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001 她的名字叫“苏联”
一
008 红岸，年底的第一场雪
016 在马修家
020 爸爸真的飞到了天上
030 死是怎么回事？
038 她被改名叫苏红
051 朱淡宁的红色之岸
065 苏联沉迷于这样的阳光、雪野，
和“得得”的马蹄声响
072 春节到了
二
080 寄给天堂
094 这是一个年轻的男人，有着干净的头发
098 备战、备荒、为人民
107 越美下乡
117 在红岸的夜晚走来走去是她隐秘的幸福
127 白桦林中的少年与小提琴
136 第五套广播体操现在开始
三
146 在朦胧之间，她开始仇恨自己的身体
153 廖大胡子死了
166 处女膜什么样？
174 她被身体的疼痛惊醒
182 电影院成了宣判大会会场
193 少女之血，从她的身体里涓涓流淌
四
206 朱淡宁有一种预感
212 红岸“四大怪”之一
225 他的真名叫文子敬
235 苏联喜欢雨天趴在窗口，听对面楼上流水筒的声音，空明而辽远
253 苏联爱上了雷锋 那是绝望的爱
260 电影《卖花姑娘》
274 这个楼里，又出事了
285 苏联喜欢被水淋的感觉，
藏在雨帘中，她独自欢愉
304 冬天的时候，车国瑞家又出事了
320 她感到那曾经的仇恨正在慢慢消逝
五
336 15岁的苏联，一夜之间丰满起来
355 开江了
362 他热爱她，就像保尔热爱冬妮亚
365 苏联16岁的时候，毛主席死了
381 她相信这不是神的力量
六
396 晚霞中的红蜻蜓
397 马修归来
410 红岸止
我出生的地方，是北中国一条江的西岸。以前它是一片草原，居住着剽悍的达斡尔族人。这个地方达斡尔族语的意思是“红色宝石之岸”，简称“红色之岸”，而我们，从小就叫它“红岸”。
我们是汉族人，但是在红岸生，在红岸长，长完我们的少年时代，然后，我们离开。
年少时，我常常在夕阳下坐在红岸的江边，独自哭泣。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哭，但是我常常泪水涟涟。
17岁那年，我离开了红色之岸。
——题记
她的名字叫“苏联”
离开红岸的时候，苏联17岁，准确地说，是17岁半。
17岁半的少女苏联已经170公分，长得纯洁动人，两条粗粗的黑辫子搭在紧绷绷的胸前。她具有北中国女人所独有的丰满，像饱满欲坠的红高粱，在残阳如血的江边，独自摇曳。
这个时候，如果你走在江边，又如果，你是一个男人，不论年老还是年少，80岁或者18岁，只要你是男人，你就会爱上眼前的这个小姑娘。
她那心不在焉的落寞神情，好像谁来带她都会毫不犹豫地跟随而去，这个时候，什么样的男人会抗拒这个即将长成的小女人无意之中摆出的诱惑的姿态呢？
她在铁轨上来来回回地走着，火车还没有开来，阳光把铁轨照得烫人，她的心思却已经被铁轨牵到很远的地方。
她的名字叫“苏联”，从这个名字上，就可以知道她大体的背景。
是的，她的父母就是在苏联留学的时候相爱的。1957年，他们一起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到北大荒支边，来到了红色之岸。当时远在莫斯科读书的年轻的父亲满怀激情地给在另一座城市的母亲写信说：
“安娜(她的俄文名字)，亲爱的，我们一起去建设北大荒吧！那里是中国的乌拉尔！”
父亲所说的“乌拉尔”，在苏联是一个著名的重工业之城，而中国的乌拉尔，就是这个刚刚选址被列为国家重点项目之一的“红色之岸”——这里即将建成全国最大的重型机器厂。虽然当时这里还是一片荒原，但是在年轻人火热的心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况且，浪漫的爱情和美丽的草原，总是让人浮想联翩。
直到现在，苏联的手里还保存着这封信，苏联只剩下这一封信了，这是她父母亲曾经存在过的爱情的唯一证明，也是苏联让自己相信的凭据：那曾经发生过的一切，都不是她的幻觉。
那些几乎数不过去的日子，还真就过去了。
17岁半的苏联，穿着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最流行的白色的确良短袖上衣，小方领，藕荷色带白圆点的人造棉百褶裙，露着圆鼓鼓的小腿，脚踝纤细修长，透明的塑料凉鞋里乳白的脚趾像细瓷一样晃动着。
她的身上还斜背着一个军用挎包，草绿色的，颜色退了不少，上面“为人民服务”的字迹都发白了。
大眼睛双眼皮流行的年代，苏联长着不合时宜的单眼皮，她为此而自卑。她想不到许多年后人们的审美观会彻底颠覆，当单眼皮也成为美的另一种注解时，苏联觉得自己被时间愚弄了。
她的眼睛细长，飘忽，里面偶尔闪现出茫然，不过稍纵即逝。光滑的额头散落着几颗红色的小痘痘，像走失的找不到家的小羊在草原上彳亍，没有着落那般寂寞。
大多时候这双眼睛是安详的，平淡的，只是有些向下耷的眼梢暴露了那些不易觉察的忧郁。
她的面孔氤氲着一种气氛，这是许多年后成年的马修突然领悟到的，他在遥远的异国怀想她，怀想她的气味，那一切构成了那个氤氲气氛。这个气氛让人觉得遥远，触摸不到，夏夜的星空一样，清澈而忧伤。
现在，她一边吹着忧伤的口哨，一边在闪闪发亮的铁轨上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
深深的海洋，
你为何不平静？
不平静就像我爱人，
那一颗动荡的心……
这是爸爸常常唱给妈妈的一首歌，用的是俄语。只是，小时候的她不知道歌词大意。
如今的苏联已经长大，她考上了大学，就要像这两条铁轨一样，远远地跑掉了。
她很高兴自己就要跑掉，再也不回来。但是17岁的她还不知道，铁轨跑得再远，终是有尽，却更是有头的，她跑得掉现在，却无法跑掉未来，未来总是要被开头逮住的。这也是许多年后，她才明白的。
17年，在一个人的生命之中并不漫长，但是对于苏联，这17年，几乎让她过完了她的一生，她的爱恨情仇，全部留在了这里。
生于红岸，爱于红岸，却又，止于红岸。
一
红岸，年底的第一场雪
瘦脚伶仃的苏联跑在红岸江边的砖石上。
她疯狂地奔跑，满地的落叶哗哗地被她狂乱的脚步卷起，在空中飘荡，又疲惫地落下。
随之而来的是那场大雪。
这是年底的第一场雪，好像蓄谋已久，在星期六的夜晚赶到红岸。
大雪让她跑到了马修家。
这是一座巴洛克式的俄罗斯小楼，淡淡的米黄色，窗户里射出两束灯光打在雪地上，这样的颜色给了苏联意外的温暖和胆量。是的，她是胆怯的，只有8岁，一个害羞腼腆的小姑娘，在冥冥之中，茫然地跑进了这个院子。
夏天的时候，到江边玩耍的苏联被岸边的石头划破了脚趾，旁边的一个男孩跑进这个米黄色的小楼取来一瓶紫药水给她涂上，她记住了他。
苏联听大人们说过，这座小洋楼里住的是红岸有名的资本家，做火磨生意的，主人是最早来到这里的老毛子，这个家族在红岸开了第一家火磨厂。解放以后，厂子都被国家收了，但是这家人依然住在这里。他家的三儿子娶了哈尔滨中央大街上著名的商人徐老太太的女儿，这姑娘是红岸最美的女人之一，外号“黑牡丹”。
“火磨”是什么？苏联不知道，好像就是做面粉的(现在面粉都是国家供应了，在粮店可以买到，不需要什么“火磨”了)。“黑牡丹”什么样？苏联也没有兴趣，就像她没有兴趣知道自己的妈妈为什么叫“白牡丹”一样。她只知道这个小男孩被称为“二毛子”，红岸的人大都认识他。
现在，苏联看到了那个“二毛子”——夏天给她涂紫药水的男孩——有着一头浓密卷发的混血儿。他正倚着床头，安静地读一本书。他是在“读”而不是在“看”，因为他的嘴在一动一动地开开合合，是朗读，妈妈经常这样给苏联读书，是读出声来的。
想到妈妈，苏联蹲在窗下，嘤嘤地哭了起来。
这时，她隐约听到窗子被嘎吱嘎吱地打开，有人拍她的头，是那个男孩儿，他在叫她：“快点儿，上来、上来！”
窗台上有许多初雪，松滑，她的一条腿刚刚攀上去，就差点出溜下来。好在男孩子的力气比她大，连拉带拽把她弄进了屋里。
屋里有雪白的床单，在白炽灯下白得耀眼，惊魂未定的苏联哇地哭了出来。男孩使劲地向她摆手，皱着眉头阻止她。看到他生气的样子她害怕了，立刻把哭声憋了回去。
男孩子手忙脚乱地拽掉她的棉衣，还有鞋，塞在床底下。然后把她推到自己的小床上，用被子蒙住她。
有敲门的声音：“有什么事吗，马修？”
男孩急忙关了灯：“没事儿妈妈，我困了要睡……”
男孩的声音有些微弱，带着颤音，显然他对这突如其来的事件缺乏准备，他手足无措地呆在那里，刚才的那一系列举动不过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人的本能，现在，他傻傻地站在黑暗之中，不知道如何是好。
我已经12岁了，他勉强跟自己说，我应该可以对付这些。
马修挨着苏联坐了下来，与苏联刚才一样，他也不停地哆嗦着，从来没有这么近地与女孩子在一起过，面对这个大雪般突然降临的小姑娘，他蒙了。
她实在太瘦了，就像卖火柴的小女孩，真可怜！这样想着，马修的勇气大增。他勇敢地向她身边靠了靠，有月光透过窗户照在她的脸上，那挂着泪痕的苍白的脸，和紧紧闭着的眼睛，不知道是害怕还是已经睡着了。
这是一间很小的儿童房，小床上方的墙上有一幅油画，一个红衣少年，手拿一柄剑，少年目光炯炯，仿佛要上战场的样子。
现在的马修，就觉得自己是那持剑少年，有将赴沙场的凛然。
朦胧中，靠在床边的马修也睡着了，梦中他的一只胳膊被一只大狮子咬掉了，他挣扎着想跑，却无论如何也挪不动，再一使劲，醒了。梦里那只被狮子吃掉的胳膊正被女孩的头死死地压着，他拽不出来，也不敢动。
他轻轻地歪过头去看她。
这静谧的雪夜里，月光照进马修忘记拉上窗帘的窗户，很亮，屋里的一切都清晰而疏朗，恍若梦境。12岁的马修觉得自己是生活在童话世界里的人物——一个小天使从天而降，她从何而来？又要到哪里去？不得而知。他忽然觉得小姑娘的头是那么温暖，以至于自己竟然想抱一抱她，这样的想法吓了他一大跳，全身像着了火一样烧灼起来。
这时，12岁的马修发现：自己的睡裤里湿了一片。
苏联醒了，是被吓醒的，她仿佛又听到了恐怖的砸门声。昨天晚上，她看见爸爸被人从床上拽了下来，爸爸大声嚷着：“你们为什么抓我？我不是苏修特务……”
爸爸的声音很怪异，不像平时的爸爸，甚至不像一个男人的声音。这是一个让恐惧锯断了男人声带的声音，尖利、惶恐。看似愤怒，但是夹杂着颤抖。
苏联惊呆了。
爸爸，她那儒雅的风度翩翩的爸爸从来都是衣冠楚楚的，但是眼前的爸爸，不单是狼狈，在苏联眼中竟然有些不堪了——眼镜被揪掉，睡衣上所有的扣子都脱落了。他瞪着那双高度近视的双眼，眼球突兀着，茫然而愤恨。面对强悍的力量，他是那么懦弱、无能为力，活活像一只被人捏在手里的老鼠……
妈妈穿着紫红色的丝绒睡袍，披头散发地哭喊着：“你们这是干什么啊？讲不讲道理？”
“讲啥道理呀？你们这些臭老九，平时骄傲牛逼的劲头哪儿去啦？”穿黄军装的人学着妈妈的南方腔调鄙视地说，还用脚使劲儿踢爸爸，“是吧苏若谷？”
苏若谷的膝盖被踢得弯了下去，他又挺了挺。
爸爸叫苏若谷，“虚怀若谷”，是苏联刚识字时就知道的一个词。苏联还知道家里面挂的一幅字：“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妈妈的名字也藏在里头。据说这是一个著名书法家写的，而且还是“左笔”。
苏联觉得眼前的这几个人对爸爸妈妈充满了仇恨，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仇恨，她认为一定是妈妈爸爸以前做过什么坏事，不然为什么会这样被人打骂和羞辱？
爸爸的脸色像纸一样，蜡黄、苍白，他突然一下子躺在地上，无声无息，像软塌塌的白棉花。
她看见几近哀求的妈妈慢慢跪到了地上。
苏联有些不认识眼前朝夕相处的两个大人了。
这就是316厂最美丽最傲慢最高贵的女人朱淡宁么？是红岸两朵花之一的“白牡丹”朱淡宁么？
苏联一直觉得妈妈最好看的时候就是穿着这件睡袍时的样子，紫红色的大翻领衬托出修长的脖颈，在家里，妈妈经常将头发高高盘起，像一只高傲的红蜻蜓，苏联每每见到蜻蜓立在树的枝头，就觉得那是她妈妈朱淡宁的样子，以至于她在逮蜻蜓的时候，经常在心里说：逮住朱淡宁！
苏联不知道从哪里突然爆发出巨大的能量。她从来没有这么强大过，如此勇敢。她冲过去，抓住一个人就咬。她大哭大叫——
她又一次听到了杀猪的声音。
她无数次在深夜听到过这样的惨叫。
邻居卫红家圈养了一只老母猪，母猪住在楼下破旧的仓房里，每当快过年的时候，卫红家就要杀猪，将要被杀的母猪上下乱窜，痛苦地哀号。苏联家的窗子正对着猪圈，每次在深夜里听到杀猪的声音，她就仿佛看到她身边的墙上溅满了鲜红的猪血，以至于她不敢挨着墙壁睡觉。
这幢三层楼的二门共有12户人家，每层4户，苏联家在二层，这一层的邻里之间家家户户和睦，好得像《红灯记》里铁梅家的邻居。卫红家在二层的另一套房子里，与廖大胡子家合住，他们的大门与苏联家这套房子的大门成为直角，大家出门低头不见抬头见。每当卫红家杀了猪，卫红妈就要挨家挨户给每个邻居送一小块猪肉，虽然少得可怜，但是对于每人每月只有半斤肉票的邻居来说，这点猪肉足以令人心存感激了。
每每那几天，这个楼门家家户户的锅里都飘着香气，好像过年一般。邻居的女主人们都赞不绝口地夸赞猪肉的香，或者说卫红又长漂亮了的恭维话。而那些男人，那些不知所云的男人，只好在见到卫红妈时，露出讪讪的有一点讨好的不自然的微笑。
卫红的妈妈，一个没有文化的理发匠的女儿，这个时候就是她最有尊严的时候。所以，她宁肯让自己的孩子少吃点猪肉，也愿意享受一下那些厂里的工程师、医生、老师甚至厂长的致敬。
这些天，似乎全楼的人都是欢喜的，哪怕是这一点点猪肉带来的仅仅是舌尖上的满足。
但是只有一个人不高兴，那个人就是苏联。
苏联觉得眼前这个颧骨凹陷的精瘦女人——卫红的妈妈，她是一个刽子手。所以，苏联一直拒绝吃卫红家的猪肉，尽管那香味实在太诱人了。为了克制住馋意，她就使劲地回想那头可怜的猪，和那一双像人一样哀求的小眼睛。
苏联不敢和这眼神对视，生怕这头猪把她当成刽子手的同谋。
但是今天，确切地说是这个夜晚，那杀猪时发出的嚎叫声，明明是从苏联自己的嘴巴里发出来的，她觉得这个声音充满了和猪一样的凄凉和绝望。
渐渐地，这个声音变成了鸡在打鸣，是被掐住脖子的悲惨的鸣叫，垂死挣扎的样子，几声呻吟而已。
妈妈拼命把苏联推到两家共用的厨房里，然后声嘶力竭地抱着爸爸……
瘦弱的苏联不知哪来的一股劲儿，她挣脱开混乱，像受惊的小野狼一样跑出了厨房。
她拼命地跑，向东，穿过那片高大的白桦林，往江边跑，她从小就喜欢这个江岸。
这个红色之岸，仿佛是她前世的故乡。
在马修家
早上的阳光是温暖的，尤其是北中国的冬天，这样的温暖很华丽。
此时的苏联就坐在这样的阳光里，安静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从她坐的地方可以看到卫生间，她看到马修家的卫生间贯通着两个卧室。马修就是从这间屋子穿过卫生间到了另外的一个房间，对他的妈妈说了什么，他的妈妈，一个很沉静的声音响亮地亲吻了一下她的儿子：“妈妈去上班，这两天街上很乱，红卫兵老抄家，你就在家待着，谁来也不许开门！”
“知道。”
妈妈走了，马修松了一口气，但是他的心被紧紧地拽着，就像一根弹簧，这边松了，那边却更加地紧，紧得快喘不过气了，他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
“你是男子汉，别这么没出息！”
他又看了一眼墙上的持剑少年。
他悄悄给自己打气，然后到卫生间狠狠地撒了一泡尿，看到自己黄澄澄的尿液滋到马桶里跳出欢乐的小水花，他痛快地打了个激灵，然后，用冷水洗了把脸，走进自己的睡房。
苏联坐在床上，怏怏的，又开始哭。平时马修最烦女孩子哭，但是今天，他还是耐着性子伸过来一只手：“我叫马修，你叫什么？”
苏联两眼发直，愣愣地说：“我做了一个梦，我的爸爸突然长了两个翅膀，飞到天上去了。”
马修扑哧笑了，说：“你真有意思，肯定喜欢看童话书，一会儿我给你找好看的故事书。你饿不？我快饿死了，你等着，我给你弄点吃的。”
马修来到餐厅，用带碎齿的面包刀切了两片大列巴，涂上黄油和果酱，用托盘端到苏联的面前。做这一切时，马修突然有一种成就感——他的妈妈经常这样给他送吃的。现在，他做的是大人做的事，足以说明自己长大了。马修活泼的天性一下子被点燃了，他那突然的快乐也感染了面前这个忧郁的女孩。
苏联就像回到自己家一样也突然有了熟悉的快乐。她大口地吃着，好像这辈子也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
“好吃吗？”
“嗯……好吃得我的眼泪都快流出来啦！”
“你真逗！”马修也乐了，给她往杯子里倒牛奶，却一不小心倒洒了，牛奶顺着桌子流到了苏联紫红色的条绒裤子上，一股热流传到她的腿上，但那好像是快乐的河流。
尽管裤子是湿的，有点凉，但是她的心里热乎乎的，因为马修的家里烧着壁炉，里面的柈子发出哔哔剥剥的响声，满屋子都是暖意，还有松木的清香。
马修家转角楼梯上铺着紫红色的地毯，墙上是木质的墙裙，上面错落地排列着许多照片，二楼起居室中的整整一面墙都是马修的照片，从襁褓中闭着眼睛的小婴儿，一直到在红岸江面上滑冰的少年。
苏联喜欢他们家那些高大的窗子，低垂着印有紫红色小花的窗帘，宽阔的窗台上有绿色的植物，大叶子的，委蛇垂下来。
楼上有马修姥姥和姥爷住的房间，马修说他们去哈尔滨的大舅家了。二楼的书房三面墙都是书，比自己家的还多。
马修特意带她到最大最亮的那间房子里：“这个是我妈妈的画室。”
“你妈妈是画家呀？”
“当然了。”马修得意地说，“你看，这就是我妈妈！”马修指着一幅巨大的一人多高的油画上面的女人说。
画面上是一片高高的白桦林，一个女人侧身站着，背影半明半暗，女人身着长及脚踝的长裙，裙裾上的皱褶栩栩如现，她的上身披着一个大披肩，与裙子几乎相近的色彩，都是淡淡的带有花纹的蓝绿色，不过裙子的颜色深一些，披肩浅一些，与眼前的绿树和远处江水的蓝色形成一个同色系的画面。女人的头发蓬松而随意地向后绾着，早晨的阳光为她的身影染了一层金黄的颜色，她优雅地站在草丛中，微微仰着脸，仿佛在倾听小鸟的歌唱。
苏联不知道这幅画有什么意思，只是觉得它很美，很舒服，让她被堵住的胸口有了出气的通道，这画上的树林，让她听到了早晨的露珠在草丛上坠落的声音，还有小鸟的歌唱……
这个画室是一个玻璃房子，三面通明，从落地的玻璃窗可以看到江边的风景，还有那个铁架桥，竟然能够清楚地看见铁轨在闪着幽幽的光。岸边的白桦树林里，早晨的阳光将树影照在雪地上，笔直笔直的，一道道，像用尺子画出来的；冰封的江面，白雪皑皑，逶迤地向南方伸远，然后猛然峰回路转，再向东，一直到地平线……
苏联第一次看见这条江的全貌，她被震惊了，一股北中国的凛冽之美灌满了她稚嫩的心胸。
8岁的孩子实在是容易忘记。大雪盖住泥土，也盖住了了昨天发生的一切，包括记忆。
白色的萨摩狗拉着雪橇，马修和苏联坐在上面，在红岸冰封的江面上狂野地奔跑，男孩女孩的一声声尖叫，划破了上午的宁静。
这个上午，牢牢地印在了8岁小姑娘苏联的人生画布上，一生挥之不去。
爸爸真的飞到了天上？
快吃午饭时，苏联才告别了马修，告别了这个小洋楼，也告别了虽然短暂却好像有一万年之长久的快乐。
她走在北中国冬阳下的雪野上，听着双脚踩在雪地上的“噗噗”声，从未感到冬天的太阳这般欢喜。早晨的红岸，晶莹洁白，所有的红色楼房，都成了白房顶的童话。
北中国的冬天，出奇地寒冷，尽管冷，但是北方出生的苏联仍然最喜欢冬天，有被冻透了的特殊滋味，苏联感到自己浑身上下都是透明的，就像那江边的冰灯。苏联喜欢冰灯水晶般的透明，她常常让爸爸带她到江边看冰灯，当然，还看那架横跨江面的铁路桥，她喜欢列车拉出长长的汽笛声，喜欢绿皮火车不知道开向哪里的神秘背影。
苏联向往远方，那冒着白烟的火车带给了她关于远方的所有遐想。
有时，独自一人在外面玩耍，她会趴在地上，在火车道的附近，用耳朵细细地聆听火车从远方开过来的声音。
“呜——库哧库哧库哧库哧——”
那从地底下传来的声音，让她迷恋。
红宝石大街两侧楼房的墙上，贴满了大大小小的大字报，有的字迹整齐，像书法作品，有的歪歪扭扭，像小学生刚刚会写字。昨天的大雪并没有濡湿它们，只是有些纸张因为粘得不够贴实，耷拉下一角。
大字报上有许多字，苏联看不懂，但是那些字她是认识的。几乎每张大字报的结尾都有“打倒×××”的字样，苏联想起了她们的课本，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第二课是：“打倒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所以她知道被打倒的人就是坏人。她看到有几张大字报上写着“赵宁绪”，那是他们厂的厂长。
赵厂长住在苏联家的楼上。因为是工厂的建设初期，全国各地来了许多年轻人和家属，房屋奇缺，所以家属楼的每套房子都住有两户人家，有的甚至是三家，但是赵厂长家却是独住一套。跟苏联的爸爸苏若谷一样，赵厂长也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他们家很少和别人家来往，但是赵厂长特别愿意和苏若谷聊天，他们经常用俄语谈笑风生，那有点炫耀的样子让人羡慕，又让人生气，苏联就听见过卫红妈说他们是臭显摆。
据说赵厂长家的孩子都在北京的姥姥家，苏联有时候会想一下北京，是个什么样子呢？还有天安门，听说天安门前有个金水桥，如果有机会去北京，她第一就到天安门，看看那金水桥的水是不是金水。
苏联又看到那个“大背头”了，他也在看大字报。
苏联认识他，他是红岸为数不多的拾荒人之一，50多岁，跛脚。“大背头”是人们给他起的外号，因为他的头发长，总是向后梳着，光滑锃亮。虽然每天东游西荡地捡破烂，但是他比别人显得干净，甚至可以说非常干净；他的样子有点傲慢，每每从人前走过，他都视而不见，好像眼前空无一物，见不到那眼睛会看人，死人的眼珠一般。
但是，这双眼睛很会发现宝贝，一旦在垃圾中发现好东西，他的眼睛立刻放射出狼一样的贪婪和兴奋的光芒。这一刻，他一脸陶醉的样子，既幸福又满足。
每天，他走来走去，一崴一崴的，用一个钩子在垃圾堆上划拉，翻找他需要的东西，然后把那个钩子往背后一甩，那被捡的东西就飞到了他身后的筐里。那个动作随意潇洒，很让苏联羡慕，其实她最羡慕的，是他脸上那种闲云野鹤般的神情，无拘无束，好像天塌了都不会在乎。
正在看大字报的“大背头”看见有人过来，下意识警觉地转身走开，装作什么事儿都没有的样子，继续东张西望，看看周围还有什么东西可捡。苏联看到他的背篓里有几本书，黄黄的旧书。苏联家也有许多这样的书。
好像红宝石大街两侧楼里的孩子都出来玩了。
街角处有几个男孩子在打雪仗，那个大眼睛黑眉毛的男孩叫克飞，是邻居廖大胡子的儿子，其他几个，苏联都认识。这个街区的孩子们，都在316厂子弟小学上学，有些人甚至还在同一个班。
远远地跑过来两个女孩，手里攥着雪球，不由分说加入到打雪仗的队伍。苏联一眼就认出来了，那个穿红色条绒棉猴的是卫红，另一个女孩是苏联家隔壁的老四利美。卫红与苏联同年同月同日生，两人每年都一起过生日，卫红是个假小子，比男孩子跑得还欢，上蹿下跳的红色衣服在雪地里特别好看。
苏联羡慕地停下来，看他们那么开心，很想和他们一起玩，但是想起爸爸妈妈的话，就不敢了。爸爸常说他们都是野孩子：“你要做个好姑娘！”
苏联不知道“好姑娘”什么样，但是大致知道不能太放肆，就比如：不能像卫红、利美这样和男孩子一起疯。苏联是个听话的孩子，也胆小，爸爸妈妈不让做的事，从来不做。
一路看着热闹就快到家了，苏联好像不愿意这么快就到家，她的欢乐还没有体会够。
远远地，苏联看到自己家那栋楼房的拐角处聚了许多人。即使是许多年后，长大成人的苏联回想起那天的情景，仍然不寒而栗，她永远都不肯相信：人可以从瞬间的大欢乐一下子掉到大悲伤的万丈深渊。
苏联还没走近，人群中突然蹿出一个女人，疯子一样扑上来抱住了她：“我可怜的孩子啊！你跑到哪儿去啦？”
这个女人不是妈妈，是方姨，苏联家隔壁的女主人，白白胖胖心地善良的女人。她家与苏联家合住在一套房子里，合用同一个厨房和同一个厕所。
苏联知道，只要家里有事儿，方姨是一定要到场的。但是今天，这么多人……连毛姥姥也来了。毛姥姥是街道委员会主任，和毛主席一个姓，在这个楼里，
她特别有威信。
苏联突然有要呕吐的感觉，这是她在遇到最难过最恐惧的事情时就会发生的生理反应。
毛姥姥像和方姨抢东西一样，迫不及待地把苏联拉到一边，抚摸着她的头，用呜咽而凝重的语气对她说：“孩子，你爸……他死了！”她好像要说“去世了”，但是怕苏联听不懂，就直接说那个字了。
苏联好像没听见一样，她冲过人群跑上楼，看到妈妈坐在房间角落的地板上。
朱淡宁平常最喜欢这个角落，她说那是属于她自己的地方，丈夫苏若谷、女儿苏联和儿子苏正正谁都不许进入。她在那里放了一个小书架，铺了一块在苏联留学时买的小地毯，她经常在忙完姐弟二人的洗漱之后悠闲地坐在那里，慢慢地呷一小杯咖啡，或一杯葡萄酒。有时还和苏若谷一起，听俄语的木纹唱片——
田野小河边红莓花儿开，
有一位少年真使我心爱，
可是我无法向他表白，
满怀的心腹话儿没法说出来……
此刻的朱淡宁就坐在那里，穿着黑色的毛衣，黑色长裤，双腿紧紧地并在一起，弯曲的腿与地板形成一个三角形。她双肘架在膝盖上，两手紧紧地抱着头，不，是紧紧地抓着头发，铅笔般纤细修长的手指，惨白地伸进黑发间，这黑与白的对比，触目惊心。
苏联的胃又一次搅动起来。
她不愿意看到妈妈这样，别看她年纪这么小，但是她知道妈妈都在想什么。朱淡宁是想把自己深埋到地底下去——她不想这样吸引众人的目光，这不是她朱淡宁的风格。虽然她平时是个招惹人的角色，但是此刻她不想，这是个悲惨的时刻，她每一个举手投足，都使得现场的情怀更加惨烈。
任何人都看不到朱淡宁此时的面孔，但是任何人都不能无视她此时令人震惊的美丽和绝望，这个一身素服的女人，怎么会美得如此绝伦？
“我操他妈——”
寂静中的一声破口大骂，是车大爷，方姨的丈夫。两家人在一套房子里共同生活8年了，相处得比亲戚还要好。方姨常常用《红灯记》里的唱词说：“隔着墙我们是两家，拆了墙咱们就是一家啦！”天真的苏联真的盼着能把两家中间的那堵墙拆掉，她喜欢车大爷他们家，他们家有五个女孩子：超美、越美、胜美、利美和国美。
车大爷是“坐地户”，土生土长的达斡尔族，初中毕业，在316厂当工人，为人仗义豪爽。有着达斡尔人的血性，喜欢打猎、捕鱼。
屋子里充斥着寂静、忧伤。平时苏联的爸爸妈妈最看不上的就是车大爷的粗俗，但是今天，苏联竟然觉得车大爷才是个有力量的男子汉，不像爸爸那么窝囊。如果昨天夜里车大爷没有上夜班，他肯定能来救爸爸。假如爸爸是车大爷，就有力量打败那些人，就不会死了吧？
越这样想，苏联就越难受，也哭得越厉害。
“是呀，咋能要了人命哇？”卫红的妈妈也来了。看到这个女人精瘦的尖脸，苏联更伤心。她想，假如这事儿发生在卫红家有多好呢，去她们家看热闹，看别人家的悲伤，自己是不是就不难过了？
家里来了好多人。好像这栋楼里所有的人都来了。还有爸爸单位的人，在走廊里、方姨家，站着或坐着，满满的，甚至楼梯上都是人，人们大都侧着身子，挤来挤去，像是在粮店里买粮一样。
苏联特别怕去粮店买粮，每次都像打仗一样。有一次妈妈让她先排队等米，因为粮店的米断货了。苏联紧紧地跟着前面排队的人，耐心地等着，突然不知道从哪里传来一声“米来了”！人们一下子拥到柜台前，争啊抢啊，就见一张张大手，在空中挥舞着，抓来抓去，把卖米的大漏斗都挤翻了。苏联被挤得脚都悬空了，她觉得自己要死了，胸口发闷，喘不过气来。
现在，对，就是现在，好像粮店里的那种窒息又来了。
不过今天苏联觉得她和妈妈好像在一个大广场上，家的屋顶被大风刮跑了，她和妈妈仿佛赤身裸体一般，一切都暴露无遗，在光天化日之下。
苏联已经听不到人们的议论了，她突然变成了家里棚顶墙角处的那个蜘蛛(自从看见墙角处爬了一个蜘蛛，她就盼望自己变成那个虫子)，颤抖地看着这些人，这个房子——
这个蜘蛛看到那个穿着紫色毛衣的小姑娘，她的两只胳膊肘都磨破了洞，左边还有个线头耷拉在外面，女孩用右手把那毛线绳塞回破洞里，从墙角上看下去，她的头发像干枯的茅草，稀稀拉拉地贴在头皮上。
女孩悄悄在妈妈的身边坐下，偎依着妈妈，哭。妈妈被爸爸娇惯得像一个比她还小的小姑娘，除了用缝纫机做衣服，妈妈几乎什么都不会做。爸爸是天，现在天塌了。
女孩把小手从妈妈的臂弯里掏进去，轻轻摸妈妈的脸，她感到妈妈光滑的脸上全都是水。女孩大恸：“妈妈……”
“淡宁，你哭吧！哭出来就能好受啦！”方姨使劲摇晃着朱淡宁。
不知过了多久，苏联觉得时间不走了。凝固了的这个早上，成为苏联一生都剪不掉的底片——朱淡宁，这个娇弱矜持的女人慢慢抬起她那美丽的脸，双手捧着女儿的下巴说：“孩子，从今天开始，妈妈不再只是妈妈，我还是你和弟弟的爸爸……”
屋里所有的人都哭了起来。
苏联看出妈妈眼神中有一种东西在闪烁，是什么？苏联无法形容，但她知道，就这一刹那，爸爸的灵魂已然附体给了妈妈。
朱淡宁猛然站了起来：“我要去看苏若谷！”
方姨拦住她，她挣扎着伸出软软的手，隔着方姨去够门的门框，但是车大爷已经把门挡住了。朱淡宁无力地有些任性地跺着脚，从嗓子眼里发出微弱的声音，像蚊子的声音：“让我去，求求你们，让我……”
车大爷厉声说：“小朱，别闹！”他把方姨拉到一旁，“不能让她去看，……简直……没法看。”
“车大哥，方姐……我知道你们怕我受不了，可是受不了也得受啊！……让我去吧，和他说说我们俩的心里话，我不能让他这么孤单地走啊！以前都是他照顾我，现在我要……”
朱淡宁——苏联的妈妈，任何时候都是用她那柔柔的安静的声音来说服别人的，苏若谷常说：朱淡宁是绵里藏针，是以柔克刚，所以她总能胜利。
“那这样吧，”车大爷想了一下，果断地把烟头在鞋底上捻灭，对方姨说，“咱俩和小朱一起去。”
“我也想陪朱姨。”在一旁不语的大女儿超美用手指捅捅车大爷的腰。车大爷点一下头，好像他手下有千军万马，苏联从来没见过车大爷这么神气。
“越美！”车大爷继续指点着，“在家陪苏联和弟弟！”
老二越美乖乖点头。
死是怎么回事？
14岁的越美拿着墩布一边拖地一边和苏联说话。苏联坐在床上，肥大的棉裤里两条细长的腿耷拉在床沿，咣咣地踢着床底下的木头箱子，那里面原来装的都是爸爸的书。
“二姐，我爸爸……真的是死了吗？”她还是有些不明白。
越美把墩布往地上一扔，哇地大哭起来。她抱着苏联：“苏叔是死了……呜呜呜，他被造反派打死了……”
苏联没哭，她还不明白死是怎么回事，她只是想爸爸可能和以前一样，是去出差了，这个“死”和“出差”差不多，可能仅仅是时间长短的不同，也可能是永远回不来了，但是爸爸一定是在哪个固定的地方，而不是消失的。
越美把苏联的弟弟抱了过来：“你就在这等我啊，我把弟弟送过去，让胜美他们看着，再过来陪你！”
苏联点点头，弟弟苏正正还小，才4岁，瞪着两只黑咕隆咚的眼珠子，一派浑然的脸孔。
等越美回来时，苏联竟然在地板上疲惫地睡着了。
越美把瘦弱的苏联抱到里屋朱淡宁的大床上，然后去收拾这个杂乱的家。
越美是车家的老二，也是这两家女孩子中最温顺体贴的姑娘，苏联与她的关系最好，有时像她的跟屁虫。夏天，她们到江边玩耍，捉蜻蜓的时候，总是眼尖的苏联发现蜻蜓落脚的地方，然后大叫：“二姐，这里有一个大力士……”
越美就会轻手轻脚地跑过来，用纱布做成的网子对准蜻蜓轻轻一绕，蜻蜓就乖乖地被网住了。
然后，她们躺在岸边的草地上，摘一些灯笼果吃，有时候唱歌——
阳光阳光多么灿烂，
春天春天来到草原，
白云在我的头上飞舞，
羊儿在我的身旁撒欢……
这是电影《草原英雄小姐妹》的插曲，电影院外的大喇叭整天在放这首歌。电影院坐落在红宝石大街的路北，与苏联的家只隔着一栋楼。苏联蹲在厕所
里都能听见大喇叭的声音。
苏联觉得这个歌好听，比那“新盖的房雪白的墙屋里挂着毛主席的像”好听多了。可惜红岸已经从草原变成城市了，早就没有了人们想象的洁白的羊群，更别提什么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了。
苏联醒来时，妈妈还没回来。
苏联有些迷糊，不知道为什么会睡在父母的房里，她趴在枕头上，闻到了妈妈身上常有的淡淡的香味。苏联老是觉得妈妈身上有一股好闻的味道，那是妈妈独有的体香，不仅仅苏联喜欢，爸爸也喜欢。
这个房间被一张大床占据了一半，床头柜上有爸爸妈妈的结婚照，照片本来是黑白的，明显是后来染的颜色，那染色的技术真不怎么样，妈妈的口红都溢出了唇角，但是爸爸金丝边眼镜后面的小眼睛却闪着温暖和幸福的光芒。妈妈穿的是丝绒旗袍，还戴了一条白色珍珠项链。妈妈给苏联看过她的首饰盒，那条项链就躺在红绒布的底子上，仿佛在向苏联发出召唤：快快长大吧！它是你的啦！苏联也偷偷地试过这串项链，可是自己的脖子太细了，那项链就有些像拴狗的链子，咣里咣当的，很滑稽。
父母的房间是朝西的，挂着湖蓝色的窗帘，妈妈最喜欢这个颜色，她一向喜欢蓝色，就像她故乡的湖水……妈妈说窗帘里面必须要有一层窗纱，平时白天要拉上窗纱，这样从里面看外面有一种朦朦胧胧的美，而外面却看不到里面的人：“尤其是我们女孩子，不能随随便便让别人看到我们呢！”
妈妈说这话时还拢了一下苏联的头。妈妈经常娇滴滴地自诩为“女孩子”，那是因为爸爸经常这样称呼妈妈。
此刻，西下的太阳光透过窗棂照在白色的窗纱上，有朦胧恍惚的美丽。苏联第一次感觉到夕阳的美，同时，也第一次隐约觉得，美也会让人难过。
此时的苏联心里是难过的，不是一般的难过，是大难过。
这间屋子里最奢侈的一件东西就是朱淡宁的梳妆台，那是外婆送的陪嫁，朱淡宁不惜花费很久的时间从杭州托运到红岸。它是由好木头做的，上面有精细的手工雕刻，那些镂花，苏联的小手指头都能插进去。那木头的温度，在寒冷的北方，好像能够温暖冰冷的小手。
苏联后来对于木质的东西喜爱有加，应该说来自于妈妈的品位。
苏联突然发现：爸爸书架上的书大部分都没了，昨天抄家的人还带了麻袋，把爸爸妈妈的书和古董都扔进了麻袋里。她模模糊糊记得有一套竖版的《石头记》，如今只剩下一本“下”，静静地躺在那里，孤单的样子很像苏联现在的情形。
越美从外屋跑了进来：“你妈回来了！”
敏感的孩子已经听到妈妈的声音，她跳下床跑到门口，怯怯地看着妈妈缓缓地被超美和方姨搀着进来。朱淡宁踉跄地把鞋甩下来，一头扑到床上。谁也看不见她的脸。
但是苏联看出妈妈的脸都哭肿了。她害怕，除了害怕还是害怕。
极度虚弱的朱淡宁看了女儿一眼，侧身从裤兜里掏出两毛钱给苏联，让她到群众饭馆买一根麻花吃：
“孩子，你去吧，平时你最爱吃的麻花，买回来，和弟弟一起吃，妈妈想睡一觉，妈妈太困了……”
其实才11月份，但是红岸的雪已经覆盖了整个街道、广场和江岸。
大街上有许多大雪球，有半人高，都是男孩子们一点一点滚起来的。他们从手里的小雪块开始滚起，一会儿就弄到那么大了。北方的雪实在是太厚了，足够盖一座大房子了，苏联想。
男孩子们把大雪球摆了一排，故意拦截那些装载货物的大货车，然后躲在远处看热闹。
缓缓开过来的大货车到大雪球前面停了下来，司机骂骂咧咧地从高高的驾驶楼里跳下来：“小王八羔子，我操你家户口本的第一页！”
他推了推大雪球，那大家伙死死地立在那里岿然不动，他只好过去拦住另外
几辆车，朝车里的司机摆手：“我操！都下来下来，别他妈擎现成的！这帮小×崽子，看老子一会儿咋收拾你们！”
几个司机不悦地下来，几人合力推，费劲儿地喊：“一、二、三——”
推走了一两个大雪球，留出能行驶一辆车的空当，他们再回到车上，货车排
着队，逶迤而来，从两个大雪球之间穿过。
男孩子们躲在楼角偷看，有时会被脾气大的司机逮住，一顿拳打脚踢，奇怪的是他们好像都不知道疼，嬉皮笑脸无所畏惧地哄的一声，瞬间就消失在楼群中。
这群人里就有克飞，从今天起，他已经变为苏联的仇人了。苏联听见大人们议论说，昨天来抄家的人，也就是把爸爸打死的那些人，是廖大胡子单位的，而廖大胡子是他们的头头。
苏联一看见克飞，就恨不能把指甲抓到他的肉里，想掐死他。她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疼，像有好几把小刀同时在拉她的小心脏——她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觉，这感觉让她的心被剜割了一样，鲜血淋淋地撕裂着。
有一颗仇恨的种子，今天开始，就此生根并且发芽了。
克飞没有看见苏联，继续跟那些淘气的大男孩劳作着，如果能够飞檐走壁，他们一定不会只在那些平房上飞奔的。
想起爸爸，苏联哭了起来，一边哭一边往东走，她觉得只要这条街不到尽头，她的眼泪就不会流尽。
沿着红宝石大街向东，她经过了电影院、新华书店，过了一道横街；经过向阳商店、照相馆，再过一道横街就到了群众饭馆。
这是这条大街上唯一的饭馆，大木头门上面挂了一个横匾，写着隶书体的“群众饭馆”。
这里平时人就不多，今天几乎没有人。
苏联费力地推开厚厚的棉门帘，那上面有油乎乎的手印，还有冻冰的硬结，碰到她的头，像被锤子砸了一下，生疼。
玻璃窗里，一个戴着挂满油渍的白帽子的女人坐在椅子上打盹，空荡荡的长条案上，有一个被苫布苫着的竹编筐，这个筐吊着全红岸孩子们的幸福味蕾，那里有大馃子、麻花、糖三角、豆包等好吃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不是每天都能吃得到的，只有在快过年时，或者是谁的生日、小孩子生病时，才有机会光顾这里。所以，好好的时候，苏联特别盼着自己生病，生病就能吃到那黄灿灿的大麻花了。
“阿姨，我要买一根麻花。”苏联踮起脚，递过去已经攥湿了的两毛钱。
“你谁家的孩子啊，整得这么埋汰？”女服务员看看脸上都是泪水和鼻涕的女孩，皱着眉头说，“凉的，行不？”
她打开苫布，苏联看到里面只有三根孤零零的麻花躺在那里。
“行。”
服务员把大拇指食指放到舌头上舔了一下，捻出一张黄色的油纸，用夹子夹起麻花放到纸上，卷了几下，从窗口递给苏联，同时找了她两分钱。
苏联馋得使劲咽吐沫，这是她平时最喜欢吃的大麻花啊！她的手就快触到油纸了，她就要享受那满嘴的香甜了……
突然，那一点欲望消失了——
今天是爸爸死的日子，但是今天吃麻花……好像有点不对，但为什么不对？不对在哪里？
苏联冲到门口，撩开厚重的门帘，飞跑起来。
一路上，她手里紧紧地攥着那根麻花，那张包裹麻花的油纸，在风中哗啦哗啦地响。
推开家门，见车大爷和方姨围在妈妈身边。方姨眼睛红红的，唉声叹气地拍大腿，车大爷在狠狠地抽烟，喘着粗气，满屋子的烟气像刚蒸了一锅馒头散发的热气。
苏联上去抱住妈妈，妈妈的头发里都是车大爷抽的烟草味，妈妈的手腕上缠着纱布，有鲜血染透了的痕迹。
朱淡宁面色苍白，有气无力，她像铅笔画的仕女图，细细的白描一样的眉毛和眼睛仿佛被橡皮擦掉了，却仍然留有淡淡的痕迹，以往的温婉美丽全被眼前的绝望掩盖了。
苏联最害怕的是妈妈这时候的眼神，连看都懒得看自己女儿一眼的眼神，让苏联彻骨地寒冷。
她被改名叫苏红
仿佛一夜之间，这个城市变了样，人们不再穿西装和裙子，不论男女，都是一样的蓝黄两色的卡其布制服，基本是军装的样式，男人的四个兜，女人的两个兜。各种各样的毛主席像章别在胸前，一个比一个大。
316厂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制作了一批硕大的像章，背面都钢印着“316厂革命委员会制造”的字迹，气派非凡。
这天早上，苏联戴着大圆的毛主席像章，走在上学的路上，那像章把她小小的胸脯几乎盖满了。
因为爸爸的死，楼上的赵厂长送给了苏联这个像章。也因为爸爸的死，好几天没上学的苏联今天来上学了。
路上不时有人对她指指点点，她一路踢着一个石子，慢慢腾腾，磨磨蹭蹭，突然，一个人在后面拍了她一下，是同班同学王小娜，苏联的好朋友。她已经几天没有见到小娜了。小娜说：“苏联，你不能再叫这个名字了……”
“为什么？”
“老师说苏联这个国家早就变修了，现在是苏修帝国主义。你还叫这个名儿咋行呢？不信你今天就问老师。”
果然，上第一堂课之前，班主任王老师把她叫到办公室。她为苏联扭了扭棉裤的腰——好像裤裆跑到了旁边。以前这些都是妈妈为她整理的，朱淡宁不允许自己家的人有一点邋遢。但是现在，朱淡宁被下放去扫医院的厕所了，早上在别人上班前她就要去搞好卫生，所以苏联只有自己照顾自己了。
王老师说：“从今天开始，你就叫苏红吧。红色的红，也是红岸的红。”
苏联哭了，她知道她的名字是爸爸妈妈相爱的意思，她虽然不是很喜欢这个名字，但这是爸爸取的，现在爸爸没有了，名字也没有了，好像她的过去就消失了，那个叫苏联的女孩子，她死掉了。
那天苏联所有作业本的封面，都有着“联”字被涂掉的痕迹，后面是一个歪歪扭扭的很不情愿地待在那里的“红”字。
她觉得这个字距离自己很遥远，所以当老师叫这个名字时，她总觉得那是在叫另外一个人。
另外一个名叫“苏红”的女孩坐在第二排靠窗户的座位上，呆呆地望着外面。
操场上有两个男孩子在踢足球，在雪地上，丝丝哈哈地缩着袖子，你来我往，不是很积极，无精打采的样子。但是苏联还是羡慕他们，更羡慕单杠上面落的一只小鸟，小鸟一会儿低着头啄来啄去，一会儿想起什么似的仰头望望天空，突然没有什么预兆的，就飞走了。
苏联喜欢这样的“突然飞走”，那感觉很奇特，让人向往。
她希望自己也能这样“突然飞走”，一下子从这个教室失踪，谁都找不到她。
“苏联……不，苏红，你往哪儿看呢？窗户外面有黑板是吧？”
数学老师在叫她。
“苏联！”她心底里对自己说：“我还是叫苏联，是你们让我叫苏红的，但是我自己还是这样叫我自己——苏联苏联苏联苏联苏联苏联……”
我非这样叫我自己不可！就叫！
她什么也听不下去，也根本就不想听。她直勾勾地盯着黑板，实际上是盯着上面的毛主席像。
毛主席慈祥地微微含着笑意，下巴上有一颗痦子，苏联弄不明白：收音机里老是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毛主席怎么会比爹娘还亲呢？爸爸死了，苏联觉得好像天塌了一样；如果毛主席死了，自己会这样难过么？
她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大跳。她虽然还不到9岁，但是她知道说毛主席的坏话就是“反动”！就要被抓起来。
最近，厕所那里经常出现“反标”，老师说“反标”就是“反革命标语”，是阶级敌人在搞破坏。谁也没有看到“反标”是什么样，一般等到被发现时，早已经被派出所的人用报纸遮住了，说是保护现场。据苏联的同学传来的消息说，厕所的墙上有人用粉笔写了“毛主席万岁！”这句话没有错，但是错的是在这句话上面打了叉，这个性质就变了。什么叫“性质”，老师说跟他们讲不清楚，总而言之就是“反动”。什么是“反动”？苏联他们还是不明白，老师说你们该明白的时候就明白了。但是她想既然我们连这个都不明白，怎么会做出这样“反动”的事情呢？
自从上学以来，学校已经有过两次“反标”事件了。当时全校都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为了弄清楚是谁写的，老师让每人都拿出纸和笔，连着写一整页的“毛主席万岁”。校长拉着那张比平常长几倍的大驴脸，挨个班级走过去，孩子们吓得都不敢写字，生怕自己跟那“反标”的笔体一样，被当成反革命抓起来。
苏联觉得自己想到“毛主席死”，可能就是“反革命”行为。毛主席是不会死的，因为她们课本的第一页就是：“毛主席万岁！”她问过爸爸，爸爸说一岁就是一年，那么“万岁”就是一万年。毛主席能活一万年，那他应该是神仙。好像人最多只能活100岁，但是活到100岁的人谁见过呢！苏联的外公和爷爷奶奶都死了。如果毛主席是人，他就还是要死的吧……
她不能再想了，她的脑袋都快想爆炸了。
黑板上方毛主席像的两边喷印着红色的大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是毛主席的教导。还有教室后面的墙上，写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也是毛主席的话。
看来毛主席说的，一定都是正确的。
刚上完第二节课，突然墙上挂着的大喇叭响了起来：
“广大师生们请注意，广大师生们请注意，现在马上到校门口集合，排队到厂前广场，传达最新指示……请迅速到校门口集合……”
“噢——”
男孩子们尖叫着拥出门去，女孩们也巴不得有这个机会，趁机一窝蜂地抓着围巾帽子往外跑，生怕再晚一点就成为被抓回去的小鸡。
到校门口集合，就意味着要游行了。316厂每每遇到重大事件，都会让子弟学校的学生们在街道上游行。每一次的游行，都是一针兴奋剂，让孩子们陷入狂欢的气氛中。苏联也喜欢这种狂欢，不用上课，就像在大街上闲逛一样，有时还能在游行的间隙疯跑。
游行队伍一般都是沿着学校操场走到红宝石大街，从东到西转一圈，再回到厂前广场。一路上，他们高喊着口号，或者唱歌，举着小旗子，有时举着花束。这些花束是男孩们攀到树上撅下的树枝，由女孩子把一片片粉红色的纸剪成梅花的花瓣儿，两片花瓣儿中间涂上糨糊，夹上树枝，粘上。于是，在树枝的枝头、枝干，就盛开了无数这样的花朵，他们举着这些花朵，跟随游行的队伍，一边走，一边喊着口号。
“毛主席万岁！”这些花朵就在他们的头上掀起一片花的海洋。
“中国共产党万岁！”又是一片海洋。
“打倒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粉红色的浪潮一波一波穿行在红岸的街道，沿途挤满了看热闹的老人和孩子，他们也像狂欢的人群一样拥挤着。等到游行的队伍走过去，看热闹的人们就占满了街道，有的人开始呼叫着自家走散的小孩：
“狗子——”
“二柱子——”
“小华——”
“张秀英——”
每当这个时候，红岸的街道沸腾了。人们兴高采烈，喜气洋洋，像过大年。
今天虽然没有那些树枝做成的假花，但是学生们还是欢歌笑语地排着大队向厂前广场走去。
316厂是红岸的标志，而厂前广场又是316厂的标志。它是这个城市最为壮观的地方。广场上有一尊巨大的毛主席塑像，他面向北方的厂前大道，每天向前来上班的人们挥动那只伟大的巨手。红岸的人们常常在这只巨手之下宣誓：“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
当许多年过去，苏联第一次站在天安门广场上，回想她的少女时代，她总是有一种错觉：316厂的厂前广场比天安门广场还要大。
广场，苏联一生都有广场情结，无论是她后来所在城市的广场，还是到国外的很多广场，每每临近那个宽敞的天地，她总有怦然心跳的激动，她惊讶于人类早期的记忆，会如此强悍地渗透人的骨髓，导致她的一生一直对广场情有独钟。
是的，苏联喜欢这个广场。
广场正中央不锈钢的毛主席塑像，高大伟岸，矗立在空中，苏联躺在大理石的基座上，仰头就只能看到毛主席大衣的下摆，以至于她会产生奇怪的零碎的感觉。据老师讲，这个毛主席塑像是全国最高的：高度有10.1米，象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0月1日成立；基座7.1米高，象征中国共产党在7月1日诞生。
在苏联以后的日子里，所有的数字都能让她产生联想，尤其是一些公共场合里公共性质的数字。比如建筑的柱子，比如台阶，比如……她发现，在中国，几乎所有标志性的东西，那里面只要存在数字，绝对都是有象征意义的。
苏联印象最深的不是这个雕塑和基座，而是那光滑漆黑得能照出人影的大理石底座，它像一个四周宽阔的大阳台，能容下两三个孩子并排躺在上面。(苏联以后再也没见过这么漂亮的石头，无论走到哪里，国内还是国外，都没有见过这么滑腻、漂亮的大理石。)夏天的时候，她和小伙伴们躺在那凉飕飕的大理石上看天空的云彩，那个凉快啊！有时看着看着，竟然会睡着了，到了傍晚，西边的火烧云绚烂地蔓延在天空，他们穿上鞋，沿着厂前的林荫路，一边捉蜻蜓，一边打闹着，回家去。
当游行的队伍到达广场时，那里早已站满了人，学校的学生们就站在广场边上，苏联的位置恰好在技术大楼的底下。
技术大楼位于广场的东边，与西边的行政大楼对峙，两座楼一模一样，都是巴洛克建筑，典型的俄罗斯风格：尖顶，米黄色，屋子里有着高高的举架和阔大的窗台。苏联的爸爸就在技术大楼里办公，他是工程师，参与设计了中国第一台万吨水压机，还被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过。
苏联小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长大以后能像那些女工程师一样，在高大的门厅里，脚下的高跟鞋发出“咔咔”的响声。
316厂，是20世纪50年代苏联老大哥援建的工厂，从厂房到家属楼，无一不刻着苏维埃共和国的浪漫痕迹。
这些建筑里，苏联最喜欢的是俱乐部。就建在电影院的对面，隔着红宝石大街。那也是一个尖顶的不规则的灰色建筑。外表很不起眼，但是里面却别有情调。有华丽的舞池，猩红地毯，墙上还有壁式烛台。
苏联更小的时候，每到周末或者节日，厂里会发一些联欢的舞会票，苏联的父母都是舞会上的常客。在苏联的强烈要求下，爸爸妈妈带她去过一次这个舞厅。苏联乖乖地坐在靠边的椅子上，目不转睛看着那些乐队的人，和舞池里深情款款的男男女女。她喜欢那些美妙的音乐，把她的脑袋和心房荡漾得像在大海里漂浮一样。
可是现在，俱乐部被封了，说是资产阶级的狗男女搞破鞋的大本营。那曾经辉煌的夜晚的灯光，一下子好像被天狗吃掉了。
广场上有人主持大会，先是宣读最新指示，然后用剩下的时间顺便批斗“牛鬼蛇神”——这已经是老规矩了，苏联他们已经像老战士习惯上战场了一样，面对这些场面无动于衷，自顾自地玩着属于自己的游戏。
但是今天，苏联非常害怕这样的批斗会，这让她想起自己的爸爸，可是她又没有理由不去，她不想听大喇叭里的那些话，那些话像一根根刺，扎着她小小身体的每一寸皮肤，让她浑身麻痛。
这时，她旁边的王小娜主动过来，和她抱着互相取暖。除了邻居卫红和胜美、利美之外，小娜是苏联在学校里最好的朋友。
她们俩相互踢着脚——苏联的左脚踢小娜的右脚，小娜的右脚再踢苏联的左脚，这样来回循环，互相撞击，蹦着蹦着，就出汗了，就不冷了。
小皮球，架脚踢，马莲开花二十一。
二五六，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
三五六，三五七，三八三九四十一。
……
九五六，九五七，九八九九一百一。
……
正玩得高兴，一阵狂风把大喇叭吹得呼呼响，人头攒动起来，整个会场处于失控的状态——原来有个“牛鬼蛇神”被打晕了，他倒地的刹那，所有的人都伸长脖子往前拥挤。主持会议的人只好匆忙说声散会，大家哄的一声就解散了。
王小娜家住在另一条街区——7街区，苏联家是8街区。她们之间要好的方式就是经常相互写信，开头都是“亲爱的……”第二天上学时见了面也故意不给对方，就那样吊着彼此的胃口，非得等到上课时，当老师背过身去写字时，王小娜就将纸条在桌子底下传过来。
小娜的座位在苏联的后面，她先用脚踹一下苏联的凳子，苏联的手就从后背伸过来，小娜把折好的纸条塞进她的手中，快活地看着她低头偷偷看信的样子。
亲爱的苏联：张丽华是个大sha(傻)瓜……
她们的通信内容大抵如此，无聊且荒唐，但是她们却乐此不疲。
但是，最近两个人之间产生了矛盾。苏联因为是“苏修特务的狗崽子”不能加入红小兵。第一批当上红小兵的王小娜左胳膊上戴着一个菱形的红色袖标，上面涂着金色的“红小兵”三个字。苏联心里非常嫉妒王小娜，所以她就找各种各样的理由说服自己没有当上红小兵的好处。首先苏联觉得那几个字的笔画不对，横不平竖不直，比老师要求的差远了。但是王小娜说那字是毛主席的笔体，还会有错吗？
“你不懂，那是连笔字！”王小娜说。
王小娜得意的样子让苏联感到孤独。
但是今天，苏联上学的第一天，小娜就给了苏联友谊的怀抱，苏联感动得就差哭了。
为了答谢小娜的友情，游行结束后，苏联带着小娜一起去找马修玩：“我新认识了一个小孩，他们家可有意思了。”
她们喜悦地往前走，往这个地方走，苏联会有温暖的感觉，像冬天花开。
红岸的江边，白雪皑皑，江面上有一列列大卡车开过，划出一排排的车辙。
远远地看见米黄色的小洋楼了，苏联的心里充满了期盼，迫不及待地拉着小娜跑了起来。
但是随后，她就愣在了那里。
这个小楼像大海中一个孤零零的小岛。房门大敞，人去楼空。满地的报纸、书籍，还有破碎的花瓶，一只高跟鞋扔在楼梯上……
苏联走上楼，使劲儿地喊：“马修！马修——”
没有人，一个人都没有。二楼的蜡烛台倒在地上，画室里被撕坏的油画散落在墙角。
她跑下楼，坐在门口的台阶上哭了起来，胃里又有东西在翻卷。小娜默默地陪着她，不知道怎么安慰。
她看到门口的那棵大梨树下，马修拉她的那个雪橇还斜躺在那里，仿佛在等待着主人，也似乎告诉她，他只是临时出去而已：等着我，我一会儿就回来。
苏联觉得曾经有过的一切好像都是梦。不论是快乐，还是伤心。
朱淡宁的红色之岸
朱淡宁已经被彻底清理出医务人员队伍，她现在的工作是打扫医院的厕所。
苏联很替妈妈难过，妈妈是个爱美的女人，又爱干净，那么脏的活，好像和妈妈不般配。
但是朱淡宁好像没有苏联想象的那么难过，早晨，她5点钟起床，准备好孩子们的早饭，然后带上一套干活的衣服，轻轻地关上门。
北中国的冬天，这个时候天还是黑沉沉的，像一块大幕布，遮得天空一点缝隙都没有。幸好还有几颗星星在天上冷清地一闪一闪，有些像刀的光影，雪白的大地更加深了空气的寒彻。
地面被冻住了，又硬又滑。朱淡宁小心翼翼地走着，仿佛走在黢寂无人的冰川之中，四面都是凶险和阴冷，只有远处那座影影绰绰的医院大楼，似乎永远走不到跟前。
她想起无数个这样的雪夜，每当有产妇在医院等着生孩子，苏若谷就送她赶往医院。一路上两人互相搀扶着，生怕摔倒，踉踉跄跄的样子让她心生欢喜。朱淡宁喜欢这样的夜晚，这样的夜晚给了她寒冷中依偎的浪漫情怀，这正是她想要的，是她从小在杭州长大的经历中不曾体会过的。
有一次，也是深夜，苏若谷接她从医院回来，大大的月亮照在北方的雪野上，大地的安宁和静谧让他们沉醉。苏若谷抱着她，冰凉的手伸进她热烘烘的毛衣里，一边攥着她一边说一大堆疯话。她被这样的迷离气氛弄晕了，她就记得她像飘在空气中似的说些胡话：“我要永远和你这样，在一起，在一起……不分开。”
好像这样的情景就在昨天，倏忽枉然，朱淡宁的眼泪哗地流下来。
她还想起8年前，也是这样的11月，红岸的大雪满天飘扬，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在红宝石大街路南的医院里。
“苏联，我们就叫她苏联吧！”苏若谷趴在她的耳朵边，低声下气地恳求着。
她微笑着点点头，以第一次做母亲的身份抚摸她的丈夫，那个头发茂密的男人，他匍匐在她的床前，像个孩子。
当11月的雪静谧地飘落在街道上的凌晨，人称“白牡丹”的朱淡宁，这个厂医院最美丽的女医生疲惫地睡着了。
平日里，朱淡宁喜欢沿着红宝石大街散步。
这条大街东西走向，它的西面是望不到边的农田；而东面，横在这条大街尽头的就是那条江水——诺尼江，它和红宝石大街形成了“丁”字格局。
这里的人们都知道，红岸最美的地方不是316的厂前广场，而是那绵延无尽的绿色草原和野花丛生的江岸。
发源于大兴安岭伊勒库里山的诺尼江，从北向南流到这个地方，突然拐了一个大弯，向东流去，一直流入松花江。这个拐弯处，朱淡宁脚下站立的地方，就是达斡尔人早年建立的村落，名曰“呼兰额日格”，是“红色宝石之岸”的意思，当地的人们叫它“红色之岸”。
而现在，人们都叫它“红岸”。
在苏联留学的时候，苏若谷就给朱淡宁寄过一封这样的信，好几页纸上工工整整地用蝇头小楷抄下了红岸的来历：
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达斡尔族青年，在梦中来到了一条美丽的大江边上，正是日落时分，晚霞映红了整条江水，岸上有许多红色的宝石，正当青年不知道何去何从的时候，一个美丽的仙女划着一条小船向他招手，他不由自主地上了她的船……梦醒之后，仙女的面孔让他久久无法释怀，仿佛有神灵的召唤，他义无反顾地策马扬鞭，奔驰在北中国的大草原上，他发誓要找到这条美丽的江和这些红色的宝石，还有他梦中的姑娘。
历尽千辛万苦，在一个夏天的傍晚他来到了这片草原，那时的这里荒漠无边，寸草不生，杳无人烟，达斡尔青年因口渴难耐而昏倒在地，恰好被一位仙女看到，于是美丽的仙女从天而降，飘落到青年身边，她从发髻里拔出一根银簪，躬身在地上轻轻一划，奇迹出现了，一条清澈如玉的江水，嵌在这片草原中，这就是诺尼江。小伙子得救了。仙女看小伙子英俊善良，勤劳勇敢，于是动了凡心，小伙子也惊喜地发现，她就是自己梦寐以求的那个姑娘。仙女牵着他的手来到岸边的草地上，随着她手指的方向，小伙子看见了江岸上散落着晶莹的宝石，通明如玛瑙，红圆像含桃，其中尤以红色居多，在晚霞的照射下，光芒四射，与波光粼粼的江水交相辉映，美轮美奂……
良辰美景让他们相爱，并于此繁衍生息。经过几代达斡尔人的勤苦劳作，这个红色之岸草肥水美，风光旖旎，成为北中国草原上的明珠。
就是这样的描述，让朱淡宁这个杭州姑娘心绪荡漾。苏若谷知道朱淡宁的软肋——虽然学医出身，但是骨子里有致命的小资产阶级情调。于是朱淡宁瞒着父母，偷偷与苏若谷一起，辗转三天，来到红色之岸。
记得来北方之前，朱淡宁特意到省图书馆查阅了地方志。红岸，这个地图上都没有的地方，凭什么如此吸引苏若谷？她不仅仅查到了资料，还以她严谨的医学态度抄录下来——
史料记载：1644年清入关建立清王朝之后，满清贵族认为“东北乃祖宗发祥地”，于1668年下令禁止开发。因此，至1898年红岸才有10余户人家，70多口人，还只是一个偏僻的小村落。1903年东至绥芬河西到满洲里的中东铁路建成，在这里设立了火车站，俄国人在这里开办了火磨、油坊、烧锅等工厂。这里也成了周围农村粮食的销售中心，由沈阳、哈尔滨等大城市来往的粮商络绎不绝。来自诺尼江中上游的粮食大部分集中于红岸，再装上火车运出。船只最多时每天达千只以上，素有小商埠和重镇之称。人口也随之增长，到1912年(民国元年)有人口1694人。到1933年(伪大同二年)，日伪统治时期，日本人拥入，城区人口达6539人。
1945年8月下旬苏联红军解放了红色之岸。1946年在这里建立了人民政府。
朱淡宁追随苏若谷来到红岸时，正是中共和苏共的热恋期，他们投身建设的全国第一大厂——第一重型机器厂，就是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顺利竣工。
最让朱淡宁和苏若谷自豪的，是他们成为了这个工厂的建设者，眼看着一片草原，在自己的手下建设成一个工业之城，就连这一座座家属区的宿舍楼，都是他们一天天目睹着拔地而起的。
这里的孩子从小就知道：他们这个工厂是保密工厂。对外，他们叫316厂，所以工厂所属的学校就是316厂子弟小学或中学。
中共与苏共的关系，就像苏联家与隔壁方姨家的关系一样，是紧密邻邦，光荣战友。20世纪50年代，红岸到处是老毛子，他们带来苏联音乐和文学，甚至生活习惯。
但是在苏联出生的那一年，那些来援助316厂进行建设的苏联专家，秋风扫落叶一般，从红岸蒸发了。大街上再也见不到那些浪漫的男人和女人，当然，那些“二毛子”也成了人人喊打的落水狗。
316厂，孤零零地伫立着。
316厂就是红岸这座城市的标志。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它的主人或者是主人的亲戚。
建厂初期，工厂几乎把当地所有的达斡尔适龄青年都招进当工人，此外，还有全国各地许多年轻人和大批转业军人。最为壮观的是来了一批刚刚毕业的大学生，甚至从苏联和美国留学归来的人们。这些大学生很多来自于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有不少资本家和地主的儿女，他们满怀激情地与封建家庭决裂，决心将一腔的热情无私地奉献给新中国的工业事业。
他们住窝棚，吃高粱和大豆，把这个草原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工厂，其中的一个青年作家还写出了话剧《草原上的钢铁巨人》，这些人自导自演，台上台下的年轻人热血沸腾。他们豪情万丈、激情澎湃，每到夜晚，工地上灯火通明，建设的热潮鼓动着他们狂热的心，他们沉浸在自己创造的幸福中，幻想着更加美好的未来，憧憬着共产主义美好的明天。
工厂建成时，党和国家领导人亲临视察，雄伟壮观的高大厂房上，挂着“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标语，大字简洁、有力，让这些领导们激动万分，他们用拳头鼓励这些年轻人，一定要把我国的重工业基础搞上去！
这个全国最大的重型机器厂，生产的都是大型机器，仅车间就有29个。从外面看，面朝北的整个厂区被围墙围住，就像一个“凹”形的大花园。厂区外，向东经过一大片白桦林，就是那条著名的江，西面是广阔的田野，北面凹进去的那一小块就是厂前广场，广场两侧的林荫大道同时通往家属区，中间是一片杨树林，还有花树，春天的时候，黄色的报春花和粉红的桃花紫色的丁香竞相怒放。再往前就是红岸的最大马路——红宝石大街。大街呈东西走向，大街的北边被分成家属区和活动区。家属区都是红砖楼房，一排排像列队一样，如果不看楼牌，你绝对分不清。但是这里的孩子闭着眼睛也能找到家。
也就让自己放肆这么一下子，朱淡宁就停止了哭泣。她知道，如果哭起来，是没有尽头的，她不能容许自己泄下气来，她绝对不给自己泄气的机会。
她也不后悔自己的选择，现在的她，最需要的是勇气和恒心，她知道，她没有退路。
隔壁车家的老大超美高中毕业了，在家里待业，正好帮助照看一下苏联的弟弟，为了答谢，朱淡宁就把自己以前的衣服送给超美，或者，偶尔买几斤饼干给这五个孩子。
晚上，朱淡宁回到家，先去厨房烧一大壶水，拎进里屋，再打一盆冷水，兑好，开始擦澡。每天回家的路上，她都觉得自己身上有厕所的味道，这味道跟着她一路，让她对自己厌烦。
朱淡宁是一个很自恋的女人，她知道自己的美貌，但她又是警醒的，她就像一只猫，敏锐、温柔、聪慧过人。她不想让孩子闻到厕所的味道，尤其是苏联。她的观念和苏若谷一致，女孩子可以不漂亮，不聪明，但是一定要干净、优雅。
在女儿面前，朱淡宁永远无懈可击，当她出现在苏联面前时，苏联从妈妈的身上闻到的是淡淡的香皂的味道，那干净的面孔、安静的眼神，让苏联懂得了安心和踏实。
现在，从不做饭的朱淡宁已经会做一些可口的饭菜了。北方的冬天，只有大白菜、萝卜、土豆。朱淡宁会变着花样炒这几个菜，而且还要搭配得好看，比如一盘胡萝卜，肯定要再做一盘白菜炒肉，肉当然不是天天能吃的，因为凭票供应，每人每月只有半斤，苏若谷不在了，等于又减去了半斤，朱淡宁每天都要盘算着如何用这些东西。刚开始的一个月，她觉得自己快活不下去了，她的坚持，纯粹是为了责任。但是最近，朱淡宁突然觉得这些家务活竟然可以分散一下她的痛苦，她被这些生活中的琐事挤得满满的，思念丈夫似乎只成了夜晚的功课。
爸爸死了，苏联的悲伤一点也不亚于妈妈，苏联在恐惧和忧伤中活着。晚上，苏联做完作业到隔壁去玩，看见车大爷又在准备捕鱼的工具。她喜欢车大爷家，有男人气味的家，让她觉得安全。
自从没有了爸爸，苏联特别喜欢在车大爷家待着，有时很晚，她也不走，是舍不得走，她觉得车大爷家的白炽灯都是含有笑意的，自己家里太冷清了，这让苏联感到孤独，也替妈妈和弟弟感到孤单。
渔网摊在地上，闪着银色的光，车大爷整理着他的宝贝，看着蹲在旁边的苏联，疼爱地说：“姑娘，想不想和大爷去打鱼呀？”
“想！”苏联毫不犹豫地回答，她都想过一百遍了。
“可是早上你能起来吗？大爷可是天还没亮就起来了呢！”
“你叫我我就起得来。”苏联瞪着眼睛看着车大爷，眼神里是焦虑、期待、怀疑和隐隐的欢喜。
“真的想去啊？”车大爷笑嘻嘻地说，“逗你玩呢傻孩子！”
苏联愣了一下，突然号啕大哭起来，好像她的胸膛里有仇恨的千军万马，在此刻奔涌而来。
苏联从小就是个懂事的孩子，从来不胡闹。但是今天她好像疯了，是疯了，破罐子破摔的疯癫。她像一条小疯狗，不停地摔打车大爷的渔网、鱼漂、鱼食。拿到什么扔什么，谁也拦不住。她玩命地哭，使劲地喊，要把自己的心肝肚肺都喊出来。爸爸死她都没有这么哭，她现在好像是为了爸爸在哭，那憋了两个月的委屈，就在这一刻，被车大爷招惹出来了。
她从没这么淋漓尽致地哭喊过，这么酣畅，这么解气，这么不计后果，谁来哄她她就把谁往一边推：“啊呀——你们都走开呀！大人都是坏人，没有好人，都是骗子，大骗子！骗小孩，不要脸……”
“住嘴！苏联——”
朱淡宁跑了过来，看到女儿如此地疯狂，她呆了一下，突然眼圈一红，但随后立即让自己微笑了一下，有些难为情地对大家说：“别管她，让她哭吧，孩子的心里太苦了……”她没有去安慰苏联，而是认真地对车大爷说：“车大哥，就带她去一次吧！就算是为了我……”
朱淡宁带着微笑的面容转过去，即刻就换了一张哭着的脸，那身影犹豫了一
下，果断地走了。
车大爷苦笑着看着方姨：“这他妈的叫啥事儿呀？”
方姨说：“索性就带她去，也没什么了不起，大不了就感冒一次呗！”
车大爷无奈地摇摇头：“要是她弟弟正正有这么大了，我啥也不说就带他去！”
“又来了是不是？你就是重男轻女。你就没那生儿子的命，死了这份心吧！”
“是你生不出儿子来……”车大爷赌气地说。
“没听说吗？生男生女在于男人！”方姨斜眼瞟了车大爷一眼，那是有点鄙夷的眼神。
“去你妈的！”车大爷的火爆脾气就像一个炸雷，把所有的人都吓住了。方姨知道触到了他的痛处，不再言语。
车大爷喜欢儿子，是整个这栋楼的秘密，大家都心照不宣，谁都不敢在他面前谈儿子。有儿子的人家在他面前就像是有罪一样，远远地看见他的人影，拽着儿子躲着他走，而他呢，却偏偏要迎上前去，还要用他那粗糙的大手扑噜一下孩子的头：“多好，你个小兔崽子！”
他那双当锻工的手特别有力，带着老茧，带着狠劲，所以这个楼的小男孩都怕他。被他按一下头的男孩揉揉脖子，气都不敢喘，龇着牙朝他讨好地笑笑，拔腿就跑。老远回头，还看见他在那里得意地笑，孩子更毛了，下次见他，大人无论如何怎样拽也不过来，像要被狼吃掉，跑得远远的。
车国瑞一直盼着老婆给他生个“带把”的，方兰的肚子真是争气啊，像老玉米，一茬又一茬地结果，每次老婆怀孕，车国瑞都要摸着她圆圆的大肚子说：“儿子哎，给爸争口气啊，长个小鸡鸡给爸看……”
吓得方兰在怀第四个女儿时整天晚上跪在地上祈祷。当然，做这一切都是神不知鬼不觉的，她甚至希望这个孩子不要生出来，永远不知道是男还是女，永远在自己的肚子里，永远。
老四利美的到来非但没有让车国瑞丧失信心，相反，他迫不及待地想要第五胎。他非常自信，他不知道从哪里听说若女孩撒尿时老是往前滋，她下面那个孩子一定是弟弟，也不知道是臆想还是真的，他觉得利美就是像个假小子似的，每次撒尿都滋得老远，所以他断定他们的第五胎一定是儿子。
抱着这个信念，他每天像发情的公狗，为儿子奋斗着，他被自己的精神感动了，而且越战越勇，终于在利美还不到六个月时，老婆刚刚返潮两个月的好事戛然而止。
方兰生第五个女儿国美时，车国瑞在产房门外焦急地走来走去，搓着他大骨节的粗手，那双手由于高度紧张有些僵硬。他盼望着儿子的到来，就像农民盼望久旱的甘雨，他祈求老天爷，这一次别让他失望，他的要求并不过分啊，他实在不明白，老天为何要和他如此做对？
听到出生婴儿的哭声，他愣在那里，像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不知所措。他当过四次爸爸了，但是从来没有一次这么揪心，他的五脏六腑都在翻卷，他甚至都不知道这是个梦还是真事。
“车大哥！”
朱淡宁温柔的声音在唤他，他惊醒过来：“儿子，我的儿子？……”
朱淡宁难为情地看着他：“车大哥，你别……我……怎么说呢？”朱淡宁还是果断地说，“你也别管男孩女孩了，方姐子宫大出血，需要切除子宫，否则就保不住命了。”
是方兰的子宫救了车国瑞，也拯救了方兰自己。人命关天，还什么男孩女孩？车国瑞哆哆嗦嗦地签了名，担心老婆死掉，竟然咧着大嘴哭起来：“方兰呀，你不能死啊，我再也不让你生儿子了！再也不……”
朱淡宁当机立断切掉了方兰的子宫，事后她说：“方姐，我从来没有这么紧张过啊，你真把我吓死啦！”
从此，两家除了紧邻的乡亲外，又加了一层救命之恩。算是亲上加亲。
苏联沉迷于这样的阳光、雪野，和“嘚嘚”的马蹄声响
早晨，朦胧中苏联被一阵发动机的声音惊醒了，与其说被惊醒，不如说是自己一直在等着这个声音。从昨天晚上，她就在等，生怕车大爷不带她，自己偷偷走了。
车大爷有一个令人羡慕的交通工具——“屁驴子”。它是自行车改装的，介乎于自行车与摩托车之间，没有摩托车快，但是比自行车快许多。以往，每当听到楼下“屁驴子”发动“突突突”的声音，苏联都会有欢快的感觉——车大爷又去打鱼了，晚上又有鲜鱼吃了。
现在什么都要凭票供应，肉票、豆腐票、肥皂票、粮票，甚至买牙膏都要用牙膏皮去换。有一天，弟弟把妈妈放在床底下的牙膏皮拿去和铁柱换弹弓子，被妈妈揍了一顿。这是苏联第一次看见妈妈打孩子，随后看见妈妈懊悔得哭了起来。
车大爷去打鱼之前总要喝一点酒，尤其是冬天，寒冷让人不愿意离开有暖气的温暖房子，所以苏联常常暗地里佩服车大爷的勇气。虽然他说话很糙，但是苏联还是觉得他有一种家常的亲近。车大爷胡须很重，常常用他那铁青的胡子扎弟弟苏正正的小脸：“小子，给我当儿子吧！”
车大爷想儿子快想疯了。
苏联坐在车大爷的身后，穿着棉猴，戴着棉手套，脚上穿着棉杌子。妈妈还给她带上了口罩。
她第一次想：自己要是男孩子多好啊！
所有街道都在沉睡，偶尔有一家的窗口闪着昏黄的灯光，苏联有一种被隔离了的亲切感。她还闻到凌晨的空气就像被消毒了一样，甜甜的，像甘蔗。
“屁驴子”起动了，“轰”的一声拐出了楼群。
“屁驴子”在红岸的夜空中喷射着鸣响，苏联抱着这个酒气弥漫的男人，在红岸的大地上奔驰。
到了江边，车大爷把苏联抱下来，苏联站在冰上，看到天边微微泛起了一点鱼肚白。这“鱼肚白”是许多书里描写的，别看苏联才8岁多，但是已经认识很多字了。苏联是红岸有名的小神童，虽然现在大家都不怎么学习了，但是在316厂，尤其是知识分子汇聚的设计处和医院，在爸爸妈妈的同事朋友中，识字多、能背很多古诗甚至有过目不忘本事的苏联，几乎家喻户晓，她是当地有名的好姑娘。
到今天，苏联才觉得自己真正见过“鱼肚白”了，那是隐隐约约的颜色，有模模糊糊的灰和白，苏联第一次觉得书里描写的和她看到的情景是一样的，感到有些惊喜。
影影绰绰，一个人影迎了上来，他戴着大棉帽子、棉手闷子，像一个大熊，让苏联害怕。
这人是车大爷的朋友，看到躲在车大爷身后的苏联，他吃惊地说：“你咋还带个小丫头哇？”他的嗓门贼大，在早晨的空气里，格外冷，格外凶。
“操！这个小祖宗非闹着要来，人家的妈也帮着求情。”车大爷一边卸东西一边不耐烦地说，“不说了，看看今天的运气吧！”
车大爷和那人一起，先用一根钢钎凿冰，冰层很厚，苏联明白了为什么车大爷希望有儿子了，这个钢钎，苏联试了试，根本就拿不动。但是这两个男人，却用不长的时间就凿出了一个冰窟窿，他们把网放了下去。
渔网要在冰窟窿里放一会儿才能收起，苏联没有耐心等，跑到一边独自玩了起来。
被冰冻的江水，蓝幽幽的泛着白光。这个颜色让苏联觉得舒服，又有些忧伤，苏联不知道为什么会想起爸爸，爸爸是不是在这冰底下看着她？让她的心安静地凝望？
突然，苏联惊奇地发现：在厚厚的透明的冰层下面，有快活的鱼儿游来游去，她用手去敲、用脚跺，但是丝毫惊动不了那些自由自在的鱼，那冰实在是太厚了。难怪能承受住一辆辆重量级的大卡车。
每到冬天，就有一批批316厂出产的物资通过这条江面运送出去，这是相对于火车更近的一条捷径。据说这些都是军用物资，保密的。那一辆辆大卡车排成一队队战车，被大苫布盖着，从冰封的江面上驶过，很威武。小孩子在地上看，就像仰望一座座城堡。那里面的东西，直到苏联离开红岸，都不知道是什么。
同时还有一些马车也从江面上经过。拉着一些农副产品，来来往往。
苏联最喜欢那些马车，喜欢那“嘚嘚”的马蹄声响。
当红日照耀大地，冰封的江面上，银白色的雪刺得人睁不开眼睛，但是那往东方行驶的马车，仿佛童话世界里要走进太阳的神马，让苏联神魂颠倒，她喜欢那些白马黑马棕色的马，有着忧伤的大眼睛，而且她发现，那些马都是双眼皮，这让她很羡慕。
她是个单眼皮的小姑娘，没有妈妈的双眼皮，所有人见了她，都会说：“哎呀，姑娘可没妈妈长得好看。”
这话让苏联自卑。她有时会拿着火柴棍，使劲地在眼皮上划，希望划出妈妈的双眼皮来。
只有妈妈会说：“宝贝，你还小，长大了，你就会比谁都好看！”
为了这好看，苏联也盼着自己快快长啊！
苏联沉迷这阳光、雪野和马车的“嘚嘚”声响，不知不觉，竟然跟着一辆马车走了，走着走着，她就爬了上去，晃晃悠悠的，像在摇篮里，起得太早的孩子，在温暖的太阳里，安心地睡着了……
当赶马车的车老板儿把蜷缩在车上的孩子送回到冰窟窿那里时，已经有许多条鱼躺在冰面上了。这些可怜的鱼刚刚出水没多久就被冻僵了，刚才在网里还活蹦乱跳的，就像苏联那“嘣嘣”直跳的小心脏。但是这会儿，已经睡着了。苏联固执地认为这些小鱼不是被冻死了，而是真的睡着了。
从爸爸死后，她就惧怕死亡这两个字，她还不知道，人可能什么都能躲过去，就是不能躲过死亡。
将近中午，车大爷的“屁驴子”载着苏联像凯旋的战士一样回家，苏联跳下“屁驴子”，咚咚咚地故意跺脚上楼，她想让全楼的人都知道她也去打鱼了。
这么多天，苏联第一次看见妈妈发自内心的笑，她迫不及待地说：“妈妈，你不知道，冰底下有各种各样的小鱼呢！大脑袋的，小尾巴的，可好看了，可惜呀妈妈，你瞪着眼睛看着，就是够不着，抓不到，馋死人了！”
车大爷进屋就把东西往地上一堆，进里屋上床睡觉去了，方姨和几个大姑娘把渔网抖落开，摊在地上晾着，然后几个女人一起到厨房去收拾鱼。
因为鱼的到来，厨房里顿时热闹起来。
这是苏联最开心的时刻，比过年还开心。过年是属于大家的，全天下的人都在同一时刻欢庆，就好像一个幸福被分成了许多份，个人得到的那份儿就少了许多。而这样的厨房聚会，只属于他们两家，仿佛两家人共守的一个秘密，只能在今天晚上揭晓一样。
方姨和朱淡宁以及超美越美一起，把那些小的或者缺头少尾的鱼收拾出来，准备今天晚上炖了吃；那些大的、品种好的鱼被装入盛米用的袋子里。
女人们做这些事儿时，是偷偷摸摸的，她们非常默契地彼此配合，一点声音也不发出，仿佛动静大了鱼就会被人抢走似的。
其实车大爷每次捕鱼，从不大张旗鼓，两家共有7个孩子，如果再分给别的邻居，就所剩无几了。
所以到了傍晚，住在三楼的人们，下班回家，路过二楼，就会嗅嗅鼻子，羡慕地说：“好香的鱼啊！”两家的孩子就觉得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满足的人，而家里的大人们则会内疚地低着头，甚至不敢应一句：“是啊，真香！”
那些装在米袋子里的鱼，用绳子扎紧，放在两家共用的阳台上，可以放一整个冬天。
如果，你走在1969年初红岸的街道上，抬眼望去，原本是红砖红顶白色木窗的整齐楼房，就像贴上了一块块江湖郎中卖的膏药——家家户户的窗外都有这样自制的木头架子，上面有捆得乱七八糟的物品，甚至有些人家，那冻猪的腿还露在外面。
于是，红岸的冬天，比起原来白雪映衬的红楼，少了些许童话般景色，但是却多出许多世俗的人间烟火气息。
春节到了
春节终于到了。
苏联喜欢车大爷和方姨家过年前的气氛，方姨继承了达斡尔族妇女剪纸和刺绣的本领，她今年给朱淡宁绣了一个牡丹的枕套，是大红色的牡丹。方姨说：“小朱，你要喜兴点，别老一天到晚那么素气，跟林黛玉似的脲唧唧的，整天愁眉苦脸有啥用啊？他爸是不在了，但是你还有孩子，让自己精神起来，别人看着你也高兴呢！”
“白牡丹”朱淡宁接过这充满世俗喜气的红牡丹枕套。她平时最不喜欢这样俗气的花样，但是今天，她觉得这枕套上面的红牡丹预示了吉祥，她愿意享受这样的祝福。
年三十这天，方姨按照达斡尔族的习俗在饺子馅里放上白线，说吃到的人能够长命百岁；还放了几枚硬币，号称“金元宝”。
夜里12点吃饺子的时候，苏联觉得牙被什么硬的东西硌了一下，然后就有一颗牙掉了出来——原来是一枚硬币和那颗牙打了一架，结果当然是牙输了。苏联高兴地蹦了起来：“我吃着金元宝啦我吃着金元宝啦！”
“哎呀，我们苏联是有福气的人啊！”方姨拍拍苏联的头，这个善良的女人在分饺子的时候做了手脚，让苏联和弟弟都看到了惊喜。这些朱淡宁都看在眼里，心里充满了感激。她站起身，走到厨房，对着深冬的夜空凝望，外面每一声鞭炮的噼啪响，都会在她的心房引来震颤，她默念着苏若谷的名字，泪流满面。
每年的大年初一，这个楼里都有一个多年不变的仪式：孩子们约好一起楼上楼下挨家挨户拜年。他们结伴从三楼走到一楼，每家都不落下。这样的顺序也是多年的经验，等到拜完最后一家，就可以直接飞到外面放鞭炮了。
这个楼里的每户人家，都在初一这天留人守候，即便是外出拜年走亲戚也不例外，目的就是要等待这些孩子的到来。有时差了哪个孩子，他们还会惦记着，留下给他或她的那份糖果，待到这个孩子再来时送上。
孩子们中总有一个胆儿大的，带头进去给大人敬礼，说声“爷爷奶奶大爷大娘叔叔阿姨过年好”！然后拿到一份糖果就可以走了，剩下的那些鱼贯而入照葫芦画瓢也说一遍，陆续拿到自己的那一份，接着再到下一家，“爷爷奶奶大爷大娘叔叔阿姨……”
这个楼拜年的队伍中，往往打头阵的是克飞，而苏联却是最胆小的那一个，她总是跟在人群中，像一个小尾巴，甩也甩不掉，又不得不黏着，最后一个进去，有时拿不到最好的糖果，但是她不觉得委屈，她喜欢在人群的外面，做那最后一个。
有的人，天生就属于冷眼旁观的一类，苏联就是，隔岸观火是她的强项。
拜年回来，苏联的衣服兜里装满了糖果，一进屋，她就把它们都倒到床上，按照好吃的程度分成几个等级，最不好吃的硬糖先吃，那些贵的奶油糖都留到最后，它们被藏在最隐蔽的地方。等到其他的糖都吃完了，再把它们拿出来，一点一点剥开糖纸，先用舌头慢慢去舔，再细细地品味那淡淡的奶香。
孩子们只有在过年时才会有糖吃，尤其是奶油糖，每次过年每户人家只买一二斤，和那些硬糖掺在一起，放在盘子里，招待客人。过年前许多有小孩子的人家都要把糖果先藏起来，不然等不到过年那一天，孩子们就偷吃光了。
苏联虽然最盼着过年，但是今年，她心目中的“年”，好像已经和爸爸一起死去了。
越到要过年，家里的忧伤气氛就越浓厚，以至于苏联小小的心房有些承受不住，她多么想去和别的孩子一样挨家挨户拜年啊！不仅仅因为可以得到糖果。而是今年的她好像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喜欢热闹，喜欢人多的时候，与其说是喜欢，不如说是需要。她愿意大家挤在一起的感觉，即便是打架，也不会觉得孤单和害怕。
但是朱淡宁在年三十的晚上就告诉苏联，明天不能到别人家去拜年，因为有死人的人家不吉利，尤其死的是爸爸就更是身上有重孝的，如果她到别人家去，会给人家带来厄运，人家会很忌讳。
“那为啥我们可以到车大爷家？”苏联反问。
朱淡宁的眼睛突然红了：“因为……他们家就是我们家，拆了墙，我们就是一家。”
大年三十的夜里，苏联趴在自己家的窗台上往外看，这个窗台就是苏联的全部世界。她每天在这里看外面，来来往往的人、马、自行车，还有一些偷着卖东西的小商贩。几乎红岸每天经过这栋楼的人，她全都认识了，以至于，如果有阶级敌人，她是第一个能辨别出来的。
因为长年在这里趴着，托着下巴的胳膊肘磨硬了不说，毛衣的袖子也磨破了两个洞，朱淡宁用毛线补上，但是没有多久，两个洞又露出来，索性，朱淡宁将两块布剪成两个圆，罩在破洞的外面，再用线将边缘缝好，这样就形成了两个装饰一样的图案，苏联美美地穿上，还能穿好些时日。
即便有人笑话，苏联也从不在乎，她还觉得这两个洞好极了，缝上布以后，软和了好多，胳膊肘也不会被硌得那么疼了。她喜欢这个窗口，让她浮想联翩，其乐无穷。
年三十的夜晚，外面真是热闹啊。
许多孩子在放鞭炮。他们都是拿那种一个一个独立的小鞭儿，另一只手举着一根燃着的香，每点燃一个小鞭儿，就扔在空中，然后赶紧跑远，小鞭儿在身后，“啪”的一声发出清脆的声响，有时由于太紧张了没能及时扔出去，那小鞭儿就在身边炸开了，溅到自己的身上，刚上身的新衣服烧了一个洞，回家被妈妈骂一顿，因为要过年了，所以挨打的可能性不大了，孩子们的胆子便也大了起来，有时放肆得没了谱，回家照样被爸爸踹一脚，也是可能的。
苏联没有这么倒霉的时候，因为她胆小，几乎不敢放小鞭儿，最惨的一次就是刚扎好的小辫上的头绫子被烧了一个洞，为此她也难过了半天。
今年，楼上梅姨家的明光回到了红岸，他是从哈尔滨回来的，说是休探亲假，过完初五就走，因为马上要集训。
明光是滑冰健将，如今已经被省队录取了。他的回来，吸引了一大批与他年龄相仿的姑娘和小伙子，他像一个领袖，被周围的年轻人拥戴着。他从容地将那些大个的“二踢脚”放在一块平地上，然后将手里的烟狠狠吸一口，烟头的光芒明亮了许多，他用烟头去接触“二踢脚”的捻，然后赶紧后退几步，周围的人也跟着后退，一刹那，只见“二踢脚”叭的一声飞上天，到了天上，发出第二声清脆的爆炸声，围着明光的孩子们发出疯狂的尖叫。
那些大一点的女孩子都爱往明光的身边凑，她们窃窃低语，有些害羞地吃吃笑个不停。也有大方的，张着大嘴，嘎嘎嘎地笑着，吐出的哈气，都好像是没心没肺的快乐。
苏联看得出来，越美是这些姑娘里面最积极的一个。
明光穿着军大衣，目光炯炯，那个精神，那个帅！
苏联多么羡慕他。不是羡慕他会滑冰，也不是羡慕他的帅，而是羡慕他能够离开这里，到远处去，到那个叫哈尔滨的地方。
不知道为什么，自从爸爸死后，苏联多么向往远方，她仇恨这里，这个叫红岸的地方。
她还不知道，其实，哈尔滨距离红岸并不遥远，它只是省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