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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遥《漫谈小说创作》

发布时间:2023-07-10 16: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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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延河》编辑部青年作者座谈会上的发言

我还是采取回答问题的方法,对青年朋友们在座谈会上提出的一些问题作以答复。

关于作品的时代感,实质上是对时代生活的本质反映,主要反映我们面临及经历的东西。我们时代的特点,最突出的是社会面临着巨大的转折。经历了前后近廿年的动荡,整个社会的心理状态是什么。人民的愿望是促进改革,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时期,要想准确地反映改革,必须要动一番脑子。但正由于这种变化、动荡、改革,又给文学开辟一个相当开阔的前景,这也应视为当代作家的优势,作家应该欢迎这种状态,面对生活不能平静。大凡社会大改革与变化之时期,正是作家大有作为的时候。所以,要珍惜这一段生活,要积累素材,要积累情绪。当然,这一切反映在作品里不能只是对生活的简单表现,要不同一般。过去五十、六十年代的作家就没有得到这样的优势,而现在,他们又大都年迈。如今世界窗口已打开,作家应放开手脚去创作。全民对文化的需求,艺术的鉴赏与要求也越来越广泛,这是好事,但我以为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灾难。在座的作者同志们,许多人社会经历丰富,也非常坎坷,从“文化大革命”的旋涡中爬过来的,造成丰富性。生活、感情、思想,对创作却是很重要的。面临目前纷繁的世界和改革新时期,这些同志也许会产生一种困顿,一种无所适从。我认为这是因为:第一,社会的矛盾与复杂使我们难以认识生活的本质。第二,要认真清理四人帮的错误艺术观念,清理十七年的错误、混乱的艺术观念,即要自觉地清理自己的血液!其次,我们要抓紧学习,提高文化、艺术的素养。

关于作品的选材与主题,同志们都谈了不少。我认为实际上这是对生活的思考的严肃课题,最忌表面化,在选材上要注重变革对人精神上的冲击!这才是值得表现的。另外,必须选材于我们熟悉的生活,但又是别人意想不到的。面对那些离奇、古怪的东西,在选材过程中必须摒弃。我个人对主题,作品的主题,是这么认识的:首先,我认为每一句开头就是一个哲理,一个思索;第二,在作品中,要不断地显示出作家的思索;第三,主题应该是多方面性的,不是一枝一根,而是一棵树;第四,即使是短篇也要放在一个总体之内,也可以拉出去,“文化革命”写全国,甚至全世界对“文化革命”的想法,当然这是艰难的,作品的完成,就使得主题具有更完整的独立性,把目光放得更远,把目光放在文学史上去考虑,这里包括这么几层意思:别人已写过的,了解别人创作的状况,考虑自己如何超越;第五,把眼光放得高明。每一代作家都要创新,战胜他们,在某一点上,将他们所没有完成的完成!应该有所追求,在自己作品中有所创新,不能用初学状态来要求,不能用发表来满足,三至五年内显露头角,达到高度。

最后,我想给少年朋友们谈谈我个人感受生活的一些体会。首先,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中不能麻木、盲目地活着,一定要用作家的热情去生活,去思索。当代生活交叉与复杂,要求作家深入生活,例如像柳青同志那样。但今天咱们要写好农村生活,待在山沟里十年八年,恐怕也写不好。原因很简单,过去生活单调而重复,而目前复杂,多种经营以及各种生存状况都有,山区的竞争今年与去年就不一样,所以注定要求作家的生活面必须广阔,而且要善于解剖生活,也就是剖析农村生活的各个方面。

我始终认为作者应注重自己对生活的提炼和积累。那种采访一记录一写作的生活方式,完全可能是有害的。要重视精神、心理、情绪、感情的积累。我从来不记什么故事,自动淘汰,生动的留下来,认为自己生活最深切的方面,写作时最能激情勃发,词如泉涌。如果成为局外人,冷静之极,就成了拼凑,缺乏生活的激情,缺乏作家血的奔流。前者创作过程,文字也许粗糙,但读者或有体会,马上会感觉到字里行间跳动美的艺术的生命。生活中材料、故事是搜集不完的,故事是在积累与提炼上自然编织出来,故事不是艺术生命,故事不是奔流的血。而提炼,是指感情的感受与心理冲击这两方面的。例如《在困难的日子里》就有我自己对生活的感受。我从小学时是第一名,当时家境非常苦,贫困的孩子没有卫生习惯,只认识县城。六年困难期间,没有粮,每月每人十几斤粮食,只好在地里刨土豆拔萝卜,吃枣子填肚子。有时为一颗枣消耗十颗枣的力气。穿得破破烂烂,女同学都不在一块坐。十一二岁了,还破腚。老师叫上讲台做题只好屁股朝墙站着。更不讲卫生,头上生虱子,脸也不洗,没有洗脸帕,唯一安慰的是学习好,考初中,家里不让考,粮食困难,上中学就更艰难……这样一种生活,具体的故事、情况,我一点也记不清,但这一种体验,感情上的委屈,全部沉淀在自己记忆之中。我不记日记,掌握艺术工具要表现出来,写出来,故事自然而然地产生。那阵子,我脑海翻腾,一天内可以设计出20个方案。

但如果没有这种体验和感情积累,就写不出来0在感情与精神沉淀方面,不能满足笔记本上的,要有真情实感的积累,就能找到真正表现的方法。

只有写这样的东西,作家才不是冷静的讲故事的局外人。在座谈会上,有许多同志谈到小说创作的历史题材方面的问题。我觉得我们这一阶段,即现代生活的三十年之内都属于现代生活,而我们从事的文学创作,也都应属于现代文学。我们可以预计“改革者”题材的小说会出现一大批,赶形势,赶时髦,永远也赶不完。这种态度不行,文学事业应延长一些,写作过程要沉住气。

重要的问题是要学会注意今天的变化,并深刻明了这些变化是从历史各个阶段发展过来的,不能就现代生活为生活,透过切面看到时间的年轮,看到历史的年轮,通过各种纹路,看到生长了多少年,看到历史的纵深,看到更深厚的历史的呻吟。历史是客观的,现实的,不应嘲弄,不应浅薄,要深沉,要报以严肃的态度。不要对“文化革命”用一两句话去辱骂了事,应该更深沉一些。无论对近代史,也无论对党史或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壮举,不要学某些人那样从世俗的观点去看待,不屑一顾。这不对,应该对这个壮举怀有深厚的历史感,光荣感。那些成千上万的革命志士,艰苦奋斗,光荣牺牲,为革命事业献身,他们是那样年轻,甚至不懂得恋爱、性爱就死去了。这让我联想起一些影片的悲壮画面,给人一种说不清的东西,绝不只是浅薄的喊几句口号。我看过一些澳大利亚文学作品,印象十分深刻,好像看到了两幅画:第一幅画,欧洲人来到不毛之地,这里是一片原始森林、沼泽,男女衣着破烂,他们用原始的工具,开拓荒地,地畔裸体站立着一个女孩。第二幅画,现代化的都市,旁边有一坟冢,青年人在墓碑前默哀,远处一片高楼大厦。这一切全是通过阅读作品而透彻了解到澳洲的民族文化,感受到澳洲人民的历史感与光荣感。

所以,我们不应该在作品的字里行间只会嘲弄,严肃的作家应该有这种感情——深沉的历史观,实际上是正确对待劳动人民的态度。我想象到这地方的历史镜头,这已经是一种习惯了。比如,我在西安东大街步行时,就想象唐代,经丝绸之路的驼队远远而来,清脆的驼铃声还在耳畔响起。甚或我穿过东大街时,忽然莫名其妙地联想到荒原上赤身裸体的先民,对作家而言,有些东西非常重要,在作品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例如:《人生》中,德顺大爹在月光下唱“走西口”时,谈起往昔的风流艳史……写到这儿时,我眼前就浮现出走西口的脚侠,旧社会的人儿,醉意朦胧地唱着古老的歌儿。这些从情节上讲,没有了也可以。但从整个作品看,没有了就大为逊色。如果我没有过这种丰富的想象,作品也就不会出现这段文字。又例如我爷爷从延安经过川口至绥德,这一川口,被多少人的脚磨成凹道,证明有多少人在石头上走过,我从川道公路走过时,却看到下边古老川道的悠久历史,这也就是《人生》中高加林路经此地时的情绪。

所以,我始终觉得作品不光放在现实生活的范围,而且要放在历史的角度去考虑。把历史的角度加进去,从人类的整个发展去考虑,就有了永恒,作品的生命力就更强了。而有些作品连善良的品格、为人民牺牲的精神都不要了,那么,这样的作品还有什么价值呢?作品中离开这种高尚的品质,就没有生命力,我们应该了解我们这个历史的整个发展过程,了解得越多越好。当然,这是很艰难的工作,需要我们去做,搞创作的要认识的煎熬是很多的。

另外,有些同志问我:如何认识高加林这个人物?我觉得,高加林这个人物,大家都在逐步认识,最终要用生活来判断。不是所有的作品都写高加林,不写得通体透明,他也有他自己的痛苦与悲哀,作家要正视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如果放在咱们国家,勇敢正视现实,揭示吗?要担“风险”。各方面都要成熟,要做到某种平衡。有些人很有才气,仅仅以才气作战会毁灭自己,很可惜的,这是现实,要注意。还有些作家没有灵魂,步步高升,这样的作家写不出来品格高尚的作品,要正确地反映现实,千万不要有意地去搞什么。

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六日于陕西省文化厅招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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