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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遥《写作是心灵的需要》

发布时间:2023-07-10 15:5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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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朋诗友的讲话

朋友们!看到大家都这么年轻,我很欣慰。这个年头里,居然还有这么多的文友从遥远的地方来,而且是为文学而来的。说真的,这许多年来,我很少出去作什么报告啦,伹今天,《女友》杂志社搞这样一个笔会,我还是来了。

我没有什么好讲的,但看到你们都很年轻,又都是为文学而来的,我觉得我们的文学事业还是有希望的。所以,我就自己写《平凡的世界》时的一些情况,讲一讲。

文学对于每个人来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道路。当代文学的现实中最大的缺憾是,将人物分成两种:好人或坏人。这样,就将文学现实推到了极端,甚至连3岁的小孩也可以分辨清哪些是好人,哪些是坏人。所以我在写作时,对这种文学现象进行了挑战。

文学是反映人物的。人物世界是复杂的,没有一个人是透明的。大多数的人是复杂的。好人也会犯错误。而某些艺术作品将人物写得高大完美而无缺陷,这种人物其实是不存在的。

每个作家对于文学的认识、追求、成就,都是独立的。别人的经验、方法,都只能是一种启示。

我以为,在写作的过程中,应当保持一种最纯洁、最健康的心理状态,就是要为一个明确的目的而付出,哪怕是燃烧自己0这样,可能会使身体累垮,有可能让你丧失许多生活中美好的东西,但作家必须这样做。

文学创作是勤奋者的一种不潇洒的劳动,而且在心理和精神上要有—种思想准备,准备去流血,流汗,甚至写得东倒西歪不成人样,别人把你当白痴。如果你越写越年轻,越写越潇洒,头发越写越黑,成功的可能性就会越来越小。

在《平凡的世界》的创作过程中,我经常是处在各种环境里。煤矿一呆就是一个冬天,三四个月不出山。进山的时候,还是满山翠绿,出来时,已经是白雪皑皑,一片绿叶子都看不见了。只有屋子里的窗户,变换着一年四季的风景。一天工作十七八个小时,每天睡觉的时候,就感觉第二天早上再也爬不起来了。但睡上五六个小时,稍微恢复体力后,又开始了工作。

刚开始,由于写得特别吃力,精神和体力都高度紧张,紧张得连上厕所手里也拿着书和笔记本,就像傻瓜一样。到了厕所门前,才发现手占着,然后把东西送回桌上后,再上厕所。

煤矿上冬天的生活条件很差,蔬菜很缺,在二三月里,吃的唯一的蔬菜就是大葱。每天吃完饭带两个馒头回来,这里的老鼠特别多,经常光顾我房间的,有两只老鼠。或许发现我没有工夫收拾它们,更是胆大妄为,常常跳到我的桌上盯着我写作,或是窜到床上,在我头边跑来跑去。没有办法对付,我便每天多带一个馒头,放在固定的地方,让它们去吃,这样才稍安静了一些。

一个人呆在房子里写作,别人也不来打扰,两三个月里很难和别人说上一句话。有时候总想哭,当然也有高兴的时候。特别是有一章节写得很好时,高兴得总想给人家说,可说给谁呢?这时候就感到寂寞、孤独。晚上,尤其是礼拜六的时候,远远看见对面煤矿上各户窗户灯光一个个灭了,自己忍不住眼泪就流了下来,就觉得我这是干啥来了?你为什么跑到这地方受这种洋罪,谁知道你在干啥?你干的东西到底是不是个东西?有时候突然觉得该有个人来看一下,不管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行。就不由自主地丢下笔,去到火车站或者汽车站转,就这样,一个冬天过去了,当我坐着吉普车出山的时候,手里已经拿着21万字的稿子,这就是唯一的收获。沿途道路边上一片肃穆,坐在车前的我,什么都说不出来,就是流眼泪。到了铜川市,我感觉这里就像纽约或华盛顿似的,特别繁华。特别看到两边摊点上,饼干、面包到处都是,就想到如果煤矿上要有这么多好吃的,我就不会受那个饿了。

写第二部时,由于体质下降,身体已开始支撑不住了。有时就趴在桌子上,头枕一本书。就这样艰难地写完了第二部。随后,身体垮了下来。去看病,中、西医都查不出病因。后来,榆林地委书记给我介绍了个老中医,70多岁,他给我吃了两毛四分钱的药,就见了效,随后又进行调理,我的身体才有所恢复。按当时的状况,我应该好好休息。可我想到了文学大师柳青和曹雪芹的悲剧。我虽不敢和他们相比,但我必须把作品完成,然后死掉也可以。

写第三部最后一个章节时,我给自己设置了一个戏剧性的情节,就是又回到写《人生》的那个县城的招待所,来最后完成《平凡的世界》这部作品。那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在播送这部作品的第二部分。按时间,我必须赶6月1日前把稿子送到北京。我平时记不住许多重要的曰子,但1988年5月25日这一天,我会永远记住的,这是我按计划完成作品的日子。当地的县委书记和我是朋友,他们给我摆了一桌饭等着我完成作品后一起庆贺,可下午6点钟时,我的手像鸡爪一样抓不住笔,最后一页怎么也抄不下去。无奈,我便倒了盆热水,用毛巾把手捂住泡在水里,手才慢慢展开,终于把最后一页写完了。之后,我就把这支用了6年的笔从窗户扔了出去。当时的感觉就是关了6年禁闭,现在终于把自己释放了。平时我很少流泪,这时不由自主地大哭起来,然后坐在床边发呆。这时我突然记起托马斯·曼的一段话:终于完成了,它可能不好,但是完成了,它就是好的。当时我的心情就是这样的。

《平凡的世界》写完后,到现在我基本上没有写什么,一直在休息,体力也不行,脑子也较乱。因为大的环境、社会生活和我个人等诸多方面的问题使我觉得需要再缓一下。所以,许多人问我,最近写什么?我已经好长时间不写作了。我觉得写作首先是自己心理的一种需要。如果不是自己内心里有一种强烈的要求的话,最好不要写。我从来不给自己规定,今年出什么书,明年要获什么奖。写作应当是自由的,不要给自己戴那么多枷锁。有些重大思想,往往是在无所事事中产生的,而不是在人为的规定中去做。我不喜欢做出一副作家架势。作家应该是一个最普通的劳动者,应该是在最自然的状态中去工作。不要摆架势。常常看到武打片中,那些高手往往是衣衫不整,懒懒散散,其貌不扬的最后出场者。

我就讲这一些,还有些时间大家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回答的,可以提出来。

听众:在你沉寂了六七年之后,突然以百万字的宏著重新崛起在中国文坛上,如同酝酿一场大的战役一样,你是怎样孕育这部作品的?

路遥:我在年轻的时候就有过一个幻想:一生中要完成一部规模宏大、篇幅最长而且很成功的作品,时间必须在40岁之前。《人生》发表后不久,以前的这个想法突然冒出来,而且很强烈。当时我没有急于促成这个念头,尽量抑制住创作欲望,待头脑冷静后,我来到陕北老家一片大沙漠上。过去就有这个习惯,精神危机时就到这儿来。我躺在沙丘上想,要完成这一重大使命,必须有两方面的精神准备。一是能忍受寂寞,须把自己长期封闭在一个孤独的世界里,排除一切干扰,全身心地投入进去;二是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这段年华是自己的“黄金”时期,如果失败或拿出平庸的作品来,就等于亵渎和践踏自己的人格。如其不然,就把这次创作作为人生的一次抵押吧!结论出来了,精神也就轻松了。环视周围,眼望天空,沙漠荒芜,仿佛整个世界不存在了,就剩下我一个人。

听众:除了精神上的准备,其他方面呢?譬如题材、创作经验等。

路遥:在此之前,我没有创作过长篇小说,谈不上经验了。要说有,只能是创作中、短篇的一些经历,但总归奠定了一定的基础。题材只能写我熟悉并感兴趣的。我于1949年出生在陕北清涧县一个农民家里,父母丁字不识,一生养育了8个孩子,把我从小送给别人抚养,继父母拉扯我成人,供我上学。在县城读完中学后,我回乡当农民,后来当教师,也在县城干过临时工。1973年被推荐到延安大学中文系上学,1976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延河》编辑部当编辑。由于客观因素,我和普通劳动阶层有着天然的联系,对城乡生活有着较为深刻的感触。另外,在我步入社会后,又经历了新中国最混乱的10年。所以,我就选择了这方面的内容。

听众:读《平凡的世界》后,我真佩服你把“文革”十年的背景写得那么准那么清。另外,人物出场很自然,很成功。请问你是怎样着意安排的?

路遥:《平凡的世界》实际写作用了3年,而其他3年就是用来搜集整理资料,具体构思。为了弄懂“文革”十年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背景,我先后借阅了10年间的《人民日报》、《参考消息》等多种报纸和杂志,记录了几十万字的笔记。某天,中国某地发生了什么事,世界上又发生了什么事件,都得知道。还有熟悉生活,作品中有可能涉及到我不熟或很陌生的情节,这些都得有所了解。紧接着,就是总体构思,光解决人物出场就花了一个冬天的时间,其间我研究了几十部中外长篇小说,发现好多作品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内容已过一半,许多人物还登不了场,最后只有突击去解决,结果形成了简介式的痕迹。真正优秀作品的人物是在不知不觉中带出来的,是戏剧发展本身的产物,读者是感觉不到有人为迹象的。《平凡的世界》原计划写到7万字时主要人物都能登场,结果这个设想基本实现了。

听众:您在第二部创作后期发生了生命危机。如果真的像近代曹雪芹、现代的柳青一样留下遗憾,你将如何看待?

路遥:我不能和曹雪芹、柳青相提并论。在创作《平凡的世界》中,我虽发生过生命危难,但终归挣扎着圆满完成了我的写作计划,这是一件幸事,尽管现在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可我注重客观实在,不想评论没有发生的事。

听众:一个人当完成了某项重大使命后,他的心情是不言而喻的,你也不例外吧?

路遥:当时还顾不得品味是悲还是喜,只记得我把写作的笔从窗户扔了出去,是痛恨这支笔使我的手无数次变得鸡爪一样的痉挛,还是它6元的价钱与我6年的“囚禁”相谐音,抑或庆幸它完成了使命,我也说不清。

听众:你为什么要把最后写《平凡的世界》的地点选择在创作《人生》的甘泉县招待所那间小屋?

路遥:这是我有意安排的。一部《人生》,人民给了我很高的殊誉,但《人生》不应是我艺术道路的最高点,我应从作品的深度、广度、力度上比《人生》更高一层。选择在这里最后完稿,有纪念的意思,也有超越的味道。

听众:在北京举行的颁奖仪式上,你代表获奖者讲话中有段语言很精辟:“人民生活的大树万古长青,我们栖息于它的枝头,就会情不自禁地为此而歌唱。”纵观你创作的作品,笔端无不指向极普通的芸芸众生,这段话可算是你的真挚感受了。

路遥:是这样。社会是由普普通通的人民组成的,是他们平凡而又伟大的活动,构成了人类一幕幕彩色斑斓的画卷,也使得人类生生不息,向文明进化。作家写他们,他们又给作家以荣誉。这种相互交融的鱼水关系。注定了生活在他们中间的作家只能为他们高歌吟唱。

听众:你是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已有20余年的文学实践,能否谈谈你最真切的一些创作感受?

路遥:某种成就不一定是天才的产物,也不要把创作当作一种灵感,如果认为干干玩玩,有灵感时再写,想轻松地完成一部好作品是不现实的。不要把功利思想带到创作中去。有些人的确靠运气走了运,但很少。创作出好作品成名得利是自然的,要争取获得这种骄傲与尊严。但在写作过程中不能带进去,如果写作时想着如何成名得利,是很难成功的。歌德有句名言:“人生最大的幸福是奋斗的过程,而不是结果。”人从这种奋斗过程中才能体验到充实感,获得生活施予的东西。结果则是自然的。还有一点,作家不要附庸,要有自己完整的思考,这种思考要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早在我创作《人生》时,就注重了这一问题。《人生》写了21天,但思考了3个月,甚至还可以追溯到上大学时。

时间不短了,我就说到这里吧。请大家原谅。

(程路根据1991年8月21日在西安地质学院报告厅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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