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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琼《刘香香之革命道路》全文

发布时间:2023-07-09 14:2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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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香香生于1945年,那一年,日本人扛着膏药旗灰溜溜地逃走了。一些穿着土布衣服、目光明净的人,指挥着饿肚子的穷人在闹着一场革命。那时,最黑暗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天空中现出了一道橙红的曙光。刘香香睁开眼屎扒拉的小眼睛,就看到了窗外那一片诱人的橙红。那是梦的颜色,预示着光明。

刘香香是家里的第一个孩子。她的母亲因为第一胎生了个不带把的丫头片子,心里沮丧了半天。倒是父亲抱着她,将她举过头顶,用粗硬的胡须扎着她的小肚皮。是刘香香让他“升级”做了父亲,因此他对这个粉粉的小人儿,还是怀着一种新鲜的快乐。当然,他也知道,他刘大副没有儿子是不行的,就像一个人除了小名,必须有大号,否则在社会上就无法立足似的。好在他的“装备”依然充足富裕。

刘香香的父亲在长江上的一只大货轮上做大副。她母亲是个只管在家里生孩子、带孩子的家庭妇女。父亲不常回来,有时甚至半年才胡子拉碴地回来一趟。他待在家里的时间也不定,短则两三天,长则一两个月。他回来的日子,就是播种的日子。

不知是因为他的种子成活率高,还是母亲的土壤特别适宜耕种,反正刘香香在逐渐长大的岁月里,不断被冒出的小萝卜头所惊扰,直至习惯。她后来有了五个弟妹。不过,四十年代的兵荒马乱中,刘香香的记忆还是温暖的,因为,那时母亲是温暖的。

母亲那时才二十出头的年龄。雪白俏丽的一个美人,是那一条街男人们背后常常念叨的女人。她爱穿一件白地碎花的棉布斜襟小褂,肥腿的葱绿色布裤,一双黑色带袢的布鞋,头发在脑后绾着一丝不苟的髻,是个青丝丝、水条条的女人。母亲为什么嫁给父亲,刘香香不知,父母从没有对她提起过这件事情。等她大一点,可以在院子里和别人家的孩子一起蹦蹦跳跳的时候,她似乎总能隐隐约约地听到一些议论:

“刘大副就是有本事嘛,人家是光做不说的牛,先把地犁了再说0哪像你,偷偷地喜欢了那么久,可是光是憋在心里做痴梦,还不是被人家占了窝?哼,我看着刘大副那副德行就来气,分明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嘛。”——说这话的是五大三粗的常木匠。

“你吃什么醋?怕是自己对人家也有意思吧?你厉害,你怎么不叫你父母给你提亲说媒呢?弄到现在,还是光棍一条。”——回这话的是白白净净的叶裁缝。

“唉,你们不要争了,这婚姻都是前世修的,人家刘大副天生就有这种艳福,有什么好说的?”——是一些七嘴八舌的酸溜溜的男人们。

“是啊,是啊,都是命。你看人家嫁给刘大副之后,也没多委屈,反而生得比以前还要白胖点。这怎么说?”

“怎么说?牛粪养人呗。”——这是众人的议论。

他们说这话,并不避讳刘香香。他们甚至还对着刘香香,脸上略带讥讽的微笑:“这丫头,长得随她那个爹!”

刘香香知道这不是什么好话,就白了他们一眼,转身跑开了。身后随即传来一阵莫名其妙的笑声。

刘香香想:长得随自己的爹有什么不好?难道还应该随你们吗?她知道,父亲宽脸阔鼻三角眼,个子又很矮壮,母亲经常骂他是丑八怪,但父亲在她的心里,那是神气得不得了的角色,虽然他给她留下的印象,总是像漂在水上的一片远帆。

父亲有一顶水手的白帽子,圆圆的顶,背后拖着两根细细的黑带子。那只帽子在刘香香的眼里,就像一只可爱的听话的大白鹅。她经常把它戴在自己的头上。帽子对于她的小脑袋来说,好像是只白蒸笼,一下子就罩到了她的眉棱上。但她会神气活现地戴着它,在院子里走来走去,不时地拿手指顶一顶帽檐。很多的拖着鼻涕的小孩,会眼馋地跟着她,也想和那只“大白鹅”亲热一下。那时她就会骄傲地向小伙伴们宣布:

“我爸爸是开大轮船的!”

那些小伙伴就半是羡慕半是嫉妒地问:“可是,你爸爸怎么总是不回家呢?”

刘香香答不上来。她憋了半天,憋出一句:“那轮船是要开到很远很远的地方的!”

其实,刘香香也想父亲。她经常看着父亲给她留下的那顶水手帽,问母亲:“怎么爸爸总不回家呢?”

母亲正在厨房里劈柴,头发散乱着,脸上像猫胡子似的画着几条黑道。她头也不抬地说:“那个死鬼,要他回来干什么?他回来,我还要多伺候一个人呢!”

那时,母亲的肚子又鼓了起来。她叮嘱刘香香在家里老实待着,不许玩火,自己提着一只大木桶到井边汲水。刘香香看到母亲换了一件干净点的衣服,把脸擦干净了,临出门的时候,还在头上抹了点香油。刘香香想:母亲是去打水,又不是去走亲戚,或是串门,干吗这么费事呢?

刘香香等得着急的时候,母亲终于回来了。她甩着手走在前边,后边跟着常木匠。他提着装满水的木桶,对母亲说:“嫂子,你身子都不方便了,刘大副又不在家,今后这些出力流汗的活,你看得起我的话,就尽管吩咐我去做吧。”

母亲就笑:“你又不端我们家的碗,又不吃我们家的饭,怎好意思总是麻烦你呢?”

常木匠就差拍胸脯了:“嫂子,你太见外了。这远亲不如近邻的,这么点小事,还说这些客气话干什么?再说,你看看我这胳膊,这把力气,不出点力还闷得慌呢。”

常木匠把木桶里的水灌进刘香香家厨房里的大水缸后,马上又提着桶出去了。等水缸蓄满后,他还缠着母亲问:“嫂子,你看,我气都没喘呢,你还有什么需要我做的?”

母亲就笑:“家里的事哪里做得完?你快回家去吧,我还要劈柴呢。”

“哎呀,劈柴这种事,你可做不得,万一闪了身子怎么办?我来,我来,你还是交给我来吧。”

有时,是叶裁缝帮母亲扛一袋米回来。叶裁缝见到母亲就脸红,就说不出话。他只是用发亮的眼睛看着母亲。刘香香第一次看到,一个人的眼睛可以那么亮,比星星还亮。

母亲在他的面前似乎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她只是低着头,跟在他身后,然后默默地看他把米缸里的陈米小心地倒出来,装在一只布袋里,然后再把新米倒进缸里,最后再把那个装陈米的袋子放在新米的上面。

叶裁缝干完这些,来回搓着他那双戴着一只顶针的手。他的手指又长又尖,像女人。他动了几下嘴唇,终于什么也没说。他看了一眼母亲就走了。母亲还是不说什么,也没送他出门。

那一次,父亲一直没有回家。等母亲快要临产的时候,父亲还是没有回来。母亲只好一边骂着父亲,一边带着刘香香去了乡下的外婆家。母亲给刘香香添了一个弟弟。而父亲一直到弟弟长了牙之后,才把他们接回城里。

那时,已经“换了人间”了。父亲做了港务局的一名科级干部,虽然官衔不算大,但毕竟是穿着四只口袋衣服的机关工作人员了。人们都说:原来刘大副做了这么多年的地下党呢,原来刘大副在国民党的船上参加了革命呢。

那次,是刘香香第一次听到“革命”这个词。这个词是跟着父亲一起回来的。这个词,就像她降临人世时,第一眼看到的那片橙色的曙光,神奇而亮堂。

刘香香的眉目、五官就像浮出水面的木瓢一样,渐渐地清晰了起来。她圆脸,宽额,短眉,细眼,厚唇,狮子鼻,身材也是扁扁的,宽宽的,板板的,横竖看着都不像个女孩。幸亏她的皮肤不似父亲,而是继承了点母亲的基因,细腻白净,让人看着也还有点神清气爽、大气开阔的感觉。

她八岁上的学堂。因为发育早,到小学毕业的时候,已经比别的孩子高出半个头了。家里的孩子雨后春笋似的冒出来,因此刘香香一家的饭桌上,总是一碗炒青菜,加一盘冷咸菜,一年四季都不变的。唯一能变的是咸菜的品种,可以是豇豆,可以是大白菜,可以是萝卜,可以是雪里蕻。天天就着这样的东西吃着白米饭,刘香香还是显出了男孩子般的茁壮和强悍。老师一眼就相中了她,让她做了班长。从此她就成了班长专业户了,无论换了哪个老师,无论升到哪个年级,她的模样、性格、为人处事的姿态,都摆在那里,非班长莫属。她的学习成绩只能算是中上水平,可是在班上的威信,除了班主任之外,就无人能比的,比很多任课老师都要高。刘香香在班上一瞪眼,一拍桌子,一抖嗓子,那些顽皮的男孩子就乖乖地吐吐舌,像冬眠一样地老实了。

下课的时候,有不少同学围住她:“听说你爸爸做过地下党,是吗?”

刘香香轻描淡写地回答:“那当然。”

“那他是做什么的?”

刘香香不屑道:“干革命呗。”

那些同学还想问下去,但刘香香显出一点不耐烦的样子:“这种事情有什么好问的,电影里不都演着的吗?”

其实,刘香香自己也不知道,父亲到底做过什么。她曾经缠着父亲,问过他。可是父亲完全像电影里那些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的地下党员一样,一个字也没透露过。刘香香不懂了,她不是敌人,而是他喜欢的大女儿呀,为什么父亲在她的面前也那么守口如瓶呢?看来,这“革命”就是不一般的东西,是不能随便说的东西,是神圣的东西,是与她熟悉的生活完全不同的东西,是长着翅膀的东西。这么想着,刘香香越发觉得革命就像自己心中的那片曙光了,有着一种超乎寻常的光亮和无法言说的神秘。

刘香香从课本里读到了很多英雄人物的故事。给她印象最深的,是那个十五岁就牺牲的刘胡兰。她们同姓的巧合,让她与书本上的这个女英雄,有着一种说不出来的亲近。刘胡兰,在一个孩子的年龄,居然做着那么伟大的事业。书上说,她当了妇救会主任,送情报,做军鞋,发动群众,掩护共产党员,最后面对敌人的铡刀,只要说一声“今后不给共产党办事了”,一句话就可以挽回自己的生命,可是她却选择了死亡。——一个人最宝贵的就是生命了,而刘胡兰为了革命,居然舍弃了自己还没有来得及绽放的花骨朵般的生命,这说明,这世上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如果说,一个人的生命能放出流星一样璀璨的光芒,那么革命的光芒一定就是闪电的亮度,那种有些超乎想象的奇异的亮度。

刘香香恨自己没有出生在战争年代,否则她也要做刘胡兰第二。她看着母亲整天奶孩子、洗尿布、烧饭、刷锅、洗衣、骂人、攒钱的生活,就觉得她太窝囊了,太庸俗了,太落后了。谁说女人就该待在家里,过这种生活呢?人家刘胡兰不也是女人吗?人家的觉悟和境界怎么就可以那么不同凡响呢?

她看着母亲依然漂亮的脸蛋,有点瞧不起地怨恨。

她喜欢父亲。虽然父亲上班回来后,也只是吃吃饭,逗逗孩子,干点家务,有时还和母亲吵吵架,看起来和母亲没什么两样。但父亲毕竟做过地下党啊,毕竟为革命出过力啊,他的心里藏着怎样的秘密啊。

父亲并不是一个严厉的人。实际上,他对孩子们还挺温和的。孩子们犯了错,倒是母亲会骂,会打,父亲却常常扮演“和事佬”的角色。他只是非常沉默,不像母亲,高兴了,生气了,都摆在脸上。父亲不爱说话,一般你不问他,他从不主动说话,就算你问了他,他也是问什么,答什么,好像说话是一件很伤神的事情。连母亲也搞不清楚他到底在想什么。有时憋急了,母亲就忍不住骂他:“你是墙壁呀?是墙壁还有回声呢,你成天闷着,到底想什么呀?”刘香香就在心里盘算:父亲是当过地下党的人,这嘴巴上的功夫到底与众不同啊。她从心里佩服他。

但刘香香没有赶上父亲那样的时代。长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刘香香不知该怎样为革命出力。她想,上面的号召,老师的话,书本上的教导,应该就是她生活的信条,努力的方向,也就是她的革命之路。为此,她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表现积极。同学阑尾发炎的时候,是她背着那个胖墩墩的男孩,一路跑到医院。去福利院送温暖的时候,是她在寒冷的冬天,第一个脱了鞋,光着脚,跳到一只冰透刺骨的大水盆里,洗着那些堆积得像小山一样的床单。放学的时候,她不是帮陌生的路人推车子、挑担子,就是搀扶盲人和老人过马路。拾到一分钱,她也要走很远的路,来到小城唯一一条设有交通岗亭的大马路上,将那分钱郑重地交给警察叔叔。她还利用放假的时间,挎一只旧篮子到处捡破烂,什么空酒瓶、牙膏管子、废纸盒、碎玻璃,积攒到一定的数量,就送到废品收购站,换回几毛钱,交给老师做班费,或是送给那些交不起学费、买不起本子和铅笔的同学。

母亲看她没事总是提着一只旧篮子出门,以为她捡垃圾去卖,是为了帮助家里挣点零花钱,于是不住地夸她懂事。刘香香也不说话。母亲和邻居大妈大婶闲聊时,总会情不自禁地说:“还是生女儿好呀,女儿是妈妈的贴身小棉袄呀,你看我家香香,也没人教她,她自己看到家里生活困难,就主动捡垃圾卖呢。”

别人都附和:“是啊,是啊,你家那个香香真是没得说,见人就帮忙,天生一副热心肠。”

后来,母亲总也不见香香将那些钱拿回家,就问:“香香,你卖废品的钱呢?你没有都买零食吃了吧?”

刘香香轻描淡写地说:“我交给老师,做班费了。”

母亲一声惊呼:“什么?你交公了?凭什么呢?——你这个败家子!你是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呢。这么多张嘴吃饭不要钱啊?你们这几个催命鬼上学读书不要钱啊?你们身上穿的不要钱啊?就你爸爸那么点工资管什么用啊?平时我是一分钱也要掰成两瓣花,你,你——你倒是会做好人啊!”

刘香香见母亲浑身哆嗦,气急败坏的样子,有些不屑道:“你就当我没捡过那些垃圾嘛。”

母亲一时被戗得无语,伸手要打她:“你,你说得倒轻巧!”

刘香香转身跑出家门,扔下一句:“落后分子!”

她一直跑到院子后面的一个小土包上坐下来。想起母亲,就有一些复杂的心绪,像天边的那抹淡云,飘来浮去,无法安定。

她懂了些事,知道邻居们围绕母亲的那些窃窃私语里藏着的那点东西了。那是像霉点一样的东西。像苔藓一样的东西。那种东西使她和母亲之间,始终隔着一些冷冷的距离。

弟弟妹妹们一个个地冒出来,转眼家里就显得拥挤了。那么一个大家庭,全靠父亲一个人的工资,实在有些狼狈。刘香香明显地感到,父亲这几年迅速地老去,好像还有些驼背了,就像时间放久的黄瓜条一样,蔫蔫的,皱皱的。她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她怎么也想象不出,这个黝黑的男人,曾经戴着白色的水手帽,英气勃勃地站在甲板上,让江风鼓动着他脑后的那两根黑色的飘带。他是地下党员。他做过什么工作呢?送情报?策反?发动群众?武装暴动?……不管是什么事情,那都是需要胆量和勇气的,是不怕杀头坐牢的,如果心中没有炽热的理想,没有坚定的信念,没有牺牲自我的无私精神,一个人怎么能提着脑袋干革命呢?所以,刘香香想到父亲,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亲近和敬佩。而相比之下,待在家里的母亲呢,只会生孩子,只会唠唠叨叨,而且还给别人留下了那些像苍蝇一样嗡嗡的议论。

漂亮有什么用呀?一个被别人风言风雨的女人再漂亮,不都像一只害了虫眼的苹果吗?刘香香不由得对母亲多了一些怨愤和鄙夷。

好在这时,王木匠已经成了家了。叶裁缝后来也成了家。父亲回来后,他们都不大上刘家来了。但刘家的开销实在太紧巴了。母亲为了赚点零花钱,贴补家用,经常要到叶裁缝那里揽点拆旧衣、锁扣眼、滚边、钉纽扣、打补丁之类的针线活。父亲对这事好像还挺支持的,不时催促母亲道:“你在家闲着也是闲着,还是去叶裁缝那里看看有什么活儿做吧。”母亲就收拾收拾,将围裙扯下来,套一件干净的蓝布罩衫,将头发用梳子拢拢,揣一条洒过花露水的手绢,迈出了院门。

刘香香想:真是一文钱也能难倒英雄汉啊。父亲被身后一个个的小萝卜头羁绊着,脑袋里除了过日子,恐怕就再也装不下什么东西了。生活已经把他改造成一个平常的居家男人了,看不出他与别人有什么不同。难道,他一辈子就这样平庸而过了?他年轻时代的理想呢?刘香香不禁为父亲感到了一种深深的难过。

唉,没办法,英雄气短,英雄气短哪。刘香香在心里不断地念叨着这句话,她感到家里有一种透不过气的憋闷。可是,一到学校她就不一样了。所有的老师都表扬她,所有的同学都以跟她的关系亲密为荣。一个人一旦在一个地方形成了一种公众印象,那印象就不受她自己支配了。那印象牵着她走,她搞不清是自己在走,还是被驱赶着走了。

反正,四下里都知道了,刘香香是那个最好的好学生,学校里鼎鼎有名的人物。十四岁那年,她将一枚闪闪发亮的团徽,骄傲地别到了自己刚刚突起的左胸前。那枚团徽,在她看来,就是自己为自己赢得的奖牌,有着无上的荣光。

初中毕业,刘香香为了给家里挣份工资,没有继续升学,而是招工进了一家国营纺织厂。她成了年龄最小的工人。进来的这批新工人都被安排到了最苦最累的织布车间,做挡车工。领导见她年龄小,本想照顾她,让她去棉纱车间,做轻巧一点的勤杂工,可她自己的内心却鼓荡着一种激情,仿佛要上前线似的,耳边莫名地响着冲锋号嘀嘀哒哒的高音。于是,她带着发亮的眼眸,坚决不要厂里的特殊照顾,做了一名挡车工。

车间里充满了震耳欲聋的机器的轰鸣,好像有几万面锣鼓在四面八方一起擂响,震得人心脏欲裂,双膝发麻。空气中飞舞着无数像雪花一样的细小棉絮。偌大的车间简直像个轰隆隆的大蒸汽机,不适应的话,待上几分钟,人就要落荒而逃的。刘香香剪了个运动头,把头发束在白帽子里,穿着崭新的蓝色工作服,挂一条白色的围裙,捂一面大口罩,努力地瞪大眼睛,穿梭在一台一台的织布机之间。一天下来,她的耳朵就听不见什么声音了,腰像折断了一样,衣服被汗水粘贴在后背上,腿也软得站立不稳。她不停地在心里给自己打气:坚持住,坚持住,我每走一步,每查一台织布机,每接一个线头,就是在为社会主义的巍峨大厦添一块砖,加一片瓦呢。

所有的新工人都哭了鼻子。有些人几乎一天要哭上好几回。虽然上岗前,大家已经通过了培训,也对这个工种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没有人会想到,原来这个活儿真要干起来,是那么累,那么苦,简直能要了人的命。可刘香香却从不在人前掉眼泪。她只在上厕所时,偷偷地用手背抹一下眼睛。她一边抹,一边就在心里默诵着: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是啊,这不也是一种革命吗?和平年代的革命,为改变祖国落后面貌而进行的革命。不苦不累,能叫革命吗?这么一想,刘香香咬咬牙,狠狠心,又站到了那些像怪兽一样的织布机前。她在那些怪兽一张一合的嘴里,全神贯注,手指翻飞着。

那年年底,刘香香被评上了车间的先进个人。人们都略带惊讶地夸奖她,小小年龄,真不简单啊。而她却在心里暗暗地想:我还要再接再厉,争取当上厂里的先进生产者呢。

她把车间奖励的两条印着“奖”字的毛巾,拿回了家。父亲笑着夸奖道:“好样的,不错,爸爸就知道你到哪里都是好样的,好好干!”母亲掂量着毛巾,撇撇嘴说:“你一年加了那么多的义务班,人都瘦了几圈,到头来,就换回了两条毛巾,你们厂真是会算账呢!”刘香香“刷”地从母亲的手上抽回了毛巾,什么也没说,鼻子里轻蔑地哼出一声。

车间里有个叫戴莲的女孩,整天找刘香香发牢骚。她长得像个面粉捏的洋娃娃,妩媚可爱,说话的声音也娇声嗲气的。虽然她比刘香香还年长好几岁,却喜欢像藤萝一样地依附着刘香香。刘香香看她细皮嫩肉的样子,也会生出一点真心的怜惜来。戴莲总是在刘香香面前哭诉,她说自己没法在这里干下去了,这样的噪音,这样的辛苦,比上了磨的驴子还不如呢,再这样干下去,她真的不想活了。刘香香总是大姐姐般地劝导她:“我们的工作是比别人累点,但你想想看,总得有人干呀,你不干就得他人干,你咬着牙挺一挺就过去了,再说,劳动多光荣呀,我们这是在为社会主义作贡献啊。”

戴莲不以为然地说:“你说的这些都是大道理,都是书本上的话,有什么用?那么多的人,凭什么非得该我们吃这种苦呀?我知道,现在换个工种挺难的,但我一定要换,否则,我真的觉得生不如死呢。”

纺织厂的女工多,漂亮的也多,男人在厂里都像金子一样地宝贝着,女工不稀罕。戴莲见到坐办公室的男人,就像蜜糖似的粘上去。她碰了一个又一个钉子,遭到一个又一个白眼,可是她还是涎着脸,厚着皮,想用自己做鱼饵,钓上一个能改变自己工种的男人。刘香香在食堂里看着戴莲跟那些男人套近乎,赔笑脸,搔首弄姿,奉承巴结的,觉得她真是可怜。她想不通,戴莲为什么宁愿把力气和脑筋花在这上面,而不愿意花在那些轰鸣的织布机上呢?要说累,难道这种事情不是更累人吗?而且还要贴上脸面。看来人和人真是不同啊。刘香香宁愿累死,也不会主动把自己往一个男人身上凑的。

说来也是凑巧。当刘香香在厂里召开的表彰大会上,戴上了大红花,成了一名先进生产者的时候,戴莲也戴上了大红花。她终于把自己成功地推销出去了。她嫁给了人事部的廖主任。虽然廖主任五短身材,还有一张大麻脸,但这并不妨碍他有能力把戴莲从挡车工的岗位上,换到了质检科的检验员。戴莲给刘香香送喜糖的时候,不无得意地说:“你呀,真傻,就知道闷着头干活,你不要忘了,自己是女人呀。”

刘香香看着戴莲一张神采飞扬的脸,不知道该说什么。她和戴莲,哪个更傻呢?不过,有一点戴莲是说对了,刘香香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女人。

刘香香刚一进家门,就听到父亲和母亲激烈争吵的声音。

“就这么一床漂亮点的被面,你要干吗?一床被面多少钱,你知道吗?不就是画了几只龙、几只凤,这算什么‘四旧’呢?再说,又有谁会到我们家来?就算人家来了,人家难道还直奔我们家的床,检查一下我们家的被子吗?哪有你这样的笨人呀?”这是母亲的激愤的声音,但因为怕别人听到,极力压着,有种变调的刺耳。

“我不管。这条被面上有这些龙、这些凤,这都是封建剥削的那一套,都是‘四旧’,那就都要破!”是父亲同样愤怒的声音,但也压抑着。

“没见过你这样的。上面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你为上面做的事情还不够吗?可你得到了什么好处呢?到现在还不就是一个小小的科长吗?你这么卖命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没见过你这么傻、这么笨的!”

“跟你这么觉悟低的人,没什么好说的。”

“我是觉悟低,我是落后,可是我知道,一床被面就是我们一家一个月的伙食费呀!你能把我们的喉咙都封住吗?你能让我们把西北风当饭吃吗?要不是我这里节省一点,那里节省一点,就你那么点钱——”

“钱,你就知道钱!你的脑袋里就不能装一点其他的东西?如果没有新社会,没有共产党,咱们老百姓是连命都保不住的,要钱有什么用?”

“嚯!你真是会唱高调呢!我就知道,不管是哪个社会,老百姓到哪里,总要有一口饭吃的!”

“你,你——”父亲气得嘴唇哆嗦。他用手指着母亲的鼻子,好半天说不出话来。

父亲脸上的青筋突然鼓出来,一跳一跳的。他一步奔到桌子旁,从抽屉里翻出一把有些生锈的剪刀,冲到床上,扯过那条鲜艳的被子。母亲奔过去,不顾一切地想揪住父亲操剪刀的那只手。可是,晚了,父亲已经把那床五彩缎子的被面,“哧”地剪开了一条长口子。

“哇——”母亲一声哀号。她一屁股坐在地上,哭得眼泪鼻涕糊了一脸。她一边哭,一边诉:“我不活了,这日子没法过啦,你剪吧,你把所有的被子都剪破吧,你干脆放一把火把这个家烧了算了,呜——连我也是‘四旧’呢,你干脆把我也烧死算了,我不活了——”

父亲握一把剪刀愣在那里。刘香香本来是坚决站在父亲那一边的,她觉得母亲真是个无可救药的家庭妇女,水平低,觉悟低。既然上面号召要破“四旧”,那么一床被面算得了什么?从前那些人干革命可都是提着脑袋的呀!不过,母亲这一哭,一诉,那种悲伤欲绝的神情,又让刘香香起了一点怜悯之心。想想看,母亲也真是可怜啊,这些年来,她辛辛苦苦地操持着一个家,像只工蜂似的,绕着丈夫孩子打转,自己没有过上一天舒心的日子。她已经从一个漂亮的少妇,变成了一个地道的家庭妇女了,粗俗而臃肿,泼辣而能干。想到母亲从前那窈窕的身影,再看看母亲现在这种蓬头垢面、不修边幅的样子,刘香香只觉得自己的鼻子一阵阵发酸。

唉,这柴米油盐的琐碎日子,真是像鼻涕一样,黏糊糊地甩不脱,让人烦透了啊。正好厂里的集体宿舍空了张床,刘香香就申请搬进了集体宿舍。工厂,那还是让人心情舒畅的地方。机器一响,人的目光反而能像湖水一样地安宁下来……

仿佛是一夜之间,大字报便像白色的海水,淹没了一切。一个个惊叹号像一张张错愕的脸。一个个大红叉像一道道流血的伤口。高音喇叭从早到晚都响着激昂的口号,批判,砸烂,誓死,保卫……刘香香还没弄明白什么,工厂就停工了。轰鸣的机器突然死一般地沉寂下来。随即工人们无端地就分成了两派,都摆出了势不两立的架势。刘香香完全蒙了,不知道自己该参加哪一派,因为他们都说自己代表了革命,都说对方是反革命。她回到家里,准备请教干过地下党的父亲。她想,父亲见过那么多的斗争风云,应该能看明白这种形势的。可是,没想到,父亲并不在家里。母亲疲惫不堪地告诉她,父亲好几天都没回来了,他走得非常匆忙,走之前只顺手拿了几件衣服,说是要参加港务局的一个学习班,全封闭式的,不准对外联系。但是学习班在哪里学习,要学多久,他都没有说。母亲一边说,一边浑身发抖。她告诉刘香香:“我去港务局打听过了,没人告诉我你父亲去了哪里,局领导只是让我要相信组织,说什么组织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的。这几天,我一直为你父亲提心吊胆的,晚上都没合过眼呢。”

刘香香装出镇定的样子,好好地宽慰了母亲一番,然后才带着七上八下的心,沮丧地回到了工厂。她反复对自己说,父亲肯定没事的,谁都知道他从前做过地下党,也算是老革命了,什么样的大风大浪没见过呢?父亲一直教育自己要听党的话,这样的好人怎么会有事呢?不过,她对父亲的处境依然忧心忡忡的。

没有父亲的指点,刘香香不敢贸然参加厂里的运动。好在她年龄小,人缘好,人家也没过分为难她,只是将一顶逍遥派的帽子扣到了她的头上。一贯积极上进,已经是入党积极分子的刘香香,第一次对自己的革命之路,充满了迷茫和失落的悲观——因为她已经完全糊涂,辨不清方向了。

一天傍晚,刘香香看到戴莲挺着一个大肚子,在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前一点一点地挪动,似乎在紧张地搜寻着什么。刘香香已经听说了,戴莲的那个麻脸丈夫也被人贴了大字报,说是什么“集团”的成员之一。大字报中,还提到了戴莲,他们骂她是只破鞋,让她滚回车间去劳动改造。刘香香看到戴莲长满蝴蝶斑的脸上,有一双惊惧的老鼠似的眼睛。她已经从一个白嫩娇媚的瓷娃娃,变成了一只大腹便便的灰蟑螂了。刘香香感到针扎一般的难受,可是她犹豫着,到底没有走上前去,和戴莲说句话。现在,谁还敢跟戴莲说话呢?

几个月之后,父亲托熟人给母亲带来消息,说自己正在几百里之外的某个农场,劳动锻炼。他让家里捎点衣服和食物给他。这样的消息,让全家人都喜出望外。深深地松了口气。母亲更是激动万分,她双手合十地在胸口作揖,一个劲儿地念叨着:谢天谢地,谢天谢地!刘香香看着母亲脸上抑制不住的泪水,突然觉得,自己从前似乎并不了解父母的感情。她想,这夫妻间的感情,是多么奇怪的东西啊,恨起来比仇人还仇人,好起来又比亲人还亲人,也许只有他们自己能够明白吧?

那天,母亲忙乎了一夜。她连夜做出了两大罐肉丁辣酱,热乎乎地,跟着一大包东西,一起交给了来家的那个熟人。刘香香知道,母亲做的肉丁辣酱,是父亲平时最爱吃的美味佳肴了。

八个人一间的集体宿舍已经换了好几茬人了,可是刘香香却像块礁石似的,顽固地留了下来。说起来,女人到了年龄总归还是要嫁人的,嫁了人,乌鸦也好,麻雀也罢,就得跟着男人一起飞走的。可是,没有一只鸟儿,在刘香香的身边停歇下来。转眼,刘香香已经被人说成“老姑娘”了。她有好几个弟弟妹妹都相继成了家了,可她这个做大姐的,依然岿然不动的。母亲急得头发白了不少,她把自己认识不认识的人都发动了起来,强迫人家给女儿当红娘。但好事多磨,几番折腾下来,都是无花无果的。

其实,此时的刘香香已经算是响当当的名人了。她被工厂树立成爱岗敬业的标兵,不仅是年年的厂先进生产者,而且在市里也多次获得过“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这些荣誉了。她做的事情已经被当成先进事迹,在广播台播送过好多次了,她和其他劳动模范胸挂大红花的照片,也已经上过不少回报纸了。这么多年来,她为工厂加过多少次的义务班,她一分钟能接多少个线头,这些都已经成为工厂的历史纪录,永久地留在厂史档案里了。她在织布机前奔走的路途,也已经被人换算成一个骇人的数据,成为教育新职工的生动教材了。刘香香早已入了党。本来工厂准备把她调到工会,培养她做工会主席的,可是她自己坚持要在生产一线继续奉献。按她的话说:“荣誉得了那么多,不做点事情的话,晚上还睡不踏实呢。”

厂里的梧桐树绿了,又黄了,凋零了,又萌发了。日子像一条不竭的大河,源源不断地涌来。新工人一批批地进来了,熟悉的姐妹们一个个地调换了工种,刘香香徒弟的徒弟,都已经带上徒弟了,可是,刘香香仍旧在那些织布机前,穿梭忙碌着。那些轰鸣的机器对她来说,已经是那么的熟悉,熟悉到仿佛是她的一群淘气的喂不饱的孩子,总在不停地向她张着嘴喊饿。

当然,这么多年来,要说变化呢,也是有的,那就是刘香香的身体大不如从前了。她的耳朵是半聋的,全身患有严重的关节炎,双腿静脉曲张,腰肌重度劳损,另外,还有胃溃疡,偏头痛,神经衰弱……机器在一点一点地吞噬着她的健康。

母亲找到了厂长和书记。她把刘香香这些年积攒的病历和假条,都一张张地摆在了他们的面前。她声泪俱下地说:“你们厂要树刘香香这个典型,我没意见,但你们不能把她往死路上逼啊。她又不是个铁人,那些成绩都是玩命干出来的呀。你们瞧,这些病,这些假条,她休息过一次吗?我知道,这些都是刘香香自己情愿的,但她还是个未出嫁的闺女,我就不能看着不管啊。女大不由娘,只要她出嫁了,我就不管她了,随她怎么糟蹋自己的身体。你们工厂如果真要对自己树立的典型负责到底的话,那就帮她成个家吧,否则,你们真是害了她一辈子啊!”一席话,说得厂领导们面面相觑,心里发虚。他们把那些病历和假条,一张张地翻动着,嘴里不停地哀叹:唉,这个小刘啊,唉——

半年后,刘香香果真做了新娘。新郎是厂里的锅炉工,三班倒,干了好多年,他一直想调到机修车间做白班,厂长和书记便一起给他做了这个大媒。他娶了比自己大三岁的刘香香,便不费吹灰之力地把自己调到了机修车间。工厂还给他们解决了住房,虽然是很旧的平房,但他们已经比那些排队等房、望眼欲穿的职工们,不知幸运多少倍了。女工们在刘香香的婚礼上,看到厂长书记都带着礼物前来贺喜,她们的眼睛几乎有些发绿了。

新郎叫赵光明。俩人虽在一个厂里上班,但很少看到他们在一起并肩走路的。说实话,赵光明虽谈不上如何英俊,但眉眼都还周正,身材也适中,又比刘香香年龄小,他和刘香香在外貌上还是有些距离的,但也看不出他有什么委屈。毕竟他一个无权无势无声无息的小工人,因为娶了个模范老婆,换了工种,有了房子,得到了厂长书记的笑脸,知名度在厂里急升,也算是有失有得的,算起来,得到的,似乎还更多一点。因此赵光明结婚后,脸上倒添了一些喜气了。

而刘香香呢,却看不出多大的变化来。她依旧加班加点地做她的挡车工。她和丈夫也仍旧各自在食堂里吃着大锅饭。不过,人们注意到,中午休息的时候,刘香香没有像往常那样,在车间里整理线头,清扫垃圾。她和女工们一起靠在麻袋上,一边拉家常,一边开始织一件毛衣了。一问,果真是给赵光明织的。那些女工们便嬉笑着跟她开玩笑,打听人家两口子的秘密来。

提到丈夫,刘香香的嘴角还是抿出了一点笑意:“他呀,小孩子一样,贪吃贪睡,心眼倒不坏的。”大家再想问出一些细节来,她便吞吐着,眼睛里的笑意倒更深了。

过了一些日子,出了一件事情。刘香香在“安全无事故,大干一百天”的日子里,昏倒在织布机旁,血从她的裤腿流到了地上。人们把她送到医院后,才知道,她已经有了两个多月的身孕了。她的第一个孩子就这样流掉了。从此,在所有报道刘香香先进事迹的文章中,总会出现这个生动的情节了。那些记者还要刨根问底的:“你因为工作劳累,造成了流产,你觉得这样做值得吗?”刘香香不知道该怎样回答才得体,她涨红了脸,好半天才想到宣传栏里的一句话,有些答非所问地说:“为了革命工作,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那些记者便在本子上刷刷刷地记下了这句话。他们还想挖出她的什么豪言壮语来,又继续开导:“你多少年如一日,在平凡的岗位上干出了不平凡的事迹,你的动力何在呢?”这一次,刘香香回答得倒挺爽快的:“我就是不愿意像我妈妈那样过一辈子!”

“你妈妈?”记者们有些摸不着头脑了。

“是啊,她是个家庭妇女,一辈子就知道围着锅台打转!”

这件意外发生后,刘香香的肚子好久都没了动静。赵光明急眼了,刘香香的公公婆婆和父亲母亲都急眼了。公公婆婆是着急想抱孙子,而父亲母亲呢,心里有隐隐的担忧:人家赵光明比自家的女儿年龄小,长相好,如果没有孩子,将来人家会不会找个借口,把女儿“休”掉啊?两家的老人都行动起来了。寻老中医,找偏方,补营养,土办法洋办法都让小两口试了个遍。他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也不太避讳人,而是口口声声责怪着工厂。毕竟谁都知道,刘香香的孩子是在“大干一百天”的时候,在织布机前流掉的。这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

就在大家几乎绝望的时候,刘香香突然断了经血,一到医院检查,竟然又怀上了孩子。想到千辛万苦才得到了这么个宝贝疙瘩,赵光明豁出去了。他挨个地找到厂领导,厚着脸皮,把那些该说不该说的话,都在他们的面前,挨个地重复了一遍。最后他梗着脖子来了一句:“你们不能只想着树立典型,而让我断子绝孙吧?!”

就这样,刘香香在丈夫和厂领导的双重压力下,无奈地坐进了办公室,成了工会的一名干事,做些计划生育、女工保健、劳动保护、家庭调解之类的工作。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从前那些“先进生产者”、“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优秀党员”的帽子,刘香香统统地谢绝了。她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一个劲儿地说:“不行的,不行的,我现在这样,怎么好意思再得这些东西呀?”好像自己是个犯了错误的人。

第二年,刘香香生下了一个宝贝儿子,取名赵爱党。全家皆大欢喜。女工们在背后议论她时,都说:“这个刘呆子,真是呆人自有呆福。别看她苦了那么多年,但她什么都赶上了,荣誉也得了,实惠也不少,现在丈夫,房子,孩子,什么都到手了,而且还有那么好的工作,整个厂就找不出第二个女人,有她那么好的运气了!”

而刘香香自己呢,见到从前在一起劳动的女工们,总像是欠了别人一大截人情似的,有一种羞愧的感觉。离开了喧闹的车间,坐进了安静的办公室,刘香香便觉得自己的“革命之路”算是半途而废了。哪有这么舒服的“革命”呢?“革命”怎么能是如此轻松的事情呢?整理整理文件,发发劳保用品,登记登记名单,动动嘴皮子,闲下来,还能喝喝茶,看看报纸。这是哪门子“革命”呀?刘香香认为自己是个不光彩的逃兵。说实话,当初,要不是真的有点担心丈夫会因为这件事情跟自己离婚的话,刘香香说什么也要把“革命”进行到底的。——不过,话说回来,如今的日子,扪心自问的话,毕竟还是舒服多了,滋润多了。人一闲下来,刘香香的身体便像面包一样地发了起来,下巴拖了一圈肉,看起来真有一种福相了。现在,她再想起从前那种干起活来不要命的日子,竟非常的后怕。也不知自己那些年都是怎么挺过来的,如果时光倒流……天哪,那样的日子,谁有勇气一分一秒地再回头过一遍呢?如此看来,“革命”原本就是一股气啊,一种理想的超凡的气,你非得一直鼓着,不能泄,你一旦半途泄了下来,那也就前功尽弃,再也鼓不起来了。

每天,刘香香在上班前,都要把儿子送到工厂的幼儿园去,下班后,再把他接回家。这一天两趟的路程,刘香香都走出了一种幸福。她把儿子抱在手上,不时地跟他说些简单的对话。看着儿子的胖手胖脸,她忍不住会在上面轻轻地咬几下。一路上都有同事跟她打招呼,她笑笑地应着。有热心的女工还会凑上来,摸摸她儿子的小脸,跟她儿子逗弄一番,再和她扯一阵家常话。那一刻,刘香香涌出了一种特别满足的感觉,满足得要溢出蜜来似的。

从家里到幼儿园或从幼儿园到家里,刘香香和她的儿子都要经过织布车间。窗户里传出了织布机震撼般的轰鸣声。在那里,刘香香洒过那么多的汗水,她伺候过那么多张难对付的“嘴巴”。现在,那巨大的噪音听上去就像潮水一般的波澜壮阔。那是多么亲切的声音啊,像波涛拍打着她的心房。听到那样的声音,刘香香会觉得自己周身发热,眼睛湿润,心里鼓荡着一种莫名的东西。她说不出是怀念,是释然,还是失落和伤感。她只是把儿子举起来,贴着他的耳朵说:“宝宝,你听,你听,这就是机器的声音啊!”

刘香香在工会一直干到了退休。那时候,工厂早已不那么红火了,效益年年滑坡,到最后竟从市里的纳税大户变成了亏损大户,处于半停产状态。刘香香退休没多久,工厂就被一家上市集团公司收购了。说来也巧,她的儿子大学毕业后,恰在这家上市集团公司做了一名职员,现在已成为这家公司的总经理助理了。

——刘香香就是我的母亲。我就是那个小名叫“宝宝”、大号叫“赵爱党”的男孩。我听着工厂里轰鸣的机器声长大。等我长大后,工厂里再也没有机器的轰鸣了。

我不知道,这一切对于我母亲来说,意味着什么。

作者简介

盛琼,女,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曾在电视台工作多年。已在文学期刊上发表小说、随笔百万余字。出版有长篇小说《我的东方》、《杨花之痛》和随笔集《舍弃的智慧》等。长篇小说《生命中的几个关键词》获“广东省新人新作奖”,曾入围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提名。现为广东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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