的乒乓球掉进田里，他们去捡球出了事，我就要负责。乒乓球台是我修的呀。”杨校长心想，你不仅要标榜自己栽了斑竹林，还要标榜修了乒乓球台，修乒乓球台我不是给了你钱的吗！杨校长气不打一处来，粗话也带出来了，他说你一个闲杂人员，能负什么责，负尸求责！
紧接着，杨校长发出了命令：“这是学校，闲杂人员不许随便进来！”
王安的头一直仰着，仰得脖子酸了。当他把头低下去的时候，已转过身，走上了回家的路。
这情景被附近一个收拾菜地的女人看在眼里，她原原本本地去转告给了王安的父母，王安的母亲骂杨校长不识好歹，父亲却骂自己的儿子，说那狗日的，该背时！读那么多书，都读到牛屁眼里去了！看他那副德行，将来不打光棍往哪里飞！
这话说得太毒，终于惹恼了妻子，她不再骂杨校长，转而骂丈夫，没骂两句，就捂住脸哭。她的脸上到处是山风割出的口子。
南山盛产光棍，小小一个兴塘村，就有八个。山里人有句俗话：家里没有女人，男人就要生病。那八个光棍倒是很少生病，但日子过得油盐不进。双抢季节，人家忙得脚板打翻，他们却懒心无肠地摊开两条腿，坐在树底下望天。平时碗也不洗，直到把家里的碗用尽了，再从脏碗里捡出一个相对干净些的盛饭菜。那八个人都是手脚齐全身体健壮的，家里也比他王家殷实，这么说来，儿子打光棍是确定无疑的了。正是这种确定性，深深地伤了母亲的心。
父亲虽然也觉得自己的话过分，但他想不通，修那两个乒乓球台，不是说好给二十块的吗，怎么到头来只给了五块？他一直对这事耿耿于怀，因此不管妻子怎么哭，他还是盯住儿子骂，骂过之后就喝酒，醉得稀烂。父亲很少离开过酒，越喝越穷，越穷越喝。
许多时候，狠狠地折磨一个人的，还并不是钱，而是日常生活的烦恼……
杨校长下命令之后，王安不再去学校，只起早贪黑地上山干活。杨校长骂的那两声“闲杂人员”，让他觉得自己连身份都没有了。他是农民，不是闲杂人员。农民就要有农民的样子。山里的农民，要把脸弄得不像脸，把手弄得不像手，要让它们变紫，变黑，变成坚强有力的疙瘩！高天之下，白色的山风像永远吃不饱的狼，随时都在孤独地游走，随时都在忧郁地叫唤。这风成了王安真正的知己。
只在他去学校后山砍柴的时候，才禁不住朝山下望。他发现，自己的活真没白干，操场边没有斑竹林围起来时，学校是散在山野间的，现在成了独立的体系，有了学府的气派！
二
王安说：“同学们，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
说这话的时候，王安头一天站在学校的讲台上。
王安说：“从前，南山上没有人烟，某年枫树叶红的时候，山上来了一个农夫。农夫不是单独来的，他带来了一群牛。这些牛是他最好的朋友，来南山之前，他们形影不离。在山上过了些日子，牛群发现它们这个两脚走路的朋友再不像以前那么爱说爱笑，而是动不动就皱眉头。他不快乐，牛们也跟着不快乐，于是牛们商量：‘我们给他唱首歌吧，唱首歌他就好了。’第二天清早，农夫正在做梦，牛的合唱却拔地而起。”王安做了拔地而起的手势，“声音太大，太突然，把还没起床的鸟纷纷震落到地上，农夫以为发生地震了呢，来个鲤鱼打挺翻下床来，结果是牛群站在他面前唱歌！牛们伸长脖子，仰头向天，嘴巴和鼻孔里喷出大团大团的热气。可是，农夫不但没有快乐起来，还怒气冲天，把所有的牛都关进了畜栏！从那以后，他跟牛不再是朋友了，他成了牛的主人，牛成了他的牲口，世世代代供他使唤。”
每天放学之前，王安都要给学生讲一个故事。那些故事可能是寓言，也可能是他在县城的所见所闻。县城是他见过的最大的世界，他把那个世界描述得灿烂辉煌。学生们都没走出过大山，最远也就去过泽光镇，老师的描述让他们惊嘴咂舌，在回家的路上，想着故事中的人和物，哪怕独自一人，也不会寂寞了。
由于山头距离学校有足足二十里山路，南山小学开课晚，放学早，学校指挥行动的，是一个用了多年的铃铛。铃舌是一根黑色的铁条，外壳呈黄铜色，已缺了一块。上午十点，铃声响起，算是开课，下午四时，铃声响起，就是放学了。教师和学生都不吃午饭。南山人谁也没打算吃午饭，早上一顿，太阳升起，晚上一顿，月亮升起，这就是日子。学生们放了学，才发现肚子饿得那么厉害，以前他们心里怨恨，想哭，现在不想哭了，掐一束鱼腥草也能充饥。他们不仅不哭，还摘片树叶来吹，吹几声就唱：“太阳照在山岗子上，我摘片树叶儿吹响响……”
学生们都喜欢王老师。王老师成天乐呵呵的，下了课，就跟学生一道打乒乓球。他的脚跛得那么厉害，每接一个球都憋足力气，咬紧牙关。大部分同学跟他打球，都只把球接到正中，让他能保持平衡。可有些偏不这样。有个叫周汉的男生，别看他刚读一年级，接触乒乓球的时间也很短，球技却好，只要王安上场，他就把球专往角落里送。他个子蹿得快，比其他同学高出一大截儿。王安身子一高，把右边的挡回去了，球很快又到了左边，他身子一低去够球，结果摔了个狗啃土。见这样，班上成绩最好的女生向倩兰，眼睛一红涌出了泪水。她觉得王老师太可怜了。王安看到了向倩兰在流泪，只是装作没看见，他爬起来，将鼻尖和嘴唇上的土抹去，对周汉说：“再来，我就不信我赢不了你！”
每天放学之前，王安还教学生唱歌。南山有很多山歌，但那些山歌大多是凄苦的，充满了对人生的感叹和对命运的无奈。它们就像崖垛一样呈现出化不开的灰色。灰色是慢性病，会慢慢毒害人，于是王安有意避开，挑选了一些能长筋骨的歌曲。对所有人而言，绝望都是免费的，只有希望才是人世间真正宝贵的黄金。王安最喜欢的是那首《春光美》。每天上午开课之前，全班齐唱：“我们在回忆，说着那冬天，在冬天的山巅，露出春的生机……”孩子们回家干农活的时候，也经常把这首歌挂在嘴边，在南山崎峭广阔的山野间，到处都充满了幻想。
家长们都说，娃娃跟了王老师，变得不爱使性子了，成绩也比先前好到哪里去了！
王安说八抬大轿也休想把他抬到镇上去住，不是普通村民那种对镇上人的“同情”，而是他有骄傲的资本：凡是他教的班级，镇上统考都得第一。中心校天然得第一的定律是被王安打破的。有人说，中心校一个班有六十多个学生，南山小学只有十多个，当然容易出好成绩。这也是事实，南山地广人稀，学龄孩子非常少，每个年级只能勉强凑成一个班。然而，中心校的教师只任单科教学，村小教师却是眉毛胡子一把抓，而且大多不是教一个班。像南山小学，杨校长退休后，王安补进来了，可靳老师走了，平均一个人要带两个年级。
靳老师去了广东东莞的一个镇上，在镇文化站上班，听说工资高得没法说。靳老师只有三十多岁，比胡老师还小好几岁，他是个心思很重的人，论教学水平，他比杨校长和胡老师都高。可靳老师老害怕中心校对他的工作不满，因此时不时放话出去，说教书没意思，他想辞职。其实他心里并不一定这样想。要不是有个文凭比他高的人到了学校，要不是校长的位置给了胡老师而没给他，他干到老也是不会辞职的。不过他这一走也好，拿了高工资，撞了大运。现在，学校只有王安和胡老师两个人，管六个年级。幸好无幼儿班，南山的孩子从来没有进过幼儿班。
中心校的教师对王安也很不舒服。那些处在镇子核心学校的人，开始很看不起王安，全镇教师开会或搞个庆典什么的，吃饭时大家都不叫他。在那里，除了本校的胡老师，没人跟他搭腔。后来见他教书那么厉害，就对他更不舒服了。他们背地里把王安叫跛子，说：“那个龟儿子跛子，给他一块骨头，他就玩儿命地啃！”
但中心校的闭校长对王安很肯定，闭校长说：“杨传民教了一辈子书，最大的贡献就是推荐了个人才。”
王安的确是杨校长推荐的。杨校长去给闭校长谈自己退休的事，闭校长不让退：“你退了咋整？明摆着南山那鬼地方没人愿去，而且我听说老靳早就不安心，说不定他哪天睡醒了，就要拍屁股走人。你一退，他一走，老胡一个和尚守得住庙？”
这道理杨校长心里也清楚，但依照镇上的政策，退休人员比在岗人员每月还多拿十多块钱，杨校长冲着那十多块钱也必须退。再说他的年龄满满当当，有退下去的理由。不管闭校长怎样挽留，杨校长就是不依。他说：“闭校长，我给你推荐一个人，叫王安，南山兴塘村的，高中毕业已经九个年头。那娃心特别细，读书时成绩也不错，发挥失常才没考上大学。要是家里有钱，随便复读一下，他就是大学生了。”
闭校长用舌头把翘上去的胡须卷进嘴里，像嚼甘蔗那样嚼了几下，眼睛看着别处，哼一声说：“跟你老杨打了这么多年交道，你还把我当傻子整了？现在的乡里，特别是你们南山，把茅厕旮旯都找遍，找得出一个年轻人？他们都出门打工去了，村里除了横着揩鼻涕的娃娃，就是走一步咳三响的老头子老太婆了！听说你们那里死了人，要翻山越岭地找好多个村子，才能勉强凑几个有劲抬棺木的，这话不假吧？”
杨校长说：“这话是不假，但我说的这个人有特殊情况，他得过小儿麻痹症，是个跛子，没法出去打工。”
闭校长狠狠地啐了一口：“打工都没人要，就往教师队伍里塞？亏你说得出口！”闭校长最恨别人翻来倒去地向他申述理由，杨校长的缠磨，让他烦透了。
闭校长毛发很重，一天不刮脸，他的脸就跟南山小学的操场一样，乱蓬蓬的。现在就是如此，这让杨校长越发地畏惧。
那次没有谈成，过了几天，杨校长又去。那是个星期六，也是赶场天，街上吵得像石头土块都会说话，车子在人群中挤不动，不歇气地鸣喇叭，加上鸡鸣鸭叫，猪哼牛哞，整条街都被声音煮着。杨校长心事重重地往闭校长家走，闭校长住在中街，刚把上街走出头，他就看见闭校长站在一家水果摊前打手机。那枚小巧的手机青蛙似的在闭校长手里不停地蹦。不是手机在蹦，是闭校长的手在抖。跟他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他这是发怒了。这种时候找他办事，无异于脱了帽子往钉子上撞。杨校长想避让，可闭校长已发现了他，还向他招手。
杨校长胆战心惊地走过去，闭校长啪地一声关了机，干净利落地说：“你可以退了，我找到人了。你下个礼拜来办手续。”随后把红彤彤的脖子弯了一下，骂道：“娘的×，脸都丢尽了！”
原来，那个电话是派出所打给他的，七村小学的一个老师在茶馆里摇色子赌博，数钱的时候被派出所抓了个现形，让闭校长去领人。闭校长打算把那个教师发配到南山小学去。
杨校长虽然可以退休，心里却并不痛快。他真心实意想帮王安一把。他那回对王安说了狠话，过后想起来很愧疚，多次想去道歉。但俩人的家隔着好几道山岭，王安不到学校来，两人就碰不上面，专门去兴塘村吧，怎么说也抹不下那个面子。这么一拖二挨的，几年就过去了。前几个月，杨校长远远地看见王安背着一大捆活松毛从学校后山的小路插过去，背后看去真像一只瘸了腿的熊，杨校长的心厉害地酸了一下。都二十九岁的人了，连个对象也找不到，父亲已于两年前得肝癌病逝，母亲迅速老迈，腰弓成了曲尺，王安的日子真不容易。
结果，闭校长并没把七村那个老师发配到南山。得知消息，那老师给闭校长抱了只大红公鸡去。闭校长不是贪财的人，他只是抹不下情面。七村在清溪河对岸的小丘上，生活条件不错，离镇子也近，将这里的教师往南山上赶，闭校长于心不忍。
王安顶了缺。当王安跛着脚堂堂正正地走向学校，人们才说，王安又是修乒乓球台又是栽斑竹，原来他早就知道这学校是他的呢。
这话传到胡老师——现在的胡校长——耳朵里，把胡校长得罪了。胡校长是在全面清退民办教师的前一年考上公办的，现在已经没有民办教师这种称呼，像王安这种人，叫代课教师。代课教师和民办教师的区别是，清退民办教师还要办一定的手续，清退代课教师就简单了，带个口信就算数。胡老师是公办，而且是校长，再怎么说南山小学也该是他的，怎么会是你王安的？抛开身份不说，单从收入上讲，胡校长每月可拿五百多，而王安只能拿一百八十块——中心校老师说给他一块骨头，就指他工资低——你王安算老几呢？胡校长觉得，靳老师当时对王安心存戒备，看来并没有错。
王安跟胡校长的关系一开始就处得很不好。
有一天，附近一个农民拿着弯刀来砍学校的斑竹，农民的想法是，学校是大家的，大家的东西大家就都可以用。因此他来砍斑竹的时候，根本就没给胡校长和王安打声招呼。那天王安下课出来，看见那农民已砍下一把了，他来不及跛着脚走过去，而是用那条长腿快步跳过去，红着脸说：“邱爸，你这是干啥？”姓邱的农民直了腰，若无其事地说：“我的豇豆牵藤了，我砍些斑竹扎到地里去。”王安说：“柴山里那么多黄荆条不砍，为啥砍学校的斑竹？这是公家的！”这话来得有些陡，农民把脸抹下了。这里跟兴塘不是一个村，但彼此都知根知底，农民说：“你娃跟我一样，还不是个穷吊子，当了几天教书匠就不得了啦，要飞起来咬人啦！”王安咽了口唾沫说：“邱爸，你为啥这么不讲理？”姓邱的农民说：“你敢说我不讲理？我再不讲理我也不会像头骟猪那样走路！”公猪刚被骟掉之后，脚要跛上几天。这话本来是搭不上界的，但农民们骂架，最厉害的一招就是往别人的痛处戳。王安一口气堵在胸口。他喊邱爸的这个人的孙子，还在他手里读书呢。姓邱的农民见王安说不出话，更加理直气壮了，扬声说：“人家胡校长都没做声，有你啥事？是你的官大还是胡校长的官大？”
王安这才发现胡校长就站在不远的地方抽烟。
胡校长与王安的目光对了一下，转过头对姓邱的农民说：“本来就是你不对嘛，赶快走，不让你赔偿就是好的！”
胡校长在王安之前就站在那里的，一直没开腔，姓邱的农民以为他要帮自己说话，没想到是这样。他没拿走一根斑竹，骂骂咧咧地走了。然而，离开之前，他又狠狠地朝斑竹林砍了几刀。
农民走后，胡校长才低沉地说：“斑竹是你栽的，学校也是你的，你就来管理么。”
说了这句，胡校长急匆匆地去了教室。
胡校长的家在山顶上，平时住校，王安虽然也有间寝室，但他不住校。他每天放学回家后，都要帮母亲干农活。可今天他留下来了。他主动提出要在胡校长那里搭一顿伙食。胡校长有些意外，说我这里没啥吃的哟。王安说未必你要招待我吃龙肉？这么一说，两人之间绷紧的弦松了许多。
胡校长也真没啥吃的，平时煮的红苕饭，只见红苕不见米，今天招待客人，米就下得重些，但就意味着他往后几天只能光吃红苕。也没啥菜，只炒了个土豆丝。好在有半瓶酒。
两人喝下几口酒，王安就说话了：“胡校长，你跟杨校长都误解了我。”胡校长知道王安指的是他今天扔下的那句话，没言声。王安说：“胡校长，我那几年经常往学校跑，主要是想找个说话的人。从县城突然回到山里，我这心里闷。爹妈在我身上花了那么多钱，我却没出息。那些天，我白天黑夜都想读书，但要去复读是绝对不可能的。我只能一辈子待在山里，我感到害怕，睡过去就做噩梦。我想找人说话，可跟谁说去？在南山，你们才是有文化的人，我就想跟你们接近，但你们好像都不欢迎我。我修乒乓球台也好，栽斑竹林也好，都是为了讨你们的欢心。我当时就这么点想法，我再没有别的想法……”
说到这里，王安哗啦啦滚出一串泪水。
王安这一流泪，牵动了胡校长的痛楚。恍惚之间，他已经在南山小学教了二十年书了，这二十年是怎么过来的，山外人无法想象。日常生活的苦处就不必去说它了，那是人人都会遇上的，只说崎峭陡峻的山路，就够人受的。这里流传最广的一首山歌是这么唱的：“山坡下坎呢我脚杆软啦呵啥喂！——”这首歌共有八句，转了好几个调，而句句歌词相同！特别是冬天，不仅结冰柱子，还刮大风，下暴雪，满世界里除了被风搅动的雪尘，啥也看不见。这种连狗也会冻死的天气，村民可以躲在家里，学校却必须开课。学校后山有一段危险的路，叫野风垭，绳子似的悬着，落雪打霜的时候，简直寸步难行。家长接送孩子，都不会跑这么远，在这段路上接送学生，都是老师的事。对那些胆子小、身体弱的孩子，牵着走都不行，必须背、抱。胡校长都记不清自己在那段路上摔过多少回了。他经常在梦里也梦到那段路，或者上不去，或者下不来。这里曾有一个姓耿的老师，送学生的时候从山上滑下来，腿没摔断，却把左右手各撇断了一根指头，山上找不到医生，耽误了治疗，再没接上。那之后没过多久，他就作为民办教师被清退回家了。杨校长那么大年纪，不照样接送学生？就说王安，一个残疾人，自己平地走路也困难，却要在最危险的地方充当学生的腿。
想起这些，胡校长心里很酸。更何况，在他们的遭遇当中，这还算不上苦处，真正的苦处是挨门挨户去收书学费，那是山村教师的鬼门关。每学期，村小教师后两月的工资都被中心校扣着，学期结束，全部书学费交上去后，才能领到手……
胡校长的心酸得厉害，终于止不住流出了泪水。
泪水涌上来的同时，他就发出了哭声，哭声响亮得像个女人在哭。
王安也干脆放下筷子，伤心地哭起来。
南山虽然已经通电，但学校不上早晚自习，因此没把电线拉过来。在这所孤零零的山村小学里，两个男人在麻雀眼一样的桐油灯下，一点也没顾及自己的体面，想怎么哭就怎么哭。
哭声传出室外，传到黑沉沉的田野上去了。
这之后，两人彼此理解了一些，但并没变得更亲密。事实上，他们都为那个夜晚感到有些难为情。又过了些日子，两人虽然表面上比以前要好，骨子里却是没法合作下去了。原因是家长们都想尽办法把孩子往王安的班上送，如果王安教一、三、五年级，胡校长教二、四、六年级，那些家长宁愿让孩子留级，也要让王安过一道手，好像只有这样孩子才不枉在南山小学待这么几年，对未来也更有了把握似的。对此，王安像自己有罪，他本人不抽烟，却经常买烟来散给胡校长抽。胡校长接过他的烟，心里很堵，烟雾吸不进去，口里苦得难受。终于，他跟东莞的靳老师联系了，让靳老师帮忙在那边找份事做。靳老师回信说：“你早该丢掉那个破饭碗了。你过来吧，到这边拾荒也比你待在那鬼地方强。”靳老师以前说教书没意思还有自嘲的意味，也有矜持的意味，现在是真的这么想了，他为自己在南山小学耗去那么多年青春感到无聊和羞愧。
这样，胡校长也走了。南山小学，只剩下王安一个教师。
三
王安是有福的，他捡到了一个女儿。
这个女孩有三四个月大，显然是被父母扔掉的，扔在兴塘村后面的大荒梁上。那里时不时地就要扔下一个孩子，都是女婴。他们把女婴扔掉了，才能腾出肚子来生男孩。扔女婴算仁慈的，多数人不这么干，他们在女婴下地的时候就将其杀死，许多人家，女人临盆时就在床边准备一桶水，只要是女孩，就倒提后腿将其送进水桶里；如果没来得及准备水桶，就扯过枕巾捂住她的嘴，捂得她全身发乌，就知道她死了，偷偷弄出去埋掉。前些年，泽光镇的政策是不管哪里的人，都只能生一胎，这几年有所松动，像南山这种偏荒之地，允许生两胎。生两胎照样不保险，必须要见到儿子才保险，因此，杀死女婴和扔掉女婴的事，还是经常发生。
王安捡的这个女孩这么大了，倒是有些特殊。那天是个星期天，王安去大荒梁那边割猪草，回来的途中，他把篮子搁在塄坎上歇气，突然看到十多米外的矮松垛下有个包裹，红色的，很扎眼。王安知道又是有人扔了孩子，把眼光移向了别处。这里除了矮松、乱石和黄土，别的啥也没有。王安一抬眼就看到了天空。初夏的天空湿漉漉的，潮气很重，太阳被潮气泡涨了，一摊一摊地洇开来。
那边无声无息，无疑是个死孩子。这里到处散发出一股死尸味儿，矮松底下零散着脆嫩的、没被野狗啃尽的骨头。王安不知当时想些啥，在起身走了几步之后，他又改变了主意。他要去看看那个小孩的尸体。他把篮子放下了，跛着腿挪到那个包裹旁边。小孩闭着眼睛，脸和手都露在外面，发皱的手指弯曲着，像要攥住什么。王安以为小孩死去后一定很丑，没想到这个孩子非常好看——小孩死去也这么好看哪！
他蹲下身，伸出根指头把孩子的脸摁了一下。
脸有弹性，而且有热度，但这些信息也没引起王安的注意。
他是在发现孩子鼻尖上一颗圆溜溜的汗珠之后，才恍然明白：孩子还活着！
王安把那粒汗珠沾到指头上。汗珠碎裂了，在风中迅速干涸，无形无迹。王安问那个孩子：“你爹妈为啥把你扔掉？”四野无声，只有梁上的风呜呜叫着。
王安想把孩子抱起来，可是他不敢，他怕一不小心就把那个活孩子抱成了真正的死孩子。
但他最终下定了决心。他看着孩子的脸说：“你连一只狗也不如，连一只猫也不如！……”
村里喧喧嚷嚷的，都来看这个孩子。兴塘村没有谁有这么大的女婴，显然是外村人抱来扔在大荒梁上的。把一个活孩子扔掉，谁都不会扔在自己村里。有经验的人，一眼就看出女婴有病。在南山人看来，捡一个病孩子回家，就跟捡一只病猫病狗回家一样，是不吉利的。拥到王安家的人，分成了两派意见，一派主张赶快扔掉，不要让她在家里断气。如果王安真是心肠好，就等她在外面断气后，用一领破席把她裹了，埋到土里，埋深些，免得被野狗拖了去。另一派在探听了王安捡她的经过后，说这是女孩的命，把她养起来算了，听说城里人有儿有女，还买狗来养呢，她长大了，总比一只狗强！吵闹声把瓦屋顶都快掀翻了。两派人都想用声音把对方压下去。正这时，王安的母亲扛着锄头从地里回来，问了这个孩子的来历，什么也没说，就抱着她出了门。沟那边有个女人正值哺乳期，她要去为孩子讨点奶吃。
佝偻的老人抱着孩子，就如一只年迈的袋鼠。
孩子就这么活过来了。她的确有病，头盖骨很柔软，抱着她走路，她的头盖骨也会轻轻荡漾；指甲也没长全。平时，她哭的时候少，睡的时候多，她分明刚刚醒过来，你正要逗她玩儿，她的眼睛又慢慢闭上了，像一盏徐徐熄灭的灯。照顾孩子的事情，基本上都是老人在干，她从来就不知道灰心似的，抱着孩子四处求医问药。当然不敢去镇医院，都是在乡野间找赤脚医生。不知是哪味药吃对了路，或者她只不过是个早产儿，本来就无需吃药。几个月后，觉突然睡醒了，头盖骨硬挣了，指甲也长全了，她由一个挎上挎下的包袱，变成了可以下地行走的人。
王安给她取了个名字，叫银珠。取这个名字，是因为王安忘不了停泊在她鼻尖上的那粒汗水。是那粒汗珠救了她的命。
银珠把王安喊爸爸。
这是王安的母亲教的，也是邻居们教的。但王安不承认，甚至很恼怒。他是个没有女人的男人，怎么就当爸爸了呢！银珠把他叫爸爸的时候，他别扭得心里发慌，一概不答应。
日子一天天过去。又一个夏天到来的时候，胡校长已经离开好几个月，王安独力支撑一所学校快满一个学期了。胡校长刚离开的时候，王安特地去中心校找闭校长。闭校长捧着茶壶，听完王安的话，他把茶壶朝地上一扣。刚扣出手，立即弓腰想把茶壶接住。这是他专门托人从湖北宜兴带回的紫砂壶，十分珍爱的。闭校长只有四十多岁，腰却圆得有水桶那么粗，有人笑他永远都不能跟人握手。因为手还没握住，肚子就把人家给顶开了。因为胖，弯腰相当困难，不仅没把茶壶接住，蹦起来的碎片还在他的手背上留下了一个红点子。校长室秘书小心翼翼打扫的时候，闭校长跺了一下脚，对王安说：“这样的人，走了好！娘的，对教育事业没有一点忠诚之心，留下来也靠不住！”
闭校长确实生气，当时靳老师走的时候，好坏还去办了辞职手续，胡校长走，竟然什么手续也不办，跟他既不打照面，也不打招呼，等于是把他这个中心校校长给炒了。胡校长平时看上去老老实实，甚至畏畏缩缩，谁知做事竟这么绝。闭校长又跺了几下脚，朝秘书倒紫砂壶碎片的垃圾桶望了一眼，对王安说：“今天，我正式任命你王安做南山小学的校长，文件慢慢下，你回去好好干，不要辜负了我的厚望。”王安说谢谢闭校长的信任。可他这次来，不是要校长当的。说白了，在南山小学当个校长，充其量就是个名义上的管理者，何况王安还是代课教师，独自教那么多班，工资也才涨五十块，还是过了两个月才涨的。王安这次来是要闭校长派人去，至少派一个。闭校长站起身，在屋子里地动山摇地走了两圈，说：“这样，你先干着。我这里有了合适的人选，立即派给你。”接着问：“你那山上有没有人？”王安说确实没人了，全都打工去了。闭校长说那就只能按我说的办了。
闭校长一直没派人来。王安在思考把学校玩儿转的办法。其实全校学生并不多，也就七十多人，难办的是这七十多人分成了六个年级。王安把自己当成一个物体来设计，如果是一个两脚移动的物体，那速度显然太慢，如果把自己变成轮胎呢？情况一下子就变了！只要给它一把力，轮胎就可以凭借惯性不停地运转。他的办公桌上并排放着六个年级的教材，今天从一年级上到六年级，明天就从二年级倒回到一年级，依此类推。一天六节课，他没有一节轮空，当放学的铃声摇响之后，他才有心思坐到凳子上喘口气。其实他没有精力喘气，不说话的时候，他就开始咳嗽，咳嗽声像经历了战火的旗帜，被撕裂成一块一块的破布，沾着血腥。每咳一声，他就喷出一团白雾，那不是冷气，而是被他吃进去的粉笔灰。
这样上课，虽然可以照顾到六个年级，但问题也出来了。现在的小学生，如果把课开齐，就有语文、数学、英语、思想品德、科学、体育、美术、音乐、电脑等等。包括南山小学在内，这所有的课程都发了书本，有些科目还发了好几套教材。比如英语，就有先锋英语和新标准英语，不仅有两套书，还有两套磁带；再比如思想品德和科学，有国家编的一套，也有省上编的一套；有人传话县里还要自己编一套，据说这样可以培养学生既热爱祖国，也热爱家乡。南山的小学生历来都是领回这些书，只留下语文和数学，其余各科，就交给奶奶、外婆、妈妈或者姐姐，让她们在雨雪天不能下地的时候剪成鞋样；那些昂贵的磁带，被当成游戏的玩具，替代以往的石块瓦片，放在地上“跳房子”。王安来学校后，一度也想教学生英语，但事实证明不可能。根本就忙不过来。中心校考虑到村小的实际情况，统考的时候，也只考语、数两科。
即便这样，现在王安一个人也相当为难。他每天只能在各班上一节课，今天上了语文，数学就丢了，再去接的时候，必须得把前面的复习一下，时间那么紧，还怎样讲新课？如此，孩子的学习就差不多永远在原地转圈。另一方面，南山的学生放学回去，都有繁重的农活等着他们，没有一分钟可以留给他们做家庭作业。练习也罢，讲评也罢，都必须在当天的课堂上完成。如果一天只在每个班上一节课，显然不行，延长教学时间，更不可能。夏天还好一点，要是大雪封山的冬日，放学晚了，他们连家也回不去。王安又开始设计了，他想，每堂课四十五分钟，能不能掰成两半？一半讲语文，一半讲数学，即使不能两科兼顾，也能留时间给他们做练习，还可以挤时间讲评。
王安觉得，这办法是自己的一大发明，他为此非常得意。更让他得意的是，这学期的期中统考，南山小学虽然没有得第一的班级，但最差的二年级，也在全镇居中。
王安有了得意之情，无朋友可以倾诉。给母亲讲吧，母亲基本上是不说话的，父亲病逝后，母亲就像泥土一样沉默了。银珠活泼起来后，他也想过给银珠讲一讲。银珠沿着一条板凳，在很卖力地学走路，王安站到她身旁去，看着她因睡绿豆枕头磨得扁平的后脑勺，看着她因用力变得通红起来的小脖子，感受到生命的脆弱与神奇，禁不住打了个寒战。银珠发现身边站着人，弯着腿站住了，仰起头望。王安以前没注意过孩子的眼睛，有了银珠他才注意到了，他觉得孩子的眼睛清亮得让人羞愧。王安蹲下身，正想跟银珠说他的得意事，银珠却嘴一咧，流出一串口水，奶声奶气地叫一声：“爸爸。”
这时候，王安又想到自己是一个没有女人的男人，心境黯淡，就什么话也不想说了。
悲伤可以不说，喜悦不说是不行的，有了喜悦不说出来，它就会在肚子里烂掉，那就不再是喜悦了。王安上山干活的时候，就把话说给一棵树听。有天他对着一棵拐枣树，把自己怎样设计课程，怎样培养学生自己批改作业的能力，考试中又取得了怎样的成绩，一五一十地讲给拐枣树听。末了，王安问：“拐枣树啊，我还算做得可以吧？”
风起处，拐枣树枝叶翻动。
王安高兴起来，语调也变得格外亲切，他说：“伙计，我有个想法，还没跟人说过，我今天先给你说说。我想把我一个初中同学招回来教书。你知道，一个人教一所学校，短时间可以，长期下去就不行了，就说眼下，整体成绩虽然不错，可有的班、有的人，成绩还是有所下降；成绩上升的时候，家长们高兴，一下降，就没人高兴了。轮到你你也不会高兴。现在马上就有个班毕业，他们能不能考好，我还真没有把握。我在想，就算这届毕业班考得不理想，只要我那同学回来帮一把，明年绝对考好！我那同学初中没读完就打工去了，但她是一个聪明人……她是李家村的，离我们兴塘村不远……听那边打工的回来说，她的丈夫半年前死了，她丈夫在城里当蜘蛛人，也就是帮人擦高楼外的墙壁，那天绳子没挂牢，掉下去摔死了。死得很惨，没有一根骨头是完整的。这是去年的事情，我前些天才听说。拐枣树啊，如果我给她去封信，让她回来，你认为她会回来吗？”
拐枣树纹丝不动，像在沉思。
而王安却被自己的想法弄得很兴奋，他一掌拍在拐枣树身上，就像拍在老朋友的肩上，大声说：“我想她一定会回来的！她独自带着八岁的儿子在外面过日子，多难哪。回到家乡就好多了……等些日子吧，听说她上班那个厂的工资半年结一次账，等到了六月尾子上再说吧。”
过不久，镇中心校召开各村小校长会议，议题只有一个：迅速将学杂费全部缴纳上去，学期结束前两周还没交齐的，当值教师后两月的工资就泡汤了，校长还要受到加倍的处罚。
这件事其实早就存在于王安的心里。当他的工资被扣下后，他立即感到了生活的窘迫。别看每月只有二百三十块钱，王安有了这二百三，他家就可以不像以前那样，粮食刚出来就将大半背到街上去卖掉，结果弄得还没到春节，就没粮食吃了。现在他跟母亲也要卖一点粮食，作家用，王安的工资就全部用来还账。他借的老账已经还得差不多了，但并没还清，加上又添了个银珠，他怎么能丢那二百三十块呢？别说二百三，二十块也不能丢的。像今年犁春水田，只要给二十块，就可以请人把他家的田犁完，但王安舍不得，人家说跛子不能犁田，他就偏不信邪。这让他吃了不少苦头，多次扑进水田，差一点就扑到铧尖子上。幸运的是，他家养的那头老黄牛被父亲调教得那么好，王安不会犁田，经常命令它走错路子，它都能及时纠正，走到正确的道路上去。不是王安在命令它，而是它在教王安。王安上六个年级的课，备课只能利用晚上，每天都是鸡叫第二遍后才能熄灯就寝，有好几次，他都扶着犁把迷糊过去了，这时候，黄牛就走得很慢，走得很平稳，好像它知道王安辛苦，也知道他是个跛子……
王安想，两个月的工资扣掉，就是四百六，校长加倍处罚，就应该是九百多，合起来是一千多！他情不自禁地叫了一声：“嘿！”
他对了一下账，大部分学生都把钱交了，但还有十个分文未交。每个学生三百块，十个就该三千。这就意味着，余下的时间里，王安不仅要教好课，还要为收齐这三千块钱努力。胡校长在的时候，他并没感到多大的压力，包括王安班上的书学费，胡校长也能想办法帮他收上来。别看胡校长平时像没主见的样子，在收书学费的问题上却从不含糊。现在只能靠王安自己了。
这天放学后，王安把那十个学生留下了。他说同学们，你们的书学费还没交呢。
十个学生站在他面前，垂着头，一声不吭。那些孩子都穿着破旧的衣服，小脖子上黑黢黢的。向倩兰的头垂得最低，几根指头抠来抠去，像个小罪犯。王安看着那双手，手很小，左手指上到处鼓起红红的肉疙瘩，那是割牛草时被镰刀割破的，既不包扎，也不弄药，让它自然好，伤口愈合后就会形成这样的肉疙瘩。这个软心肠的孩子，王安很喜欢她。王安刚接手的时候，她刚上一年级，现在已经是五年级的学生了，个子长高了，只是依然爱流泪；平时，她在王安面前没有一点师生的界线，总爱吊住老师的胳膊。知道王安捡了个女儿回来，她一有机会就缠王安：“王老师，把妹妹带来让我看看嘛。”王安从没把银珠带到学校去过，一是怕影响教学，二是怕银珠在学生面前叫他爸爸。
交书学费是学生家长的事，与他们有什么关系呢？但王安只能找他们。他把两只手放在办公桌上，手指一会儿伸直，一会儿弯曲着。他说同学们哪……
说了这句，话就接不下去了，沉默许久，他才又说话，说的全是自己的私事，从他小时候得病开始说起，一直说到现在。最让他动情的地方，是父亲得肝癌的那些日子。父亲病发后，他和母亲找过医生来看，父亲把医生骂走了。他去镇医院买了治肝病的药，父亲愤怒地扔到粪坑里去了。大家都说，父亲这样做，是怕花钱，而他家里花不起钱。这当然是事实，但另一方面，父亲对生命的那种绝望感，只有王安才能理解。他多么想活下去，但命运不让他活了。他是在跟命运赌气。父亲死前，肚子肿成一个圆球，看上去身体缩短了许多，躺在床上，就如一只吃得气鼓气胀的蜘蛛。王安讲着这些伤心事，心里不断涌起酸水，都被他压下去了。他讲话的腔调也没有变。这几年来，他努力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让学生梦想，而不是伤感。他只是希望把事实陈述出来，让他的学生理解他的难处。
学生们一直垂着头。向倩兰的手上，已被吧嗒吧嗒掉下的泪水湿透了。
几天之后，书学费陆陆续续送来了。
只剩下一个学生没交，就是向倩兰。
眼看中心校规定的最后期限就要到了，这天五年级的学生做作业的时候，王安走到向倩兰身边，还没开口，向倩兰就哭了，说：“王老师，爷爷不给我钱。”
王安想了想说：“今天放学后我跟你去找你爷爷。别哭，有啥好哭的呢？”
向倩兰住在烟子村，过了野风垭，还要走好长一段路。向倩兰的家在村口，独门独户，龇牙咧嘴的堡坎上，立着一间龇牙咧嘴的土墙房。房前几棵桃树，被虫蚀得都快死掉了。刚上院坝，一条大灰狗就从屋檐下凌乱的柴草堆里冲出来，气势凶猛地嗥叫着。向倩兰喝一声：“灰儿！”灰狗立即止住叫声，温顺地摇着尾巴。
屋里黑糊糊的，散发着潮湿的霉味儿。王安进屋走了两步，向倩兰的爷爷奶奶才从火边起身，口气平淡地招呼客人。他们好像早就预料到王安会来要书学费。向倩兰放了书包，给老师拿了个条凳过来。王安刚坐下，向倩兰的爷爷就对她大骂不止，说她花的钱比山上的树叶子还多，认的字呢？读的书呢？却见不到影子！王安说：“老人家，向倩兰的成绩很好……”她奶奶立即接过话头：“好？好个屁！——还不滚上坡割草去！”向倩兰吓得一抖，但她没动。她似乎觉得老师在这里，她应该陪着。她爷爷抓下墙壁上的一张纸，几把撕烂，扔到向倩兰头上，怒吼：“叫你去割草你听不见？你耳朵打蚊子去了？”向倩兰迅速去竹架上取下镰刀，跑出门去了。
那张纸是向倩兰上学期得的三好学生奖状。
王安看着那个瘦小的背影像空气一样消失了。
两个老人并没有停止对孙女的咒骂，句句都含沙射影，表明老师们都是白拿钱。骂了好一阵，向倩兰的奶奶才从里屋拿出一块脏兮兮的手帕，一层一层剥开，取出里面的十三元钱。“拿去吧，”她以悲凉的口气说，“就这点了。等两个场赶过了再给你交齐。”
王安接过钱。微弱的光线中，他觉得钱的票面是那样深沉，带着奇异的重量。
刚才还气冲冲的男主人，这时候开始唉声叹气。家里没油吃了，连盐也没有了。其间，女主人牵起破旧的衣襟擦了一下眼角，不声不响地扛着锄头下地去了。而今，全靠这些衰弱的老人经营这片贫瘠土地上的庄稼。王安知道不能耽搁他们，再说时间不早了，他自己也要抓紧往回赶，便站起身，把十三块钱递给男主人说：“你先留着用吧，钱凑齐了再交给我就是了。”
第二天，王安问向倩兰爹妈的情况，向倩兰带着黑眼圈，对老师说：“有人说他们在新疆，有人说在福建。我有好几年没看见过他们。”王安以为向倩兰又要流泪，可她的语调是超乎寻常的平淡和冷静。王安像被什么东西重重地击打了一下，说了声：“哦。”
两个场赶过，向倩兰却没拿钱来。又过两天，她还是没拿来。王安心想又得自己跑一趟了，否则，再过几天，他那一千多块钱就彻底完蛋。这天他没随向倩兰走，他估计向倩兰已上坡干活儿去了，才出现在那个坑坑洼洼撒满鸡屎的院坝里。灰狗依然睡在屋檐下，抬眼望着他，但没叫，更没扑。它已经认识王安了。
王安正要喊人，男主人出来了，没等王安说一句话，就大发雷霆：“我准备好了你不来拿，没准备你又来了，我就不给！”
王安斜着身子钉在那里，喉咙里咕嘟两声，说：“向大伯，你准备好了，为啥不叫向倩兰带给我？”
“叫她带？三百块呀，带丢了你负得起责？”
“你既然知道她要交书学费……”
“说白了，我就是不想交！你们这些当老师的，除了要钱还知道个啥？人家当年那个秀才，自己修学校，自己拿钱让娃娃读书，你们比旧社会的人都不如！既然要钱才能读书，我不读那×行不行？不读书照样活人！我早就不想让她读了！”
王安还想说啥，可男主人将卧着的狗踢了一脚，狗像懂了他的意思，奋力跃起，朝王安扑过来。幸好王安手里拿着根竹棍，他边打边退，一直退到野风垭，狗才悻悻地打了转身。
回到家，母亲到沟边割猪草去了，银珠一个人在院子里玩儿。见了王安，银珠说：“爸爸。”王安脚底下生了根，一股热乎乎的东西沿着根蔓往上爬。
王安说：“你再叫一声。”
银珠说：“爸爸。”
王安蹲到她身边去，说：“再叫。”
银珠说：“爸爸。”
王安一把将她搂进了怀里。
四
王安的工资并没被扣。他瞒着母亲，将家里的谷子卖掉了几百斤，把向倩兰的书学费凑齐了。那些谷子都是请人背上街的，为此又给出去三十块力钱。
可是向倩兰再没来上学。王安独自去找她爷爷的次日，她就没来上学。那天王安很冲动，甚至很失态，他摇响那个缺了一角的破铃铛，先去各班巡视，看人到齐没有。他一眼就看到了五年级向倩兰的那个位子空着，开始那一下并没吃惊，直到确认了那是事实，他才闭了一下眼睛。他以他能够达到的最快速度冲到讲台上去，大声问：“向倩兰呢？”
小学生上课都是叽叽喳喳的，平时老师随便提个什么问题，即便根本就不懂，教室也会如麻雀闹林，可今天没一个人回答王安。他们都看到老师的样子非同往常。老师的头发很柔软，绒毛似的，睡个觉起来，头发就鬈曲得怎么梳也梳不直。他每天上学前，都用水把头发浸湿了，再细心地打理整齐。可今天老师的头发却胡乱绞成一团，在头顶上形成一个鸡冠——这证明王安对向倩兰不来上学早有预感，心里搁着事，连梳头都忘记了——老师的脸窄，牙却很大，旁边有一颗龋齿，上课的时候，他尽量不把那颗牙齿露出来，今天却全部暴露出来了。
王安又问了两声，一声比一声大，还骂了几句。
学生们望着老师，很无辜。
王安冲出教室，没给任何一个班的班长交代一声，就往野风垭走。走了一段，他又转过身，往回走。他突然有了个想法：把银珠带上。“把妹妹带来让我看看嘛”，这话向倩兰不知说过多少回了，王安当初以为只是孩子的好奇，现在他明白那不是的。那是因为孤独。当向倩兰的爷爷把奖状撕碎扔到她头上，王安就知道她是多么孤独。她家离烟子村聚居地那么远，本来就没孩子跟她玩，回到家，只有黑屋子迎接她，只有两个老人的叹息声和抱怨声迎接她。她心里唯一明亮的东西，除了上学，就是对父母的思念。而从她谈论父母时那种近乎冷漠的口气看来，她连思念也不会了。如果再不让她上学，繁杂阴郁的日常生活会拦腰斩断她的童年。再过几年，她就会像所有山里女人一样嫁人，从此把什么都不当一回事，跟男人们开粗俗的玩笑。她的脸看上去还是个青涩的孩子，可她很快会当上母亲。她的未来是看得见的，扳着指头也数得出来的。她将辛苦一生，养育她的孩子，直到她的孩子也当上了父亲母亲，直到她彻底老去，被岁月风干晾直了事……
王安最终没将银珠带上，也没立即去烟子村。他在回家途中走了一半的路程，又返回了学校。还有那么多学生在等着他上课呢。
放学后，他才上烟子村去了。向倩兰家的门锁着，泛白的木板门上扣着弯曲如弓的铁门扣，一把古老的大黑锁稳稳沉沉地悬着。
风在院坝里轻轻走过。到处不见一个人，连那条凶猛的大灰狗也没躺在屋檐下。
王安突兀地喊了一声：“向倩兰！”没有人回答他。
风扫着王安的裤腿。因为残疾，他一年四季不能穿短裤，爬这么一趟山，裤腿上都是汗。王安又喊，喊了向倩兰又喊向大伯，但答应他的只有他的回声。
王安说：“向大伯，向倩兰的书学费我已经帮她交了，你就让她上学去吧！”
回声灌进他的耳朵：“上学去吧上学去吧上学去吧……”
回声消失，又只剩下风的游走。
去中心校交账之前，王安又来了两次，每次都是他自己对自己说话。三次过后，他终于不再来了。就算这次他把书学费帮向倩兰交了，以后还能帮她交吗？显然是不可能的。他没有这样大的能力。在这个世界上，只凭良苦用心远远不够。
那个周末，下了很大的雨。南山到处是竹木和山洞，随便刮点风，下点雨，山野间就有咆哮的气势。那天一丝丝儿风也没有，雨却下得惊心动魄。山上的雨总是说来就来，昨天晚上，王安还把银珠抱在怀里看满天的星斗，鸡叫三巡雨却下起来了。那雨刚下的时候，也如睡梦中突然被惊醒的人，有点不乐意和责怪的意思。可那到底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说集结就集结起来了，听那阵势，还以为是满天星斗落下来了呢。这样的雨不是下的，而是像河一样奔流而来。王安的屋后，紧贴一堵石墙。石墙下是条阴沟，石墙上是一孔废弃的砖窑。砖窑四周长满了慈竹。慈竹林里鬼哭狼嚎。不一会儿，砖窑孔喷出黑水，泄进了阴沟里。水挤不动，彼此冲撞厮杀。四面八方的水都往下泄，整个山野发出“吭——吭——”的喘息声，沉重得透不过气。在天地的轰鸣声里，却有一种将人彻底笼罩起来的静谧。山村已经不再是山村了，山村被暴雨分割和孤立起来，一个家就是一个世界，每个家都只能自己照顾自己。
王安听到母亲在安抚银珠。分明只隔着一层板壁，声音却断断续续的，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银珠捡回来后，就一直跟母亲睡，即便王安要求银珠跟他睡，母亲也不肯。
银珠哭起来了。山上有泥土怒吼的声音，有山石滚动的声音，她受了惊吓。王安翻身起来，进了母亲的卧室。母亲在摸索着找灯绳，王安说：“妈，你睡你的，我把银珠抱过去睡。”母亲嘟囔着说：“跟你睡，看把她压住了！”王安说妈，不会的，你自己睡吧。或许是母亲理解了儿子想抱抱女儿的心思，或许是她实在太累了，她没再拉灯，任儿子把银珠抱走，只是交代王安：现在凉下来了，要给她盖床布单子。
银珠又哭了几声，便贴着王安的胸膛睡沉了。王安搂着她，小心翼翼的，生怕把她的手压住。他还用一件衣服捂住银珠的耳朵，免得她再被惊醒。这一团热乎乎的生命哪！王安很沉醉，很幸福。但有一些东西，让他迷茫，让他永远也解不开。在这片大山里，某一个女人生下了银珠，但那个女人不要她了，她成了他的女儿，他搂着这个女儿睡觉，却不知道她的母亲是谁，不知道那个女人长成什么模样！
在南山，出过这样的事情：某家人把孩子扔掉，别人捡去养大，那家人又想要回去，有的还真要回去了，只给养父母一点补偿费。想到这里，王安把银珠抱得紧紧的——
“谁也别想把她从我手里夺走，他妈的，谁也别想！”
天麻麻亮时，雨停了，天空又明亮又清新，好像把这片大地搅扰得稀里糊涂，根本就与它无关。遥远处悬着一颗晶莹剔透的孤星，直到太阳出来，那颗星才消失在宇宙中。站在院坝里望，后山塌了方，好些田地被黄土和乱石填满了，王安家的一块玉米地也遭了殃，玉米眼看成熟，现在不仅颗粒无收，还要费工夫去把乱石清理掉。但王安今天不能做这工作，今天是交纳书学费的最后期限，他必须去中心校。中心校说了，这个周末他们的财务员加班。
“晴天一把刀，雨天一包糟。”人们是这么总结南山的。南山是黏土，缺水时土块硬如石头，土脊如刀刃般锋利，可被水一泡，又变成了烂泥浆。王安下山，几乎就在泥浆里打滚，不仅裤子衣服上粘满泥浆，连头发上也是。山下去镇上的那段路，以前沿着河边走，松软，舒服，一路听着河水的流淌声。可现在不同了，沿河几十里路，摆满了集沙船，轰隆隆的声音如同战场。路面因此抬高了十余米。因为要给集沙船上的人做生意，镇上的摩托车来来去去，把路面轧出深槽。天晴落雨都戴着墨镜的年轻摩托车手，总不放过任何机会显摆，高扬着车头，贴着人身哗地开过去。今天也是如此，和着泥浆的积水被车犁出瀑布，倾泼到王安的前胸后背。上街的时候，王安身上的泥浆被太阳晒干了，又硬又重，像穿着铠甲。去中心校前，王安到清溪河边把头发洗了——满满当当一河的浑汤，证明昨儿晚上下雨的地方不少——至于衣服裤子，他就没办法了，只能干搓一下就去见人。
中心校不仅财务室加班，整个学校都在加班。毕业班马上就要参加升学考试了，应届班也要参加期末考试。闭校长下了死命令：再不允许村小超过完小(中心校全名叫泽光镇完全中心小学)的事情发生。闭校长虽然领导的是全镇小学教育，但最直接的官衔，还是中心校的校长。当初王安夺了第一的时候，他口头上表扬王安是个人才，但心里是难受的。校里的教师会上，他拍着桌子骂娘，说你们这么好的条件，连南山小学也比不了，连一个跛子也比不了，你们羞不羞！你们要是知道羞耻，就往牛胯里钻他几个来回！
闭校长的痛骂，以及强迫教师们加班的事，也是让中心校教师不喜欢王安的原因。
不过现在没人嫉恨王安了，这倒不仅仅是因为他在期中考试中丢了第一，还因为大家打心眼儿里服了他。以前他们背着王安叫他跛子，现在当着他的面也叫跛子，以前叫得恶狠狠的，现在叫得很亲切，王安也答应得痛快。
财务室很多人，都是来交书学费的各村小校长，见王安进来，响起一片喊“跛子”的声音。不过大家很快就被他浑身的干土吓住了，噤声不语，待王安规规矩矩地把队排上，出纳员才说：“让跛子老师先来好不好？他那里远，再说他走路又不方便。”出纳员是个二十多岁的女子，说这话时很动感情。大家都说：“对对对，跛子先交。”直把王安往前面推。
王安交了钱、领了工资出来，直接往闭校长的办公室走去。
闭校长不知什么时候又买了一个紫砂壶，他说用紫砂壶泡的茶才浓才酽，才入口入心，才配叫茶。王安进去的时候，闭校长正含着壶嘴吸，发出“噗噗”的响声。王安喊了声闭校长，闭校长立即放了茶壶，摇着肚子过来跟他握手。“你咋整成这样？”手还没握住，闭校长就吃惊得把眼睛瞪得钵大。王安说昨儿晚上不是下雨了嘛。闭校长皱了一下眉头：“早晓得这样，你打个招呼明天来交也是可以的嘛。”说了这句话闭校长才想起山上电话也没一个，王安根本就没法给他打招呼。“坐坐坐。”他说。王安不坐，他身上太脏了。闭校长硬把他摁到了座位上。不是客座，是闭校长自己的专座，一把高级皮革旋转椅。旋转椅太宽大，王安坐在上面，就像放着一个瘦小的玩具。闭校长自己坐到傍壁的长条沙发上后，关切地问：“书学费都交齐了？”王安说交齐了。“工资也领了？”王安说领了。
“这就好。”闭校长说，“我最担心的就是你，你一个月就那么点球钱，要是再一扣，就没法过日子了。可交不齐书学费就要扣工资，这是我们的制度，有制度就要执行，我又不能对你一个人例外。”
说到这里，闭校长有了得意之色，两手压在腹部上说：“整个县里，就数我们泽光镇在收书学费的事情上不含糊，你去问问别的地方，烂账都堆到脖子上了。”
王安感到一阵心酸，他说：“闭校长，我有个学生一分钱也交不出来，是我卖了几百斤谷子帮她交上的。”
闭校长把脖子一扭。他好像对这样的话非常的抗拒。
过后他说：“我知道……这么干的不只是你一个人。这证明什么呢？这证明我们泽光镇教师的境界高！最近县里要我们推一个教师典型。我正在想究竟推谁。你肯定是主要人选之一。你要有个心理准备，回去后弄个成形的发言稿。一旦定下是你，县里批准后，今年假期可能要开个先进教师表彰会，你在会上可以好好介绍一下自己的经验。特别是帮助贫困孩子交书学费的事情，可以作为重点来谈。在我们邻县，出了个利用周末和假期下井挖煤给贫困生挣书学费的教师典型，大报小报都在宣传，还上了中央电视台，为那个县争了不少光。我们县文教局盛局长感到很大的压力，听说县委宣传部邱部长都感到了压力，他们也想推一个这样的典型。作为你，虽然没下井挖煤——我们县本来就没有煤矿嘛——但你的地理条件恶劣，身体条件特殊，何况一个人教一所学校，工资那么低，南山又不大出粮食，你还卖粮扶持贫困生，你的境界一点也不比邻县那个教师低。从我们的角度说，如果我们把一个代课教师推为典型，这在全县乃至全省也是先例。当然啦，这件事你自己知道就是了，暂时不要外传。”
王安把伸出去的那条长腿收拢，两手放在膝盖上，有些凄凉地沉默着。邻县那个教师的事情，他听同行说起过，他一点也不觉得那个教师为县里争了光。
沉默了好一阵，他感到闭校长一定要他表态的时候，他才自语似的说：“闭校长……我不帮那个学生交钱，到头来我会被扣得更多。我就是这么个想法。”
他想起卖那几百斤谷子，母亲至今不知道呢。但母亲迟早会知道的，几百斤谷子啊，可不是个小数目，靠母亲弓腰驼背地劳作，王安放学后帮一点忙，在贫瘠的土地上能收获多少斤谷子呢？母亲现在之所以没发现，只是因为装粮食的那个木仓在里屋的拐角处，黑得老鼠都迷路。可米吃完了，母亲进仓撮谷子出来碾的时候，她就什么都明白了。想到母亲为抠住这点粮食，把有限的日子全都耗在了田地里，王安就无法不感到心痛。他准备今天回去后，用领来的工资去乡邻那里买一些来把那个窟窿填上。
两个人都沉默了。在全县范围内，只有泽光镇才用扣教师工资的办法来强收学生的书学费。明白了这一点，闭校长心里很不是滋味。他觉得王安是在批评他。
校长室里，气氛显得有些古怪。窗外，那些村小的校长们三三两两地走过。他们在各村都算得上有头有脸的人物，可一到镇里，都显得那么土，那么可怜——脸很黑，衣服皱巴巴的，即使外面晒着大太阳，他们也习惯性地蜷着手，缩着脖子。
通常情况下，每当领了工资，各村小校长——老师的工资基本上都是校长代领——会结伴去餐馆里打顿平伙，王安从没跟他们一起去过，但此刻他很不自在，也想离开。可他还有话要跟闭校长说呢。
“闭校长，”外面的人影都走过了操场，王安开了口，“有件事情，我想给你汇报一下。”闭校长的思绪像从很远的地方拉回来，重新打起了精神：“你说你说。”
“我帮交书学费的那个学生，已经辍学了。”
“既然书学费都交了，为啥还辍学？”
王安说她是五年级学生，即便把小学读完，她也还有好几百块书学费要缴，她家长拿不出这笔钱。王安说闭校长啊，那是一个读书的好苗子啊！
这最后一句话，是喊出来的，有点呼天抢地的味道。
闭校长肥硕的身体哆嗦了一下。
“我想跟你汇报一件事，”王安接着“喊”。“——能不能不发那么多书？分明知道村小学不了，为啥还发那么多？那一大摞书和磁带，就要浪费上百块，造孽呀！”
王安只顾自己“喊”得痛快，没考虑闭校长的情绪。造孽？谁在造孽？难道是他姓闭的吗？
闭校长站了起来，走到王安身边，冷着脸说：“王老师，你冷静一下。发那么多书不是我的主意，是上级的规定。你知道完小发了多少书？除了你清楚的那些，光是数学，就有《尖子生》、《学练考》、《举一反三》；语文呢，有《作文实验教材》、《阅读题解答奥妙》，等等等等，我都数不过来了，反正背在身上，能把一个人压死的。另外，学生还必须参加保险，具体在哪家保险公司投保，也是上级规定的。这些事，你王老师听说过吗？你的心意我理解，可说到底，你也没啥可抱怨的。胳膊扭不过大腿，何况我们都算不上胳膊，我们都只是一根稻草！”
王安站起身，一高一矮地走了。
五
那个假期，王安一直在家忙农活。收了玉米，接着收稻子。玉米有的被土石填了，有的被成群的叼鹰吃掉了。叼鹰像松鼠那么大，没有翅膀，但能短距离飞行。它们从这根秆子飞到那根秆子，身轻如燕，抱住玉米棒，用两只前爪把外壳翻过来，尖尖的门牙将透黄的粒子挑出，吃得很有信心，很从容，也很优雅。最奇特的是，它们将玉米粒吃得精光，还知道把外壳还原，进行伪装。这样，农人就对它们疏于防范，直到收获的时候，农人才知道上了当，才骂一声：“这些挨刀的！”今年的稻子也很恓惶，那些成熟早的谷粒，多被暴雨打掉，它们落在田里，又生出另一些秧苗，秋天已去大半，这些秧苗很快就会成为田野间的败草，成为某段干枯的记忆。不过，这些事仿佛都影响不了王安的心情，再怎么说，只要不卖，粮食是够吃的。他的腰伏得很低，沉浸于带着余温的土地的气息里。
当这个季节的庄稼都已归仓，新学期就开始了。
中心校没选他当先进。他跟闭校长谈过话之后，这件事情就再没有谁向他提起过。
王安有些伤心，但并不特别伤心。他想着那个女同学。他希望那个女同学回来，但女同学就像森林中的一片叶子，你只看见森林，却不知道那片叶子隐藏在哪一根枝丫上。放暑假的当天，王安就给那女同学去了封信，一个月后也不见回音，他想她是不是换地方了？于是跑到李家村去，去她夫家问情况。她公公婆婆都在，提起她就骂。两个老人把儿子的死怪罪到了儿媳身上。他们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那是一种无比强大的力量，他们不能与那种力量抗衡，只知道儿媳在儿子身边，儿子由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了盒子里的一把灰，所有的责任就应该由儿媳承担。王安在老人家里坐了很久，希望他们怒气平息后能够告诉他那个女同学的地址。因为大半年前，是由她把骨灰盒送回来的，她离开的时候，不可能不把自己的行踪告诉他们。两个老人的怒气确实平息了，但接下来就被悲伤压倒，鼻涕口水把前襟都湿透了。王安明白，自己坐在这里，不仅没什么结果，对两个老人还极不人道。他去问了李家村别的人，结果没一个人能说得清，因为自从她把丈夫的骨灰盒送回来后，李家村里里外外的人就再也没见过她。王安只好照原地址又写了信去，接连写了三封，都不见回音。
那个人不在他的视野里。
事实上，当年做同学的时候，他们也没怎么接触。但有一回王安记住了她的眼神。
那是某个阴沉沉的天气，放午学的铃声一响，教学楼就决了堤，奔涌出的洪水就是饥饿的学生。王安读初中的学校，位于泽光镇对岸的半岛上。虽是县立中学，但在里面念书的，多为农家子弟。他们最深的渴望，并不是读书，而是吃饱饭。每当放午学和晚学的铃声一响，老师还没宣布下课，他们奔跑的姿势已经做出来了。在操场的那一边，在洋槐丛中的食堂里，醉人的饭菜香味比知识更有质感。王安瘸着腿，明明知道跑不过人家，但他总是奋力向前。他跑起来的姿势就像在蹬滑板车。许多时候——真的有许多时候，他希望自己能像动物那样四蹄奔跑。这样一来，别人用两条腿，他不算那条短了几公分的瘸腿，也有三条，他就可以跑得更快，就能够最先把食物刨进嘴里。在那个云厚风高的阴天里，王安就想着这件事。
操场边上也种着洋槐，大概是人来人往太过频繁，将表层的土带走了，褐色的树根暴露于外。把脸拼得血红而且想着自己有三条腿的王安，没有注意到这些树根，于是被绊倒了。那一下摔得很重，牙尖磕在树根上，扎破了树根褐色的老皮。绊倒之前，他的身后还有一些人，可那些人迅捷地从他身旁射了出去。他有一种想哭的感觉，不是因为痛，而是因为没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抢到食物。
在他还没爬起来的时候，他就看到了不远处的那双眼睛。
她站在那里，盯住他，哀伤的、湿漉漉的眼睛里照出一个残疾人的影子。
那个影子被她的眸子深深地含住，不愿意松开。他也盯住她。
他叫王安，她叫李小苹。
李小苹并没上前拉他一把，两人也没说一句话。
王安不是爬起来，而是有模有样地站了起来，摸了摸疼痛难忍的牙齿，把身上的灰土拍去了，才向前走去。
他没再跑，而是走。
那双眼睛教会他什么是尊严。
从那以后，王安再没有跑到食堂去“抢”过饭。
他就这样忘不了李小苹。高中毕业回到乡里，他就老是以故作不经意的口气，不断打听李小苹的消息，知道她订婚了，结婚了，跟男人一同出门打工了，生孩子了，男人死了。
也就仅仅这样了……
开学不久，上面传出风声，说偏远地区的农村学校要减免学费。这风声并不是王安首先听到的，而是家长传达给他的。家长们问：“王老师，不收学费是不是就不交钱了？”王安说书学费包括书费和学费，既然只说不交学费，恐怕书费还要交的吧。当时几个家长就跟他争执起来，家长们说政府都说不收钱，你有啥权利收？家长们脸红脖子粗的。只要提到钱，就等于是点到他们的命脉，让他们显得特别的激动，特别的惊恐和愤怒。王安把两只手往下压，说：“对不起，这件事我还没听说过，我反正听上面的安排，他们说怎么收就怎么收，他们说不收就不收。反正这学期你们谁也没交过一分，也不存在我退你们钱的事。”家长们一想这也是个道理，但他们还是很激动，说我们都听说了，你是老师，是校长，怎么就没听说过？接着又说，你一定是听说了，只是不想告诉我们，到时候我们把钱交上来，你就私吞了。
王安许久没回话。他的话变成了一根根骨头，卡在了喉咙里。说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老师和家长也成了敌对的双方。他比不上那个草创南山小学的秀才。
连续好几天，王安都被家长们纠缠。
为掏出一个确切的信息，他只好利用周末去镇上，找到了闭校长。
闭校长说：“我没见到文件，没有文件就等于什么事也没有，你作为一校之长，不要跟着瞎起哄。”
王安说我没有瞎起哄，但我要给家长们一个交代。
“我都不能交代，你能交代？”
王安说：“好，我就对家长们说，连闭校长也没见到文件。”
闭校长把鼻头皱起来。他身体那么胖，鼻头却很小，坐着呼吸也像喘息，像在跟谁发怒。他皱了一会儿鼻头说：“这样减那样减，教师的收入怎么保证？——胡扯！”
其实他已经看到文件了，文件上减免学费的范围，不仅指农村学校，还包括泽光镇这样的中心校，这让闭校长很为难。这几年来，教师们都在跟他闹待遇，教师们看到贪官成了巨富，看到生意人发了大财，甚至看到农民工寄回那么多钱，心理很不平衡。说再这么下去，我们当教师的连农民工也不如，难怪南山小学的靳老师和胡校长要走人。闭校长经常听到这些话，耳朵听出了茧子，他心里很想说：“我没用铁链铐住你们的腿，你们想走，尽管走就是！”但这样的话他说不出口。那不是一个校长该说的话。再说大家共事这么多年，或浓或淡的感情总是有的。他正在想法让中心校搞一点什么第三产业，过年过节的时候用红包去堵一堵大家的嘴，稳一稳大家的心。谁知这边的包还没鼓起来，那边的洞却裂开了。他觉得上级只知道发号施令，也不想想下面的难处。几天前，他就给镇政府和县政府都打了报告，申述了自己的理由，表明就算村小减免学费，中心校也不应该减。但他心里也清楚，这种报告可以作为一种声音，但并不起什么作用，就像鸟发出一种声音，听不听都在别人。
王安带着一个很不明确的信息回了南山。那天他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在山里，所谓天黑，就是天地慢慢收拢，像口袋一样把什么都捂起来。还没进院坝，王安就听到上面传来闹闹嚷嚷的声音。那是兴塘村的家长们在他家里等候他。母亲刚割完猪草，收拾了杂活，把银珠抱在怀里，坐在昏黄的灯下，一言不发。王安站在门口，看到了母亲的白发，也看到了她在阴影中愁苦的脸。王安叫一声：“妈。”
那时候，银珠的眼皮子早就被瞌睡密密实实地缝起来，听到爸爸的喊声，眼睛猛然睁开，从奶奶怀里溜下来，挤过人群，跑到门口迎接爸爸。因走了那么远的路，王安像是又瘦了一圈，汗水从他脸颊上流下来，汗水也比往天瘦。他弯腰把女儿抱起来，请那些站着的家长们坐。家里只有几个窄如手掌的条凳，早就放满了屁股，已没地方坐了。王安抱着女儿往柴屹崂走，柴屹崂里堆满了青冈叶，他就坐在青冈叶上，还没坐稳，有家长就提出了他们关心的话题。母亲不高兴了，咕哝着说：“等人家歇口气嘛。”银珠也奶声奶气地说：“等我爸爸歇口气嘛。”
王安笑了，把女儿搂得更紧了些，说：“连闭校长也没见到文件呢。”
家长们失望得腿都软了。
但毕竟是一个村子的，他们总不能跟王安吵架，只是骂镇政府，骂闭校长，骂得肚子咕咕叫才离去。他们大多还没吃今天的第二顿饭。
次日是星期一，中午的时候，学校来了很多家长，都是外村的。他们的消息那么灵，知道王安昨天为减免学费的事专门去了趟镇上。王安还是那样回答：“连闭校长都没见到文件呢。”
家长们觉得王安跟闭校长他们串通一气，但也明白最终作决定的不是王安，也只能骂一通就走了。他们都是衰迈的老人，家里埋人的农活在等着他们。
可是，邻近的几个镇都开始减免学费了！这消息同样不是王安首先知道的，而是家长们先知道的。这一次，他们没有时间亲自跑到学校来问王安，而是让孩子带话。王安对学生们说：“有这回事吗？如果其他镇都减了，我们镇恐怕也快了吧。”孩子们都是带着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旨意来的，学着大人的口气说：“王老师，我们镇啥时候开始减？”王安突然有些不耐烦，他觉得这不是孩子们应该问的话，他说：“你们是学生，读好自己的书，钱的事不是你们该操心的。回去告诉你们的家长，反正王老师不会坑你们。”
谁知道，第二天，就有六个学生没来上学。
那些把孩子扣下的家长，倒是让附近的学生娃带了话，说他们这样做，不是对王老师不满，而是对镇政府和镇中心校不满。
辍学是有传染性的，尤其在南山这样的“鬼地方”。短短两三天内，教室就空了，像遭了灾荒的庄稼地。玉米被毁了，稻子被毁了，指得出个道理，而且对这道理往往是听天由命。学生辍学，王安却指不出道理，指出来也心里不服。他去各班点名。他本来不需要点名，谁来了，谁没来，他看一眼就明明白白。可是他偏要点名。他这时候有一种自虐的心态。点了名，王安就让教室里的学生一个一个地站起来，他走到学生面前去，摸摸他们的头。放学后，他再没时间帮助母亲干农活，也没时间抱一抱女儿。他去辍学的孩子家里走访，说的都是同一句话：“你们反正还一分钱没交，到时政策下来，学费不交就是了，你们着什么急呢？”
这话不能打动任何一个人。政策迟迟不下来，他们失去了耐心，也失去了信任。
王安劝别人不要急，他自己倒急了，他硬着脖子说：“如果这学期泽光镇还不实行新政策，学费全由我王安贴行不行？”
这显然是大话，你王安又不是当年的秀才，秀才有那么多田产，而你王安却是南山上的穷吊子，这事谁不知道呢？你的老账是否还清了也难说，捡来的女儿也大了，快到上学的年龄了，你把自己卖了，也拿不出钱帮那么多人缴学费。退一步讲，就算你有那个能耐，家长们也不感兴趣。说穿了，他们早就不想让孩子读书了，即便不交学费吧，书费还得交，即便书学费全免了吧，孩子待在学校里，还不是白耗！虽在深山之中，但他们也听说了，现在的大学生毕业国家也不管，也找不到工作，也只能去给别人打工——与其花费无数的钱财读完大学再打工，不如现在就去！
那些个子大一些的孩子，比如乒乓球打得很好的周汉，辍学没几天就去镇派出所办了个假身份证，到福建与父母会合，进木材厂打工去了。
王安辛辛苦苦地跑了十多天，连周围的人都看不下去了，劝他：“跑啥呀跑，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你管得着吗？未必你有本事一根绳索去把那些失学的家伙捆进学校？”王安想这话有道理呀，就不再跑了。他的心情也慢慢平静下来。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有些鸟喜欢迎着阳光欢叫着飞翔，有些鸟则一辈子默默地躲在岩畔底下或阴湿的谷底。森林不会因为有这样的鸟就不成其为森林，太阳也不会因为有这样的鸟就不再升起。
天底下浮出水面的人物和事件，永远都只是冰山一角，王安知道自己无能为力。
只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在灯下看着女儿那张可爱的圆脸，听着女儿安详的鼾声，才会想想她的未来，心里也才涌起惆怅。这种惆怅在低垂的天幕下，静悄悄地延伸……
中心校终于动作起来了。在这段时间辍学的孩子，不仅是南山小学，其他好多村小都有类似现象。有些地方还出现了老师跟家长打架的恶劣事件。家长要孩子辍学，孩子基本上都跟南山小学一样，钱还分文未交，老师们害怕到时候闭校长依照开学时报上的名册清点人头，就对那些家长们说：“你们书可以不读，钱不能不缴。”
这是什么话呢？你是老师呀，你不是强盗呀，老师怎么能把这种不要脸的话说出口呢！
家长们好像忘记了，这些老师跟他们一样，都是做了好些年农活的农民，其中一部分还跟王安一样，是代课教师，只不过干了教师的活，并没有教师的身份，真要撕破了脸皮，谁话里的骨头都不比谁软。老师们说：“你的孩子领了书啊，买书是要钱的，我又不是你家孩子的亲爹亲娘，总不能由我出钱帮买！”家长们就把孩子的书抱了来，往老师的脚下一掼。老师说还差那么多呢。家长们说：“那些狗屁玩意儿，早就扔了。”其实没扔，而是做了鞋样，糊了壁子。老师说：“扔了咋行？扔了也得还回来，还必须是新崭崭的，我发下来是啥样就是啥样。”老师又说：“就算你把书原封原样还回来了，这些天我教的知识呢？也得把我教的知识吐出来才成！”
家长们觉得这已经不是人话了，本来就是泥腿子，还装啥斯文？骂吧！于是就骂开了，揪住老师家祖宗八代的女人骂，都骂下半身。
没骂几声，双方就扭打起来……
这件事大概给镇政府带来震动，终于指示闭校长召开全镇教师会议。
阵仗那么大，可闭校长的话却简短得过分，闭校长说：“从本学期开始，我镇初中以下全面减免学费，已经把学费收上来的，在半个月内全额退还学生。”
这时候的闭校长，不是在讲话，而是在传达别人的话，因此话里没有水汁，也没有皮肉。说完那句，他就等着别人的反应。邻近几个镇早就实施了，老师和家长架也打了，别人会有什么反应？即便有反应，又有什么作用？闭校长把清冷寂静的会场扫视了一圈，说大家都听清了吧，听清了就散会。紧接着，他又作了这样的补充：“郑大明、邱江慧、李桂祥、盛超、王安、周奎山、李兵几位同志留下来。”
别人都退出去了，就这七个人留下。
退出去的人，离席前都禁不住把这七个人多看两眼，七个人故意弄出笑脸，只是很僵硬。他们都是代课教师。
闭校长让七个人都坐到前排去，他也从主席台上走下来，先给抽烟的人发了一支烟，再站着跟他们说话。他说：“同志们哪，这些年来，你们辛苦了。拿不了几个球钱，活路一样也不少干。我本来想让你们就这么干下去，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上级不准收学费，就意味着我们的整体收入减少了。不是减少了一点。而是减少了很多。斋饭少了，就养不了那么多和尚，这道理大家都是明白的对不对？这里除了王安是一个人干一所学校，其余六位同志都是给你们的校长打工——我们就姑且这么说吧。今天开会前，我把你们的校长找去谈了话，我希望他们把你们留下。但他们都愿意自己多分担点活，到头来把你们的那份工资领到手。你们不要怨他们，他们也要过日子。那你们就回家种田吧，或者出门打工吧，对，就出门打工，挣的钱比这里多十倍，多几十倍！你们实在没啥值得惋惜的。我知道大家心里难受，这当教师的人，贱哪，干了些日子，就对讲台和学生有了感情……不过你们实在没啥值得惋惜的。你们只是脱了个枷锁。种田去吧，打工去吧！当然王安没办法走，他走了，南山小学就垮了。”
会议室里静得像飘荡的烟雾。
闭校长喷了几声鼻子，大声说：
“今天中午，我私人请你们几个喝酒，都要醉！谁不醉，老子往他脖子里灌！”
六
日子一天天过去。王安一如往常地守着那所学校，工资还是那么多，学生却少多了。六年级只有四个学生，全校学生共四十七人！其他村小的教师见到王安，不再叫他跛子，也不叫王老师或王校长，而是称王教授。转来转去只有四十七个人，不就等于带研究生吗？眼下，有的大学教授一次性带博士生也不止四十七人呢。这称呼比叫他跛子还“毒”，王安是教师，教师守不住学生，就是失职。而且他明显感觉到，这四十七个人中的一部分，还会中途从他手里溜走。他捧在手上的是水，随时可能从他粗大的指节间漏掉。像周汉这种早先出门打工的孩子，已经做出了榜样，他们不仅不花钱，还给家里挣钱。家长们已越来越不关心孩子的学习，只是关心孩子的个头。只希望孩子的骨头长快些，在最短的时间内，给出能够去办理假身份证的理由。
王安的担心很快得到验证，一个学期没满，南山小学又走了五个学生。
那天王安把全校学生集合在操场上——平时他给学生讲话，都是站在平地，今天他却费不少力气爬上乒乓球台，在上面颠了几圈。他说：“还有没有要走的？要走现在就走！”这是心里话，他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学生今天少几个，明天少几个，那是软刀子，他宁愿挨钢刀。但最终，那句话没把学生吓住，倒把他自己吓住了。要是真有那么两三个学生站出来，他将如何面对这一天？这是极其普通的一天，太阳早早地升起，大地温暖，鲜花盛开。这一天是值得感恩的。可要是有两三个学生从他眼皮底下走掉，从此拦腰斩断自己的童年和少年，很快学会拼命，学会抽烟，学会喝酒，学会说粗话，他该怎样向天老爷交代？王安并不信某一个具体的神，可他的心直接与天老爷对话，他的所作所为，都受到天老爷的评判。
学生并没有走，带着几分怜悯地望着老师。正是这怜悯把王安刺痛了，他骂了起来：“娘的，我哪里是在教学生，我是在养猪！把你们养到这么长了，”他伸开双臂比划了一下，“就送你们出栏，让人屠宰！——这就是我的光荣！”
那一天，学生回家都对家长说：“王老师像喝酒喝醉了一样。”
过不久，上面又来了新政策：所有教师都必须持教师上岗证才有资格走上讲台。这政策并不新，因为在城里早就实行了，然而对泽光镇这样山高皇帝远的中心校，尤其对村小，它却带来了不小的骚动。“教师资格证？我都教三十多年书了，我教的学生都当了爸爸，手脚快的都当了爷爷，有的升了中学，念了大学，现在都当处级干部了，我还没资格走上讲台？”这政策是山外来的，他们觉得山外是一个神奇而古怪的地方，那里是另一个太阳，那里经常出一些新招，都与他们的经验格格不入。
但不管怎样，他们懂得山外很大，山里很小，抱怨几声之后，就很听话地去参加了考试。他们一辈子都在教学生怎样答题，可轮到自己答题的时候，那些题目就不认他们是老师了。那些题目变成了山里的石头，叫不答应，摸着硌手。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过关。那些没过关的，也并没被取缔。把他们取缔了，整个泽光镇的教育就会得病，瘫痪病。听说现在毕业的大学生有六成找不到工作，但他们再怎么说也不会想到来泽光找工作，他们眼里根本就没有泽光这个地方，就连那些从泽光考出去的大学生，眼里同样没有这个地方。他们宁愿在城里耗着，住地下室，吃得饥一顿饱一顿。南山顶上那个卖了多年瘟猪肉的桂屠户，生了个女儿简直称得上娇花嫩朵，师范大学毕业后，为了在省城一所中学谋个位子，还陪校长睡觉呢。这些事情在山里人听来，怪叫人心酸的，他们却干得兴兴头头。不过这样也好，这给那些考不过关的教师留了机会。上面说，你们还是像以前那样好好干，今年考不过，明年考，明年考不过，后年考。
这好像是安了他们的心，可别人安了他们的心，他们自己的心却安不下来。他们一边给学生讲课，一边想：“你在忙乎啥呀，你还没资格当教师呢！”
在泽光镇，只有王安一个人没参加考试。他是代课教师，他连参加考试的资格也没有。
闭校长对王安说：“没关系，那些都只是形式。”
可没过多久，闭校长又带信让王安去见他。
这一次，王安走进校长室的时候，闭校长用他的紫砂壶泡了新茶，泡来不是自己喝，而是递给王安喝。王安很局促，说这咋成啊！整个泽光镇的教师，谁不知道闭校长的紫砂壶别人连碰也不能碰的。闭校长说：“你尝一口，看味道咋样？”王安双手捧着茶壶，还是不尝，可闭校长温和地催促他。闭校长站在他面前，庞大的身躯给王安一种热嘟嘟的威压。王安就吸了一口，嘴唇与壶嘴隔着一段距离，但一点水星子是碰到舌尖上了。“好喝！”他说。
闭校长笑笑，把壶接过去，随即变得严肃起来了。他说：“王安啦，有件事情我不得不跟你说。上次我就想跟你说的，但我忍住了。现在是再也拖不下去了，上面催问得紧。既然连民办教师都取缔了，怎么还能允许代课教师存在呢？这意思你听明白了吧？我把南山小学的情况和你本人的情况反复讲给他们听，但人家是按政策办事，政策是硬的，其余都是软的。鉴于南山小学没教师愿意去的现实，那里的书你照样教，只是……只是我们再不会管你的工资了。不管你工资你怎么办呢？当然不会白干，我昨天才跟镇领导谈妥了，你把书费收上来，自己留六成，上交四成。你看呢？”
王安现在被彻底地从教师队伍里排除了。他成了一个包工头。
闭校长问：“你还有多少学生？”
王安说三十九个。
闭校长毛算了一下，而今每个学生每学期交一百八十元钱，这么算下来，王安每学期比拿工资的时候还多收入千多块。
“这我就放心了。”闭校长说。
王安回去没跟任何人透露这事，连母亲也没透露，可山里人很快就知道了。他们对山外的世界那么陌生，但对山里的世界，老鼠洞里的秘密他们也是知道的，打听这样的秘密并不需要费什么力气，风也会告诉他们，石头的脸上也明明白白地刻着。王安的身份一下子就变了，他以前虽然是代课教师，但他领的是中心校发的钱，中心校的钱是镇政府给的。镇政府是什么呢，镇政府就是国家。王安领着国家的钱，也就是国家的人。山里人对国家的人有一种出自本能的敬意——但现在王安不是国家的人了！王安自己把自己看成包工头，山民们更是这么看。他们外出打工的亲人对包工头大都缺乏好感，打工者与包工头之间，存在着天然敌对的理由。家长与王安之间，而今也同样存在着这样的理由。区别在于，那边是打工者去包工头手里讨钱，这边是王安去家长们手里讨钱。以往王安基本上能把钱讨到手，那是因为王安背后有政府，有国家，他们对政府和国家既尊重又畏惧。他们不是把钱交给王安的，而是交给政府和国家的。
现在情况变了！
王安干了一个学期，别说自己的六成，连上交的四成也没收全。
闭校长听到这消息，抹着脸对王安说：“走，我带你去找镇领导。”
王安跟在闭校长屁股后面，朝镇政府走。闭校长那么胖，但走起路来风风火火的，王安需要拼足了力气，才能拖着步子赶上他。书记和镇长都不在，闭校长问他们到哪里去了，镇长办公室一个长得干干瘦瘦的小伙子说，书记和镇长都下乡去了。
这是谎话，自从减掉了农税，镇里大大小小的领导就不再下乡了。他们以前下乡的唯一任务是催收农税提留，现在没农税提留可收，就等于没什么事干了。成天忙活的，不是去茶馆里打牌，就是去县城购房产、拉关系。
闭校长对小伙子说：“好的，好的。”闭校长在教师们面前那么强悍，可来到镇政府辉煌的大楼里，却显得那么卑微，对那个干干瘦瘦的小伙子说话，也希望自己能够弯腰。腰太粗，弯不下去，他就把圆鼓鼓的膝盖屈了一下。
一同回到中心校，闭校长让王安把应该上交的四成书费拿走了。
“我给你想法填补上。”他说。
闭校长的声音很小。走出镇政府大楼，他就意识到了自己表现出的卑躬屈膝。
南山小学继续开课，那个缺了一角的破铃铛，依然响起。它历经沧桑，成了真正的老人，声音越来越嘶哑了。它的疲态似乎不是因为老，而是缺了心气——眼下，它只能召唤二十四个学生了。这二十四个学生的家长态度明确：无论如何，他们都会让孩子把书读下去，他们说虽然小学生是打工，大学生也是打工，但打工与打工到底是不一样的。他们还同时表态，要交钱，大家都交，只要有一个人不交，就谁也不交。这话的潜台词几乎就等于：到头来，王安一分钱也收不到。
王安的母亲听到这话，凄哀地对儿子说：“娃娃，你是哪辈子作了孽，要去给那些不要天良的卖命哪。”王安看不清自己的前生，他回答不了母亲的话。母亲让他不要去学校了，王安没听，时间一到，依然一瘸一拐地朝学校走去，在那个孤零零的山坳里摇响铃铛。
他觉得，家长们不会把事情做得那么绝吧，毕竟说来，我教了他们的孩子呀。
校舍却迅速遭了偷盗。首先遭殃的是两个乒乓球台，一夜过去，一个台子被摔成了几块，一个台子不翼而飞，下面的砖头，全都不见了。王安把这当成了偶然的事件，他收书学费的时候，控制不住自己，跟好些人吵过架，他想一定是跟他吵架的人以这种方式来发泄不满。可第二天，几扇木格窗被撬走了。第三天，有人从窗子翻进去，搬走了五套桌椅。这已经不是偶然，这是偷盗！
夜里，王安要去学校睡，弓腰驼背的母亲一直隐忍着。可这时候再也忍不下去了，她从灶膛里取出烧红了的铁火钳，横在儿子面前，决绝地呵斥：“你敢去，老子就烙在你腿上！老子的儿子反正是个残疾，再残一次还是个残疾！”
母亲的声音从被压迫的肺里传出来，有种撕裂的感觉，大得惊人。
她是想让全村人都听见。
村里没有谁答话，却把银珠吓哭了。她见奶奶要烙爸爸的腿，跑过去把爸爸的腿抱住了。
王安身子一软。
可就在那天夜里，学校丢了更多的桌椅，丢了一扇门，旗杆也丢掉了，在旗杆顶端飘扬的红旗，不知去向。那是学校唯一的一面红旗。那根旗杆是楠木做成的，粗壮，挺拔，深梢，外表金黄，那是南山上最好的楠木，当年为了找到这根旗杆，十几个山民不知转了多少片林子！
偷这些东西的人，都是那些辍学孩子的家长。
——这所学校是南山人集资修建的，凭什么只让那二十多个人体体面面坐在教室里读书！
那天上午，王安把学生集合起来，只说了一句话：“放学！”
学生离去后，他就去枸皮村找村领导。村支书和村长都是枸皮村人，但支书去百里外走亲戚了，村长前些天出门打工了。王安没有停顿，直接往镇上赶，反正去镇上还要从枸皮村过，他也不算走冤枉路。
闭校长听完王安的叙述，把头靠在椅背上，一言不发。他的头仰得太靠后，王安只能望见他满是褶皱的脖子。王安说：“闭校长，我去找镇领导。”闭校长把头抬起来，眼睛看着地面说：“算了，别去找了，为你收入的事，我不知跑了多少趟了，我就没有一次碰见他们。就算找到他们，他们会管吗？他们成天都在抱怨，说自从不收农税提留，镇政府那个算盘就打不转了，他们都快喝西北风了。”沉默了好一阵，又说：“王安哪，南山小学就那个样子……说真的，在我心目中，没把你当成下级，而是当成朋友和兄弟，是朋友和兄弟就要说真心话。对你个人而言，你教也是白教啊……当然，这个话你是不能外传的，即使你不教，也不能说是我劝你不教。你回去好好考虑一下吧。”
傍晚稍晚一些，王安回来了。
他首先去了学校。
学校空了。桌椅全都不在，连门板和黑板也卸掉了。白天，这里成了战场。偷盗演变为抢劫。
开始是那些没孩子读书的人抢，后来，有孩子读书的也跟着抢。
次日，学生继续上学，王安和学生都站着。王安没让学生分班站，而是站在同一间教室里，没上课，让他们自习。倒不是因为没有黑板，而是王安不想上课。他脑子里重叠着学校被偷被抢的幻影。他要等村支书回来，驱除这些幻影。
四天过后，村支书回来了。他到学校来转了两圈，说：“都成这个样子了，还叫个啥尸求学校？既然大家都在抢，找不出个人头，那就算了。反正学校是大家修的，现在合伙把它搞垮了，也算扯平了。”说完这几句，村支书就反剪着手，走出学校，上了长满车前草的田埂。
王安目送着村支书离去，直到他走进被林子遮没的小路。
七
南山小学只有一个空架子，王安也不去学校了。
该上课的时候，王安却扛上锄头，带着他的银珠，进了后山的田地。那二十四个学生的家长，真像他们说的那样，无论如何都要让孩子读书。可王安不上课了，他们去学校跟谁读书？学校垮成那个样子，那些参与抢劫的人过后看起来，也很心痛，但并不让他们心慌。他们好像觉得那是一块地，庄稼被拔掉了，只要下了种子，就还会长出来。可王安不去上课，他们才明白，在那块特殊的田地里没有王安，就等于没有水分，没有温度，这块地就聋了瞎了哑了。在这样的地方下再好的种子，也长不出庄稼来！
家长们心慌了，觉得事情严重了，远远近近的，都来看王安。
当老师的时候，王安虽然穿得旧，但很干净，领子和袖口都洗得发白。而今的王安很不讲究了，衣裤上沾着草屑、黄土，还有零星的牛粪。家长们说：“王老师，你好吗？”
王安说：“我当老师的时候，你们并不认我是老师。”
家长们无言。他们中间，即使没趁乱抢过学校，也为书学费的事跟王安吵过架，有的人甚至跟向倩兰的爷爷一样，唆使恶狗追咬过王安。一时间，双方都没言语。过了一阵，家长们说：“王老师……”
王安打断他们：“我现在不是老师了，你们别叫我王老师。”
家长们说：“王老师，我们就是想把你请回去。”
王安自己没回答，他母亲帮忙回答了，母亲说：“他是人，不是狗，你们想把他赶走就赶走，想唤他回去就回去！”
说这话时，母亲最大限度地把腰挺起来，脸扬起来，眼睛翻向天空。母亲的脸被岁月揉得又松又皱。她是那样衰老了，走平路也要拄着棍棒。她已经永远不可能有一张光润的脸，永远不可能在她挣扎了一生的土地上快步行走。
人们总是静静地，不知不觉地，与那些平平常常的事物和平平常常的行为告别……
家长们低声说：“我们没有赶王老师。”母亲跺着脚怒吼：“你们做的桩桩件件，不就等于是赶他吗？！”
近处沉寂着，远处的山山岭岭，却响着母亲怒吼的回声。听者的身上像爬满了蚂蚁，蚂蚁都钻到他们骨头里去了。一个个脸上发烫。
难堪的沉默之后，家长们说：“我们负责去把学校修好，再来请王老师。”
王安哼了一声，王安说：“你们有什么权利去修学校？学校是公地，不是我的，也不是你们的，你们有什么权利去动那块土？”
家长们对了一下眼神。他们听出来了，其实王老师还是想去学校教书的，只是希望他们去征得政府的支持，把学校修复之后，不要再发生被偷被抢的事件。
大家的心里又暖和过来了，站起身，跟王安和他怒气未平的母亲打了招呼，还把小银珠抱起来，说上几句好听的话，才信心百倍地离去。
王安表面上很冷静，可他的内心比家长们还激动。他，一个没有女人的残疾人，贫瘠的土地和不灵便的身体，能供养他一家人的生活吗？能为他女儿的未来提供什么保证吗？他是高中毕业生，是山里的文化人，在这片荒凉沉寂的土地上，他感觉得到有一种东西活着，而这个活着的东西正在沉睡，如果没有人去把它唤醒，它就会永远沉睡下去。在这当中做一些事情，正是他的价值，是他内心的渴望。
他躁动不安地等着重返学校的那一天。
然而，不知是政府并不支持，还是家长们自己内部心不齐，反正快十天过去，也没人再吭一声。
学校彻底垮了，需要砖块造屋的人家，就去学校的墙上取。它已经是个废物，取它的骨肉就既不算偷，也不算抢。那些背着背篼拿着瓦刀去取砖块的人，干得光明正大、从从容容。
要不了多久，校园就会被耕成田地，到那时，这所创办了百年的老校，就会长玉米，长稻谷，长南瓜或红苕，牛的脖铃就会替代那个破旧的铃铛，蛙鸣声就会替代读书声——这多好哇！只是读书的孩子犯了难。
附近没有学校，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跟山下那些孩子一样，去镇中心校上学。
中心校没有学生宿舍，包括南山脚下的孩子都是当天去当天回，山腰和山顶上的，绝不可能这样。几十里路啊，孩子又那么小！天天接送吧，守在家里的，都是上了岁数的老年人，走路一步三歇，平时上街买包盐，也是打早出发，天黑才归。他们没能力跑那么远接送孩子，只能靠孩子自己。孩子自己怎么行呢？家长们最担心的，倒不是爬坡上坎。孩子生在山里，像猴子一样敏捷，爬坡上坎难不住他们，家长们担心的是山下那段平路，那么多摩托车，疯了一样开来开去，谁不怕？几个月前，一辆摩托车把山下一个孩子撞飞了，飞在路旁一块尖削的石头上，剖开了肚皮，热气腾腾的肠子流汁一样淌出来。现在大多为独生子女，有多少肚皮能给它们剖？有多少肠子能像水一样往外流？
家长们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去镇上租房子，陪孩子读书。当然不能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同去，两个人同去，家里的田地就荒了。房里久不生烟火，也会遭虫蛀，遭虫蛀的房子，很快就会垮掉，成一片废墟。要是那样，连一个窝也没有，哪怕儿女在外面挣再多的钱，这个家也算破败了。总之只能去一个人。在他们进入暮年需要相互搀扶的时候，为了家里的第三代人，他们必须分开。
生活在自己土地上的时候，他们讥笑镇上人：同情镇上人，可是现在，他们还没去镇上租房子就胆怯了。如果家里只有一个老人，那没什么好说的，愿不愿去都得去，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只是免不了有些伤感。这种伤感就像骨头里发痒，你只感觉到发痒，却挠不着。如果是两个老人，那就得有一番争吵，男的说：“你去。”女的说：“你去。”男的说：“你编不来绳绁，挖不来田埂，使不来牛，我走了让鬼来帮你做？”在南山上，男人女人的活分得很清楚，上面那些活都是男人干的，女人的确不会。但女人并非无话可说，她们照样有自己的优势。她们说：“只有你能干！你会管菜园子吗？会摇筛子吗？会摸鸡屁股(检查是否有蛋)吗？”
这样的争吵，从议定孩子去镇上读书那天就开始了。谁也占不了上风，因为谁也离不开谁。到头来，俩人就同时骂自己的儿女。儿女们远着呢，骂得再狠也不顶事，再说要不是儿女在外面辛苦挣钱，这个家就更不成样子了。到必须成行的时候，两人又开始对吵。
但最终，其中一方妥协了，他们将带着孩子，带着必备的生活用品，带着沉甸甸的心事，到镇上去。
此前，有家长去镇中心校联系过，中心校决定，这些孩子的成绩参差不齐，谁插进好班(他们称“快班”)，谁插进差班(“慢班”)，得给他们一套卷子考考才行，所谓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因此，中心校要求他们定个时间，统一到学校报到。
他们本来应该星期一去报到的，但这个星期二是赶场天，山里人总习惯在赶场天才往镇上走，因此他们决定星期二去。
王安怎么也没想到，在他们去镇上报名的前一天，二十四个学生的家长，带着各自的孩子陆陆续续来到了他的院坝里。他们来的时候，王安正在坡上，邻居跑上他屋后的田埂，高声呼喊：“王安，你的学生看你来了——”王安听不见邻居的喊声，但这没关系，那些散布在田野山林中的农人，会把这喊声一个接一个地传下去，最终传到王安的耳朵里。王安手里的锄头扬上半空，这喊声就被风吹来了。风里有热。王安把锄头一撂，蹲下身，哭了……
当他回到家，谁也看不出他哭过。但他没给任何人打招呼，学生和家长问他好，他也没答应，连银珠跑过来叫爸爸，他也没理。他放下农具，这儿摸摸，那儿摸摸。
他没有摸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他想要的东西丢失了，永远地丢失了。站在院坝里的这群孩子，明天，也就是这个白天过去，再过一个夜晚，他们就要去镇上读书了。他们再也不会坐在教室里，挺着小脖子，睁着大眼睛，听他讲课了。
王安显得有些惊慌失措。他望着院坝里的孩子，就像望着一艘渐渐远去再也不可能回来的船。孩子们看不透老师内心的痛苦，但他们觉得王老师太可怜了，王老师看上去如同在向什么东西求救。他把那条好腿的裤脚挽起来，把那条残腿的裤脚放下去，每动一下步子，他挽起来的裤腿就晃荡几下。
王安的眼神慢慢变得虚空。他收回目光，神思恍惚地朝屋后走。
谁也不知道他要去干什么。家长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便牵着自家孩子的手，跟了上去。王安上了渠堰，一直向北。
那是去学校的方向。
大家尾随在他的后面，没有一个人说话……
学校只有断垣残壁，操场上的草，差不多能淹没人的胸脯。教室里也长满了杂草，长得欢欢实实——头顶片瓦不存，天光照下来，给了它们足够的营养。
王安站在操场正中，环视了一周，就朝前面走去。他在一个地方站定了，弯下腰，把杂草拔掉，露出了旗礅。
虽然这么久没上学，但星期几王安记得清清楚楚。今天星期一，是该升旗的日子。但没有旗杆，没有红旗……王安默默地站立了几分钟，去了空空荡荡的教室。
背向着门，站在杂草丛生的土地上，王安觉得，这些草是从他脚板心长起来的，它会蔓延，会把一个人的心荒掉。不由自主地，他全身抖动了一下，腿一弯曲，差点倒地。
身后“啊”地叫了一声。
王安回过头，发现那二十四个孩子，每四人一组，在他身后规规矩矩地站成了六排！
他们平时就是这样坐成六排上课的。
家长们也站在教室门外。
王安浑身热起来，他大声说：“同学们，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
二十四个学生挺着小脖子，睁大眼睛。
王安说：“同学们，从前，在南山上有两只猴子，一只白猴，一只黑猴，吃野果，喝泉水，过着快乐的生活。可这么过了几年，白猴变得不快乐了，有一天，它对黑猴说：‘兄弟，难道我们直到老死都待在这片山上吗？我们为什么不去别处看看呢？’黑猴很吃惊，说：‘这是天底下最好的地方啦，你去别处干什么，你疯了？’那时候，白猴也打心眼里相信南山是天底下最好的地方，但它控制不住好奇心，说：‘我们只出去看看，然后再回来。’黑猴心想：既然你生活在最好的地方，外面还有什么可看的？它说：‘要去你自己去，我不去，我没你那么愚蠢！’这话让白猴很伤心，但它还是在某天清早离开了南山。”
故事讲到这里，二十四个学生完全忘记了开始的忧伤，想象着白猴走出南山之后，会遭遇怎样的危险，看到什么样的新鲜事。
“白猴下山之后，心里胆怯，本想走一段就返回来的，但同时它又暗中鼓励自己，只管昂头向前。就这样，它越走越远，终于在一个霞光万丈的时候，到了四川西部的峨眉山。站在山脚一望，天哪，真有这么高这么美的山吗？原以为南山是最美的，跟眼前这座山比起来，南山简直就不配叫山了！白猴激动得啸叫了两声，就朝山上爬去。山上住着一大群猴子，看见一个陌生来客，那群猴子将它拦住，说这是它们的地盘，不许别人踏进一步，谁不听劝告，就撕碎它！白猴没有退缩，它跋涉这么远的路程，终于找到这么一座仙山，总不能不上去看看就回去吧？于是，它向那群猴子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和愿望，那群猴子一听，心想自己不也是这样来到峨眉山的吗？猴王经过短暂的犹豫，就把白猴接纳了。白猴欣喜若狂，跟着那群猴子，在云缠雾绕的山上嬉戏，学会了怎样飞越山涧，怎样吃巨大的坚果，也学会了怎样过集体生活，怎样与游人相处。不知不觉，一年过去了。”
有学生问：“王老师，未必它就不管黑猴了吗？”
王安说：“问得好！白猴是一只很讲义气的猴子，它当然要管黑猴。就在一年之后，它向猴王说，自己有个朋友，住在南山，它想去把它带过来。猴王马上同意了。白猴那么可爱，它朋友一定不会讨人嫌。白猴回到南山，黑猴是多么高兴，它说兄弟啊，你终于回来了！白猴说我回来了……两个老朋友抱头痛哭了一阵，白猴就讲明了它回来的意图。黑猴一听，心都凉透了，它说还是以前那句话，要去你自己去！白猴苦口婆心地劝说，告诉它外面的世界有多么宽广，多么神奇，但它费尽口舌，黑猴却不屑一听。它认为白猴全是胡扯！黑猴这么有信心，是因为这样的同学们：白猴外出这一年里，黑猴想念它，担忧它，也下山去找过白猴。黑猴同样走了很远很远。路途中夜晚歇息的时候，只要歇处不像南山，它就忧愁，像南山，它就喜悦；它的眼里只有南山，它就那么大个视野，不管它去到哪里，南山都是它的全部世界。”
这个故事讲完了。
以往，王安每讲完一个故事，同学们都要问：“王老师，你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呢？”今天却没有人这样问。王安从学生的眼神看出，他们都听懂了这个故事。
外面的家长同样听懂了这个故事。
王安精神振奋，大声说：“同学们，还记得那首叫《春光美》的歌吗？”
“记得！”
“好，我们来齐声合唱。”
我们在回忆，说着那冬天，在冬天的山巅，露出春的生机。我们的故事，说着那春天，在春天的好时光，留在我们心里。我们慢慢说着过去，微风吹走冬的寒意，我们眼里的春天，有一种神奇，啊……这就是春天的美丽。
我们在回忆，说着那冬天，在冬天的山巅，露出春的生机。我们的故事，说着那春天，在春天的好时光，留在我们心里。一遍一遍甜蜜回忆，春天带来真诚友谊，我们眼里的春天，有一种欢欣，啊……这就是春天的美丽。
第二天一早，那二十四个学生的家长，就领着孩子往镇上走去。
几十年来，南山人赶了多少趟镇子？数不清。他们本来觉得自己熟悉镇上的每一张面孔，可这时候才明白，镇子是别人的，不是他们的，就是平时去惯了的种子公司、榨油厂、铁匠铺，也奇异地陌生起来。种子公司矮矮的一间房子，现在显得非常高大，榨油厂里机器的轰鸣，像从来就没有听见过，铁匠铺里的蓝色火苗，如绸缎般富丽逼人。家离镇子虽有几十里路，天长日久地走惯了，也并不觉得远。可现在的感觉，镇子就好像是在天的那一边。他们要去过的，是一种崭新的、祖祖辈辈都没经历过的生活。以往跟镇上人打交道，都是买卖关系，从根本上说那算不上交道，价钱谈好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现在则不同，现在他们是去租人家的房子，在山里人的观念里，房子修起来就是自己住的，怎么能租呢？租用人家的房子，也就等于住在别人的家里，他们怎么能够住到镇上人的家里去呢？镇上人的家里不像山里人家那样是土地板，年年月月的，土地板被鸡刨，被水浸，被扫把扫，东一个坑西一个凼，镇上人家的地板最差也是磨石，有的还拼了花岗岩或亮闪闪的竹木，有这样地板的屋子，别说进去住，就是站在外面望一眼，也生怕自己的目光把人家的屋子看脏了。
幸亏有桂屠户，要不然他们根本不敢去找镇上人谈租房子的事。而今桂屠户不在山里收购瘟猪剖来往镇上送了，他在镇子的上街摆了个肉铺，正正当当地杀卖那些经过检疫的生猪。他当年那么做，是为了给女儿读书挣钱，现在女儿毕业了，在省城教书了，就再不愿做缺德事。他女儿跟校长睡觉才留在了省城的事情，不知怎么传得很远，仿佛整个泽光镇都知道。对此，桂屠户并不怎么伤感，更不觉得丢脸，毕竟说来，女儿找到了一辈子的饭碗，这比什么都重要。何况这口饭碗是摆放在省城的。南山人大多看不起他，背地里骂他是“贱坯子”，可正是这个“贱坯子”帮了他们的大忙。他带着去求他的人，一家一家敲门，不厌其烦地谈价，直到把什么都安排妥当了，他才放心地松手。离去时还嘱咐山里人一句：“有啥难处，就给我说。”
去镇上租房子陪孩子读书的，可不止南山人，其他地方的村小，或者校舍塌了，或者教师出门打工了，都只能走南山人的路。中心校涌入了这么多学生，闭校长是高兴的，在城里，抢生源是一场大战，而在泽光镇中心校，不费什么力气，生源就自己跑来了！
闭校长高兴之余，也会想到王安。
已经很久没看到王安了。
闭校长有时想跟兴塘村人打听一下王安的消息，可话到嘴边又停住了。
王安成了一个真正的农人，懂得了农人所有的生活法则：播种，经营，收获，上奉母亲，下供女儿。
日子一天天过去，银珠也该上学了。
王安悉心地留着从一年级到六年级的课本，母亲见他把课本用油布纸包了一层又一层，想儿子肯定还挂念着什么时候能再去学校教书，心里涌起一阵阵酸楚。她不仅没把那些书用来剪鞋样——母亲的眼睛花成一大片，但这家里除了她，没有别的女人，因此她只要从田地里回来，就随时摸摸索索地，为儿子和孙女做布鞋——还用自己省下来的一块好布料，在儿子那些书的外面又包了一层。
王安是不是有那样的心思？不知道，他对任何人，包括对他自己，都回避着那样的话题。但他的另一种心思却是一定有的：他想自己把女儿教到小学毕业。
可是，等到女儿真正该上学的时候，王安却改变了主意。自己教女儿，教得好吗？古代的圣人也要易子而教，何况他。再说活鲜鲜的例子很多，教师自己的孩子，如果在父母手下读书，往往成绩不好。这也说不出个什么理由，却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
不过，真正让王安改变主意的，还是银珠。在兴塘村，共有三个孩子去镇中心校上学，周末回来的时候，那三个孩子总能告诉同村伙伴许许多多新鲜事，这些事情都是山里孩子闻所未闻的，每次银珠去听他们讲，都把两只手握在一起，放在胸口，嘴唇一直微微张开，眼里充满向往。星期天下午，那三个孩子该上学了，三个孩子都要从王安院外的堡坎底下过，银珠总是早早地坐到院坝边的碌碡上去，痴痴地望着堡坎底下的土路。
这个秋季开学的第一天，王安一早起来，对银珠说：“银珠，爸爸今天开始送你读书。”
银珠说：“爸爸，我去哪里读书？”
“镇上啊。”
银珠的眼睛里水盈盈的……
王安把女儿送到了中心校，但他却不能像别人那样去镇上租房子，且不说租金很贵，他出不起钱——他又怎么能放心地把母亲一个人留在家里！让母亲去镇上陪银珠吧，那更不可能，母亲那么老了，母亲已经有差不多五年没上过街了吧。
从那一天起，王安就每天走几十里路，接送孩子。鸡叫二遍的时候，王安就起床了，那时候银珠睡得正香，王安把女儿捞在背上，像背婴儿似的将她用背带缠起来，拿着手电筒向街上走。女儿贴住他的脊背，他感到从未有过的踏实。他也愿意半夜出门——“你不是教师吗，你也只能把孩子往别人手里送！”——他害怕人家说这样的话，虽然这样的话终归是躲不过的。中心校下午五点放学，如果是冬天，家里活路不紧，加上时间来不及，王安把女儿送到校门口，会等在街上，一直等到女儿放学。如果是热天，天黑得晚，活路也多，王安会匆匆忙忙地赶回来，犁一会儿田，挖一会儿地，再去街上。这样过了两个月，银珠说：“爸爸，半夜我一个人不敢走路，下午放学我就自己回来吧。”
王安笑一声，说：“哼，你！”
银珠说：“我怎么啦？路我都认熟了。”
王安牵着女儿的手，没说话。
他心里却是波涛汹涌的。他想象着如果山下那些发了疯的摩托车把女儿撞倒了，他这辈子该怎么过！
有一天，王安把女儿送到学校，赶回家来抢收绿豆，走完河沿的平路就要上山的时候，见岔道上有几个外地人坐在那里歇气，其中一个望了望土黄天青的南山，叹息了一声：“哎呀，那个鬼地方，哪怕是我的仇人我也不忍心让他去住！”
王安看了那人一眼，默默无言地往山上爬去。
作者简介
罗伟章，男，1967年生于四川宣汉，1989年毕业于重庆师范大学中文系。著有长篇小说《饥饿百年》等三部，中篇小说《我们的成长》、《我们的路》、《狗的一九三二》等二十余部，另有散文随笔数十万字。作品多次被转载。现居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