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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编 中国文化史 五十·住行

发布时间:2022-10-08 12: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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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居,亦因气候地势的不同,而分为巢居、穴居两种。《礼运》说:“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见上章)《孟子》亦说:“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滕文公下篇》)大抵温热之地为巢。干寒之地,则为营窟。巢居,现在的野蛮人,犹有其制。乃将大树的枝叶,接连起来,使其上可以容人,而将树干凿成一级一级的,以便上下。亦有会造梯的。人走过后,便将梯收藏起来。《淮南子·本经训》所谓“托婴儿于巢上”,当即如此。后来会把树木砍伐下来,随意植立,再于其上横架着许多木材,就成为屋子的骨干。穴居又分穴两种:(一)最初当是就天然的洞窟,匿居其中的。(二)后来进步了,则能于地上凿成一个窟窿,而居其中,此之谓穴。古代管建设的官,名为司空,即由于此。(三)更进,能在地面上把土堆积起来,堆得像土窑一般,而于其上开一个窟窿,是之谓,亦作复。再进化而能版筑,就成为墙的起源了。以栋梁为骨骼,以墙为肌肉,即成所谓宫室。所以直至现在,还称建筑为土木工程。

中国民族,最初大约是湖居的。(一)水中可居之处称洲,人所聚居之地称州,州洲虽然异文,实为一语,显而易见(古州岛同音,洲字即岛字)。(二)古代有所谓明堂,其性质极为神秘。一切政令,都自此而出(读惠栋《明堂大道录》可见)。阮元说:这是由于古代简陋,一切典礼,皆行于天子之居,后乃礼备而地分(《揅经室集明堂说》),这是不错的。《史记·封禅书》载公玉带上《明堂图》,水环宫垣,上有楼,从西南入,名为昆仑,正是岛居的遗象。明堂即是大学,亦称辟雍。辟壁同字,正谓水环宫垣。雍即今之壅字,壅塞、培壅,都指土之增高而言,正像湖中岛屿。(三)《易经》泰卦上六爻辞,“城复于隍”。《尔雅·释言》:“隍,壑也。”壑乃无水的低地。意思还和环水是一样的。然则不但最初的建筑如明堂者,取法于湖居,即后来的造城,必环绕之以濠沟,还是从湖居的遗制,蜕化而出的。

文化进步以后,不藉水为防卫,则能居于大陆之上。斯时藉山以为险阻。读第四十、第四十四、第四十五三章,可见。章炳麟《太炎文集》有《神权时代天子居山说》,可以参考。再进步,则城须造在较平坦之地,而藉其四周的山水以为卫,四周的山水,是不会周匝无缺的,乃用人工造成土墙,于其平夷无险之处,加以补足,是之谓郭。郭之专于一面的,即为长城。城是坚实可守的,郭则工程并不坚实,而且其占地太大,必不能守。所以古代只有守城,绝无守郭之事。即长城亦是如此。中国历代,修造长城,有几个时期。(一)为战国以前。齐国在其南边,造有长城,秦、赵、燕三国,亦在北边造有长城。后来秦始皇把它连接起来,就是俗话所称为万里长城的。此时南方的淮夷、北方的匈奴,都是小部落。到汉朝,匈奴强大了,入塞的动辄千骑万骑,断非长城所能御;而前后两呼韩邪以后,匈奴又宾服了,所以终两汉四百年,不闻修造长城。魏晋时,北方丧乱,自然讲不到什么远大的防御规模。拓跋魏时,则于北边设六镇,藉兵力以为防卫,亦没有修造长城的必要,(二)然至其末年,情形就大不相同了。隋代遂屡有修筑。此为修造长城的第二时期。隋末,突厥强大了,又非长城所能御。后来的回纥、契丹亦然。所以唐朝又无修筑长城之事。(三)契丹亡后,北方的游牧部族,不能统一,又成小小打抢的局面。所以金朝又要修造一道边墙,从静州起,迤逦东北行,达女真旧地。此为修造长城的第三时期。元朝自然无庸修造长城。(四)明时,既未能将蒙古征服,而蒙古一时亦不能统一。从元朝的汉统断绝以后,至达延汗兴起以前,蒙古对中国,并无侵犯,而只有盗塞的性质,所以明朝又修长城,以为防卫。现代的长城,大概是明朝遗留下来的。总而言之,小小的寇盗,屯兵防之,未免劳费,无以防之又不可。造长城,实在是最经济的方法。从前读史的人,有的称秦始皇造长城,能立万世夷夏之防,固然是梦话。有的议论他劳民伤财,也是胡说的。晁错说秦朝北攻胡貉,置塞河上,只是指秦始皇时使蒙恬新辟之土。至于其余的长城,因战国时秦、赵、燕三国之旧,缮修起来的,却并没有费什么工力。所以能在短时间之内,即行成功。不然,秦始皇再暴虐,也无法于短时间之内,造成延袤万余里的长城的。汉代的人,攻击秦朝暴虐的很多,未免言过其实,然亦很少提及长城的,就是一个证据。

古代的房屋,有平民之居和士大夫之居两种。士大夫之居,前为堂,后为室。室之左右为房。堂只是行礼之地,人是居于室中的(室之户在东南,牖在西南,北面亦有牖,谓之北牖。室之西南隅,即牖下,地最深隐,尊者居之,谓之奥。西北隅为光线射入之地,谓之屋漏。东北隅称宦。宦养也,为饮食所藏。东南隅称窔,亦深隐之义。室之中央,谓之中霤,为雨水所溜入。此乃穴居时代,洞穴开口在上的遗象。古之牖即今之窗,是开在墙上的。其所谓窗,开在屋顶上,今人谓之天窗)平民之居,据晁错《移民塞下疏》说:“古之徙远方以实广虚也,先为筑室。家有一堂二内。”《汉书》注引张晏曰:“二内,二房也。”此即今三开间的屋。据此,则平民之居,较之士大夫之居,就是少了一个堂。这个到现在还是如此。士大夫之家,前有厅事,即古人所谓堂。平民之家无有。以中间的一间屋,行礼待客,左右两间供住居,即是一堂二内之制。简而言之,就是以室为堂,以房为室罢了。古总称一所屋子谓之宫。《礼记·内则》说:“由命士以上,父子皆异宫”,则一对成年的夫妻,就有一所独立的屋子。后世则不然。一所屋子,往往包含着许多进的堂和内,而前面只有一个厅事。这就是许多房和室,合用一个堂、包含在一个宫内,较古代经济多了。这大约因为古代地旷人希,地皮不甚值钱,后世则不然之故。又古代建筑,技术的关系浅,人人可以自为,士大夫之家,又可役民为之。后世则建筑日益专门,非雇人为之不可(《论衡·量知篇》:“能斫削柱梁,谓之木匠。能穿凿穴坎,谓之土匠。”则在汉代,民间建筑,亦已有专门的人)这亦是造屋的人,要谋节省的一个原因。

古人造楼的技术,似乎是很拙的。所以要求眺望之所,就只得于城阙之上。阙是门旁墙上的小屋。天子诸侯的宫门上,也是有的。因其可以登高眺远,所以亦谓之观。《礼记·礼运》:“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即指此。古所谓县法象魏者,亦即其地。魏与巍同字,大概因其建筑高,所以称之为魏。象字当本指法象言,与建筑无涉。因魏为县法之地,单音字变为复音词时,就称其地为象魏了。《尔雅·释宫》:“四方而高曰台。有木者谓之榭。陕而修曲曰楼。”(陕同狭)《注》云:“台,积土为之。”榭是在土台之上,再造四方的木屋。楼乃榭之别名,不过其形状有正方修曲之异而已,这都是供游观眺望之所,并不是可以住人的。《孟子·尽心下篇》:“孟子之滕,馆于上宫。”赵《注》说:“上宫,楼也。”这句话恐未必确。因为造楼之技甚拙,所以中国的建筑,是向平面发展,而不是向空中发展的。所谓大房屋,只是地盘大,屋子多,将许多屋连结而成,而两层、三层的高楼很少。这个和建筑所用的材料,亦有关系。因为中国的建筑,用石材很少,所用的全是土木,木的支持力固不大,土尤易于倾圮。炼熟的土,即砖瓦,要好些,然其发达似甚晚。《尔雅·释宫》:“瓴甋谓之甓。”“庙中路谓之唐”。甓即砖。《诗经·陈风》说“中唐有甓”,则砖仅用以铺路。其墙,大抵是用土造的。土墙不好看,所以富者要被以文锦。我们现在婚、丧、生日等事,以绸缎等物送人,谓之幛,还是这个遗俗;而纸糊墙壁,也是从此蜕化而来的。《晋书·赫连勃勃载记》说他蒸土以筑统万城,可见当时砖尚甚少。不然,何不用砖砌,而要临时蒸土呢?无怪古代的富者,造屋只能用土墙了。建筑材料,多用土木,和古代建筑的不能保存,也有关系。因为其不如石材的能持久。而用木材太多,又易于引起火患。前代的杭州,近代的汉口,即其殷鉴。

建筑在中国,是算不得发达的。固然,研究起世界建筑史来,中国亦是其中的一系(东洋建筑,有三大系统:(一)中国,(二)印度,(三)回教,见伊东忠太《中国建筑史》,商务印书馆本)。历代著名的建筑,如秦之阿房宫,汉之建章宫,陈后主的临春、结绮、望春三阁,隋炀帝的西苑,宋徽宗的艮岳,清朝的圆明园、颐和园,以及私家的园林等,讲究的亦属不少。然以中国之大言之,究系沧海一粟。建筑的技术,详见宋朝的《营造法式》,明朝的《天工开物》等书。虽然亦有可观,然把别种文明比例起来,则亦无足称道。此其所以然:(一)因(甲)古代的造屋,乃系役民为之,滥用民力,是件暴虐的事。(乙)又古代最讲究礼,生活有一定的规范,苟非无道之君,即物力有余,亦不敢过于奢侈。所以政治上相传,以卑宫室为美谈,事土木为大戒。(二)崇闳壮丽的建筑,必与迷信为缘。中国人对于宗教的迷信,是不深的。祭神只是临时设坛或除地,根本便没有建筑。对于祖宗的祭祀,虽然看得隆重,然庙寝之制,大略相同。后世立家庙等,亦受古礼的限制,不能任意奢侈。佛教东来,是不受古礼限制的,而且其教义,很能诱致人,使其布施财物。道家因之,亦从事于模仿寺观,遂成为有名的建筑,印度的建筑术,亦因此而输入中国。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一时亦呈相当的盛况。然此等迷信,宋学兴起以后,又渐渐的淡了。现在佛寺、道观虽多,较之缅甸、日本等国,尚且不逮。十分崇闳壮丽的建筑,亦复很少,不过因其多在名山胜地,所以为人所赞赏罢了。(三)游乐之处,古代谓之苑囿。苑是只有草木的,囿是兼有禽兽的。均系将天然的地方,划出一区来,施以禁御,而于其中射猎以为娱,收其果实等以为利,根本没有什么建筑物。所以其大可至于方数十里(文王之囿,方七十里,齐宣王之囿,方四十里,见《孟子·梁惠王下篇》)。至于私家的园林,则其源起于园。园乃种果树之地,因于其间叠石穿池,造几间房屋,以资休憩,亦不是甚么奢侈的事。后来虽有踵事增华,刻意经营的人,究竟为数亦不多,而且其规模亦不大。以上均系中国建筑不甚发达的原因。揆厥由来,乃由于(一)政治的比较清明,(二)迷信的比较不深,(三)经济的比较平等。以物质文明言,固然较之别国,不免有愧色,以文化论,倒是足以自豪的。

朱熹说:“教学者如扶醉人,扶得东来西又倒。”个人的为学如是,社会的文化亦然。奢侈之弊,中国虽比较好些,然又失之简陋了。《日知录·馆舍》条说:“读孙樵《书褒城驿壁》,乃知其有沼,有鱼,有舟。读杜子美《秦州杂诗》,又知其驿之有池,有林,有竹。今之驿舍,殆于隶人之垣矣。予见天下州之为唐旧治者,其城郭必皆宽广,街道必皆正直。廨舍之为唐旧创者,其基址必皆宏敞。宋以下所置,时弥近者制弥陋。”亭林的足迹,所至甚多,而且是极留心观察的人,其言当极可信。此等简陋苟且,是不能藉口于节俭的。其原因安在呢?亭林说:是由于“国家取州县之财,纤豪尽归之于上,而吏与民交困,遂无以为修举之资”。这固然是一个原因。我以为(一)役法渐废,公共的建筑,不能征工,而必须雇工。(二)唐以前古市政的规制犹存,宋以后逐渐破坏(如第十一章所述,唐设市还有定地,开市还有定期,宋以后渐渐不然,亦其一证),亦是重要的原因。

从西欧文明输入后,建筑之术,较之昔日,可谓大有进步了;所用的材料亦不同;这确是文明进步之赐。惟住居与衣食,关系民生,同样重要。处处须顾及大多数人的安适,而不容少数人恃其财力,任意横行,和别种事情,也是一样的。古代的居民,本来有一定的规划。《王制》所谓“司空执度以度地,居民山川沮泽(看地形),时四时(看气候)。”即其遗制。其大要,在于“地、邑、民居,必参相得”。地就是田。有多少田,要多少人种,就建筑多少人守卫所要的城邑,和居住所需的房屋。据此看来,现在大都市中的拥挤,就是一件无法度而不该放任的事情了。宫室的等级和限制,历代都是有的(可参看《明史·舆服志》所载宫室制度)。依等级而设限制,现在虽不容仿效,然限制还是该有的。对外的观瞻,也并不系于建筑的侈俭。若因外使来游,而拆毁贫民住居的房子,这种行为,就要成为隋炀帝第二了。

讲宫室既毕,请再略讲室中的器用。室中的器用,最紧要的,就是桌椅床榻等。这亦是所以供人居处,与宫室同其功的。古人都席地而坐。其坐,略似今日的跪,不过腰不伸直。腰伸直便是跪,顿下便是坐。所以古礼跪而行之之时颇多。因为较直立反觉便利。其凭藉则用几,据阮谌《礼图》,长五尺,广一尺,高一尺二寸(《礼记·曾子问》疏引)。较现在的凳还低,寝则有床。所以《诗经》说:“乃生男子,载寝之床。”后来坐亦用床。所以《高士传》说:管宁居辽东,坐一木榻,五十余年,未尝箕股,其榻当膝处皆穿(《三国魏志》本传《注》引)。观此,知其坐亦是跪坐。现在的垂足而坐,是胡人之习。从西域输入的。所坐的床,亦谓之胡床。从胡床输入后,桌椅等物,就渐渐兴起了。古人室中,亦生火以取暖。《汉书·食货志》说:“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必相从者,所以省费燎火。”颜师古说:“燎所以为明,火所以为温也。”这种火,大约是煴火,是贫民之家的样子。《左氏》昭公十年说,宋元公(为太子时),恶寺人柳,欲杀之。到元公的父亲死了,元公继位为君,柳伺候元公将到之处,先炽炭于位,将至则去之,到葬时,又有宠。又定公三年,说邾子自投于床,废于炉炭(《注》“废,堕也”),遂卒。则贵族室中取暖皆用炭,从没有用炕的。《日知录》说:“《旧唐书·东夷高丽传》:冬月皆作长坑,下然煴火以取暖,此即今之土炕也,但作坑字。”则此俗源于东北夷。大约随女真输入中国北方的,实不合于卫生。

论居处及所用的器物既竟,还要略论历代的葬埋。古代的葬有两种:孟子所谓“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滕文公上篇》)盖田猎之民所行。《易经·系辞传》说:“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则农耕之民之俗。一个贵族,有其公共的葬地。一个都邑,亦有其指定卜葬的区域。《周官》冢人掌公墓之地,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是其制。后世的人说:古人重神不重形。其理由:是古不墓祭。然孟子说齐有东郭墦间之祭者(《离娄下篇》),即是墓祭。又说孔子死后,子贡“筑室于场,独居三年然后归”(《滕文公上篇》),此即后世之庐墓。《礼记·曲礼》:“大夫士去其国,止之曰:奈何去坟墓也?”《檀弓》:“去国则哭于墓而后行,反其国不哭,展墓而入。”又说:“大公封于营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则古人视坟墓,实不为不重。大概知识程度愈低,则愈相信虚无之事。愈高,则愈必耳闻目见,而后肯信。所以随着社会的开化,对于灵魂的迷信,日益动摇,对于体魄的重视,却日益加甚。《檀弓》说:“延陵季子适齐。比其反也,其长子死,葬于嬴博之间。”“既封,左袒,右还其封,且号者三,曰:骨肉归复于土,命也。若魂气,则无不之也,无不之也,而遂行。”这很足以表示重视精神,轻视体魄的见解,怕反是吴国开化较晚,才如此的。如此,富贵之家,有权力的,遂尽力于厚葬。厚葬之意,不徒爱护死者,又包含着一种夸耀生人的心思,而发掘坟墓之事,亦即随之而起。读《吕览·节丧》、《安死》两篇可知。当时墨家主张薄葬,儒家反对他,然儒家的葬礼,较之流俗,亦止可谓之薄葬了。学者的主张,到底不能挽回流俗的波靡。自汉以后,厚葬之事,还书不胜书。且将死者的葬埋,牵涉到生人的祸福,而有所谓风水的迷信。死者无终极(汉刘向《谏成帝起昌陵疏》语),人人要保存其棺槨,至于无穷,其势是决不能行的。佛教东来,火葬之俗,曾一时盛行(见《日知录·火葬》条),实在最为合理。惜乎宋以后,受理学的反对,又渐渐的式微了。现在有一部分地方,设立公墓。又有提倡深葬的。然公墓究仍不免占地,深葬费人力过多,似仍不如火葬之为得。不过风俗是守旧的,断非一时所能改变罢了。

交通、通信,向来不加区别。其实两者是有区别的。交通是所以运输人身,通信则所以运输人的意思。自有通信的方法,而后人的意思,可以离其身体而独行,于精力和物力方面,有很大的节省。又自电报发明后,意思的传达,可以速于人身的运输,于时间方面,节省尤大。

交通的发达,是要看地势的。水陆是其大别。水路之中,河川和海道不同。海道之中,沿海和远洋的航行,又有区别。即陆地,亦因其为山地、平地、沙漠等而有不同。野蛮时代,各部族之间,往往互相猜忌,不但不求交通的便利,反而有意阻塞交通,其时各部族所居之地,大概是颇险峻的。对外的通路,只有曲折崎岖的小路,异部族的人,很难于发现使用。《庄子·马蹄篇》说:古代“山无徯隧,泽无舟梁”。所指的,便是这时代。到人智稍进,能够降丘宅土,交通的情形,就渐和往昔不同了。

中国的文化,是导源于东南,而发达于西北的。东南多水,所以水路的交通,南方较北方为发达。西北多陆,所以陆路的交通,很早就有可观。陆路交通的发达,主要的是由牛马的使用和车的发明。此二者,都是大可节省人力的。《易经·系辞传》说“服牛乘马,引重致远”,虽不能确定其在何时,然其文承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之下,可想见黄帝、尧、舜时,车的使用,必已很为普遍了。车有两种:一种是大车,用牛牵曳的,用以运输。一种是小车,即兵车,人行亦乘之,驾以马。用人力推曳的谓之辇。《周官》乡师《注》引《司马法》,说夏时称为余车,共用二十人,殷时称胡奴车,用十人,周时称为辎辇,用十五人。这是供战时运输用的,所以其人甚多。《说文》:“辇,挽车也。从车。”训并行,虽不必定是两人,然其人数必不能甚多。这是民间运输用的。贵族在宫中,亦有时乘坐。《周官》巾车,王后的五路,有一种唤做辇车,即其物。此制在后世仍通行。

道路:在都邑之中,颇为修整。《考工记》:匠人,国中经涂九轨。野涂亦九轨。环涂(环城之道)七轨。《礼记·王制》:“道路,男子由右,妇人由左,车从中央。”俱可见其宽广。古代的路,有一种是路面修得很平的,谓之驰道。非驰道则不能尽平。国中之道,应当都是驰道。野外则不然。古代田间之路,谓之阡陌,与沟洫相辅而行。所以《礼记·月令》《注》说:“古者沟上有路。”沟洫阡陌之制,照《周官》遂人等官所说,是占地颇多的。虽亦要因自然的地势,未必尽合乎准绳,然亦必较为平直。不过书上所说的,是理想中的制度,事实上未必尽能如此。《左氏》成公五年,梁山崩,晋侯以传召伯宗。行辟重(使载重之车让路)。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可见驿路上还不能并行两车。《仪礼·既夕礼》:“商祝执功布,以御柩执披。”《注》云:“道有低仰倾亏,则以布为左右抑扬之节,使引者执披者知之。”《礼记·曲礼》:“送葬不避涂潦”,可见其路之不尽平坦。后人夸称古代的道路,如何宽平,恐未必尽合于事实了。大抵古人修造路面的技术甚拙。其路面,皆如今日的路基,只是土路。所以时时要修治。不修治,就“道茀不可行”。

水路:初有船的时候,只是现在所谓独木舟。《易经·系辞传》说“刳木为舟,剡木为楫”,《淮南子·说山训》说“古人见窾木而知舟”,所指的都是此物。稍进,乃知集板以为舟。《诗经》说:“就其深矣,方之舟之。”《疏》引《易经》云:“利涉大川,乘木舟虚。”又引《注》云:“舟谓集版,如今船,空大木为之曰虚,总名皆曰舟。”按方、旁、比、并等字,古代同音通用。名舟为方,正因其比木为之之故。此即后世的舫字。能聚集许多木版,以成一舟,其进步就容易了。渡水之法,大抵狭小的水,可以乘其浅落时架桥。桥亦以木为之。即《孟子》所说的“岁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离娄下篇》)《尔雅·释宫》:“石杠谓之倚。”又说:“堤谓之梁。”《注》云:“即桥也。或曰:石绝水者为梁,见《诗传》。”则后来亦用石了。较阔的水,则接连了许多船渡过去。此即《尔雅》所说的“天子造舟”,后世谓之浮桥。亦有用船渡过去的,则《诗经》所说的“谁谓河广,一苇杭之”。然徒涉的仍不少。观《礼记·祭义》、谓孝子“道而不径,舟而不游”可见。航行的技术,南方是胜于北方的。观《左氏》所载,北方只有僖公十三年,晋饥,乞粜于秦,秦输之粟,自雍及绛相继,命之曰泛舟之役,为自水路运输,此外泛舟之事极少。南方则吴楚屡有水战,而哀公十年,吴徐承且率舟师自海道伐齐。可见不但内河,就沿海交通,亦已经开始了。《禹贡》九州贡路,都有水道。《禹贡》当是战国时书,可以窥见当时交通的状况。

从平地发展到山地,这是陆地交通的一个进步,可以骑马的发达为征。古书不甚见骑马之事。后人因谓古人不骑马,只用以驾车。《左氏》昭公二十五年,“左师展将以公乘马而归。”《疏》引刘炫说,以为是骑马之渐。这是错误的。古书所以不甚见骑马,(一)因其所载多贵族之事,贵族多是乘车的。(二)则因其时的交通,仅及于平地。《日知录》说:“春秋之世,戎狄杂居中夏者,大抵在山谷之间,兵车之所不至。齐桓、晋文,仅攘而却之,不能深入其地者,用车故也。中行穆子之败狄于大卤,得之毁车崇卒。而智伯欲伐仇犹,遗之大钟以开其道,其不利于车可知矣。势不得不变而为骑。骑射,所以便山谷也。胡服,所以便骑射也。”此虽论兵事、交通的情形,亦可以借鉴而明。总而言之,交通所至之地愈广,而道路大抵失修,用车自不如乘马之便。骑乘的事,就日盛一日了。

“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水性是流动的,虽然能阻碍人,使其不得过去,你只要能利用他,他却可以帮你活动,节省你的劳力。山却不然,会多费你的抵抗力的。所以到后世,水路的交通,远较陆路交通为发达。长江流域的文明,本落黄河流域之后,后来却反超过其上,即由于此。唐朝的刘晏说:“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贸往来,昧旦水日。”可以见其盛况了。《唐语林补遗》说:“凡东南都邑,无不通水。故天下货利,舟楫居多。舟船之盛,尽于江西。编蒲为帆,大者八十余幅。江湖语曰:水不载万。言大船不过八九千石。”明朝郑和航海的船,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共有六十二只。可以见其规模的弘大了。

因为水路交通利益之大,所以历代开凿的运河极多,长在一千里以下的运河,几乎数不着他。中国的大川,都是自西向东的,南北的水路交通,很觉得不便。大运河的开凿,多以弥补这缺憾为目的。《左氏》哀公九年,“吴城邗,沟通江淮”。此即今日的淮南运河。《史记·河渠书》说:“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鸿沟的遗迹,虽不可悉考,然其性质,则极似现在的贾鲁河,乃是所以沟通河淮两流域的。至后汉明帝时:则有从荥阳通至千乘的汴渠。此因当时的富力,多在山东,所以急图东方运输的便利。南北朝以后,富力集中于江淮,则运输之路亦一变。隋开通济渠,自东都引谷洛淮水入河。又自河入汴,自汴入淮,以接淮南的邗沟。自江以南,则自京口达余杭,开江南河八百里。此即今日的江南运河。唐朝江淮漕转;二月发扬州。四月,自淮入汴。六、七月到河口,八九月入洛。自此以往,因有三门之险,乃陆运以入于谓。宋朝建都汴京,有东西南北四河。东河通江淮(亦称里河),西河通怀、孟。南河通颍、寿(亦称外河。现在的惠民河,是其遗迹),北河通曹、濮。四河之中,东河之利最大。淮南、浙东西、荆湖南北之货,都自此入汴京。岭表的金银香药,亦陆运至虔州入江。陕西的货,有从西河入汴的,亦有出剑门,和四川的货,同至江陵入江的。宋史说东河所通,三分天下有其二,虽是靠江淮等自然的动脉,运河连接之功,亦不可没的。元朝建都北平,交通之目的又异。乃引汶水分流南北,而现在的大运河告成。

海路的交通,已略见第十一章。唐咸通时,用兵交阯,湖南、江西,运输甚苦,润州人陈磻石创议海运。从扬子江经闽、广到交阯。大船一艘,可运千石。军需赖以无缺。是为国家由海道运粮之始。元、明、清三代,虽有运河,仍与海运并行。海运所费,且较河运为省。近代轮船未行以前,南北海道的运输,亦是很盛的。就到现在,南如宁波,北如营口,帆船来往的仍甚多。

水道的交通,虽极发达,陆路的交通,却是颇为腐败的。《日知录》说当时的情形:“涂潦遍于郊关,污秽钟于辇毂。”(《街道》条)又说:“古者列树以表道。”“下至隋唐之代,而官槐官柳,亦多见之诗篇。”“近代政废法弛,任人斫伐。周道如砥,若彼濯濯。”(《官树》条)。“《唐六典》:凡天下造舟之梁四,石柱之梁四,木柱之梁三,巨梁十有一,皆国工修之。其余皆所管州县,随时营葺。其大津无梁,皆给船人,量其大小难易,以定其差等。今畿甸荒芜,桥梁废坏。雄莫之间,秋水时至,年年陷境。曳轮招舟,无赖之徒,藉以为利。潞河舟子,勒索客钱,至烦章劾。司空不修,长吏不问,亦已久矣。(《原注》:“成化八年,九月,丙申,顺天府府尹李裕言:本府津渡之处,每岁水涨,及天气寒冱,官司修造渡船,以便往来。近为无赖之徒,冒贵戚名色,私造渡船,勒取往来人财物,深为民害。乞敕巡按御史,严为禁止,从之。”)况于边陲之境,能望如赵充国治湟陿以西道桥七十所,令可至鲜水,从枕席上过师哉?”(《桥梁》条)观此,知路政之不修,亦以宋以后为甚。其原因,实与建筑之颓败相同。前清末年,才把北京道路,加以修理。前此是与顾氏所谓“涂潦遍于郊关,污秽钟于辇毂”,如出一辙的。全国除新开的商埠外,街道比较整齐宽阔的,没有几处。南方多走水道,北方旱路较多,亦无不崎岖倾仄。间有石路,亦多年久失修。路政之坏,无怪全国富庶之区,都偏于沿江沿海了。

因路政之坏,交通乃不能利用动物之力而多用人力。《史记·夏本纪》:“山行乘”,《河渠书》作“山行即桥”。按禹乘四载,又见《吕览·慎势》,《淮南·齐俗训》、《修务训》,《汉书·沟洫志》。又《史记集解》引《尸子》及徐广说,所作字皆互异。山行与桥外,又作梮,作蔂,作樏,作欙,蔂、樏、欙,系一字,显而易见。梮字见《玉篇》,云“舆,食器也。又土轝也。”雷浚《说文外编》云:“土轝之字,《左传》作梮(按见襄公九年)。《汉书·五行志》引作,《说文》:“,大车驾马也。”按《孟子》:“反蘽梩而掩之。”《赵注》云:“蘽梩,笼臿之属,可以取土者也。”蔂、樏、欙并即蘽梩,与梮并为取土之器,驾马则称为,亦以音借而作桥。后又为之专造轿字,则即淮南王《谏伐闽越书》所谓“舆轿而逾岭”。其物本亦车属,后因用诸山行,乃以人舁之。所以韦昭说:“梮木器,如今舆状,人举以行。”此物在古代只用诸山行,后乃渐用之平地。王安石终身不乘肩舆,可见北宋时用者尚少,南渡以后,临安街道,日益狭窄,乘坐的人,就渐渐的多了(《明史·舆服志》:宋中兴以后,以征伐道路险阻,诏百官乘轿,名曰竹轿子,亦曰竹舆)。

行旅之人不论在路途上,以及到达地头之后,均须有歇宿之所。古代交通未盛,其事率由官营。《周官》野庐氏,“比国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树。”遗人,“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都是所以供给行旅的。到达之后,则“卿馆于大夫,大夫馆于士,士馆于工商”(《仪礼·觐礼》)。此即《礼记·曾子问》所谓“卿大夫之家曰私馆”。另有“公宫与公所为”,谓之公馆。当时的农民,大概无甚往来,所以只有卿士大夫和工商之家,从事于招待,但到后来,农民出外的也多了。新旅客的增加,必非旧式的招待所能普遍应付,就有借此以图利的,是为逆旅。《商君书·垦令篇》说:“废逆旅,则奸伪躁心私交疑农之民不行。逆旅之民,无所于食,则必农。”这只是陈旧的见解。《晋书·潘岳传》说,当时的人,以逆旅逐末废农,奸淫亡命之人,多所依凑。要把他废掉。十里置一官,使老弱贫户守之。差吏掌主,依客舍之例收钱。以逆旅为逐末废农,就是商君的见解。《左氏》僖公二年,晋人假道于虞以伐虢,说“虢为不道,保于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可见晋初的人,说逆旅使奸淫亡命,多所依凑,也是有的。但以大体言之,则逆旅之设,实所以供商贾之用,乃是随商业之盛而兴起的。看潘岳的驳议,便可明白。无法废绝商业,就无法废除逆旅。若要改为官办,畀差主之吏以管理之权,一定要弊余于利的。潘岳之言,亦极有理。总而言之:(一)交通既已兴盛,必然无法遏绝,且亦不宜遏绝。(二)官吏经营事业,其秩序必尚不如私人。两句话,就足以说明逆旅兴起的原因了。汉代的亭,还是行人歇宿之所。甚至有因一时没有住屋,而借居其中的(见《汉书·息夫躬传》)。魏晋以后,私人所营的逆旅,日益兴盛,此等官家的事业,就愈益废坠,而浸至于灭绝了。

接力赛跑,一定较诸独走长途,所至者要远些,此为邮驿设置的原理。《说文》:“邮,境上行书舍也。”是专以通信为职的。驿则所以供人物之往来。二者设置均甚早。人物的往来,并不真要靠驿站。官家的通信,却非有驿站不可。在邮政电报开办以前,官家公文的传递,实利赖之。其设置遍于全国。元代疆域广大,藩封之地,亦均设立,以与大汗直辖之地相连接。规模不可谓不大。惜乎历代邮驿之用,都止于投递公文,未能推广之以成今日的邮政。民间寄书,除遣专使外,就须展转托人,极为不便。到清代,人民乃有自营的信局。其事起于宁波,逐渐推广,几于遍及全国。而且推及南洋。其经营的能力,亦不可谓之不伟大了。

铁路、轮船、摩托车、有线、无线电报的发明,诚足使交通、通信焕然改观。这个,诚然是文明进步之赐,然亦看用之如何。此等文明利器,能用以开发世界上尚未开发的地方,诚足为人类造福。若只在现社会机构之下,为私人所有,用以为其图利的手段,则其为祸为福,诚未易断言,现代的物质文明,有人歌诵他,有人咒诅他。其实物质文明的本身,是不会构祸的,就看我们用之是否得当。中国现在的开发西南、西北,在历史上,将会成为一大事。交通起于陆地,进及河川、沿海,再进及于大洋,回过来再到陆地,这是世界开发必然的程序。世界上最大最未开发的地方,就是亚洲的中央高原,其中又分为两区:(一)为蒙古、新疆等沙漠地带,(二)为西康、青海、西藏等高原。中国现在、开发西南、西北,就是触着这两大块未开辟之地。我们现在还不觉得,将来,这两件事的成功,会使世界焕然改观,成为另一个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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