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一
彭登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到达延安的第二天早上，他就见到了苏惠贞。
当时，他正临时住在延安大旅社。一大早就有驴的叫声把他吵醒，一声高一声低的，好像就在耳边，他出来一看，果然在旅社门口的大树上拴着两头驴，七月的阳光照在它们身上，好像给了它们无穷的力量，它们叫得特别高昂。彭登科在北平见过马和骡子，当然也见过驴，但没见过叫声这样洪亮的驴。他站在那里，冲它们笑了笑，正好从他身边走过一个背着粪筐、扎着白毛巾的老汉，见他对着驴笑，就仰起一张核桃脸冲着他笑起来。大概在老汉眼里，他的学生打扮，还有他的举动，比一大清早就叫个不停的驴还好笑。
彭登科快乐地和老汉打了个招呼，正要回去，一抬头，看见从东南方走来一个身材高挑的女青年。她走得很急，就像小跑一样，在她身后竟有黄土被她带了起来，那黄色的尘埃在阳光下看得特别清晰。女青年梳着两条小辫子，上身穿着白色布衬衣，下面是一条蓝色背带工装裤。由于距离远，又是迎着阳光，所以他看不清女青年的容貌，但是没想到，那女青年却突然喊起了他的名字：“彭登科，小彭。”一边喊着，一边朝他跑过来。到了近前，彭登科才大吃一惊，原来竟是苏惠贞。仅仅两个月没见，他都已经认不出她了。
彭登科第一次见到苏惠贞是在两个月前，是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当时，他们都正等待着去延安。当时从西安到延安，最快捷的方式是汽车运输。因为办事处的运输卡车有限，而且每次还要装运货物，所以他们这些从四面八方来的热血青年和充满激情的学生，只能分期分批地前往延安。
那时候，每一个登上卡车的人，都成为大家最羡慕的人，也是最幸福的人0苏惠贞是济南人，因为来延安前，她通过她的一个老师——也是一名地下共产党员——在中共地下山东省委开了一封介绍信，证明了她在历次学生运动中优异的表现，所以省去了一些身份核查的过程，她仅等了一个星期，就登上了那辆通往延安的幸福的大卡车。
而彭登科就没那么幸运了，他和一大批贸然闯到办事处的青年学生一起，等了一周又一周，最后等得不耐烦了，他就揪自己的头发，开始还是一根儿接一根儿地揪，到最后，一伸手就是四五根。揪到头皮出血时，他实在等不下去了，离开了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后来，他另行取道，到达延安后才知道，从一九三八年的五月到八月，集聚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焦灼地等待着去延安的青年学生，前后竟有两千多人。
苏惠贞热情地握住彭登科的手，问他是什么时候到的。彭登科说，算上今天，才刚到三天。苏惠贞非常惊讶地问，你怎么走了这样长的时间？彭登科啊啊了两声，想说什么，但又咽了回去，最后只说是从西安他又转道去了潼关，是从那里搭船过黄河来的。苏惠贞好像明白了什么，但又有些糊涂，最后也就没有多问，接着解释说她是来看一个好朋友的，是昨天到的，也住在这里，真没想到，好朋友没见着，却先见到了他。彭登科开起了玩笑，说这证明我们有革命的缘分。苏惠贞红了脸，没接他的话。
两个人正说着话，身材瘦弱、头发很长的王新语也从旅店出来了。王新语和苏惠贞一样，都是彭登科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认识的，苏惠贞也认出了王新语，向他打了招呼，问他到了几天了。王新语看着苏惠贞，愣了一下，在彭登科的提醒下，这才想起来眼前这个目光闪亮的女青年是谁。
在西安那会儿，他们仨曾住在一个大院子里，女学生八个人一屋，男学生是六个人一屋，都睡大通铺，走了一个，马上就会有新来的补上去。当时苏惠贞穿着一身农村妇女的衣服，脸上好像蒙着一层灰，头发蓬乱，哪里像现在这样青春勃发呀。
王新语不爱说话，见苏惠贞和彭登科两个人都盯着他，等待着他的回答，红着脸，声音低低地说，我是和小彭一道来的。苏惠贞丢给王新语一个鼓励的微笑。彭登科接着又问苏惠贞现在哪里。苏惠贞告诉他，她现在陕北公学上学。彭登科“哦”了一声，下意识地说了一句“还上学呀”，苏惠贞笑了起来，说这是组织上的决定。彭登科恍然大悟，笑起来，你将来是要当领导的呀！
当时陕北公学是专门培养共产党干部的学校，去那里上学，都是优中选优的。苏惠贞听彭登科这样说，就再次强调自己是服从组织的分配。彭登科好像还要说什么，苏惠贞见状，就移动脚步朝里走，彭登科也就顺势说道，他和王新语一会儿还要去城工部，看一看准备把他们分到哪里去。苏惠贞祝愿他们更加进步，就走进旅社去了。
彭登科望着她的背影，有一会儿的时间，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他扭过头，刚要对王新语说什么，没想到王新语也在对着苏惠贞的背影发愣。彭登科的心沉了一下。
在城工部，接待彭登科和王新语的还是那个叫许坤善的女科长。他们已经领教过了这位女干部的厉害。这是一个热情中透着严厉的大姐。许坤善是江西兴国人，地方口音很重，但说起话来，声音非常好听，就像唱歌儿一样。她身材不高，梳着齐耳短发，精瘦，却显得非常干练，白衬衣的袖口挽得很高，都过了胳膊肘的地方，看上去充满着无穷的力量。她热情地倒水，倒了两大粗瓷碗的白水，一人一碗，放在他们俩面前。水不太干净，有些发黄，碗底还有沉淀物，与他们在大旅社喝的水质一样。
许坤善科长让他们坐下来。彭登科没坐，也没喝水，张嘴就问怎么安排的。两天来，彭登科走进城工部的头一句话，总是这一句，好像就没有说过别的话。许科长说组织上决定，还是要先学习，现在还不能上战场，还让彭登科向王新语学习，服从组织纪律，然后又说了一番革命道理，最后告诉他们，分配结果是王新语去“鲁艺”，彭登科去“抗大”。
许科长不容分说，给他俩开了条子，盖了章，让他们下午就去报到，完全是一副不容商量的表情。许科长的雷厉风行，彭登科他们早已深知，他们已经在这儿磨了两天，尤其是彭登科什么都说了，差一点儿就写了血书，可许科长始终一副雷打不动的神态，看来只有服从了。彭登科拿了条子，苦笑着摇摇头。
彭登科与王新语走出城工部，两个人说着话，不知不觉间就来到了延河边。东去的延河水，在夏季清晨的阳光下闪闪发亮，河水不深，只到脚踝处。河床上的石块，被河水冲击着，溅起了大小不一的水花，那些水花被阳光一照，闪烁着彩色的光亮，非常好看。有歌声从凤凰山上传来，尽管看不见唱歌儿的人，感觉离得很远，但是依然能听出是什么歌儿，有《国际歌》、《赤旗歌》，还有外文的《马赛曲》。
彭登科轻声地跟着远方传来的的歌声，东一句西一句地哼唱着，王新语满怀心事地跟在后边。自从到延安之后，王新语的情绪一直很低落，彭登科回身在王新语的左肩上打了一拳说，你怎么像个小女人似的，还在担心那面国民党旗子的事？
王新语急忙摇头否认，说根本没想那件事。彭登科没再往下追问，突然哈哈大笑起来，他怎么也想不明白，像王新语这样心里盛不住事、一有心事脸上就带出表情的人，竟然和他这个性格外向的人成了好朋友，难道就因为最初睡在一个大通铺上的原因吗？
他伸出胳膊，用力搂住王新语的肩膀，说不行的话，就把那件事向组织上讲一讲，不要憋在心里，成了一块压在心里的大石头。彭登科比王新语高出半头，身子也宽出一半。王新语挣开彭登科的手臂，站到一边说，这件事，我，我……说着，却又突然把话截住了。彭登科说，这件事，都是我的主意，责任在我，我来承担，与你没关系。王新语垂下头，支支吾吾的，过了一会儿，又连忙解释说，我不是这个意思。
两个人又重新陷入沉默中。彭登科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子，贴着水面抛出去，石子在水面上跳跃着，激起了朵朵浪花。他们两个人经历的那件惊心动魄的事情，就像那枚跳跃的石子一样，仿佛让他们又回到了一个多月前那段惊心动魄的经历中。
二
一个星期六的黄昏，彭登科从“抗大”所在地瓦窑堡，到“鲁艺”所在地桥儿沟去看望王新语。那时候，延安已经实行了星期天休息制度。从周末的晚上开始，就非常热闹，各种文艺活动特别多，周日还有篮球比赛呢。
刚进窑洞，王新语就拉着他的胳膊，说你来得正好，今晚我们“鲁艺”和烽火剧团搞了一个对歌儿会，你又能唱，正好晚上出个节目。
烽火剧团也在桥儿沟，和“鲁艺”离得很近。他们大部分都是年轻人，精力充沛。王新语说他们半个月前，周末跳的是交际舞，这周要搞一个对歌儿会。
时间过得很快，彭登科与王新语来到延安已经快一个月了。现在王新语变化非常大，和初来时已经判若两人，不再是那种忧郁的样子，而是充满了活力。彭登科与王新语是同龄人，都是二十岁。王新语的变化，令彭登科非常高兴。彭登科说，这才像一个作曲系的，搞艺术，没有激情怎么能行呀！
两个人坐在土炕上，又说了一会儿各自的情况。彭登科看见炕角的小桌上，有一碟黑糊糊的东西，就问王新语那是什么好吃的。王新语说，你不知道呀，你快尝一尝，这菜可好吃了。说着，就爬过去，把那碟菜端过来，举到彭登科眼前。
彭登科用手捏起几根儿，尝了尝，尽管吃到嘴里，舌头有点儿发苦，但还是有一点儿酸溜溜的味道，进到肚子里，还感到了几分凉爽。他们现在的伙食标准，是每天一斤半小米、一钱油和二两盐，几乎顿顿就是盐水煮土豆，或是南瓜汤，吃肉是奢望，吃菜也是不敢想的一件事。由于总不吃菜，再加上天热上火，彭登科的嘴角都起了火泡。
王新语见彭登科不住地咂巴嘴，就问他好吃不好吃，彭登科鸡啄米似的往嘴里挟菜，吃下半盘后，他用筷子指着王新语坏笑着问，快交代吧，这菜是怎么来的？是不是你们鲁艺的人搞特殊化？
王新语上去将剩下的半盘菜抢了过来，说，这菜是我们从山上费了好大的劲才采下来的野菜，叫刺儿刺儿菜，你怎么能说我们搞特殊化呢？彭登科哈哈笑起来说，开个玩笑嘛，你急什么，下个星期天，你再上山采刺儿刺儿菜，我和你一起去，我说你怎么嘴上没起泡呢，原来你有去火的土办法呀！王新语也笑起来。
这时，与王新语住在一起的一个青年，从外面跑进来，兴奋地说快去操场上吧，来了不少人了。王新语拉起彭登科，跑出了窑洞。
在一个稍为平缓的黄土坡上，果然聚集了许多青年。彭登科一眼就看见身材高挑的苏惠贞也在人群里，她太夺目了，不想看见她，都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彭登科拉着王新语来到苏惠贞的面前，见她还是穿着那身当时延安女青年最时尚的衣服——白布衬衣、蓝色背带工装裤，脚上是一双被称为“洋包子”的白球鞋。这“洋包子”，也是当时延安最时髦的鞋子，穿在她的脚上，在黄土地上更是显出了几分魅力。
将近一个月没见，苏惠贞好像更加漂亮了。彭登科惊奇地发现，她不仅有着一双灵动睿智的大眼睛，而且眼角眉梢处，还隐约透着一股倔强和反叛的气息，同时她小巧的红唇，却又显得十分古典。
这时候，有一个身材瘦弱、个子不高、性格腼腆的女青年挤到苏惠贞身边，苏惠贞向彭登科和王新语介绍说，那天她去延安大旅社看的人，就是她，她现在烽火剧团，叫倪裴，是苏北人。原来倪裴也是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来延安的，正是在那里，苏惠贞与倪裴相识，并且成了好朋友。
彭登科见到苏惠贞显得特别兴奋，说话也滔滔不绝，可是刚才兴致还很高的王新语，这时却特别拘谨起来，彭登科拍着王新语的肩膀，让他说话。这样一来，王新语更加找不到话题，脸红得像是蒙上了一层红布，惹得四周的人都笑了起来。
这时，天色渐渐暗了下来，篝火已经点燃，歌声响了起来，是烽火剧团的一个男青年唱的，他站在篝火旁，高扬着手臂，唱得声情并茂：
一座山来九层岭，一条河来九道弯；
我在岭上唱一声，满河歌声九弯传。
红军哥哥唱一声，天下要过太平年。
男青年唱完，响起一片叫好声，紧接着“鲁艺”的学生们就喊苏惠贞上来唱。苏惠贞落落大方地走到篝火旁，她的脸庞在火光的映衬下，显得那么地楚楚动人。彭登科发现自己的心跳突然加快，好像要唱歌的人是自己似的。这时，就听见了苏惠贞的歌声，歌声悠远而清脆，像从天上飘下来的一样——
桃花红，李花白，杏子花儿开。
只见那边牧童来。
头戴斗笠，身穿蓑衣，手拿短笛吹起来。
叫声牧童你过来，你呀可知道，
《共产党宣言》谁起草，十月革命谁领导？
这是一首早年的江西红歌，被苏惠贞唱得委婉动听，她是山东人，真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学会的，而且唱得这样好听。
这时候又有一些人聚集到篝火旁，人挨着人，大概有一百多，但是全场鸦雀无声，她唱完了，会场停顿了一下，才突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彭登科已经激动得不能自已，他大步走到苏惠贞的面前，把一个刚才听歌时随手用树叶编好的花环戴到了苏惠贞的头上，引得在场的人掌声雷动。彭登科还用英语对苏惠贞说了一句“my dear”，苏惠贞被彭登科突然的举动搞得很被动，小声劝他应注意影响。但彭登科却不以为然地说，我们来延安，就是为了追求自由，为了不受约束，就是要做一个敢爱敢恨和敢想敢干的青年人。苏惠贞不想与彭登科当着那么多人争论革命和爱情的关系，她头也不回地跑到人群里。
彭登科没有动，他说要给大家唱歌，随即他唱了一首延安刚开始流行起来的也是他刚学会的《延安颂》。他用美声唱法唱的，不仅唱得更加好听，而且更有韵味：
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
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
春风吹遍了平坦的原野，
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
啊，延安，
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
到处传遍了抗战的歌声。
躲在人群中的苏惠贞看着彭登科，一时忘了刚才他在众人面前给自己带来的尴尬，她望着肩膀宽宽、个子高高的彭登科，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站在她身旁的倪裴说了她一句，你鼓得好带劲呀！苏惠贞听倪裴这样一说，顿时脸颊感到火烧火燎的，她推了倪裴一下，赶紧扭过头去。
苏惠贞是当晚对歌儿会上的一大亮点。彭登科也是当晚非常引人注目的一个，不仅因为他的歌唱得好，还因为他给苏惠贞献了“鲜花”，还有那一句已经有人听见的英文表白。
当然也有人更加注意了彭登科。此人也坐在人群中。他叫严冬山，是社会部的一个科长。他面无表情，一边抽着自卷的烟，一边不错眼睛地盯着彭登科。从他的表情上看，他好像记下了什么。
当天晚上，彭登科没有赶回“抗大”学校，他想明天早起再走，于是就住在了王新语那里。四个人挤在一张窄小的土炕上，每个人都躺得直直，一根棍儿似的。彭登科躺下不久，又披衣起来，他不想睡，也睡不着，就拉着王新语坐在窑洞外聊天。王新语不是特别情愿地走出窑洞。
这是一个繁星闪烁的夜晚，感觉黄土高原离天空特别近，好像伸手就能触摸到。有风吹来，陕北的夏夜，风还是非常凉爽的，篝火早已熄灭，灰烬在风中一浮一浮的，好像在对着夜晚讲述着什么。
话题还是刚结束的对歌儿会。彭登科是一个急脾气，他问王新语，对苏惠贞印象如何。王新语环顾左右而言他，他说今天对歌儿会，没想到来了这么多人。彭登科说，你要不说，我就说了，我对苏惠贞有好感，甚至可以说有些爱上她了。
王新语急忙说，我们来延安，是来革命的，是来全国的抗日中心打日本鬼子的，国民党不抗日，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全国人民，赶跑日本鬼子。彭登科说，你讲得都对，我赞同，但是我说爱情，难道就错了吗？王新语低头不言语。彭登科说，我现在向你声明，我准备追求苏惠贞了，我也看出来了，你其实也是喜欢她的，可是既然你不说，那我就说了。
彭登科见王新语还是低头不语，就又说，我们俩是一同经历过生死考验的人，在土匪窝，在黄河边……王新语急忙抬起头，打着手势，不让彭登科说下去。彭登科说，那我就讲最后一句话，革命我也要，爱情我也要，这就是我的态度。好了，我把心里话全部毫无保留地告诉了你，我要平等地和你竞争爱情，加油吧。彭登科朝王新语做了一个鬼脸。
彭登科进了窑洞。可是王新语却没有回去，他一个人坐在小木凳上，双手抱着双膝，望着夜的天空，一动不动，闪烁的星光使他想起了另一个夜晚。回到窑洞里躺在土炕上的彭登科其实也没有睡着，他也是大睁着双眼，想起来那个不平凡的夜晚。
三
苏惠贞离开西安办事处后，彭登科又苦等了一周之后，沉不住气了。一个月明的夜晚，他捅醒了睡在一旁的王新语，和王新语商量，说要想个办法，快一点去延安，他实在等不了啦，急得心都要飞出去了！王新语与彭登科睡觉时，在大通铺上挨在一起，彭登科也愿意与他挨着，因为王新语睡觉一动不动，特别老实。不像有的人，睡梦中还在高喊着“我要当八路军”、“我要杀敌”的梦话。另外，尽管两个人性格不同，却特别能聊到一起。
王新语是晋北地区的人，说话声音低，带着鼻音。他说我们已经在这里了，就听办事处的安排吧，再说不从陆路走，难道还从水路走？本来王新语就是这样随便一说的，没想到彭登科立刻接过来说，你说对了，我就想从水路走，这几天我问过这里的老乡，他们告诉我，从潼关也可以去延安，我们先到潼关，然后从那里过黄河，过了黄河，再走陆路，这样也能直到延安。王新语问这样可以吗？彭登科说，有什么不可以的？他打听过了，前一段儿时间，有人走过这条路线。彭登科又说，总比在这里等待要好呀，太急人了！
当时彭登科不知道，王新语也不知道，这条路线尽管快，但是有着很大的风险。因为是需要自己想办法，不像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什么事都是组织上安排。再说最大的风险主要是当时的形势。因为当时尽管国共已经合作，决定联合起来，共同抗日，但国民党对去延安的抗日青年，在背地里还是横加阻挠。所以黄河边上的所有船只，都在国民党守河部队的监控之下，一般的民船，也被没收了。从潼关过黄河的人，尤其是青年学生，在那段时间里，都被怀疑成是要去延安投奔共产党的人，要经过严格的盘查，听说还有大批的特务经常在河边出没，随时检查过往的人，有时候随便找个理由，就不让过河，百般刁难。
但彭登科去延安心切，恨不能一下子飞到延安去。王新语经不住彭登科的劝说，最后同意与他一起到潼关。于是两个人离开了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直奔潼关而去。
他们经过问路，为了更多地节省时间，决定走一条近路。但是指路的当地老乡说，这条近路常有土匪出没，比较危险，还是走大路更安全一些。彭登科指了指他和王新语的衣着，又拍了拍手中的旧柳条箱，说我们就是两个穷学生，拦我们有什么用，身上一块银元也没有。那位老乡上下看了看他们俩已经有些破旧的灰布长衫，摇摇头说，别看你们穿得破，但还是能看出来你们家是有钱的，没钱怎么能上学呢？彭登科不想跟老乡在那里为这个问题耽误时间，就长话短说，问清了那条近路的方向，谢了老乡，径直而去。
那是一条黄土小路，两边都是又高又陡的土梁，脚下坑洼不平、起起伏伏。两个人高一脚低一脚地走了一个下午，走到一处开阔地的时候，王新语说累了，要坐下来休息一下。彭登科也感到双脚又酸又软，他没有想到，走这样的黄土小路，比在北平辅仁大学的校园里打篮球累多了，他也一屁股坐下去，坐下去就再也不想起来，两只脚板火辣辣的，好像要着火了一样。
五月初，太阳落下时，温度骤凉，刚才还是大汗淋漓，坐下来后，忽然就感到有凉风吹过来，这时彭登科抬头一看，发现太阳偏西，已是黄昏时分了。两个人正在商量是否连夜行进，还是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过夜，等明天一早再走。还没商量出结果来，却听见一片纷乱的马蹄声从远处传来，眨眼之间，七八匹毛色各异的快马已经驰到近前，仿佛从天上飞下来的一样，马匹成扇面将他俩包围。只见快马上都是或持快枪、或举马刀的青壮男人，一个个满脸的胡须，横眉立目，一脸凶相。彭登科心里立刻就明白了，还真叫那位老乡说准了，他们果然碰上劫道的土匪了！
两个人被搜身后，不由分说又被绑上双手，蒙上双眼，用两根儿绳子，分别将两个人横放在马上，随后各挨了两枪托子，紧接着被押上了路，任他们俩怎么大声抗议，也是无济于事。
糊里糊涂的也不知道走了多长时间，他们的头像拨浪鼓一样东摇西晃。其间，彭登科的头不知道被撞了多少下，他的脖子一直在“嘎巴”地作响，彭登科高喊起来，快放我下来，我的头快掉了。一个小匪抬手照着他的头砸了一枪托，呵斥说，你那脑袋还在脖子上，再喊就给它拧下来。
彭登科不敢再喊了，又走了一段时间，当彭登科再次努力地挣开眼时，眼上蒙着的布竟然掉了，大概是没有系牢。天完全黑了，惨淡微弱的星光下根本辨别不出东南西北。彭登科努力地瞪着酸痛的眼睛，四下全是荒郊野外，根本不知道身在何处。
又走了一会儿，彭登科看见远处有一个十字架的标志，十字架隐藏在高耸交错的土山之间，再细看，好像是一个教堂。
拐过一个山坳，来到一片有房屋的地方。这里地形隐蔽，看不清外面的情况。有持枪站岗的土匪，彭登科猜出来，这里可能是一个土匪窝子。
果然那里就是匪窝，彭登科和王新语被推进一间屋子。在屋子的四角，点着油灯，油灯冒着一团团的黑烟，彭登科看见周围站满了土匪，从他们身上散发出浓烈的羊膻味儿，还有呛鼻的烟草和烈酒的味道。
一个光头黑胖子坐在正中的一把木头椅子上，大声吆喝着老实点，不要耍奸。随后开始审问他们。从他们叫什么名字开始，哪里人，去哪里，做什么等等，一直问到祖宗八代。天上一脚，地下一腿，想起什么问什么，毫无章法，最后问他们到这里来，想要刺探什么情报。
彭登科毫无惧色，再一次强调说，我们是学生，是为了抗日去延安的，让他们以抗日为大计，快点释放他们。一旁的土匪们哈哈大笑，说你们乳臭未干，还想和日本人打仗，真是异想天开。要想离开也行，赶快写信，让家里寄钱来，否则就甭想离开这里。王新语说家里没钱，被旁边一个土匪打了一个大耳光，当时嘴角就流出鲜血来，土匪号叫着，没钱，就拉出去枪毙！
光头黑胖子还指着从彭登科的柳条箱里搜出来的鲁迅的《呐喊》，还有英文包装的咖啡，还有英文版的《战争与和平》，冷笑道，这是啥，你们带着这些洋货，还说没钱？又指着《呐喊》封面上的图说，一看这画，又是举拳头，又是高喊口号，就知道你们是共产党！只有共产党，才看这样的书！
彭登科据理力争，说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共同抗日，我们就是共产党，你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要站起来，齐心协力打日本鬼子。土匪们根本不听“赤色宣传”，光头黑胖子一挥手，两个小匪抬着一个锈迹斑斑的大铡刀从外面进来，接着又有一个匪徒牵进来一头小羊，两个匪徒把小羊按进铡刀下，小羊凄厉地叫着，浑身颤抖，另一个小匪抬起铡刀把，身子向下狠命一压，只见一股血从羊脖子里喷射出来，喷得三个土匪满脸满身都是血，羊头已经掉在了铡刀的旁边。光头黑胖子大声说，剥皮下锅，备酒！随后又指着大铡刀对彭登科和王新语，赶快乖乖地给家里写信，寄钱来，否则我把你们的脑袋也铡了下酒吃。
当晚，他们俩被绑住双手，押在一间草屋里，门口还有持枪的土匪站岗。两个人都太累了，倚在土墙上就想睡，可是刚才那血腥的一幕，却又让他俩怎么也睡不着。到了后半夜，稍微眯糊了一会儿，很快就醒了，两个人都感到双臂疼痛难忍，王新语一句话都不说，低着头，看样子有些埋怨的意思，但又不好说出来。
彭登科表示，明天一大早，他就要找土匪头子，让他们放了王新语，他一个人承担。王新语说那怎么行，两个人在一起有个伴，总比一个人强。彭登科说不能死两个人，那样划不来，他要想尽办法，让王新语出去。王新语摇头，说我们现在谁也走不了，要走还是我们一起逃吧。王新语的话，提醒了彭登科，是的，为什么要等死呢，一定要想办法逃出去。
两个人已经完全没有睡意了，他们用身体相互倚扶着，吃力地站了起来，土房有一个小窗户，上面钉着粗木条，他们望着窗外。深夜中的黄土高原，这会儿连星光也没有了，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彭登科哼唱起了《国际歌》，过了一会儿，王新语也随着他唱了起来。
突然，彭登科停住歌声，他有了一个逃跑的主意，立即说给了王新语。黑暗中，王新语的眼睛亮闪了一下，但随后又不无担心地表示疑虑。彭登科说，我觉得这个办法行，我看这些人就是一群乌合之众，大字不识几个，你我都是有文化的人，怎么就不能斗过他们？明天我来试，你看我眼色行事。王新语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点点头。
第二天一早，光头黑胖子命人取来纸和笔，让他们给家里写信要钱。彭登科对光头黑胖子说，我家在北平，又指着王新语说，他家在太原，就是写了信，把钱寄来，这黄土沟里怎么收？光头黑胖子冷笑道，是寄到县城里，那里有我们的人。
彭登科说，那好，就是寄到县城里，来去也要十天半个月，你们不觉得时间太长了吗？再说谁也保证不了这期间会出什么事。光头黑胖子说，你们不要耍花招，拿不来钱，就把脑袋留这里。彭登科镇定地说，我有个办法，能让你马上就能得到钱。光头黑胖子用马鞭抽了一下旁边的一把木椅，让他说，要是他胡说的话，就抽死他。
彭登科说他们不是去延安的，到这里是来取钱的。这县城边上不是有一座教堂吗？我们是去找那里的神父来拿钱的。彭登科说完，紧张地观察光头黑胖子的表情。凭昨晚看到的十字架，还有刚才光头黑胖子说的县城，彭登科估计县城离这里不远，那也就是说，那座教堂离这里也不是特别远。没有办法，彭登科只有这样冒险一试，成败在此一举。
果然，光头黑胖子听了彭登科的话，走到他的面前，嘿嘿笑了两声，露出一嘴的黄板牙，说你们这些学生娃，还真会编故事。说着就举起了马鞭，彭登科迎了上去，说，你不信，这都是真的，我们为了保命，现在只能跟你说实话了。光头黑胖子说我怎么能相信你呢？
彭登科说，我的那本外国书就是证据，我们就是拿那本书去找神父，那本书是接头暗语，这次我们要拿走三百大洋，信不信由你。光头黑胖子还是半信半疑，彭登科为了彻底打消光头黑胖子的顾虑，哇哇说了一通英语。
彭登科是辅仁大学英语系的学生，说英文，那是他的本业。为了让土匪更加相信，彭登科还指着王新语说，这是他们在太原的东家的小儿子，他自己是东家公司里的职员，这次本来少东家不应该来，可是少东家愿意出来玩，他就偷着把他带出来了，没想到出了这件事。彭登科说着朝王新语挤了挤眼睛，王新语也明白了他的意思，接着就哭了起来，两个人配合默契，还真把一帮土匪蒙住了。
彭登科的一嘴外国话，还有他编的故事，还真把光头黑胖子说得有些相信。他让人看好彭登科和王新语，急忙走出了屋，大概是去商量对策。过了一会儿，光头黑胖子又回来，挥舞着马鞭说，这一次，他也不多要了，只要把三百大洋取来后，就放他们走。光头黑胖子派四个土匪，藏好短枪，与他们一起去县城边的教堂，只要他们耍花招，就开枪打死他们。
四个土匪换好装束，光头黑胖子又让他们戴上“护身符”，彭登科与王新语都瞪眼瞅着会是什么护身的东西，原来竟是一面皱巴巴的国民党的旗子，一个土匪把旗子拿过来，一边往怀里掖，还一边说，这破旗子还真是挡箭牌，上一次要是没有它，我们兄弟几个小命就没了。光头黑胖子让他少废话，快一点上路。彭登科与王新语要回了自己的东西，提着柳条箱，被四个土匪押着，前去教堂。
那座天主教堂还真是不远，走了不长时间，就远远地看到了尖尖的顶子，还有顶子上面的十字架。那时候，在中国的农村乡镇，有许多外国的传教士，好像比在城市里还要多。因此也就在乡野小镇散布着许多大小不一的教堂。
彭登科朝王新语暗暗地使了一个眼色，意思让他稳住了，不要慌张。
到了教堂前，只见教堂大门紧闭，门前特别安静，有麻雀在地上蹦跳。教堂正好建在一条剪刀形路面的正中。左面是大片的田地，看不到耕作的农民，特别安静。右面是一条土路，弯曲着，好像是通往县城的路。看不到教堂后面是什么，也不知道后面通向哪里。彭登科有一种预感，教堂后面的路，有可能就是他们的逃生之路。
彭登科叩响教堂旁边的一个小门，不一会儿，打开了半扇门，一个面无表情的中国年轻人探出了头，看了看他们，彭登科故意没有说中国话，而是说了一通外国话，这一招还真叫管用，那个年轻人怔了一下，让他等一等，随后又关上了门。
不一会儿，一个高个子的外国神父开了门，彭登科说了一通外语。外国神父转动着灰色的眼珠，想了想，又看了看那几个土匪，最后朝彭登科点点头。神父走到四个土匪面前，又哇哩哇啦地说了一通，那个中国年轻人向几个土匪解释说，教堂不允许人带枪进入，神父请你们在门外等候。
彭登科对四个土匪说，我告诉神父，你们是我们俩的护兵，你们在门口等我们，我们拿完钱就出来。四个土匪互相看了看，好像一时拿不准主意。彭登科急中生智，一把从那个土匪的怀里扯出那面国民党旗子，揣进自己的怀里，大声说，这样你们就放心了吧？
四个土匪好像被彭登科的异常举动搞糊涂了，一时面面相觑，不知道该怎么办。彭登科再次大声呵斥起来，你们在这等我们，要是耽误了事，取不走钱，我们掉脑袋，你们几个也脱不掉干系，说完，拉着王新语进了教堂的大门。
那座乡间教堂最终成为了彭登科和王新语逃离土匪魔掌的一个人生的转折点。也正是从那里，他们逃到了潼关，后又来到黄河边。虽说最终过了黄河，又从铜川到了延安。可是在黄河边上同样又遇到了比土匪更加危险的人和事……
王新语再也不愿回想那些事，他认为责任就在彭登科身上，自己跟错了人。他非常委屈，原本到延安，是要开创崭新的生活，不想半路上杀出个冒失的彭登科，把他的新生活给搅得乱七八糟。
王新语正在生着闷气，有人拍他的肩膀，把他吓了一跳，原来是彭登科还没睡，又从窑洞里出来了。
彭登科问王新语在想什么，王新语说没想什么。彭登科说你是在想遇见土匪的事吧，在想遇见……王新语忙摆手，说你不要再讲了。彭登科笑了笑，我睡不着，我刚才可是在想我们这一路来延安所经历的考验呀，我们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就要经受这样的考验，这可是求之不得的呀！
王新语不再说话了，依旧眺望着远方。彭登科又笑起来，我知道你为什么坐在外面了，你屋里那两个人的脚丫子，可是太臭了，熏得我根本睡不着。王新语哼了一声，你可不要这样说革命同志。王新语说着站了起来，有些不高兴地朝窑洞里走，走到半截，又停住了，带着嘲讽的语调问道，你怎么一到晚上就睡不着呢？跟天上的星星一样？彭登科说，我是个夜猫子，越到晚上，精神越大，我从小就习惯晚睡……王新语打着哈欠，进了窑洞，他知道，彭登科能不停地说上一个晚上。
彭登科独自坐在窑洞外，满天的星星亮亮的，他轻轻地哼唱起了《延安颂》。
第二章
一
转眼已是初秋，中央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王家坪、杨家岭等地聚集了大批从全国各地赶来的高级领导干部，有的还是从前线风尘仆仆赶来的八路军的高级将领，将领们策马在前，一般后面都有四个挎着双把短枪的精干的警卫员，马蹄声声，一路黄尘，从他们的身上和马匹上都能闻到硝烟的气味，和紧张的战场的氛围。在那段时间里，延安的天空蓬勃着一种高涨的革命热情。中国的出路，抗战的方向，共产党的前途，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前景，还有延安的未来，都成为人们热烈讨论的话题。
会议准备在杨家岭大礼堂召开，在会议召开的前一周，许多青年人参加义务劳动，粉刷大礼堂，平整礼堂前的空地，要干净漂亮地迎接大会召开。彭登科也来了，在劳动的人群中，他又一次看见了苏惠贞。
两个人自从在对歌儿会上发生情感触碰之后，已悄然过去了十几天。彭登科一直在寻找机会再次与苏惠贞相遇，他想过写信，也想过周末去看望苏惠贞，可是一想到来了，当晚又回不去，因为山路崎岖，漆黑一团，非常难行，曾发生过赶夜路的人，一脚踩空，摔下山崖的悲剧，可是不回去又要住在王新语那里，他就有些为难，他实在不想是因为来看苏惠贞，而住在王新语那里，那样会让王新语非常不愉快。
没想到两个人在大礼堂又遇上了。
彭登科正在往砖墙上粉刷大白粉，弄得脸上都是白色的斑点，苏惠贞的脸上也都是，两个人互相指着对方的脸，笑个不停。彭登科说，我就知道准能碰见你。苏惠贞说，难道你就是为了碰到我，才来参加义务劳动的？彭登科急忙否认。
苏惠贞看到彭登科着急的样子，忍不住又笑起来，她的笑声好像风中的铜铃一样好听，旁边正在劳动的青年，都朝这边看过来，苏惠贞赶紧绷住脸，并且站到了离彭登科稍远一点的地方。彭登科提着白灰桶，又凑上前去，他说我们是光明正大地谈恋爱，不用躲躲闪闪。苏惠贞吃惊地瞪大眼睛，说，我和你是在谈？
彭登科好像比苏惠贞更加吃惊，我就是这样想的呀！难道你不是？苏惠贞说，我到延安来，可不是跟你谈什么来的，况且我比你大两岁，我是你的姐姐，我们不是那种关系！是革命同志关系。彭登科手举着用布绑着的刷笔，非常难受地说，那你是和别人？苏惠贞认真地说，我来这里是不会和任何人结婚的。我是来参加革命的，不是结婚安家来的！
听苏惠贞这样讲，彭登科安静下来，他偷偷地瞧了苏惠贞一眼，还是能从她的表情上看出来，她对他还是有好感的。于是彭登科说，那好，我们就是更近一步的革命同志关系，你说好不好？
苏惠贞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而是突然问他，你写入党申请书了吗？彭登科摇摇头，他说自己还不够条件，还没有写。苏惠贞说，那不对，只有有了目标，才能更加清楚前进的方向，我们都要用共产党员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
彭登科反问她，你写入党申请书了？苏惠贞说她写了，不过她距离党员的标准，还有很大的差距。彭登科沉吟了一下，小声地说道，我知道，你是在批评我。我接受你的批评，可是革命也不能不吃不喝，不能没有家庭呀？
苏惠贞想说什么，还是低下头，拼命地刷起墙壁来。好像那已经有些灰黑了的墙壁，就是眼前的彭登科，她要把他完全遮蔽住一样。彭登科看出来，苏惠贞动作非常慌乱。
彭登科在“抗大”的学习非常紧张，当他了解到“抗大”的学生毕业后，可能大多数人都要被派往敌后开展地下工作的情况后，他找到学校领导，还是要求上前线杀日本鬼子，学校领导让他安心学习，一切都等毕业之后，听组织的安排。
课余时间，彭登科开始偷偷地练习骑马，一来为将来上战场做准备，二来会骑马了，可以更加方便去找苏惠贞。仗着他有打篮球的好基础，身手敏捷，而且反应灵敏，很快就会骑了，他得意洋洋，非要试骑一匹快马，他刚跨上马背，马的前蹄一扬，他就从马上掉了下来，胳膊给摔伤了，尽管伤势不重，可还是被缠上了布条。他的伤势刚好一点，在周末就迫不及待地骑着借来的一匹白马，去找苏惠贞了。
苏惠贞看着骑在大白马上英姿勃发的彭登科后，特别惊讶，问他什么时候学会骑马的，彭登科不下马，故意昂着头，说他早就会了，就是为了给她一个惊喜，所以才没有告诉她。说着，他下了马，又说了他练骑马的两个目的，苏惠贞笑得满脸通红，肚子都笑疼了，蹲在地上起不来。彭登科得意地说，这就叫革命爱情两不误！不知道苏惠贞是光顾着笑，还是没有听清，反正没有纠正他的说法。
延河，是延安许多谈恋爱的青年男女必去的地方。所以彭登科对苏惠贞说，我们去散散步吧。彭登科有他的计谋，他就是为了经常在大庭广众之下，和苏惠贞去延河边散步，给周围的人造成一种印象——他们是在谈恋爱的一对年轻人。苏惠贞好像没有察觉彭登科的意图，或是明白了又故意去配合，总之没说什么，跟着他去了延河边。
初秋时节的延河边已经有风了，而且有些冷了。彭登科停住脚步，从书包里拿出一个纸包，是他自己省下来的一小包盐，他送给苏惠贞，并且不由分说，放到了她的口袋里，苏惠贞推托，但是彭登科坚持让她收下，苏惠贞说你给了我，你吃什么？你是男人，出力大，更应该吃盐。彭登科说，你身体不好，吃得又少，有了盐，你还能多吃一些。看到彭登科坚决的样子，苏惠贞也不想在外面和他争来争去，怕影响不好，所以也就收下了。
苏惠贞穿着一身灰粗布做的“列宁装”，一双偏带布鞋，服装非常合体，再加上腰间扎着皮带，所以姣好的身材显露无疑。
这时，有几个老乡的孩子在远处玩，看见了他们俩，就跑了过来，边跑还边唱：“三八枪，带盖盖，谁说八路军没太太！”
几个穿草鞋、剃秃头的小孩跑到他们身边时，还朝他们做鬼脸。彭登科大笑不已，还用手势鼓励几个小孩接着唱。苏惠贞却红了脸，扭头就要走，被彭登科拉住了，随后他让那几个小孩快走，几个小孩又唱了起来，跑远了。
彭登科笑着说，你看，就连这些孩子们，也都在鼓励我们。苏惠贞没有笑，不高兴地说，以后你可不能这样，一见面就说这些，我们就不能说一说工作和学习吗？那样也可以彼此互相帮助，可以共同进步。
彭登科望着奔流不息的延河水，忽然沉思下来。苏惠贞见他不说话，就问他在想什么，她似乎感到刚才自己的态度不太好，毕竟彭登科骑马跑了几十里的山路来看她，还送给她珍贵的食盐，自己怎么能那样对待他呢？
彭登科转过头，对她说，你难道不想知道，我是出身在一个怎样家庭里的人吗？我也想进步，也想写入党申请书，可是我……
苏惠贞看着彭登科异样的表情，感到他有着难言之处。她没有说话，只是看着他凝重的神色，朝他郑重地点了点头。
彭登科第一次与别人——还是一个女人，说起了他的家世。
彭登科出身在北平一个阴冷怪异的家庭。他的爷爷是清末出宫的大太监，非常有钱，家里有上百间的房屋，还有几家绸缎庄和当铺，他的爷爷当然不能生养，但他还想过上正常人的生活，还要享受正常人的天伦之乐。于是这位清末大太监在出宫的第三年收养了一个十几岁的少年，也就是彭登科的爸爸。彭登科的爸爸到了将要成家的年龄，大太监又给他娶了媳妇，可是多少年过去了，这个媳妇也没有生养，最后彭登科的爸爸同样也收养了一个孩子，这个第三代，就是当时才七岁的彭登科。
这是一个三代都没有血缘关系的家庭，所谓的祖孙三代，其实就是给予和付出的关系。这样的关系非常清晰而明确。譬如彭登科和太监爷爷的关系。
爷爷倒是非常疼爱他，并且写下字据，要将家产的一半给儿子，另一半给孙子。彭登科的爸爸非常不高兴，但又无可奈何，最后想出了一个捞钱的办法，说是要去外面做生意，于是借机带走了不少的银两，去了南方，一年回来有数的几次，回来的目的，也只是看一看家里的动静，只等老太监死了，来分那一半的家产。
于是彭登科的大部分时间，也就是上完学，回到家里之后，只有一件事，就是陪太监爷爷抽大烟。太监爷爷抽大烟的时间特别长，从吃完晚饭开始，要一直抽到夜里。抽两口，就要睡一觉，彭登科就坐在旁边伺候，点烟泡，递茶水，削水果，不敢眨一下眼睛。其实家里有好多老妈子和丫环，可是老太监只让彭登科一个人伺候，别人一个都不满意。
在无数个春夏秋冬的夜晚，深宅大院里都是静寂无声的，像是一座坟墓一样。彭登科一边伺候爷爷，一边偷机会，看一会儿包着四书五经书皮的革命书籍，有苏俄的，也有中国的。那些书籍，给了他对外面世界的了解，他要冲出这座坟墓，可是又不知道该以怎样的方式冲出去。在许多个夜晚，他大睁着双眼，一直在想着逃出这深宅大院的办法，还有走出去后，又该去哪里。他认为自己就是舞台上的娜拉。他时刻在寻找着自由的天地。
彭登科到了该上大学的时候，太监爷爷还算开明，同意他上了大学。这时的老太监已经是风烛残年，他也没有力量，再让一个内心充满着热情之火的青年陪他抽大烟。
上了大学的彭登科参加了进步青年的组织，他上过大街游行，高呼过口号，也曾站在电车上撒过传单。他体味到了另外一种生活的意义。
北平沦陷后，他准备离开，这时他听到了一个自由天地的名字——延安。他决定去延安，也就在这时，爷爷已经昏迷在床上，在外地的爸爸闻知消息，立刻赶了回来。彭登科没有告诉爸爸他要永远离开这个家，但他能看出来，爸爸是多么希望他永远离开呀，那样这庞大的家产，就能分在爸爸一个人的名下了。
彭登科在一个有着浓重夜色的深夜，像一只出笼的小鸟儿一样，一身轻松地飞出了北平。他奔向西北方向，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二
彭登科的身世，让苏惠贞对他有了新的认识，也理解了他没有写入党申请书的原因，他不是不要求进步，而是背负着沉重的心理负担。他之所以充满着激情，还有灼热的浪漫，那是因为他压抑太久的缘故，他不属于那个怪异诡谲的家庭，因为他和他们是没有关系的，同时苏惠贞也从内心里赞叹彭登科鄙视金钱的做法，只有这样才是一个真正想要革命的青年所为。苏惠贞已经下定决心，要帮助他共同进步。
彭登科离开后的第二天晚上，倪裴来找苏惠贞，一进窑洞就笑个不停，苏惠贞被她笑得莫名其妙，把手里的书往炕上一放，就用双手胳肢她，问她笑什么。身材瘦弱的倪裴话也说不出来了，被胳肢得像一团泥一样，瘫在地上，大声求饶，声音都岔了音儿，而且咳嗽得都要喘不上气来。吓得苏惠贞赶紧给她倒了一杯水，还帮她拍背。倪裴说没关系，咳嗽两声就好了。苏惠贞连说自己该死，她把倪裴有病的事给忘了。
倪裴出生在苏北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她父亲有好几个店铺，在她的前面，已经有三个姐姐，她父亲就想要一个儿子，好继承家业，没想到，又是一个丫头。倪裴生下来后，她父亲暴跳如雷，一气之下，这位亲生父亲竟将刚生下来不久的亲生女儿放到了尿桶里，而且还盖上了大木盖子，想要活活的把女儿淹死。该她命大，被奶奶发现了，让人把她从尿桶里捞了上来，她硬是没死，最后被救活了。但是从小她也没看过父亲的笑脸，所以倪裴从小就比较忧郁，不爱说话，还落下了气管炎的毛病，一到天气变化，或是剧烈运动，就会咳嗽起来没完。所以苏惠贞知道后，特别同情她，在西安的时候，就总是对她特别照顾。倪裴自打来到延安后，性格已经变了不少，在好朋友面前，已经是爱说爱笑了，但在大庭广众之下，还是比较羞涩。
苏惠贞赶紧把倪裴拉起来，让她坐在床上，还给她胡噜后背。过了一会儿，倪裴平静下来，苏惠贞还是问她一进门就坏笑什么。倪裴说，昨晚是不是他来了，我看见你们啦。苏惠贞的脸当时红了，但红得非常甜蜜，说那又怎么样。倪裴说，你们是不是在谈恋爱？苏惠贞答非所问，你想跟他谈？我给你介绍？倪裴说，人家哪里看得上我呀，接着认真地劝苏惠贞好好和彭登科谈。苏惠贞脸又红起来，非常认真地说，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和他好好谈？倪裴非常得意，说，好了，只要承认了，就是诚实的好同志。
接着倪裴又说彭登科真有好福气，能找到像苏惠贞这样才貌双全的人，别说他一个普通的学生，就是连一些大干部都还没有目标呢。倪裴说的是实情，因为延安的女青年太少了，男女比例严重失调。
苏惠贞问倪裴有没有目标，是不是想要找一个大干部。倪裴说她不想，还说她敬佩那些爬雪山、过草地的长征干部，也敬佩铮铮铁骨的工农干部，他们是英雄，可只是敬佩，没有爱情。倪裴还举了一个例子，说他们烽火剧团的一个女演员，在组织的介绍下，和一个工农干部结了婚，一次两个人在延河边散步，女演员指着天上的月亮说“多美的月亮呀”，她那位工农干部的丈夫抬头看了看月亮，特别奇怪地对妻子说，不就是月亮吗，月亮还有啥美的呀！不是天天都能看见吗？
苏惠贞批评倪裴，不要挖苦人，人家是为了革命，所以才没有时间读书念字，要是有了文化，照样能说月亮美，还能说太阳美、星星美呢！倪裴说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没有看不起人，只是说生活在一起不般配。苏惠贞笑起来，瞧把你急的，我又没说你什么。又说，其实相处时间长了，互相帮助，就能互相提高呢！一方提高了政治觉悟，另一方也懂得了“月亮美”。说完，自己都忍不住笑起来。
倪裴说，还是你思想觉悟高。苏惠贞说，你又要讽刺我！倪裴急得又要咳嗽，苏惠贞赶紧止住话头，说起别的事情来。她问倪裴最近剧团忙不忙，倪裴说，他们最近正在排演一个活报剧，是宣传抗日的，准备到各地去演出，让更多的劳苦群众觉悟起来，也让不甘做亡国奴的所有爱国的人，都投身到抗日的洪流中去。
两个人又说了一会儿话，倪裴见天色太晚了，起身要回去，苏惠贞送她出了窑洞。
彭登科在一个周末，又来到桥儿沟，由于他没有借到马匹，所以只能住下来，还要住在王新语那里。王新语好像很长时间没有理发了，头发很长，彭登科说这才像一个作曲家。王新语现在又变得非常深沉，问彭登科是不是又要去找苏惠贞。彭登科说是呀。王新语说，我这里成了你的旅社，也成了你的爱情落脚点，所以我要“打土豪”。
所谓“打土豪”，就是让人请客的意思。彭登科用手拍了拍背在身上的粗布书包说，还真让你说对了，一会儿我回来，给你一个惊喜。说完，跑出去了。王新语愣坐在炕边上，表情极为复杂。
已经是深秋时节了。延安的天空显得更加清冷，本来树木就很少，如今也都没有了叶子，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子，显得非常寂静。
彭登科在一座废弃的土窑前等来了苏惠贞，两个人相互间问了一下各自的学习情况，彭登科还特别兴奋地向苏惠贞讲了他上射击课的情况，说他的射击成绩在班里还是排在前面的，还说只要拿起枪来，瞄准、压子弹、推弹上膛，直到最后扣响扳机，他都是沉浸在兴奋之中，他就想上前线，只有那样，才算是一个真正的男人。
两个人说了一会儿话，彭登科从书包里掏出鲁迅的那本《呐喊》，还有新借来的进步刊物《妇女杂志》和《东方杂志》，另外还有小半袋咖啡，一同送给苏惠贞。这几样东西，可以说历尽艰险，才保留了下来，实属不容易。
苏惠贞对鲁迅的书非常珍重，抱在怀里，但对那半袋咖啡，却皱起了眉头。彭登科见状，解释说，这是他从北平出来时带来的，让苏惠贞累了时喝一喝，非常提神儿。又说，肯定是没有咖啡壶了，就随便找一个吃饭的盆煮一煮吧。苏惠贞本想说他脑子里还有小资产阶级的东西，还有贪图享受的思想，但是话到嘴边，还是咽了回去。
彭登科说还有一件事情，要告诉苏惠贞，他要改名字，还要改姓。苏惠贞一惊，说我们真是想到一起了！原来，她也在想着这件事了，只是还没有想好要改什么名字，她让彭登科说一说，她要参考一下。
当时来到延安的好多人，都改了名字。一来，是为了不给还在敌占区的家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或是减少一些麻烦，所采取的一个通用的办法。但彭登科说他改名字，是嫌自己的名字笔画太多，又带着封建意识，如今他已经开始了新生活，所以名字也要是崭新的。
苏惠贞问他想好了新名字没有，彭登科说，已经想好了，就叫丁一，加在一起才三画。说着，他又站在一个小土坡上，像是演讲一样说，这也代表着我参加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打烂旧世界，赶走日本强盗，建立一个红彤彤的大同世界，除此之外，我没有任何需求，不想从革命中求得任何好处。
彭登科说着，猫下腰，随手捡起一根小木枝，在地上大大地写了一个“丁”字，紧接着，他又在那个字的基础上改作了一幅画，是一个巨人托着一片天。彭登科大声说，那个巨人就是他，他要在红色的革命宝地延安闯出一片新天地来。
苏惠贞听得非常激动，她说你的话，也代表了我的心声，并且请求彭登科把那个最无所欲望、最心底坦荡、最简单明了的“丁”给她。彭登科说，那就给你吧，我在“丁”上，再加一横，我就姓“于”吧。苏惠贞禁不住笑起来，那你岂不是我头顶上的另一片了。彭登科一把攥住了她的双手，她没有抽回来，就那样任彭登科攥着，她感到他的手，像火一样在熊熊燃烧着，似乎已经从手烧到了胳膊、烧到了胸膛。
苏惠贞说，我现在想听你唱歌儿，只让你给我一个人唱。彭登科非常高兴，激动地说，你想听哪首？苏惠贞说，我还想听《延安颂》。
彭登科低唱了起来。周围空无一人。只有从西北方向吹过来的深秋的夜风，吹在脸上，本应是特别硬冷的，但是两个人都感到那是一股热风，好像要将他们融化一样。彭登科将苏惠贞拥到怀里，紧紧地拥抱着。
好一会儿，苏惠贞才用手臂将彭登科轻轻推开。彭登科说，今天是我们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我们俩都有了新名字，也有了一个新的开始。你就叫我新名字吧。
于一。
丁惠贞。
不，把中间那个字去掉，和你一样，都是两个字。
丁贞。
两个人又拥抱到了一起。
窑洞里只有王新语一个人。他正伏在小炕桌上，在一张粗板纸上写着什么，写得特别认真专注，彭登科进来了，他都没有听见。彭登科从后面凑过去，借着炕桌上微弱的油灯的光亮，看见粗板纸上都是乐符，彭登科拍了王新语一巴掌，把王新语吓了一大跳，脸上露出不高兴的样子。
彭登科四下里看了看，说你那两位同学在哪里。王新语头也不抬，很不高兴地说，人家一看你来，都去别处借宿了，你一来，就不睡觉，把人家都折腾苦了！哪天我也要躲你呀！彭登科笑起来，他们可是真没有福气，我还要请他们喝我的咖啡呢。那好了，只有我们俩人喝了。
彭登科说着，把两个吃饭的大碗找出来，倒上热水，用手撮起一点咖啡，分别撒在两个大碗里，但是咖啡粉末就在碗上漂浮着，彭登科又用筷子搅了搅，哈哈笑着，我们就泡着喝吧。王新语摇摇头，一脸无奈的样子。彭登科说，你要知道这咖啡，除了苏惠贞，你可是第二个享受的人，我对你可是不一般的呀，你要感谢我才是。
彭登科非常兴奋，又把他和苏惠贞改名字的事告诉了王新语。王新语见彭登科兴高采烈，好像立了个大战功一样，就小心地向彭登科询问他们之间的感情问题。彭登科举起大碗，说先喝一口再说，两个人喝了，彭登科咂巴着嘴，说太好喝了，比琼浆玉液都好喝，剩下的我要留下来，谁也不给了。王新语也是连说“好喝好喝”，但是放下碗，却又实在描述不出来是什么味道。
彭登科说，我告诉你吧，这就是爱情的味道。随后彭登科将他和苏惠贞两个人的进展情况，一五一十地讲给了王新语。彭登科完全沉浸在爱情的幸福中，他根本没有看见王新语的表情已经有了微妙的变化。
三
就在苏惠贞改叫丁贞的第七天上，社会部的严冬山科长亲自找丁贞谈话。被社会部找去谈话，那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一路上，丁贞的心里都七上八下的，不知道一会儿该说什么。
严冬山瘦高个子，穿着一身灰布制服，风纪扣系得非常严实，由于他脖子有些粗，领口小，所以显得他整个人都特别僵硬。他不苟言笑，说话声音低沉，让丁贞感到非常紧张，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严重的错误。
严冬山让丁贞坐在他面前的一个小凳子上，不错眼珠地看着她。丁贞说，严科长，您找我到底有什么事？严冬山说你好好想一想，想想你的脑袋瓜里出现了什么差错。丁贞想了一会儿，焦急地说，我实在想不出来，你就告诉我吧，要是我错了，我一定会改正的。
严冬山点点头，说，你现在和那个彭登科，哦，就是那个于一，在相好是不是？两个人还一起改了名字，他还送你什么资产阶级的咖啡？是不是？丁贞听了严科长这番话，神情松弛下来，她长长地喘了口气。严冬山见她无所谓的样子，就又追问了一句，你们两个人是不是在相好？
严冬山是北方人，北方人喜欢把谈恋爱说成是相好。丁贞也是北方人，知道严冬山的意思，但她还是纠正说，我们是在谈恋爱。说完这句话，丁贞自己都被吓了一跳，她在于一面前可是从来没有说出过这句话，甚至和倪裴也没有说过，可是却在社会部的严冬山科长面前，毫不犹豫地承认了。她也不明白自己是一个怎样的心情。
严冬山像是一头拉磨的驴一样，围着丁贞，一边走一边说，你知道于一是什么人吗，他出身封建家庭，在他的身上至今还有着很深的封建糟粕，还散发着资产阶级的腐臭！他爱出风头，把参加革命当成享乐，他天天想着吃喝玩乐，然后就是找女人！他是一个投机分子！
丁贞霍地一下站了起来，声音有些颤抖地说道，严科长，你不要这样说，我和他是在谈恋爱，他不是什么……找女人！他也不是你说的那样的人，他不是！
严冬山见丁贞面色赤红，非常生气的样子，就摆手让她坐下来，让她冷静，然后点燃一支烟，浓浓地喷了一口。过了一会儿，严冬山接着说，我现在代表组织，郑重地提醒你，你要远离他，你们在一起不适合，你和他不一样，千万不要毁掉你的革命前程，假如你非要和他在一起，对你是不利的，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对你的革命前途，没有任何好处！
窑洞里的空气非常紧张。过了一会儿，严冬山又说，组织上对你是器重的，为什么让你去陕北公学上学，你应该明白，你自己好好考虑一下。
严冬山望着低头不语的丁贞，不冷不淡地说了一句，你可以走了。说完，他先离开了房间。
丁贞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社会部的，她的大脑一片空白。严冬山的话，就像一颗颗子弹，带着哨音，向她嗖嗖地射过来，她感到了疼痛，也感到了迷惘。她在想着严冬山的每一句话。
陕北高原的秋风特别强硬，一阵风刮过，都能感到眼睛沙沙地疼，而且嘴里都是土味。
丁贞忽然想起来，她和于一的事，严冬山是怎么知道的，难道他也看过他们在延河边散步吗？再退一步说，即便看见过，那又怎么样，在延河边散步的人好多了，不一定都是在谈恋爱。但问题是，严冬山又是怎么知道于一送给她咖啡这件事呢？显然于一和别人说过，因为当时只有他们两个人，他要是不说的话，别人怎么知道呢？
丁贞越想越生气，也真的觉得于一太爱出风头，而且脑子里想革命想得少，还是想爱情想得多！丁贞突然蹦出来一个想法：我和他，合适吗？
丁贞又想到了严冬山说的那句话“千万不要毁掉你的革命前程”。她的心一派纷乱。她决定不能再和于一走得太过亲密，那样也会耽误他的前程，应该让他冷静一下，让他把更多的心思放在革命上。
丁贞决定要帮助他，要让他进步，而她想帮助他的前提，就是首先要让他冷静下来，要远离他一些，然后再找机会和他好好谈一谈。
于一没想到，丁贞总是躲着他，一连两个周末，他好话说了一箩筐，才找人借来了马匹，骑着马来找丁贞，但是都没有找到她，他又去找倪裴，倪裴尽管见到他很高兴，但是一说到丁贞，倪裴就声调低下来，而且支支吾吾的，借机离开。于一非常焦灼，他不知道丁贞怎么突然对自己冷淡起来，总是躲着自己，思来想去，他立刻就想到了是自己的出身问题，她一准是看不起他了。是的，她一定是看不起我！
因为丁贞有着一个良好的出身背景。她曾经跟他说过，她来延安，是父母同意的，是父母亲自到车站送她来的。这和许多来延安的青年人完全不同，有的是躲避追捕，有的是为了逃婚，有的是为了离开压抑的封建家庭。来延安的许多青年，家里是不知道的。丁贞是为数不多的家里知道来延安的人。丁贞的父亲是一位爱国商人，而且对共产党倾心相助，尤其是抗战爆发后，丁贞的父亲曾对八路军多次捐款捐物，支持共产党八路军抗战。丁贞和于一说这番话的时候，脸上带着骄傲的神情。
于一心情苦闷，他决定不理丁贞。他没有想到丁贞竟是这样一个势利的女人！
于一爬上凤凰山，远望着宝塔山，唱起了当年在北平青年学生中广泛流行的苏联歌曲《祖国进行曲》：我们的祖国多么辽阔广大……
于一唱完了，一个人坐在山上，望着丁贞所在的桥儿沟方向发呆。正在这时，他又听到了歌声，是一个女人的歌声，唱得有些凄凉、哀怨，这歌声正好和他的心境相吻合，于是他就向那歌声的地方走去。
新做斗笠圆丁当，送给哥哥上前方；
保佑哥哥打胜仗，打败敌人回家乡。
……
送郎送到大路旁，眼睛流泪嘴唱歌，
愿郎革命革到底，等你十年不算多！
于一没有想到，在一个山坳的垭口处，他竟看见了许坤善科长。歌儿是许坤善科长唱的。他叫了一声“许科长”，许大姐一愣，扭过头，见是于一，一时间也愣住了。于一没有想到，竟在这里看见许大姐，而且许科长完全不像在城工部时的样子，她的短发在冷风中已经被吹得没有了形状，而且头发上落满了尘土，她的面容非常憔悴，灰里透白，似乎大病了一场一样。她穿着厚厚的灰色棉装，越发显得身子弱小。
于一问许科长唱的是什么歌，许坤善告诉他，是她江西兴国的家乡民歌，都是当年鼓励年轻人参加红军的歌，她说她没人的时候，就想一个人唱一唱。只要一唱起这些歌，她就想到了过去。
许科长见于一精神有些恍惚，就问小彭你怎么了，是不是身体不舒服，于一告诉了自己改名字的事，还说了想上前线杀日本鬼子。许科长好像特别着急，说小于呀，你不要总想着去前线，革命需要你现在学习。于一非常不客气地对许科长说，您为什么不赞同我去前线呢？你不想让我杀敌，赶跑日本鬼子吗？许科长说，你心里有事，我知道，你要处理好生活和工作的关系。
许科长好像还有许多话要说，但又说不出来，或者说，是不好说。于一看见许坤善大姐的眼圈发红，就问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许大姐还是不说，于一就说，您不应该阻止我革命呀？许坤善似乎特别委屈，但依旧没有说什么。于一觉得许坤善科长特别不可理解，在城工部里说的和在私下里说的，好像不太一样，所以他也就没再往下说，过了一会儿，两个人都站了起来，都有些疲惫地说要回去了。
但是于一并没有走，而是又停住了脚步，他看着许坤善大姐慢慢地下了山。他一个人呆呆地望着远方，随后又唱起了《延安颂》，他一边唱，一边下山。
这时，天已经灰暗了，突然他一脚没有踩好，从一个土坡上像一个被人推下去的碾子，蹦蹦跳跳地滚了下去。
第三章
一
于一住进了医院，他的胳膊本来上次骑马时就摔过一次，这次没想到，还是摔了那条胳膊，尽管没有摔折，但是已经红肿。经检查，骨头错位，但他说没关系，扭头就要走，最后医生强行给他打上了夹板，两个夹板是用木板绑上布做成的，虽然不好看，但很管用。打上板后，于一感觉胳膊不是特别疼了。本来他想不住院，但医生还是让他住一段，再观察一下。
医院建在一片朝阳的山坡上，不远处就是一片苞谷地，谷地的后面就是光秃秃的黄土坡。医院一共有四个院子，每个院子都不大。一个院子有四孔窑洞。医院的条件非常艰苦，就连纱布都很少，都是用军装撕成布条后，在大锅里煮一煮，就算消毒了，剩下的办法就是挂在绳子上，靠太阳的紫外线和冰冷的山风再次消毒。假如没有穿着粗布白褂的医生和护士进出，这医院根本就不像医院，更像是一个贫苦的农家小院。
在医院里的伤员，大部分都是从战场上下来的伤势非常严重的八路军战士，在于一住的那个小院里，更是只有他一个人是在延安大后方负的伤，属于非战斗伤员。伤员们没有人知道，这个面容清秀同时略带苍白的文化青年，是为了上山唱歌儿而摔伤的。尽管大家不知道，但于一心里非常不是滋味，但又不好意思向医生和其他战士说出实情。他睡不好觉，坐卧不宁，总是在院里走来走去。
与于一住在隔壁的，是一位叫郑大龙的八路军团长。郑团长的胳膊上中了两枪，由于没有麻药，子弹还没有取出来，正在等待做手术。郑团长参加过长征，山东人，长得高大粗壮，胡须很重，说话声调特别高，对不高兴的事，总爱骂娘。
于一很崇拜郑团长，问他前线战斗的事情，郑团长刚从山西前线回来，一说起战斗，就眉飞色舞，说他率团打前锋，他一把从机枪手的手里拽过轻机枪，嗖地冲上前，一梭子打出去，扫倒了一片日本兵。
郑大龙团长用没有受伤的左手，摸了一下脑袋，大声说，娘的，痛快呀！随后又抱怨蹲在这医院里，没有敌人可杀，都要憋死了。
于一问他，能不能也带他去前线。郑团长上下看了看他，说身坯子还行，就是脸太白了，出去打埋伏，容易暴露目标。于一知道郑大龙是在讽刺他，就站起来，非要和郑大龙掰手腕，说你不要看不起人。郑大龙团长嘿嘿一笑，说掰就掰。
接着就找了一个石碾子，两个人蹲在地上，把胳膊架在碾子上，因为都是右胳膊受伤，所以就掰左手腕。就在两个人摆好姿势，准备大战一场的时候，被一个小个子、黑眼睛的小护士看见了，大嚷着让他们停手，说你们都是伤号，怎么能这样呢？说着站在了他们俩之间，死活不让他们比。这时，别的伤员也都围过来，人越聚越多。
本来郑团长不想和于一掰手腕，他心里清楚，这个小白脸子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听小护士这样一说，他也就停住手，站了起来。但是于一还不服气，嘴里说哪天没人的时候再和他比。
郑团长连说“好好好”，接着就问绷着小脸蛋显得特别严肃的小护士，啥时才能给他做手术。小护士语气缓和了下来，耐心地说，还要等，没有麻药。郑团长说，没有麻药，还要等下去？小护士非常无奈地说，那怎么办，现在还有好几个重伤员，手术也做不了。小护士还说，从后方运来延安的药物，在西安被国民党军队无理扣押，不让通过，现在正交涉中。郑团长想了想，什么也没说，低着头，径直走出了院子，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郑团长不打麻药就要做手术的消息，在医院引起强烈震动。郑团长说他实在等不了啦，况且就是来了麻药，还有比他伤势更重的伤员，应该把珍贵的药物留给重伤员，他不能用，他现在要求马上做手术。本来医生不同意这样，但是考虑到他的伤口已经化脓，要是再不采取办法的话，最后有可能一条胳膊都要锯掉，所以在郑大龙的强烈要求下，决定给他做手术。
那天郑团长进手术室的时候，许多伤员都凑过来与他握手，一个个面色严肃，目光中带着担心和敬佩的神情。郑团长说，你们这是干啥呀，我不就是在胳膊上动两下刀子吗，没啥事！于一也来了，郑团长哈哈地笑着说，你小子等着我，做完手术我再跟你掰！于一只是不住地点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内心里已经对郑大龙团长的勇气非常钦佩。
手术开始了，大家都等在手术室的外面，没有一个人离开。
是一个阴天，风沙很大，天空一片昏黄，吸一口气，好像鼻孔里都有呛人的黄土味儿。护士们劝大家回屋去，但是没有一个人走。
就在这时，于一突然发现面色苍白、比前一段时间更加消瘦的丁贞走进了小院里，他本想扭过头去，但还是没有转过去，丁贞朝他走过来，到了近前，轻声说，她昨天才刚知道他胳膊受伤了，所以过来看一看他。于一说了一声“谢谢”，没再说什么，丁贞好像也没有找到要说的话，于是两个将近两个多月没有见面的人就那样愣愣地相互站着。
丁贞看了看周围面色凝重的伤员，问于一都站在这里做什么，还说天气冷了，不要着凉。于一告诉了她一个叫郑大龙的八路军团长，现在无麻醉药的状况下做手术，取胳膊上的两颗子弹，丁贞听了，下意识地“啊”了一声，脸上显出特别惊讶的样子，随后便一声不吭了。
大家的眼睛都看着挂灰布棉门帘子的手术室，里面悄无声息，什么也听不到，仿佛一个酣睡的婴儿在里面。外面的人，也没有人说话。于一也不想和丁贞说话，或者说，是不知道要说什么，像是面对着一个陌生人。他曾经对丁贞的热情，还有岩浆一样滚热的爱，现在一点儿都没有了。
看不出丁贞有要走的意思，她好像也在等着郑团长出来。
过了大约一个多钟头的时间，郑大龙被包裹得非常严实地用担架抬了出来，看不见他的身体，只能看见他露出来的一双紧闭着的眼睛。大家发现，从手术室里出来的医生和护士都是红着一双眼睛，伤员们纷纷问医生，郑团长怎么样了。一个身材瘦弱的护士把一截拇指粗的、已经剥了树皮的树枝让大家看，只见上面全是牙印子。
一个女医生指着树枝说，郑团长一声没吭，一直咬着这根树枝！说完，忍不住又哭了起来，掉头就走。最后出来的一个护士端着盘子，上面是两颗带脓血的子弹，大家看着那两颗子弹，都憋红了脸。伤员们非常激动，都给郑团长举起大拇指。丁贞也是吃惊地睁大双眼，说她从没有见过这样的男人，这是具有钢铁意志的人呀！
于一也是一句话不说，眼睛也有些潮红。他问丁贞还有什么事没有，丁贞说就是来看看他，没有什么，让他好好养伤。于一苦笑了一下，我这算什么伤呀！
没想到丁贞很严肃地说，是呀，你这算是什么伤呀，那个郑团长才是真叫受伤。又说，我以前一直觉得英雄离我们特别远，这不就在眼前吗？郑团长真是一个英雄！
本来于一对郑大龙做手术这件事非常钦佩，可是听丁贞这样一说，心里就特别不舒服，他没说什么，但是鼻子里却轻蔑地哼了一声，丁贞见他这个样子，就非常诧异地看了他一眼，脸上掠过一种不满的表情，好像还要和他理论几句，但强咽了回去。
于一和丁贞道了别，扭身就走。走了几步，又回过头，见丁贞也没有停留，也扭身走了，脚步匆匆。于一望着丁贞坚决离开的背影，心里空荡荡的。于一清楚，两个人以后可能不会再有什么结果了，但是心里还是升起几分伤感。他甚至不明白，两个人为什么走到了这种局面，竟到了见面后无话可说的地步。
郑大龙真是一个意志坚强的铁人，手术后才仅仅十天的时间，他就开始在院子里走来走去了，而且见着一个医生，就大声吵嚷着要回前线。医生不同意他走，他就急得在小院里转磨磨，还不时地用手比划成手枪，朝远方瞄准。
郑大龙的名字成为医生鼓励伤员的一个名词。同时，他不用麻药取出两颗子弹的事情，也在延安传遍了，于是城工部准备让他给新来延安的学生们做一个报告，同时也讲一讲前线的战斗形势。
报告会于一和丁贞都参加了，王新语和倪裴他们也都来了。主持会议的就是许坤善科长，她简要地说了一下报告会的意义，随后就把郑大龙团长请上了台。
郑大龙团长虽然还用布吊着胳膊，伤还没有完全好利索，但是从他的表情上，根本看不出来是一个刚做完手术的人。他新刮了胡子，新剃了头发，显得特别精神。
在报告会上，郑大龙没有讲自己，而是说了他们团许多年轻战士英勇杀敌的故事。其中一个十八岁的八路军战士杀敌的故事，更是感动了许多人。这个年轻的战士子弹打光了，刺刀拼得卷了刃，就和日本鬼子抱在一起厮杀，硬是用牙齿咬躺下了两个日本鬼子，咬得日本鬼子满脸都是血，最后浑身中了从六个方面杀过来的刺刀，瞪着双眼，就那样站着壮烈牺牲了。
好多学生都流下了热泪。当有学生问郑团长个人生活时，大家才知道，他和妻子都在一个团，妻子被日本鬼子的炮弹炸伤了后脑，后来伤势过重，死了。还留下来一个两岁多的小女儿，因为无法带着女儿行军打仗，所以就临时放在一个老乡的家里。
正说着，一个扎着一条朝天辫子的小女孩被城工部的一个女干部抱上了台，这让郑团长非常吃惊，他离开面前的小桌子，一下子把孩子抱在怀里，亲起来没完，孩子被他胡须扎得疼，哭了起来。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郑团长说要是没看见小孩子衣服上绣的字，他都认不出女儿了。
报告会结束后，大家都围拢在郑团长和他女儿的身边，于一也围了上去，他看见那个小女孩，长得非常漂亮，但是双颊和两只小手，都已经被风吹干裂了，还有一条条小口子，但是两只圆圆的眼睛忽闪着，特别让人怜爱。
于一低头一看，果然在小女孩棉袄的下摆处绣着一个“郑”字，绣得不好，字体有些歪斜。但是每一线，都绣得非常紧密，看得出是下了很大工夫的。听郑团长说，这是他自己绣上去的，他就怕离开的时间太长，有一天再见到女儿时，害怕认不出来了。
于一看见丁贞也挤上前去，硬是从别人手里把孩子抱了过去。她的眼圈红红的，紧紧地搂着小女孩，用嘴里的热气呼着女孩儿的一双小手，还用脸贴着女孩儿的小脸。丁贞似乎还对她身旁的倪裴说了什么，倪裴的眼圈也红了，扭过头去，用手背暗自抹着眼泪。
二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到了夏天，于一来到延安已经快一年了，他还是一心想上前线，正好有一个机会，让他非常激动，立刻报了名。
在一九三九年的七月，由罗瑞卿任司令员和政委的主要由“抗大总校”改编的“八路军第五纵队”，准备东渡黄河，去华北敌后，一边办学，一边打仗，在这支队伍里，就有于一的身影。于一非常兴奋，可就在准备要出发的时候，却因从来没有过的一场暴雨，使延河水突然暴涨，尽管没有伤亡发生，但还是摧毁了一些房屋，水很大，过去只到脚踝处，现在已经齐腰深，而且水流湍急，队伍没有去成。
到了八月，去前线的队伍才正式开拔。于一就想上前线去，他觉得只有用炮火才能让自己心中的纷乱平息下来。因为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延安的冬季里，他内心深处有着太多的伤痛。他根本没有想到，丁贞竟做出了一件令他惊讶的事情。在组织的介绍下，她同意和单身的、大她十五岁的郑大龙团长接触，两个人谈了几次，据说进展很快。他还听说，郑大龙伤好后，很快就去了前线，丁贞说等郑团长从前线回来后，她就和郑大龙结婚。
当时，于一听到这个消息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敬佩郑大龙，他也知道丁贞对郑大龙团长也是非常敬佩的，但没有想到，她竟是准备以这样的方式去敬佩一个男人、一个抗战英雄。他还听说，起先丁贞对组织上的这种包办方式有抵触情绪，但组织上说，这只是介绍，完全没有强迫的意思，还是要看个人意志，个人要是不同意，组织上也绝不干涉。
可是没想到，郑大龙却在回到前线的一个月后，在一次战斗中被一块炮弹的碎片击中后脑，当场就牺牲了。与他的妻子死于同一种形式。于一还听说，当丁贞听到郑大龙牺牲的消息后，发疯一样地去寻找郑团长的小女孩，可是没有找到，说是那家农户去向不明。
于一知道自己上前线，假如过去只是为了打日本鬼子之外，现在又多了一种理由，尽管这种理由让人听上去，不是那样气壮山河，也不好说出去，他是为了爱情而去牺牲，而去让心爱的人对自己敬佩。
于一知道，丁贞看不起自己，但是他在心里说，我死在战场上，你还看不起我吗？直到这时，于一才在心里明白，其实他还是爱丁贞的，那种爱还没有散去，还在他的心里像呼吸一样，时刻不停。
开往抗日前线的队伍昼夜行军，在一天傍晚时，从前面传来命令，让大家休息，片刻之后，继续前行。
队伍歇息在一个非常荒凉的小村庄，小村庄像一个羊粪球一样藏在一个高高的土塬下面。第一次参加作战队伍的于一非常好奇，他背着枪，躲在一个没人处去撒尿。他还不习惯当着好多人的面撒尿，必须要躲在一个没人的地方。一些战士就嘲笑他说，还是一个学生娃呀。但是班长刘顺子特别理解他，让他快去，一会儿集合就喊他。刘顺子不是抗大学生，他是八路军正规部队的战士，编到他们这个特殊集体中担任班长。
于一撒完了尿，刚要转回身，看见前面有一个拐角处，好像有一个院子，他还听到了有羊的低低的叫声，于一非常好奇，就提着枪，悄悄地走了过去。他发现是一个羊圈，非常呛人的气味从羊圈里飘出来，只见一头瘦小的山羊正在圈里，更让他吃惊的是，羊的旁边还有一个小孩子，满脸都是脏泥巴，看不出是男是女，羊在吃草，小孩子也和羊一样在吃草。
他蹲下身，仔细看了看小孩，好像有些面熟，但又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就在这时，他看见了小孩的衣服下摆处有一个绣字，他的心怦怦地跳起来，他赶紧把小孩抱起来，顾不上小孩子身上的泥巴，他用手使劲把有绣字的地方擦干净，他认出来了，是“郑”字。
衣服已经很破了，看出来，是把里面的棉花掏出来，当作夏季单衣穿的。于一忍不住掉下眼泪，他亲着孩子的脸，眼泪哗哗地流，抬头看了一眼紧关着院门的小院，他抱着孩子喊了好几声，也没有人答应，显然屋里没有人。就在他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班长刘顺子喊他集合出发了，没有办法，他只好又把孩子放回到羊圈里，抹了一把眼泪，跑步归队。于一一边走，一边流泪，他想起了郑大龙，还有他的妻子，父母都死了，就留下来这个孩子，怎么跑到这里来了？是不是那户老乡因为什么原因离开了原来的住地，他想要是见到那户老乡就好了，谁又能知道，他们会不会还要搬走呢，或是逃难去呢？
刘顺子见他抹眼睛，再看他眼睛红红的，就问他出了什么事。于一和刘顺子说了，刘顺子低下头，没有说什么。但于一发现，刘顺子握枪的手，在使着劲儿，一双大手的关节发出咔咔的响声。
他又问刘顺子，班长，你知道这个小村子是叫什么名字吗？说完，他就知道这话也是白问的，因为刘顺子不是这里的人，也是刚从别的部队分编过来的，还没有他熟悉这里的情况。
于一要把见到郑大龙女儿的消息告诉丁贞，同时他也发现，越是离开丁贞，离得越远，也就越发思念她，他忘不了她，他决定给她写信。
有一个叫小猴子的交通员，才十六岁，但是个子特别矮，看上去也就像十二三岁的样子，长得还特别瘦，一对大扇风耳，非常逗人。别看他个子小、身子弱，但却有一双飞毛腿，而且因为身材原因不引人注目，行走于敌占区时，容易通过，不容易暴露。
小猴子的爹娘和哥哥都死在日本人的枪炮下，他几年前参加了八路军，做了交通员。因为那时延安和外界不能通信，主要就是靠交通员传递。一般写好信后，就把信放在身上，随时带着，碰到交通员了，就把信给他，啥时他去那里，碰到别的地方的交通员，大家在互相换信，这样就把信带过去了。
于一写好了第一封信，内容就是向她讲前线的情况，还讲了碰到郑大龙团长小女儿的事情。在写好信的第六天他看见了小猴子，把信交给了他。给完了，又有些不放心，就问小猴子，会不会把信丢了。小猴子说他从来没有丢过信，就是命丢了，也不能让信落在日本鬼子手里。于一拍了拍小猴子的脑袋，说好样的！没想到小猴子脖子一梗，说你不要在俺的面前充当大首长，俺可比你参加革命队伍早！于一没想到小猴子竟会这样讲，一时有些发愣，小猴子坏笑了一声，朝远处跑去。
等再见到小猴子，已经是过去了十几天。碰到交通员，也是赶运气，有时没有信时，好像总能碰到交通员，等有信了，说不定就碰不上了。
一见到小猴子，于一就问，有我的信吗？小猴子摆摆手，说没有。于一忽然想起来，小猴子认识字吗，是不是把他的信弄到别处去了呢？小猴子嘿嘿乐起来，说错不了，还说他干交通员已经有四年多了，从来没有出过差错。小猴子聪明，曾经在部队的扫盲班学过识字，他认识的那几个字，也能管用了。
见没有丁贞的回信，于一决定再写一封信，写好后，又揣在怀里，等着下一次再见到小猴子。
战事非常吃紧，日军准备在华北地区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第五纵队的学员们都是跃跃欲试，他们被分成了若干支队，这样可以在敌占区里更加游动自由。他们就像鱼儿一样，在敌人的眼皮底下穿梭前行，配合八路军的正规部队，打一些小快灵的运动战。
但于一却实在无法高兴，因为他被编在了宣传队。尽管他也背着枪、腰上挂着一颗手榴弹，但来到前线已经快一个月了，五颗子弹还是没有放出一颗，手榴弹更是没有派上用场。他非常着急，于是找到支队长，说了自己的苦衷。各队的支队长都是来自八路军的正规部队，都是排级干部。
于一所在支队的支队长，是一个与郑大龙团长非常相像的人，也是身高体壮，四方大脸，显得非常威武。他说了一句话，让于一非常震惊。他说，你是有文化的知识分子，还会说外国话，是我们革命的宝呀！于一不明白，说我就是打仗来的，什么宝不宝的，我要到战斗班去，亲手杀几个日本鬼子。支队长若有所思的神情，最后说了一句于一感到特别奇怪的话，我要保护好你呀。
于一又先后给丁贞写了三封信，一封比一封炽热，感情表达得也越来越直接，也越来越浪漫。他说在炮弹的爆炸声和枪声中，仿佛像是来到了森林中，听见了悦耳的鸟鸣，看见了鸟儿的飞翔，就似乎看见了丁贞在树林中奔跑的身影。于一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这样表达，总之他恨不得在战场上就能看见丁贞。可是依旧没有见到她的回信。一封回信都没有。他清楚，丁贞是真的不理他了，也可能他们之间的情缘真是到头了。
第五纵队为了牵扯日军的目标，也为了给日军造成终日慌乱不堪的局面，他们在广阔的华北战场上，四处穿梭，不断地打击日军，也正是在这样大幅度的穿插激战中，于一经历了一场在他人生中最为惨烈的场景，令他终生不忘。
班长刘顺子总是让他跟在自己的身边，好像对待一个孩子一样。于一非常不高兴，他心里说，你是把我当成了你的勤务兵。在许多时候，于一看不起刘顺子，他认为刘顺子只不过是比他多当了几天兵，多打了几天仗而已。但却总是在他面前摆老资格。刘顺子有一句口头语，那就是“你听俺的”。
刘顺子尽管长得粗壮，厚墩墩的，但是个子矮，只到于一的肩膀头上一点。于一和他说话时，情不自禁地就会用俯视的目光。刘顺子不得不仰着头，够着于一的眼睛和他说话。他对于一的轻视态度好像没有感到，或是感到了也没当回事。
当时日军最得意的就是空中优势，他们的飞机经常在战区一带的上空飞来飞去，看见可疑的目标，人群或是车辆，就用投弹爆炸或是机关枪扫射。到后来更加厉害，只要看到大路上有一辆牛车和马车，或是农家小院上空的炊烟，战斗机都要俯冲下来，狂扫滥炸，非常猖狂。
于一最生气的就是日军的飞机，每一次看到它们，他都要指着它们骂上两句，刘顺子见了，也不说话，只是嘿嘿一乐，埋头擦他的枪。当部队歇下来的时候，别人都是躺在地上打一会儿盹，或者吃一点东西，养好精神。刘顺子不，他就是擦枪，不停地擦，所以他的三八枪，锃光瓦亮，像是一件精美的器物。
一次，支队在行军中，正好又赶上日军的飞机从远处飞来，部队隐蔽下来。当时于一正好落在后面，没有跟上队伍，大家都趴在地上隐蔽，刘顺子发现身边没有了于一，他就匍匐着往回去找他。发现于一没有趴下，他竟想端枪朝日军的飞机开枪，没想到日军的飞机先发现了他，俯冲下来，打了一梭子机关枪，然后蹿上高空中。
班长刘顺子为了掩护他，像鹰一样飞起来，一下子扑在了他的身上，把他压在底下。日机飞走了，于一发现刘顺子还是趴在他的身上，一动不动，他费了好大的劲才起来，发现班长刘顺子的身上有好几个大洞，都是红色的大洞，正呼呼地往外冒血，仿佛山泉一样。
刘顺子受了重伤。于一把他抱在怀里，他撕掉自己里面的衣服，用布把刘班长血洞边的土擦干净，可是血还在往外流。他想用手盖住，可是根本盖不住，血又从他的手指间流了出来，滚烫滚烫的。
于一大声喊着“班长、班长”，他哭了，一边哭，一边喊。后来，刘顺子睁开了眼睛，他笑了笑，只说了一句，你没事吧，好，你比我重要！说完就非常缓慢地闭上了眼睛。于一抱着他，一句话不说，就那样紧紧抱着。他觉出班长的身体越来越重，越来越凉。
这时寻找他们的战友们的喊声，从前面传了过来。于一浑身颤抖着，不住地摇晃着班长刘顺子。这时他又突然想起了支队长跟他说过的“我要保护好你呀”的话，他好像明白了什么，泪水再次夺眶而出。
三
由于形式的变化，还有整个华北地区战场上的局势部署，于一在半年以后，和许多抗大学员从华北前线重新回到延安，继续学习，同时等待毕业分配。
于一回来后，心情特别沉重，班长刘顺子的身影，还有他牺牲前的目光，总是在他的眼前出现，还有刘顺子班长那最后一句话，也总是在他的耳边响起。他想和人说一说他的心情，思来想去，还是要和丁贞说。
他去找丁贞。但在路上，却又见到倪裴。倪裴见到他，眼睛里好像有什么明亮的东西闪烁了一下，但又很快遮住。倪裴问了他在前线的情况，他简单地说了两句，倪裴见他好像没有什么心情，就向他告别。走过去了，却又扭过头，说了一句，丁贞现在正忙着呢。倪裴说这句话的表情，非常怪异。
于一边想着倪裴莫名其妙的话，边朝前走。等他走到丁贞的窑洞前时，他才突然明白了倪裴那句话的意思，原来王新语正在和丁贞在窑洞前的空地上热烈地交谈着什么，他一时进退两难，就在这时，王新语和丁贞同时发现了他，两个人愣着，望着他，一时间好像三个人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王新语好像变化非常大，初春的阳光照在他的脸上，红扑扑的，丁贞好像也特别兴奋，虽说比半年前又瘦了一些，但更加充满光彩。王新语走到于一面前，好像也没有什么要说的，只是说他还有事情，就有些慌乱地走了出去。于一望着王新语的背影，感到非常奇怪，但又一时想不出来王新语哪里有问题。
窑洞前只有于一和丁贞了。两个人半年多没有见面了，现在见了面，却又一时有些尴尬。于一似乎只想知道他写给她的那些信，她为什么不给他回。于是他就问了，没想到丁贞却说她没有收到什么信，一封都没有收到。于一说这怎么会呢，丁贞说就是真的，她没必要撒谎。于一想，她要是问信上写了什么，他就可以跟她讲，但是丁贞丝毫没有要问的意思，自己又不好意思说。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终于丁贞问他写信要说什么，可于一却好像一点力量都没有了，只说了一句，祝你和他幸福。丁贞好像没听懂他的话，就问他，你要祝我和谁幸福呀，幸福什么？于一苦笑了一下，说了一声“再见”，就扭头走了，走了几步，他想回头再看一眼丁贞是什么表情，但终于没有回过头去。
于一边走边想，那些信都到哪里去了呢？于一想，只有再见到交通员的时候，请交通员转问一下小猴子，那样才能把这件事情搞清楚。
于一从多方面了解到，现在丁贞正和王新语来往很多，好像也不是谈恋爱，现在的王新语也非常活跃，竟在好多人参加的大会上，组织大家唱歌儿，还站在队列前打拍子。于一没有想到，竟会是这样的结局，不过他已经决心忘掉丁贞。
有一天，是一个星期天，于一没有想到，倪裴来“抗大”找他了。她像一个土人一样，满身满脸都是土，一问，于一才知道，她是走了三个多小时的山路，跌了无数次的跤，才赶到的。于一问她有什么事，倪裴好像特别委屈一样看着他，一句话也不说。于一一下子明白了，哪能这样问，这不是明摆着的事情吗，还用问吗？再说，平日那样柔弱不爱说话的倪裴竟做出这样的事，可见她也是下了一番工夫的。
于一有些感动，就留她吃午饭，他拿出了最好的东西招待她。所谓好吃的东西，也不过就是将小米和豆子放在一起煮，煮好后，又请她吃野蒜，这都是提味的东西。于一用手榴弹捣野蒜，倪裴非常害怕，于一说，炸不了。这颗手榴弹，就是他从前线带回来的那颗，他始终带在身边，说是留个纪念。于一特别使劲，好像那一头头野蒜，就是一个个日本鬼子的脑袋。
饭很简单，但由于有了野蒜调味，倪裴还是说太好吃了。就是这样，已经饿了的倪裴吃得很香，竟吃了两大碗。
吃完了中午饭，有人来找于一打篮球。是一二零师战斗篮球队的一个队员。在当时延安，打篮球特别风行，也是最时尚的体育活动。于一个子高，在学校里就打过球，所以只要打篮球，准有人找他。他只要有时间，也肯定二话不说，拔脚就走。但是这次，于一却推掉了，说有朋友过来，打不了啦。来人走了，走到门口又悄声对于一说，哪里是什么朋友，是女朋友吧？于一让那人快走，但倪裴还是听到了，脸立刻通红，搞得于一也非常不好意思。
两个人在散步时，正好碰上一个交通员，于一立刻上前，询问小猴子的事。这段时间里，只要遇上交通员，他都要问一问小猴子。这次他才知道，小猴子在一次送信中，遇上了伪军，他跑，被打伤了腿，伪军抓住他后，他把身上仅有的两封信吃进了嘴里，伪军于是把他交给了日本鬼子，说他藏有重要军事情报，小猴子被鬼子审问，他什么也不说，还大骂鬼子，最后鬼子暴跳如雷，把小猴子放进麻袋里，几个鬼子用刺刀扎，最后小猴子生生被刺刀扎死了。那个大麻袋都是血，成了一个吓人的大血球。
于一禁不住流下了眼泪，他向倪裴说了他给丁贞写信的事，还说了小猴子的事。倪裴也哭了，她说了一句话，让于一对她不由得刮目相看。倪裴说，我们不能忘了他们，就是等革命成功了，也绝不能忘了他们呀！
转眼又是半年过去了。
于一和倪裴谈起了恋爱。丁贞也和王新语谈起了恋爱。四个人都有些变化。丁贞已经从陕北公学转到了马列学院学习，王新语当了鲁艺的教员。倪裴当了烽火剧团演出队的队长，带着队伍四处演出，可能是精神的愉快还有革命的锻炼，倪裴的身体比过去好了不少，双颊也有了红晕。
只有于一没有太大的变化，他还在“抗大”，但是他没有被分到敌占区和白区去搞地下工作，也是当了教员。
谁也没有想到，他们四个人竟在一场婚礼上相遇了。
那是一位达到了结婚条件的领导干部。来参加婚礼的人很多，把一孔小小的窑洞挤得满满当当的，来晚的人只能站在窑洞外，后来干脆就在窑洞外举行仪式。来贺礼的人，有的是带着贺联，也就是用铅笔写在一张褪色红纸上的贺词，还有的是带着吃的：一把大枣，两捧小米，或是一小包盐。
于一和倪裴来时，正好碰上丁贞和王新语也来了，四个人相遇，好像没有什么不好意思。可能是已经过去了半年的缘故，彼此之间互相祝福。接着丁贞和倪裴拉着手说起了话，王新语也主动和于一握手，两个人互相询问对方的工作情况。
婚礼开始了，大家逗笑着，让新郎唱《背板凳》。这是一首当时延安最为流行的小闹剧，主要是说怕老婆的男人的事。新郎官唱了《背板凳》之后，大家又吵嚷着，让他们现在就给孩子取名字，让他们说出要是生了男孩叫什么、女孩叫什么。当时在延安，一般结婚后，双方都有约法三章，主要就是一切为了革命、男女平等的条款，还有一条就是，生男随父姓，生女要随母姓。
婚礼上非常热闹，大家喝着陕北老乡自酿的软绵香甜爽口的米酒，还唱了好多山歌，闹到很晚才结束。
第四章
一
到了一九四一年的年底的时候，于一从“抗大”调到了坐落在王家坪的延安大学当教员，而凑巧的是，倪裴也从烽火剧团调到了延安大学当教员，两个人一下子成了同事。延安大学的对面就是中共中央的办公地，这里条件比较好一些，更为关键的是，两个人可以朝夕相处了，于一笑着说，这是老天爷要成全我们呀。倪裴则笑而不语。
陕北的冬季干燥而寒冷，但是于一和倪裴两个人总能见面，因此就感到特别温暖。他们虽然和丁贞、王新语他们很难见面，但还是总能从各种渠道听到他们的消息，丁贞还在马列学院上学，可以肯定的是，她将来一定会走上领导岗位，王新语也已经是“鲁艺”非常知名的人物，同时在延安也是名气不小，他谱的好几首歌曲，都非常有名，“五四”联欢、还有新年联欢等，经常能看到他活跃的身影。
有一次，于一和倪裴在散步的时候，倪裴又提起了丁贞，于一也很平静，任她发表观点。倪裴说，我觉得你们其实还是非常合适的。于一很紧张，问她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倪裴说没啥意思，但总是觉得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好像总有一种负罪感，好像她和于一在一起，是对不起丁贞。
于一非常不高兴，说你怎么能这样想呢，我和她真的不合适，她已经入党了，而我还不是党员，连申请书都没写，再说了，她好像也看不起我，总说我自由散漫，不要求进步，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吵架，我们好像在政治上总有距离感，而我和你在一起，多么安静平稳。
倪裴说，争吵可能是正常的，不吵可能才是不正常的。于一说，再说了，她也不想结婚，她曾经跟我说过，来延安，就是革命来的，不是结婚成家生孩子来的，就是这样，她和我在一起，甚至连谈恋爱，她都不愿意承认，总说我们是好朋友。倪裴说，那你怎么就总想着谈恋爱结婚呢？于一说，我没要结婚，我是说要爱情，要自由，我要追求，至于结婚，我没说过，那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于一突然像是想起了什么，又说，你今天是怎么了，怎么总是说起这些？
两个人说着话，一抬头，就到了民政厅的婚姻登记处的窑洞前，于一说，既然你说我总是想着结婚，那我们就进去问一问。倪裴非常慌张，脸都涨红了，说你想起什么了，怎么要去那里面？于一说，我就想进去看一眼，以前不在王家坪，所以怎么也想不起来到这里来，现在就在眼前，应该进去看一看。
倪裴说她不进去，你要进去，你就自己进去，我回去了。于一说，我就要进去。说着，进了小院。
大概下午的原因，院里特别清静，他走到挂着牌子的位于中间的一孔窑洞前，推门进去了，里面没有人，回头一看，倪裴并没有跟进来。就在这时，一个青年走了进来，青年个子不高，看上去也就是十五六岁的模样。
于一说，小同志，我想问一问，领结婚证的手续。小男孩模样的青年，脸刷地红了，低着头，不好意思地说他只管盖章。于一笑了起来，问他到这里盖章的人多吗？青年摇摇头。于一知道，当时结婚只要双方写一个申请，报给上一级领导，领导签字后，再请几个同事和好友在一起吃一顿饭，就算终身大事解决了。
青年低着头还是不说话，于一说，你能把章给我看一眼吗，青年立刻站了起来，连说不行。于一笑起来，又问他多大了，青年说他十五岁了，于一乐起来，我看你也不大，跟我猜想的不错，好了，我走了。
出了窑洞，于一看见倪裴并没有走，而是躲得远远的，于一走过去，看见她的脸还是红红的，额头上竟出了一层微小的汗珠儿，就大笑了起来，问她紧张什么。倪裴说你是明知故问。
于一说，只要我们俩结婚，我们就要领结婚证，我想要那个大章盖在我们两个人的名字上面，你说呢？
倪裴的脸更红了，头也垂得更低了。
于一没有想到，他会和王新语反目成仇。
转眼到了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开始。社会部找于一谈话。于一来到社会部，严冬山面色严肃地在等着于一。严冬山一上来，就拍了桌子，让他解释清楚，他来延安的政治目的是什么，有什么政治打算，同时还要他把国民党旗子之事说清楚。于一完全明白，王新语揭发了他。
于一冷笑了一声，对严冬山说，这件事，他终于说了，我知道他已经为这件事憋坏了，我现在非常愿意给你说，你要听清了。但是，我只解释那旗子的事，别的我不说！
原来，于一和王新语在那个外国神父的帮助下，从教堂的后门逃跑之后，一刻也没有停歇，一直到了潼关的黄河边，在等待渡河时，非常凑巧，于一遇到了北平时的一个进步同学，那个同学姓关，于一准备来延安，还是这个同学给他的建议。关同学还和七八个青年在一起，也准备渡过黄河，他们还提着好多箱子。于一向关同学说了从西安到这里的前后经过，关同学让于一跟他在一起，一起过黄河。就这样，于一、王新语和他们待在了一起。
但是，于一很快发现，那个关姓同学非常神秘，竟持有国民党西北军事长官部的特别通行证，于一没有多问，关姓同学也没有向他解释什么，于一想，只要我们能过黄河就行。
在黄河渡口边，有一个班的国民党士兵把守，对上船过河的人盘查非常仔细，还要检查携带的东西，尽管关姓同学亮出了特别通行证，但还是过不去，因为没有船只，只好等待。
在极度不安中，他们在黄河边的一处简陋的客栈里，又熬过了一周的时间，最后终于等来了渡河的船只，可就在他们准备上船的时候，四个穿便衣的军统特务不知道从哪里蹿了出来，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说是要检查他们携带的东西。关姓同学不让检查，同时亮出了特别通行证，说是耽误了时间，谁也负不起责任！可是领头的一个大宽脸特务根本不看，从腰上突然拔出手枪，高高地挥舞着，说只要不让检查，就一个不让上船，还大声说要把他们统统带走。
这时，就有一个小特务在大宽脸特务的目光示意下，突然一下子打开了一个柳条包，没想到，打开的正是于一的那个柳条包。包打开，一面国民党旗子展现在大家面前，里面还有一些换洗的衣服，领头的大宽脸特务当时就傻眼了，愣在那里说不出话来，也不敢再往下搜查了。于一趁机大步上前，得理不饶人，对特务大声地喊，你们要是耽误了我们的事，我可要向长官部告发你们。
就在这时候，船正好到了岸边，那位关姓同学机警地喊了一句，上船，我看谁敢拦！就这样在那帮特务还没有醒过神来的时候，一行人已经上了船，顺利地开走了。
事后才知，那位北平关姓同学现在已是我党的地下工作者，他名义上带的是一群到黄河那边执行“特殊任务”的人，其实这些人都是去延安的进步青年，那些箱子里装的都是借机送到延安的药品，那张通行证也是假的，要是没有于一的那面国民党旗子，要是特务没有一上来就恰好翻到了于一的柳条箱，翻的是别人的箱子，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的。
于一讲完这段惊险的遭遇，就把那个北平关姓同学的名字告诉了严冬山，说你去调查吧，这个人现在我也不知道在哪里，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至于过程，你可以去问向你说这件事的人。
于一说完，头也不回地走出了社会部。随后他就去找王新语。王新语见到他，可能意识到了什么，愣在窑洞前，呆若木鸡。于一走到他的面前，只对王新语说了一句话，你说我什么都行，揭发我什么都行，就是不能说我不爱共产党、不爱人民，我是革命的！我可以受委屈，但你不能污蔑我！
王新语面色苍白，想和于一解释，但是于一不听，怒气冲冲地扭头就走了。
心情极为不好的于一，匆匆走在回去的路上。他想哭，他想骂，总之觉得无比地委屈，好像心里被人插上了一把刀子，剜心地疼。
拐过一个山梁，远远的在路上遇上一个盲人，身边还带着一个矮小的女人，女人搀扶着老盲人，二人相互依偎着，从前面慢慢地走过来。快到近前了，他才发现两个人都特别的脏，好像很长时间没有洗脸了，两个人都带着已经看不出颜色的毛巾。只见那个老盲人，好像累了，坐在了路边上，老盲人抱着三弦，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女人却唱起了歌儿：“哎呀嘞——当兵就要当红军，红军是工农子弟兵；勇敢冲锋杀敌去，同志哥，家中的事情妹承担……”
于一听出来，这是江西兴国民歌，非常凄凉而伤感，都是歌颂红军的。他忽然觉得那个矮小的女人有些熟悉，这样一想，再仔细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原来那个女人竟是许坤善大姐！于一紧跑两步，一下子就蹲在了唱歌儿的女人面前，没错，他看清了，就是许大姐！
于一拉住了许大姐的双手。许大姐和在城工部时，简直就是判若两人，那时的许科长精明强干，现在却是衣衫褴褛，头发可能由于长时间不洗的缘故，都凝结在了一起，脸上也都是泥痕，手上都是裂开的血口子。但唯一没有变的，就是她的目光，还和过去一样，充满着坚定的神情。
许坤善也认出了于一，眼泪就流了下来，但她一下子就把眼泪擦干净了，在交谈中，于一才知道，在整风中，许大姐被社会部的严冬山审问过，说她是叛徒、反革命，说她四处阻拦青年人上前线，是破坏分子。严冬山派人把许大姐抓了起来，险些被枪杀，最后被开除出队伍。
于一这才知道，许大姐为什么要阻拦他去前线。原来，许大姐当年是江西的“扩红女”，她用好听的山歌和“回来就与你成婚”的诺言，使四邻八村的一百多个青年农民上了前线，参加了红军，其中也包括她的丈夫和两个弟弟，被她“扩红”的人，最后一个都没回来，听说全都牺牲了，最后她在当地已经无法再待了，好多寡妇找她，好多爹娘也找她，让她赔丈夫、赔儿子，甚至有的疯了，要烧她的家。
许坤善说，她心里痛，晚上做梦，都是那些红军战士在跟她讲述想念亲人的心情。她说，她特别矛盾，有一个心结，不知道怎样才能解开。她似乎还想说什么，但是好像又不知道该怎样才能说得明白。
许大姐又说起现在，她说她不走，她绝不离开延安！
后来，她在流浪中，认识了这位孤苦零丁的老盲人，一起相依为命。许大姐说，就是要饭，也要待在延安，总有一天组织上会重新接纳她的，她不过就是说了自己想说的话。尽管她认为自己错了，不应该阻拦青年人上前线杀敌，但她又不后悔自己所做的事。最后，她还是一句话，绝不离开延安！
于一没有听明白她的话，似乎也理解不了她的心情，但他还是被她所感动。
望着老盲人和许大姐离去的背影，于一又想到了自己的遭遇，现在有许大姐的精神鼓舞，他一点儿都不惧怕了。
后来，社会部没有再找于一谈话。于一以为严冬山被他的气势压住了，但他不知道，是有其他原因的。原来，他和王新语吵翻后，王新语觉得自己不对，又去找了严冬山，表示当时他也在场，他能证明于一说的话是对的。要是没有那面国民党旗子作掩护，可能他们都要被抓走。严冬山没有表态，只是让王新语回去，有什么事，还要及时向他汇报。
但是后来，严冬山好像还不死心，又通过组织渠道，终于找到了那个北平的关姓同学，而此人现在已很有身份，是一个职位很高的领导，他证明了这件事情的过程，同时也救了于一，所以这件事，严冬山才没有深究，于一才能度过整风运动。
二
两年以后，也就是一九四四年，由于形势的变化和工作的需要，于一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在交际处做翻译工作。他又重新改了名字，叫马中华。姓马，意味着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叫中华，意味着他将为建立一个新中国而努力奋斗。
这时，他和倪裴还没有结婚。但丁贞和王新语结了婚，因为丁贞已经到了中央组织部工作，已经是团级干部，同时年龄也达到标准。婚后的丁贞又改了名字，叫苏贞。
苏贞结婚后，找过马中华。只找过一次，是因为信的事情。
事情是这样的。苏贞发现婚后的王新语好像心事重重的，就在一个晚上问他有什么心事。王新语从书包里拿出了几封信，让苏贞看，苏贞从信封上字体，一下子就看出来，那是马中华的笔迹，就问王新语是怎么回事，王新语低着头说，你自己看看吧，我出去一下。
苏贞把信看完了，她愤怒了，在屋里气得想要砸东西，假如王新语在眼前的话，她一定会把信摔在王新语的脸上。
王新语到了很晚才回来，苏贞质问他，马中华写给她的信，怎么到了你的手上？王新语这才告诉苏贞，当年马中华写给苏贞的信，都被社会部的严冬山扣下了。严冬山把王新语找去，问这件事怎么办，说要把这些信都扣下，并且说，我也看出来，你也是喜欢苏贞的，干脆我成全你们。
苏贞说，你当时说什么了？王新语说，我没有说话。苏贞说，我明白了，你就是默认了，对不对？王新语不说话。苏贞特别奇怪，说你怎么和严冬山的关系这样亲密呢？王新语都说了，原来王新语总是积极向严冬山反映各种问题，所以严冬山对王新语特别赏识，再加上严冬山对马中华本来就有看法，认为他政治上不可靠，思想有问题，身上还残留着旧习气。所以要借机成全王新语和苏贞。
苏贞全明白了，过去她和马中华的交往，甚至连一些生活细节，严冬山都了如指掌，现在完全清楚了，都是王新语汇报的，她非常气愤，手里拿着马中华的那些信，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过了一会儿，她面色苍白地责问王新语，你怎么能做这种事？！王新语说，他现在已经承认了错误，并说他现在不是都拿出来了吗？并没有隐瞒呀。
苏贞说，你是拿出来了，我想，信你肯定也看了，可你知道，这信上除了那些讨厌的爱呀、情呀之外，还有别的事呀？
王新语愣了一下，想说出来，但没说出来。苏贞说，这上面还有他告诉我的关于郑团长小女儿的事，你难道没看见吗？孩子那样小，爹妈都没了，一个孤儿，和羊在一起吃草，吃草呀……我要是早知道，就能把孩子找回来，可是现在过去了那么长时间，我往哪里去找呀？
苏贞说，我没想到，你竟是这样的人！王新语满面愧色，眼圈发红，一个劲儿地说，我，我……我帮你去找。苏贞理也不理他，扭头出了屋，把屋门摔得“啪”的一声响，单薄的屋门都要散了。
第二天，苏贞找到马中华，把这件事情的经过都和他说了，一边说，一边委屈地哭，还请马中华原谅。
没想到，马中华却笑了起来，笑声很大，笑过之后，声音很轻、很薄地说，你不用这样激动，你的丈夫王新语也不用太内疚，我写这些信，主要是告诉你郑团长小女儿的事，除了这件事是真的以外，其他的都是一时冲动，是写着玩的，我后来发现，也就是现在才觉得，我并不爱你，一点儿都不爱，我们之间是个误会，现在请你把这些信都还给我吧，我要烧掉它们。
苏贞没有想到马中华竟这样说话，气得把信一把掖在他的手里，扭头就走了，并且还气愤地骂了他。马中华一句话没说，愣站在那里，手里紧攥着那些信，面无表情，仿佛一尊木雕一样，与刚才漫不经心的样子，判若两人。
马中华和倪裴也结婚了。他们没有到民政厅婚姻登记处去领那个盖章的结婚证，倪裴说不好意思，马中华说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是不是有别的想法，但是倪裴不说，眼圈里含着泪，马中华认为倪裴就是这样多愁善感的性格，也就没有再问，所以他们只是向各自所在单位的党支部书记写了申请。结婚申请很简单，就是一句话，“我和某某某准备结婚，请领导批准”，写在一张纸条上，书记签完字，两个人就算结婚了。马中华有些遗憾，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这样做，但还是依了她。
所谓的婚礼就是两个人请来了几个同事，大家坐在一起，说了一会儿话，吃了几个大枣，也没有吃晚饭，大家也就各自回去了，说是为了给他们俩省钱。
他们还没有自己的窑洞，也不能在一起住，所以新婚之夜，只能临时住在马中华的宿舍里，这一夜只能算是洞房之夜了，因为第二天他们还歇不了，还都要上班，不能因为结婚耽误上班。这就叫“住礼拜六”。这也是当时在延安最流行的夫妻团聚的方式。
与马中华住一屋的，还有一个同事小吴，马中华向小吴笑着作揖，小吴当然明白，只好去别的屋借宿。
窑洞里只有马中华和倪裴了，两个人四目相对，似乎有许多话要说，但又一时不知说什么。马中华把油灯的油捻儿挑大了一点，倪裴说省一点灯油吧，马中华说我要看清你一些，倪裴低下头，忽然就哭了，马中华有些不知所措，忙问她怎么了。倪裴说，我今天身上不太好受，对不起你呀。
马中华说那就快去看医生呀，倪裴脸一下子就红了，扭过脸，说看啥医生呀，你不明白呀？马中华还是摸不着头脑，倪裴捶了他一下，说你可真笨呀，接着又掉下眼泪，说今晚我对不起你呀。
马中华这才明白过来，心里有些失落，但还是一把搂住倪裴，说我们是夫妻了，以后时间长着呢，我们今天做不了夫妻，就等下礼拜，没关系。倪裴抱住马中华，两个人就那样紧紧地抱着。
外面响起了风声，刮大风了，刮得屋门啪啪响，天色已经很晚了，马中华从书包里拿出珍藏的还剩下不多的咖啡，说要给倪裴煮一点喝。倪裴说，留着吧，等以后再喝吧。马中华看了看地上的炭火炉子，火也不旺，炭也没了。就说，反正时间长着呢，就等下礼拜吧。屋里太凉，两个人就准备睡觉，他们简单地洗了脸和脚，就钻进了被筒里。衣服也没脱，就拥在了一起。
就在后半夜，两个人半睡半醒时，有人轻轻地敲门，连着敲了好几下，马中华一下子醒了，赶紧起来，打开门，一股冷风从外面刮进来，原来是小吴又回来了。小吴非常不好意思地说，因为今天是“住礼拜六”，所以他找了好几个窑洞，都是挤得满满的，实在没有地方住了，他在外面转了好半天，最后实在是太冷了，考虑到还是这个窑洞大一点，只能回来，小吴特别不好意思，说了好多“对不起”。马中华望着小吴冻得通红的脸膛，一把攥住他的手，使劲攥着，再也不知道该说什么，赶忙把他拉进来。
倪裴更加不好意思，立刻穿衣服坐了起来，说要回去。可是马中华怕半道上不安全，就说大家凑合住一晚吧。小吴见状，手忙脚乱，忙说要不再去几个窑洞看一看，马中华说什么也不让他再走了。就这样，马中华和倪裴的新婚之夜，非常尴尬，马中华在中间，小吴和倪裴睡在两边，勉强凑合了一宿。
第二天一早，天还黑着，倪裴就悄悄起来了，也没洗脸漱口，赶着回单位上班。马中华和小吴也都醒了，倪裴像贼一样逃出窑洞，临走时，脸还是红的，都不好意思抬起头来。多亏窑洞里暗，彼此看得不太清楚。
马中华再次遇到苏贞，是在半年后的修整扩大延安机场的义务劳动中。
这时候的国内形式依然严峻，日本投降后，国民党要发动内战，战争的阴云笼罩大地。来延安的国内外记者很多，尤其是美国人最多，延安机场非常繁忙，总有飞机起起落落。原有的机场太小了，只有再扩大机场的规模，同时还要再重新修整原来的旧跑道。
机场空旷，再加上风大，到处都是黄土，刮得参加劳动的上千人，浑身上下都是土，像是从土坑里刨出来的一样。
马中华见到了苏贞，他还是远远地看见了她，他扛着铁锨，大步流星地走了过去，主动和她打了招呼，苏贞也向他问好。马中华说苏贞瘦了不少，苏贞说你也瘦了，彼此都让对方要注意身体。接着他们一边用铁锨平整新开出来的场地，一边又互相询问了倪裴和王新语的情况。
原来倪裴主动要求带学生去了延安周边的农村，一方面让学生更多的接触社会，同时配合开展农村土改工作。还有就是义务走访调查一种地方病的情况。这种地方病，叫“柳拐子”病，病名就是因为发生在一个柳林区的叫麻塔村的地方。而王新语则去了山西前线，在八路军政治部工作，也是他积极要求上的前线，要求了好几次，最后才批了下来。
苏贞说，王新语讲了，他一定要上前线去，除了打鬼子，他，他还有一件事要去做，他要找到郑团长的小女儿……
马中华怔了一下，没有说什么，他紧紧地抿着嘴唇，点了一下头，脸上掠过一丝释然的表情。苏贞低声说，王新语他一直不能原谅自己，这些年，他活得很累呀……
两个人都不再说话了，忙着平地。又过了一会儿，两个人才又说起话来。
马中华说他现在非常忙。由于延安翻译少，再加上他的翻译水平高，所以除了交际处的工作，还经常被借到军事协调部去做翻译工作，经常昼夜工作，非常紧张，因此他和倪裴经常是几个月见不到一次面。苏贞说，你还是要抓个时间去看一看倪裴。马中华说，他找好了时间，是想过去看一看的。马中华也劝苏贞，要经常给王新语写信，要多联系呀。苏贞没说什么，只是点点头。
就在这一年，也就是一九四六年的春季，马中华写了入党申请书。在递交了组织之后，在第一时间，他告诉了苏贞。苏贞知道他要求入党的情况后，非常高兴，特意来交际处找到他，鼓励他好好工作，争取早日入党。这是马中华和苏贞爱情分手后，苏贞唯一的一次主动找他，不是谈感情的事，而是谈入党的问题。
马中华说，你真是一个组织部的好干部呀！苏贞说，这是我的工作范围内的事，你可不要多想呀。马中华笑起来，连说，不多想，不多想，但最后还是又补充了一句，也不敢多想呀。苏贞脸稍微红了一下，忙又说起别的事情。
三
秋天到了，在这个干冷的秋天里，马中华得到一个悲伤的消息，倪裴在柳林区麻塔村得病死了。
当时她没有告诉马中华。再加上她身体本来就非常虚弱，还有工作的劳累，所以幼年时留下的肺炎病再次复发，而且这一次非常厉害，一夜一夜地睡不着，都是坐着，也没有药吃，就那样生生地咳嗽，实在喘不上来气的时候，再用水来压一下。她不让同事告诉马中华。她也不愿回来，怕传染给马中华，当然也怕传染给其他的同志。
起先她拒绝吃药，后来干脆把药都偷偷留下来，她要留给从战场上下来的伤员吃，自己一个人躲在一个破旧的窑洞里，在临死前才隔着窗户，告诉她最好的一个女同事，说她不愿意让马中华看见她病中难看的样子。
至死，外表柔弱但内心坚强的倪裴也没和马中华见面，由于当时战争紧张，胡宗南部队正在对延安形成包围，而且也没有时间等待马中华的到来，所以同事们就掩埋了倪裴的尸体。
马中华听了那位女同事的转述，非常悲伤，泪如雨下。他一个人躺在窑洞的土炕上，在不吃不喝了一天两夜之后，突然从土炕上起来，一句话不说，让人给他剃了一个秃头，面无表情，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立刻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之中。他要让工作冲掉内心中的伤痛。
就在倪裴去世不到一个月，脸色苍白憔悴的苏贞忽然来找他，告诉他一个吃惊的消息，原来王新语在前线牺牲了，他是为了掩护别人，被炮弹炸死的。他把身下的战友抱得特别紧，后来人们费了好大的劲才把他们分开。王新语死的时候，脸上一点痛苦的表情也没有，特别安然，好像不是在战场上牺牲的，就像是熟睡过去一样。
马中华吃了一惊，在他的印象里，一直认为王新语是一个胆小鬼，现在才知道自己真的是错怪他了。
马中华和苏贞，漫无边际地走着，后来两个人停下来，站在秋风中，互相看着对方，似乎有许多话要说，但又说不出来一句话。
这时，远处有悠长、嘹亮的陕北民歌唱起来：
一座山来九层岭，
一条河来九道弯，
……
歌声传得很远，分明夹杂着几分悲伤的腔调，仿佛正好代表着两个人的心情。两个人约好了，要共同给死去的人扫墓。
一个礼拜后，一个清冷的早上，马中华和苏贞，互相陪着对方，来到了一个朝阳的土坡上，给倪裴和王新语扫墓。所谓的墓穴，就是埋进了两个人生前使用过的东西，还有衣物。所谓的墓碑，就是两块表面粗糙的石头，上面刻着他们各自的名字，还有生卒年月。
两个人站在倪裴和王新语相邻的土墓前，一句话都说不出来。马中华拿出了他保存了好几年都舍不得喝的最后一点咖啡，由于时间太久，咖啡已经变成了固体形状，他小心地掰成两份，放在两个土墓前。这应该是当时延安给逝去的人最奢华的贡品了。
两个人默哀后，终于握住了对方的手，一直没有松开。秋风吹拂着他们，在他们的身上、头上有了落叶，他们没有感觉到，站立着，就仿佛两棵扎进了深土中的大树一样。
他们互相看着对方的眼睛，长久地看着，自始至终，两个人都没有说一句话。
马中华非常关心苏贞，苏贞对他的关心，也不再抵触，延河边又能看到他们散步的身影。假如说过去他们在散步时，身体还有一段距离，那么现在已经是肩并肩了。过去马中华谈得更多的是爱情，而现在他主要在说革命事业。还有现在谈得更多的是工作和学习，是中国革命的当前形式，给予对方的，更多的是精神上的鼓励，还有革命的鼓舞。当然相互之间，也比过去更加随意，而不像以往那样拘谨。
苏贞说，你现在越来越成熟了。马中华说，是延安锻炼了我，也是你这个组织部的科长教育了我。苏贞笑起来，说，是你长大了。马中华也大笑起来，看来，过去我是一直处在婴儿期呀。苏贞说，起码也是儿童时期。
两个人一同笑起来，他们的笑声在延河边荡漾，他们之间的关系，看上去非常自然、随意，更像是一对久经战场的老战士。现在马中华比过去沉稳了许多，留着短短的胡须，脸上也总是严肃的表情。苏贞的眼角处也有了细细的皱纹，皮肤比过去粗了不少，颧骨处也有了陕北高原特有的女人标记——红红的颜色。
他们这一对都经历了不幸生活的男女，在大家眼里，都认为他们可能再次走在一起，而且现在条件也更加成熟，上级领导也劝他们解决了大事，将过去的不幸埋在心底，还要振作精神，重新开始。
可是令所有人不解的是，他们唯独不谈婚姻。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二人都选择了沉默，谁也不说这件事了。无论大家怎样跟他们开玩笑，他们两个人就是不说这件事，为此大家迷惑不解。
后来两个人终于度过了那段不适应的时期，就在准备将话题向结婚方面转移的时候，他们接到命令，中央机关将要离开延安，前往河北西柏坡，但组织上有新的安排，苏贞去西柏坡，而马中华要去哈尔滨，另有工作安排。
是马中华先离开延安的，由于走的时候非常紧急，苏贞去别处开会还没有回来，所以他们俩没有来得及见面，后来由于时局的变化，也再没有联系上。
多少年之后的一个炎热的夏季，在我和女朋友陪爷爷从北京回哈尔滨的火车上，爷爷马中华向我讲了他来北京的真实目的，他根本不是开什么校友会，而是专程来看望他过去在延安的女朋友的。这是他经过许多年、通过许多关系才打听来的地址。
我问这个女朋友叫什么名字，做什么工作，多大年纪，爷爷说了。于是向我讲了他在延安的爱情故事。除了这个女朋友，爷爷还向我讲了那些牺牲的人，尽管我没有见过郑团长、许大姐、刘顺子、小猴子、王新语，但是这些死去的人，还是非常清晰地站在我的面前，我被他们感动。
爷爷说，这次要是再不来的话，以后岁数再大一些，就恐怕来不了啦。爷爷还说，他这次来，主要是向她说明一件事，当年他说，在华北前线写的那些信都是一时冲动，他说不爱她，都是违心说的，之所以这样讲，就是因为她当时已经结婚了，是为了让她忘掉他，让她好好生活。他不想破坏她的家庭。
从爷爷的嘴里说出“爱”字，令我特别吃惊。我问爷爷，那时候您也知道爱情？
爷爷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革命者就不懂得爱吗？我们的爱要比你们现在的爱更浪漫！
我问爷爷，您的解释，她理解了吗？
爷爷说，我讲了，讲了好多遍，可小脑萎缩的苏贞什么都不知道了，她根本听不明白我在说些什么，我把那些信拿出来给她看，她的眼睛可能有白内障，也看不见了。爷爷长叹了一口气，非常感伤地说，她大概……已经不认识我了……
我说，您怎么认为她不认识您了？爷爷忽然流下眼泪，颤抖着说，苏贞，她说，她说……她把我认作了别人，临走时，她喊我郑大龙郑团长……
爷爷在和我说这些往事的时候，我的女友一直戴着耳机在听歌儿。她对那次一起陪爷爷去北京，非常不满意，跟我抱怨，说坐十几个小时的火车，到了北京，好多地方都没去玩儿，一点意思都没有。
我的女友是一个青春女孩，穿着也时尚，尤其爱穿露脐装。那次陪爷爷去北京，我怕爷爷看不惯，特意让她穿着一些比较传统一点的服装，为此她也不高兴。说我爷爷古板，我比我爷爷还古板，她说我缺少浪漫，不懂得爱情。
我问爷爷，那些信能不能给我看一看。不知道是爷爷没有听见，还是听见了不理我，他连头都没动一下，还是看着车窗外。
后来爷爷打起了瞌睡，我的女友也是闭着眼睛，沉浸在歌曲中。软卧车厢里，只有我一个人还睁着眼睛。我望着和我同龄的二十二岁的女朋友，我不知道，假如我和她结婚，一个甲子以后——也就是六十年之后，我们还能不能待在一起，还能不能像我爷爷那样千里迢迢地去追忆过去的革命爱情，去解释一场已经过去了六十年的爱情误会。
作者简介
武歆，男，1962年生，自一九八零年开始文学创作，主要以小说创作为主，另有散文、随笔、杂文及纪实文学，共计发表近三百万字。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树雨》、《习惯尘嚣》、《黄昏碎影》、《天堂弥撒》，中篇小说《天津少爷》、《悬挂锁头的门》、《天津寻父》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天津作协文学院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