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九八〇始于苏亦湄家。在我经历了灰暗平淡的前半生之后，苏亦湄为我推开了一扇云缝中的窄门，带我走进另一座音乐之城。
那年七月，我从冰城大学到北京洛肄叔叔家过暑假，我就像一只冬眠了三十一年的青蛙，在逐渐解冻的河畔土洞中一日日苏醒，艰难地蜕去麻木僵硬的躯壳，还原为那个本真的“我”，而不再是我所厌恶的“我们”。洛肄总是催促我多出去走走，说我不应该待在家里，鼓励我出去认识一些新朋友。我找到了二十多年前北京童年时代的朋友威海，威海带我认识了黑松林的那些新朋友。但我并不喜欢与外人交往，而我的大学同班朱洙同学，正好和我一样也在北京度暑假，每天玩得不亦乐乎。她总是三天两头来洛肄家找我，让我陪她这儿那儿乱窜。我带她去了黑松林的集会之后，她迅速和那群人打得火热。
有一天，朱洙正色说：你一定得去苏亦湄家看看。苏亦湄那个人，简直太好玩儿啦！
朱洙对人的评价，一般只有“好玩儿”和“不好玩儿”两种标准。好玩儿，就是有意思的意思。
苏亦湄就是黑松林诗会上朗诵“蜜月”诗的那个女孩儿，是一所大学英语系七七级本科生。奇巧的是，我和她竟然是“校友”——九月开学之后，我将和她在同一所大学就读。不同的是，她念大二，而我刚考入该校的历史系研究生班。
我觉得在黑松林朗诵诗的那个女生有些与众不同。我总是对那些特别的人感兴趣。
苏亦湄家在西四附近的一条胡同里，离洛肄家不远。反正我在北京也没太多别的地方可去。
朱洙领着我，熟门熟路地在胡同里一扇大红门前停下来。迈上几级石阶，朱漆大门虚掩着，一推就开了，好像随时欢迎客人到来。迎面一座砖砌影壁，东侧有两间平房。绕过影壁，进入一个不大不小的外院，有几棵稀稀落落的小树。北面的粉墙中间，是一道通往内院的垂花门，内院显然宽敞许多，一条花砖十字甬道通往北房和东西厢房，有U字形游廊环绕……初一眼，似乎回到二十多年前的姥爷家，颇有久违的亲切感。朱洙牵我直奔正房而去，我听见了人声笑语从那里传来。
正房即苏亦湄家的大客厅，有五间房之宽度，纵深约两间半，中间立有四根红色明柱。进去未及站定，我竟然首先迎面撞见了自己：那个与我穿着一模一样衣服的女子，直直冲我走来，我被吓得往后仰了一下。我看见了朱洙在我背后尖声大笑，笑得弯腰蹲在了地上。
那是一面又宽又高的大镜子，几乎占了北墙的一多半。此刻，我不用转身，只需从眼前这面大镜子里，就可以清楚地看见客厅里的所有人了：
人影绰绰，人来人往。她、他、他们、她们，衣服全都穿得乱七八糟，牛仔裤吊带背心短袖长裙短裙，四季颠倒错乱。耸立的黄头发、蓬乱的大胡子、光头、大波浪卷和长长的披肩发。他们她们个个春光明媚，一个女孩的领口低到乳沟之上，鼓鼓的乳房满不在乎地弹出一半，像个胖墩墩的雪人……宽大的客厅里铺着深红色的地板，长沙发短沙发，靠着东墙西墙不规则地散落，除了四根柱子占去的位置，客厅的面积足够宽大，就像一个敞亮的大教室。有人正在屋角调试音乐，收录机突然尖声叫嚣，又发出哼哼哈哈的低吼。
我不习惯对镜而立，趁着朱洙正和人说笑，转身走了出去。
这所灰砖墙的两进四合院，屋檐高大，屋顶都是起脊的灰瓦，房檩窗棂厚重坚实，比姥爷的小院气派得多了。内院两侧，分立着两株茂盛的海棠树、一株枣树一株石榴树。一只齐腰高的青花瓷鱼缸，水面飘着几片瘦弱的莲叶，空无一鱼。我似乎闻到了刺鼻的油漆味——门、窗框、柱子、屋檐，处处留着修缮的痕迹，这所房子，显然是刚刚重新翻修过……
苏亦湄出现在长廊那一头的时候，我差点没认出她来。十三陵黑松林诗会上，那个扎着马尾辫的清纯女孩儿，竟然变身为一个优雅的“贵妇”，从舞台的布景深处款款走出来：个子高挑、宽肩长颈、高鼻梁深眼窝，面孔轮廓分明，黑发挽成一个高高的发髻盘在头顶，发髻上箍着一圈发亮的环扣；没膝的白色亚麻长裙，束腰挺胸，露出颈部两侧凹凸的锁骨，一根粗大的木质项链，在胸前晃荡……八十年代初，如她这样的装束极为少见。她微微仰着脸，眉间传递出傲视一切的神态。
我若与她在镜中齐肩并列，她的冷傲与我的冷漠，一字之差，远之千里。前者的冷，像透明妖冶的水晶，在阳光下闪烁出坚固的亮泽；后者则是一块囫囵的冰块，落地即碎裂。
舞会很快就开始，你需要换裙子吗？苏亦湄的目光落在我的灰色涤纶长裤上。
不。我生硬地纠正她。我不是来跳舞的。
前几天，朱洙曾经提到过苏亦湄家的舞会。当她说出“跳舞”那两个字，我像被黄蜂蜇了一下。
我坚定地告诉朱洙，我绝对不会去学跳舞的，你想跳你自己去好了。朱洙说那为什么？我说不为什么，我不想和陌生男人搂在一起。朱洙说那你难道想和女人搂在一起？你听说过同性恋吗？我瞪她一眼。朱洙说：和男的跳，你假如不好意思，可以戴面具呀，苏亦湄家有时举办假面舞会……我说那更不跳了，我最讨厌面具！朱洙像一根猴皮筋，箍在我身上不放。用哀求的口气说：你去看一眼不行么？苏亦湄她家有最新式的音箱，原装的进口磁带，圆舞曲、华尔兹、伦巴……噢，对了，还有全世界音乐大师的经典作品，你不喜欢跳舞，可以欣赏音乐嘛……德彪西、门德尔松、勃拉姆斯……对啦，还有肖……肖什么？反正不是肖邦，一般人都不知道他……对了，是肖塔……
我飞快地接茬：肖斯塔科维奇？
肖斯塔科维奇——这个名字，几乎让我心跳骤停。
我怎么会不知道肖斯塔科维奇呢？我一直都在寻找他，等待并祈盼他的归来。我知道这个名字，是由于我的父亲沈一帆。父亲当年曾经拥有过一张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唱片，是一个从苏联留学回国的朋友带来送给他的，那是父亲的宝贝，如同一件祭器，包裹着红绸，供奉在衣柜深处。偶然揩擦，父亲会伸出两只手，小心端起唱片两侧的边缘，不让自己的手指触碰唱盘上细密的螺纹。音乐总在深夜降临，螺纹在唱机上旋转，犹如窗外呼啸的寒风，阵阵沙砾敲打着玻璃……我不记得那些乐曲的名称，印象中只有父亲欣喜而又凝重的眼神。有一次，我终于忍不住用手去摸了一下，唱片上留下了淡淡的指纹。父亲对我大吼一声，我白白的手心顿时红了，我的手掌上留下了父亲的指纹，就像那张矜贵的唱片。一九五八年父亲离开北京去北大荒之前，曾一次次犹豫地把唱片放进箱子，又坚决拿出来。坚决地放进去，又犹豫地拿出来。如此重复了几遍，父亲带着哭腔说，没有唱机，带唱片有什么用呢？后来，那张唱片连同上面那道指纹都消失在黑夜里了……
我再次与肖斯塔科维奇这个名字相遇，是一九六七年冬天。那时候我们早已随父亲去了东北，两年后父亲在农场病逝，但我们回不去北京了。好心的老场长求人把妈妈调到了冰城，又过了几年，那个夏天妈妈消失在松花江里，家里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冬天的暴风雪依然在大地肆虐，冰城被一层又一层厚雪覆盖。一天上午，我去副食店买了盐出来，走在路上，眼见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直冲冲朝着我走来，就在离我一步远的地方，好端端地突然滑倒在我的脚边。他手里拎的一只布袋掉在地上，从里面滑出一只玻璃瓶，就是医院里用来输液的那种橡胶嘴密封的瓶子，奇怪的是，竟然没有摔碎。我慌忙蹲下去扶他，闻到了一丝煤油的气味。由于经常停电，家家都有配给的煤油指标，常去杂货店买煤油的，大多是戴眼镜的人，包括我在内。他的一只脚好像崴了，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我说大爷您家住哪儿？我送您回家吧？他点头，指着前面不远的一栋红砖楼，原来他竟和我住在同一条小街上。我帮他把煤油瓶装进布袋，一手拎着袋子，一手搀着一瘸一跛的老人，在雪地上绷着劲儿稳稳地走，一步步总算把他送到了楼门口。一个胖而和蔼的老太太正站在门洞外面，就好像知道我们会在这个时候到达这里。她千恩万谢地非让我进屋喝口热水暖暖身子，将我连扯带拽地拉进楼道里去了。
他家房间朝北，光线有点暗。我看见了窗边的一架黑色钢琴，窗台上放着一本翻开的琴谱。
老太太握着我的手，她的手和声音柔软又暖热：孩子，我们一直在等你，我们认识你妈妈丁湘，那么漂亮个人儿，死得太惨了……老头儿打断她说：我们知道你家的门牌号，可我们不敢去找你，就只好想了这么个歪点子……他晃了晃自己的脚，麻利地迈了一大步。我注意到他那只崴脚，从一进门就恢复了正常。他压低了嗓音说：找你来，是想要告诉你一些事儿，你别害怕，我们不是坏人……
他自我介绍说，他名叫冼然，是冰城艺术学院的一位音乐教师，他的妻子是一所中学的英语教师，他们的儿子在六十年代初考上沈阳音乐学院，“文革”前一年，被送往波兰肖邦音乐学院深造，如今家里就他们老两口儿。然后他吞吞吐吐地提到了阿廖沙，他说他们和阿廖沙，都是冰城基督教青年会的校友，阿廖沙比他小几岁，是音乐使他们成为忘年之交。冰城的人都知道基督教青年会，它建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当年设有俄语英语绘画音乐等教学课程……阿廖沙离开冰城之前，把丁湘介绍给他们认识，拜托他们照顾丁湘和她的女儿。前几年，丁湘下了班，常到他家坐坐；没想到晴天刮起了大烟泡……
我避开谈论丁湘，问：那为什么我以前从没见过你们呢？
老太太说：你妈不让我们去你家，说你还小，担心你不欢迎阿廖沙的朋友……
我低头无语。冼然接着说，现在你妈妈不在了，我们只好自我暴露了，要不剩你一个人咋过？我们得管你、疼你，你要是遇上个啥事儿，也有个商量的人……
我突兀地问道：阿廖沙既然爱我妈妈，为啥还要走呢？他不走，我妈也许不会……
老头儿沉默了一会儿，给我讲了阿廖沙的身世。他说，阿廖沙的父亲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离开俄国来到冰城，在中东铁路办的一家报馆工作，后来娶了一个阿城女人，生下了阿廖沙。日本占领东北后，他父亲离开冰城去了上海租界，说等他安顿下来后，再把阿廖沙母子接过去，后来就没了音信，听人说他又转道去了别的国家。阿廖沙长大后，在教堂做礼拜时，认识了一个“二毛子”女孩，她父亲以前是列奥尼亚啤酒厂的工程师。阿廖沙和那姑娘结婚后，生了一个小小子。前几年，中苏关系……怎么说呢，彻底破裂了，阿廖沙的女人早就想回国，可阿廖沙不愿离开他的中国母亲，就一直拖着拖着，阿廖沙的妻子实在等不了了，苏联专家撤走那会儿，她跟着走了……阿廖沙的母亲后来生病去世了，剩下阿廖沙一个人，再后来，一次音乐会上，他认识了你妈妈。你妈妈可真是个勇敢的女人，那时候的人都不敢和二毛子来往，生怕沾包……
老太太插话：前几年，阿廖沙的父亲忽然来信了，他住在法国，老了病了，想让阿廖沙回去继承遗产。阿廖沙不想去，可是，单位总有人盯着他，说他是……苏修特务。最后，还是丁湘帮他下了决心，她说阿廖沙你留在这儿不会有好日子过，还是去找你的父亲吧……
天已完全黑了，我犹如一个溺水的人，身心如铅沉沉坠落昏暗的江底。我挣扎着往水面上一星亮光游去，一盏荧荧河灯浮在水上，环绕我照亮我也温暖了我。
有幸认识慈爱的冼然老夫妇，是我十九岁生命中一次幸运的转机。彼此渐渐熟悉起来之后，我对他们产生了老师或亲人般的依赖。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世上的狂飙早已与我无关，我一人逍遥在家，有的是闲空。我帮他们夫妇买面买煤陪他们看病，冼然老两口包了饺子，会来叫我去他家吃饭。无论冬夏，冼然在餐前都会先打开一瓶啤酒，纪念他与阿廖沙的友谊。冼然有一只嘶嘶响的老式留声机，他一边喝着啤酒，一边请我听贝多芬或柴科夫斯基。喝完了酒，老头儿会关好门窗，从抽屉里拿出一双很少见的尼龙白手套，隆重地戴上，再小心打开小提琴盖，开始演奏他喜欢的乐曲。门窗密封的冬天，他演奏萨拉萨蒂的《吉普赛之歌》；到了夏天，也许为了“安全”，他总是拉陈钢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伤感忧郁的乐曲，与喧闹的窗外全然两个世界……
在冰城这个音乐之都，春天的江水是交响曲、夏季的街道是协奏曲、秋天的树林是小步舞曲、冬天的雪花是轻歌剧。冰城的那些音乐爱好者，就像这个城市公园里晶莹的冰灯，在漫长黑暗的冬季，白天安静地匍匐、夜晚欢快地眨眼。那时候学校停课，冼然不用上音乐课了，常有人把自家的幼童偷偷送来，请冼然在家里教琴；寒暑假，冼师母就教孩子们学英语，我也趁机搭上了顺风车，下乡去农场之前的那一年多时间里，我在冼然夫妇的指导下，顺利完成了从俄语到基础英语的转换。
一九六九年春天，即将离开冰城去农场下乡的前一天夜晚，我去冼然家告别。冼然破例喝起了白酒，几盅小酒落肚后，他频频环顾着紧闭的门窗，忽然放下酒杯，走到里屋摸索了一阵子，拿出一个破旧的方形纸盒，从中抽出了一张唱片，神色紧张而诡秘。
我看见了一行俄文字母，那行熟悉的俄文令我惊讶莫名，但这不是很多年前留下了我指纹的那张唱片。我辨别着那些俄文字母，看懂了它的大概意思。当唱片旋转出嘶哑而艰涩的乐曲，我听见了童年的回声，清晰地从眼前的旧唱机里传来。原来，父亲当年所痴迷钟爱的那张唱片，就是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乐》和《森林之歌》……音乐或有灵性，就在琴声奏响的那一瞬，我离去经年的父亲，搭乘着肖斯塔科维奇的旋律，面色凝重地朝我走来。
在那个只有歌曲而没有音乐的年代，隐匿于唱片里的交响乐曲，何等稀缺而珍贵。肖斯塔科维奇为我撬开了那个封闭的音乐世界，我第一次发现，音乐是有重量的、音乐是有气息的；音乐敲击灵魂、传递灵魂之声，尔后携带灵魂飞翔，纯粹的音乐使人迷醉……很多年前，肖斯塔科维奇对我最初的音乐启蒙，始于我父亲而接续于冼然老师。那天晚上，冼然试图在那架旧钢琴上敲出几个肖氏乐曲的旋律，随即惭愧地摇头，说自己没有资格亵渎大师的作品。我临走前，他在门口长久地握着我的手说：听说肖氏写了一部题为《见证》的回忆录，已在欧洲出版，目前还没有翻译成中文。如果小汐有一天见到那部书，要替我向他鞠躬！
后来，多年里我往来于冰城与农场之间，也往来于冼然夫妇的家。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听说他们的儿子在欧洲的一次作曲比赛中获奖；当我一九七七年考上大学返城回到冰城，冼然夫妇已去波兰探望儿子了；等我去北京上学时，那个男孩已经移居维也纳，他们被儿子接去了欧洲定居……前几年，冼然还用颤抖的笔迹给我写信，说他在奥地利欣赏了肖氏的全部作品，肖氏给予人类的馈赠，远远大于他向撒旦交的租子。他说自己如今可以坦然去天堂拜见肖氏了……再以后，就连师母的信也不常有了，我又成了孤单单一个人……
音乐对我具有如此致命的诱惑，因此，当朱洙提到了肖斯塔科维奇的那一刻，我立即改变了主意。日落时分，我已随着朱洙走进了那座崭新的大红门，一抹斜阳在灰白色的石阶上逐级跳跃，就像隐形的指尖掠过高高低低的琴键。
朱洙发现了我没在客厅里，她追出来对苏亦湄大声说：她叫沈汐，是我同学，来听音乐的！
苏亦湄很有礼貌地点点头，问我想听什么曲子？她刚搞到了世界名曲整套八十盒新磁带。
我嗫嚅着说出了肖斯塔科维奇的名字。
苏亦湄显然有些吃惊，她停顿了一下，疑惑地问：你学音乐？可朱洙说你是历史系的呀。
我低声说：我就想听肖斯塔科维奇，我……景仰他。
哦，那你想听肖几呢？肖五之前，他早期的作品，已经开始显露过人的才华，但也不是非听不可。肖七在技巧上非常完美，旋律昂扬有力，不过你肯定听过很多遍了吧？肖八嘛，太庞大太辉煌了；肖九以后的作品，曾被苏联官方认为是形式主义而禁演；他的第一提琴协奏曲，首演被推迟了七年；我推荐你听第八号弦乐四重奏,我听过以后，好像被换了两只新的耳朵……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肖五”“肖八”这种专业的简称，只好努力模仿着她的说法回答：肖七我早已听过很多遍了，我最想听的是肖十……
苏亦湄把我带到紧挨客厅的另一个小房间，墙面贴着素淡的花布，摸上去有着微微的弹性。四边散落着几只单人沙发，靠近屋角的地上，安放着一只黑色的柜子，顶层有一只透明的盒盖，里面是唱机的底盘。往下是一整排调节按钮、磁带口和幽幽发亮的小灯。这大概就是最新式的“立体声”音响了吧？柜子下方茶色的玻璃柜门中，隐约可见一摞摞整齐的磁带盒，标着白色的号码，屋子四角各有一个落地的黑色音箱。苏亦湄轻轻敲着墙面说：这个房间的隔音效果特好，就算把低音炮和高音喇叭放到最大，也不会吵到隔壁。她教我怎样把磁带放进去，然后轻轻按一下那些小钮，怎样调节音量……当音乐的涌泉从音响的泉眼里喷出来，苏亦湄裙角一闪，飘然而去。
窗上白色的纱帘，晃动着廊上来来去去的人影。而在这里，此时，只有我一个人，与我渴慕已久的肖斯塔科维奇在一起。“肖十”一开始，是平静柔和的奏鸣曲式，以低音弦乐声部，缓慢而优雅的节奏，铺垫出悲剧性的基调。乐曲渐渐展开，融合了俄罗斯民间抒情歌曲的特征，单簧管主奏，小提琴以对位声部相随，温柔而忧伤。然而不久，旋律忽然变得急骤急促急迫，一种长久积累的压抑和痛苦，汹涌澎湃地爆发出来，叩问、挣扎、还击，情绪猛烈而尖锐。随后，乐曲转入常见的谐谑曲风格，木管沙哑齐奏，小鼓粗野滚奏，忧郁的小提琴在呻吟或是哭泣，奄奄一息地坠落、窒息、撕裂、绝望……我似乎坠入了一个幽暗阴森的峡谷，面对着一条不见首尾的巨蟒，沉重的音符有如巨蟒身上华丽而阴郁的图纹，在黑暗的洞穴里发出阴沉邪恶的蓝光……我被巨蟒缠身，身子陷入淤泥沼泽天坑地缝，看不见一丝光亮甚至看不见我自己。我失去了四肢，在地上蠕蠕爬行。我没有眼睛没有鼻子，茕然无依，只剩下了耳朵，被声音敲击撕扯。乐曲的情绪越来越激烈，像一场魔鬼的舞蹈，顽固乖张恐怖，所有的器乐都在震颤在咆哮，我感觉到了疼痛，是心的抽搐和悸动——我朝音响伸出手去，想按住那个小方块，让音乐停下来，但我的身体绵软无力，够不到那个按键……
喀嗒一声，有人替我更换了磁带么？还是另一个乐章的起始？好似回到了第一乐章的沉思与冥想？清风吹来湿润的水汽，眼前出现了青青的草坡，小河从我脚下潺潺流过。舒缓的旋律在晨光里旋转，鸟鸣风声树叶婆娑……曲调渐渐舒缓，巨蟒慌张地抬头，朝着林木深处匆匆退却，树枝被一根根松开、弹回，浆果的汁液四溅，苔藓碧绿如潭。浑厚沉稳的低音弦乐开始陈诉，双簧管成为对答乐器，曲调一度又转回了苏联民歌的天真无邪轻快活泼，我犹如站在丰收的原野，云层的孔隙豁然开裂，一线澄明的阳光倾泻而下，所有幸存的生命重新集结，原野的生灵欢宴正在开始，它们快乐地跳跃、自由地奔跑，啼鸣嘶叫低吼长嗥……进入了全曲高潮，中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昂然结伴合奏，乐曲骤然停顿，又猛力反弹，似狂风暴雨威风凛凛、飞沙走石酣畅淋漓……一次次回旋的主旋律并不太好听，却有一种强大的力度。令我在瞬间想起加缪所言：我反叛，因而我们存在……
那么多年来，从没有一种音乐能使我的灵魂出窍。我已经忘了去辨别肖氏交响乐的显示部展开部与再现部的曲式，也分不清奏鸣曲和慢乐章小步舞曲乐章及终乐章了。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较之于那些优美甜腻欢畅的经典交响乐，如此不合常规、奇谲古怪令人悚然。人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那么，音乐是否可以说是流动的建筑呢？人说音乐是抽象的，而在我，音乐是感性的。它不是用来倾听，而是需要用心来感受。你所能感受的那些，便是它的全部。我不敢说自己听懂了肖氏，我并没有感动落泪，但我已然心扉洞开……
那一刻，我从沉陷的泥沼里挣脱出来，双脚离开了地面，肩上生出了一对翅膀，像一只大鸟翩然起飞，在蓝色的苍穹下冉冉升空。我望见了山谷里镜子般明净的湖面，掠过自己轻飏悠然的身影。我心里忽然有一种莫名的冲动，就像后来我终于读到了肖氏回忆录中所说的那段话——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使他们活在人们的记忆中……我们如何对待故去的人，后人也将如何对待我们。我们必须保持记忆，不管这有多么困难。
苏亦湄站在我面前，笑吟吟地问：怎么样？
我想对她说声谢谢，却说不出话。
苏亦湄抽出另一盒磁带，淡淡说：你知道肖十的背景吗？它诞生于1953年，斯大林去世，那是苏联短暂的一个解冻期。我理解的肖十，潜伏着一种反暴政，从正面歌颂人道主义的力量。到了肖十三、十四，就有了更尖锐鲜明的批判性，具有针砭时弊、鞭挞邪恶的内涵……
是的。我嗫嚅。他的音乐好像有一种穿透力，预见了后来发生的一切……
朱洙推门探头叫道：哎，你们有完没完？出来呼吸点儿新鲜空气吧！
我死死地盯着那一大摞磁带盒，好像我一走出这个屋子，这些音乐就会与我生离死别。
苏亦湄善解人意地说：随时欢迎你来，下次……
我摇头：我不太习惯你的客厅。那面镜子太大了，像一个排练厅，或是舞蹈教室？
苏亦湄笑起来说，你的眼睛好毒呢，我从小就在少年宫练舞蹈，我喜欢大镜子，可以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的姿势，重心是正了还是斜了、腿抬得高了还是低了、胳膊伸展的角度对不对……我喜欢盯着镜子看自己，看不到自己我就心慌，就像把自己弄丢了……
我说：你没发现，镜子里的每个动作，恰好是和自己相反的吗？
苏亦湄愣了一下：听人说，宇宙中有一种反物质，每个人都有一个相反的自己，也许……正好反反得正？
我认真地说：可是你家镜子里的人太多，就看不清哪一个是你了。
朱洙一把抓住我，把我拽了出去：沈汐你这人真不会说话呀！
庭院里放着一张铺着方格台布的长桌，上面摆着水果和点心。还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茶叶筒似的红褐色小罐。朱洙把罐子顶盖上的小环砰地拉开，里面冒出一股白色的泡沫。朱洙说这叫“易拉罐”，罐里是美国进口的可口可乐。她夸张地说，在全中国的任何商店，你都买不到这种叫做“可口可乐”的饮料，只有友谊商店才有卖，只有用外汇券才能买。而这个苏亦湄，有办法搞到很多外汇券。
朱洙把“可口可乐”倒在一只方形的玻璃杯里，深褐色的液体吐着气泡，看起来像变质的酱油，又有点儿像咖啡的颜色。我喝了一口，味道有点儿像中药，难辨酸甜苦辣，舌头发麻，一股气冲到嗓子里，直想打嗝。客厅里飘来欢快明朗的“蓝色的多瑙河”乐曲，和我刚才经历的那场耳朵的狂风暴雨全然两重天地。舞曲一支接一支，一个个浑身冒着热气热汗的舞者走出来，喝水、吃东西、抽烟。有人坐在台阶上唱歌，唱“红莓花儿开”“星星索”；后来有人唱起了那首流传已久的“知青之歌”，客厅里的录音机乐曲声突然停止了，大家都跟着这首歌曲熟悉的旋律哼哼起来，朱洙一头汗水从人群里钻出来，主动打起节拍，为大家领唱：
告别了妈妈/ 再见了家乡/ 金色的学生时代/已伴入了青春史册/ 一去不复返 / 啊～ /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多么漫长 ……
跳舞的人陆续从客厅里走出来，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歌唱的行列，在众人的合唱里，“知青之歌”原来那忧伤的调子，竟然变得欢快雄壮。歌声暂歇的片刻，朱洙悄悄指点着其中的某个人，向我透露“内部消息”——
她说，你看那个披肩发的女孩，她管自己的父亲叫“老废”，为什么叫老废呢？因为她爸三十年代留苏深造，建国后是中央编译局的俄文专家，“文革”中被当成苏修特务审查，眼看就要被赶到五七干校去了，忽然上头有指示下来，要翻译很多俄文书，供批判用。其实是给中央首长看的。结果他就被调去翻译俄文书了，一帮专家集中住在招待所，专门翻译苏修的书。他借了俄文的光，少受了好多罪。咱们“文革”中看过的那些苏联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多雪的冬天》《落角》，译文大多经过他润色。他说自己是“废物利用”，他女儿就一口一个老废地叫他。我去过他家，在王府井的红霞公寓。听他女儿说，七十年代初红霞公寓就有人办地下沙龙，讨论萨特什么的。你知道沙龙吧，一群人聚在一起讨论文学呀哲学呀政治呀，下午茶，红茶加柠檬、老莫的面包偶尔有蛋糕，就像外国小说写的那样。哎，对了，那老头儿很和气的，你以后要查什么俄文原版资料，我带你去找他！
一九八○年夏天的十三陵黑松林诗会后没多久，朱洙已经对那天参加聚会的每个人都了如指掌，一有机会就不厌其烦地向我介绍那些人的来龙去脉：
哎哎，你看见那个光头了吧，他当年从云南边境偷渡去了缅甸，参加了缅共，要把缅甸人民从“水深火热”中解放出来。结果到了那儿一看，“解放区”的人早都跑没了。而政府统治区的老百姓，家家有房子和耕牛，还有碾米机，吃稻米，压根儿不吃番薯。房子里铺着干净的地板，进门还要换拖鞋，民众井然有序的生活，和宣传上说的完全不一样。缅共和中共关系老铁，但对华侨很坏，杀了很多华商。有一次，他们被政府军包围了，就用一公斤鸦片收买了当地的向导，从密林深处穿小路突围，在夜里走了七八个小时，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突然看到前面出现了一块平坦的坝子，草坪上有一座小教堂，一位黑衣修女正在弹钢琴，一群穿着白色短裙的少女，围着钢琴翩翩起舞。当时这些穿着补丁裤子、衣衫褴褛的知青全看傻了，不知道自己到了哪儿，不知道究竟谁该解放谁？他们忽然发现自己跑到这里来帮助人家闹“革命”，实在太可笑了。后来，那个光头就逃离人民军回了国。现在？他现在就在前门卖大碗茶呢。听说，当年自发去支援缅甸革命的三千名知青，很多人都死在了丛林深处……
苏亦湄走到我身边，低声问：你当过知青么？
当过。六年。
在哪儿？
北大荒。
那你为什么不唱“知青之歌”呢？
……你，不是也没唱吗？
我没当过知青呀，我不会歌词……
我不喜欢合唱。我直率地说。我的目光落在那株石榴树上，秋天的石榴果很像一团大合唱。
苏亦湄睁大了眼睛看着我，好像才刚认识我似的。
你总是愿意自己一个人呆着么？
是的。
我也是一个人，我的亲戚们都在很远的地方，所以我总是喜欢身边有很多很多人。墙上有了大镜子，屋里的人一下子就多了一倍……
我冷冷地说：这是自欺欺人。我和你相反，人多的时候，我会觉得更加孤独。
苏亦湄用纤细的手指抚弄着胸口的木珠，眼里蒙上了一层云翳，好一会儿，她贴近我的耳蜗柔声说：沈汐，你以后常来，好吗？我喜欢你。
我和苏亦湄的友谊，始于肖斯塔科维奇，始于那次被我拒绝的合唱。
我从小喜爱音乐，但这并不等于我喜欢和别人一起唱歌。
还在北京上小学三年级那会儿，我就能把听过一遍的歌曲，对着简谱复唱下来。东城区少年之家的音乐老师，夸我天生具有敏锐的乐感。每天早晨我一醒来，就会对着天花板唱一句“是谁吹起金唢呐，呜哩呜哩哇……”妈妈说我是一只音乐闹钟，爸爸说我是一只八音盒。
八岁那年，第一次参加班级大合唱《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刚一开口，我就发现自己的声音不见了。前后左右都是歌声，我的声音被淹没在别人的声音里。我慌乱起来，使劲儿地提高了声调。但我旁边的一个女生，就像一只高音喇叭，把我的声音吞没了。那个女声没腔没调，一声高一声低，一声长一声短，就像卖糖葫芦的吆喝，一会儿冒一下，东歪西倒波浪起伏，弄得我心慌意乱。我屏住呼吸，却怎么也躲不开那个声音，它像一把尖利的锥子，一声声钻透我的耳膜；又像一辆失控的大卡车，正在朝一辆童车撞过去。我的嗓子好像被人勒住了，张大着嘴，声音却被憋在喉咙里。我以为自己变成了哑巴，使劲儿用力喊，终于发出了声音，却是哭声。哭声打断了合唱，同学们侧过脸来看我，我晕倒在地上。
到了下一个学期，老师说，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参加不参加大合唱，是一种态度，每一个同学，都要把自己融合到集体中去。老师说沈汐同学必须学会合唱，合唱才是团结和力量的象征。老师特意为我调整了合唱的队列，把那根锥子安排到最后一排去了。我乖乖地跟着队伍站好，伴奏音乐刚起，我已经胀得满脸通红。我听见嘹亮的歌声，像一场突至的冰雹，从我的身前身后、上下左右一同砸下来。雨声均匀、歌声嘹亮，把我全身都淋湿了，湿重的辫子像两条冰凉的小蛇，缠在我的脖子上。全班几十个人一齐张嘴，却像是同一个人在唱歌。我的身子开始发抖，明明张着嘴，却仍然听不见自己的歌声；我明明跟上了大家的节奏，却好像一个跛子深一脚浅一脚……我不得不紧紧地闭住了嘴，就像一只合上了外壳的河蚌。
我从此再也不参加大合唱。我讨厌合唱，即使是几个人的小合唱，还没开口我就觉得自己要窒息。我当然也不能成为合唱的指挥，我从小就讨厌指挥任何人。我更不可能领唱，因为我一站入队伍嗓子就会失声。我从此被老师看成了落后分子，就连加入少先队都比别的同学晚了一年。
考入冰城大学的第一年，系里举办新年联欢会，班长崔大鸿早早开始张罗全班同学排练大合唱“希望的田野上”。我恳求朱洙去找崔大鸿帮忙说情，放我一马，朱洙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说：你跑调吧？我当即给她来了一句“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朱洙半天没缓过神，勉强点了点头：你的嗓子一般，不过音还挺准的。又感叹道：明白了，你有“文革”恐惧症！你在历史系混个什么劲儿？转艺术系得了！不知道她瞎编了什么鬼话去哄骗崔大鸿，总之下课后崔大鸿在走廊拦住我，对我进行了一番劝说：沈汐同学，你不乐意参加合唱，原因我就不追问了，谁不能瞎编个啥理由呢。你知道“滥竽充数”那个词儿吧？现在啥都平反了，这个成语也得平反。滥竽充数就是助人为乐，你就给充一回数儿呗。你要是不充数，我这班长怕是干不长了，你这不等于陷害忠良嘛！你看我，身上半点儿音乐细胞都没有，俺们宿舍那谁谁爱吹口琴，每次他把口琴搁嘴皮子上，俺咋看咋都觉得他像在啃西瓜皮。说实在的，那些闹文艺的人，祖宗都是跳大绳儿的！可是，俺为了集体的荣誉，就敢上台滥竽充数。你说俺哪儿会唱歌呢，一头东北虎，愣吼呗，连一声虎啸都算不上……
我忍不住乐了。崔大鸿的自我贬损很有效，至少征服我足够了。最后他还诚恳地严肃了一句：我们决不允许任何一个同学掉队，否则七七级历史系的历史，将来就成了半部红楼……我终于扭扭捏捏站进了合唱排练的队列，总算没有晕过去，但我仍然发不出歌唱的音调，只能装模作样地蠕动嘴唇。我像一个局外人，东张西望冷眼旁观，从那片“希望的田野上”，分辨各人跑调、岔气、掉拍、忘词等细微的杂音，倒有几分不为人知的乐趣，心里暗暗得意。一曲暂停，就听崔大鸿高声嚷嚷：大伙儿再使点劲儿行不？别像没吃饱饭似的瞎哼哼，说你呢——朱洙，把你们平时在宿舍吵吵的辣椒嗓子都给我咋呼出来！
他的合唱动员把大家的情绪都煽动起来了。继续排练，歌声起落，众人用同一口气呼吸，同一口气停顿，就像兵营操练步调一致的正步走。崔大鸿终于满意地笑了，露出了下颌的一颗豁牙。
一九八○年的元旦联欢会即将开始，晚餐过后，远远望见大礼堂的灯光通明雪亮，很久以前那种合唱的恐惧感重又袭来。我不行，真的不行，我唱不了！我对朱洙说自己头痛头晕，脑子就像要裂开一样，上了台我就会晕过去的，看来我只能辜负崔大鸿班长的好意了……趁着朱洙专心对镜梳妆更衣暂时顾不上我，我慌慌张张冲出校门跳上公共汽车，逃回了自家的小屋。
那天夜晚，我斜靠在自己床铺的枕头上，打开了那只小小的半导体收音机。里面发出了丝丝拉拉的杂音，我转动细细的指针，一毫米一毫米地慢慢搜寻。我的母亲曾经告诉过我，新年开始之前，是一年中最黑暗的日子，但是在欧洲北部那个热爱音乐的国度，有一个辉煌的金色大厅，每年的元旦前夜，人们都会用庄严美妙的音乐，送走逝去的岁月，迎接新年的到来。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演奏世界上最优秀的交响乐曲，有着最出色的音乐演奏家，还有最棒的观众。
我闭上了眼睛，让自己全身的每一根神经都缓缓放松，沉入海底一般透明的黑暗。我看见了那扇镶着金边的大门，正朝两边无声地开启。我独自一人走进去，隐没在剧场大理石廊柱的阴影里。舞台上灯光雪亮，却没有丝毫炫耀的意思。哦，它们都在那儿——庄严的管风琴、嘹亮的圆号、低沉的巴松、俏皮的短笛、精灵般的小提琴、优雅的竖琴、端庄的管风琴、华丽的乳白色三角钢琴……我已经有多久没有见到它们了？我在九岁之前，就已经能够熟练地叫出每一件器乐的名称，坐在北京中山音乐堂观众席，在气势恢宏的乐曲演奏中，分辨出每一种器乐响声的差异。庞大的交响乐队，奏出和谐优美的音乐，它们是一个完美的“集体”，但每一件发声的器乐都是独立的，互相不可替代，却又彼此成为对方的和声。它们不是那种整齐划一的大合唱，而是多声部的重唱或独唱联奏。
此时，在八十年代的第一个新年来临前夜，它们终于携手归来，像天空中庞大的雁阵、像风暴中的雷鸣电闪，距我越来越近，近得能听见它们每一声呼唤与呼啸。在我的记忆中，1979年的最后一个夜晚，有无数精灵般美妙的旋律陪伴我，那是属于我一个人的新年音乐会。但我始终无法确认，那究竟是出于我的幻觉，还是我真的曾经收听到了它们？当欢欣而洪亮的新年钟声终于敲响，隐约传来了德彪西《致新大陆》钢琴协奏曲。我欣喜我沉醉我痴迷我疯狂，我把半导体紧紧贴在耳廓上，它犹如海上飞槎，在壮阔激昂的音乐波涛上，载我缓缓上升……
音乐是我生命中恒温的空气及不可或缺的水源。然而，当“立体声”如同一片“新大陆”，从冰城校园冒出来的那一年，我的听觉被彻底颠覆了——
那时校园里常有各种讲座，朱洙是讲座讯息的热心通报者。她说出“立体声”三个字的时候，我完全不明白她在说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出于好奇，我随她去听了音乐讲座。电化教室的讲台上，出现了一位留着络腮胡子的音乐家，据说是省艺术学院的青年教师。他拎着一只笨重的长方形匣子，黑色的机壳上镶着银灰色的边，前面有两大两小四个喇叭状的圆孔，像一件神秘的新式武器。青年教师把它小心放下，告诉我们说，这就是“立体声收录机”，在那些发达国家，立体声早已十分普及。顾名思义，它可以使音乐在空间的发散中具有立体感。在同学们的惊叹声中，他开始演示，二三百人的大教室，安静得连人的鼻息声都能听见。随着他的手指轻轻按键，喀嗒一声，音乐骤然响起，整个大教室的地板和墙壁都发出了震荡的声波；我感觉不到声音的来处，只觉得处处涌浪喷泉，忽如醍醐灌顶，又似有灭顶之灾，天灵盖的穴位被骤然打开。我听见了钢琴圆号长笛小提琴小军鼓的声响，从四面八方扑来，犹如水流轰鸣的巨型环形瀑布，将我紧紧拢在怀里。我漂浮于澎湃的波涛之上，错落有致的音符和旋律，如同游鱼在我的前后左右穿梭弹跳，每一件器乐每一个乐段，都与我的心跳发生了共振。
贝多芬《命运》交响曲——凶恶而狰狞的命运开始敲门，人在命运的折磨下挣扎、反击，死去活来，死而复生。最后，命运被“人”击倒在地，无力地呻吟……
那一课，我却几乎被“立体声”击倒在地。我惊讶地发现，以往从收音机里听过的那些乐曲，声音都是单向而平面的。尤其是从高音喇叭里传来那种节奏昂扬的进行曲，从一个方向灌入人耳，像一支强悍的军队正在冲上前线。但立体声不一样，它温柔而宽厚，如同空气一般无处不在；它们不是从耳朵进入，而是可以从身体的任何一个感官进入，直接到达人的脏腑，然后流到人的心里去。它们在被倾听的过程中，与接收对象融合为一个无限大的内宇宙……下课后，那位青年音乐家被急欲提问的同学们团团围住，大教室变成了一个人声沸腾的“立体声”。
一个立体声的时代来临了。
还有一个更具摧毁性的新音乐时代即将来临。
几年后，我淹没在癫狂摇摆的人群中，踩踏着架子鼓激烈摇滚的节奏，倾听崔健的那首“一无所有”。我震惊我欣悦我兴奋——当人们在“一无所有”中挣扎多年之后，终于，可以坦然大声地喊出“一无所有”了么？我的脑子被声浪震得眩晕，眼镜片被热气熏得模糊。撕心裂肺的音乐与坦诚真挚的歌词，令我目酣神醉。一个三十多岁的单身女人，没有家庭没有爱情没有住房没有亲人，还有谁比我更“一无所有”？当摇滚乐以电子立体声的方式传递之时，它唤起了我内心死去的激情。观众在疯狂地呼应，不是合唱，而是唱与乐的协奏、是宣泄与挣扎的合奏。“你何时跟我走？”——不， 我不需要跟任何人走。我不要任何人与我一起走。我的灵魂孤寂而充实，我愿跟着音乐走！“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我有自己的追求，我不需要你的追求。我有事业在渺茫的远方召唤，有相知的朋友近在咫尺，我的血液里流淌着世上最美好的音乐。我只需要属于我的自由。
我曾经拥有过一九八○年，苏亦湄家小客厅的进口音响和音乐给予我的惊奇和震动，就像雨后初开的云缝，射下一道瀑布般的金色亮光。那道瀑布穿云破雾而来，光柱里带着灼人的暖意，我发现自己心里那些坚硬的冰块，正在开始一点点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