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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回延安》·作者:路遥

发布时间:2023-07-10 15:2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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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周恩来总理一九七三年六月在延安

人民总理人民爱,人民总理爱人民。——民谣

一九七六年一月九日早晨,凛冽的寒风摇撼着延安每户人家的窗户,告诉人们那个不幸的噩耗: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与世长辞了!从那时起,延安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经历了感情上从来没有过的悲痛。

这天早晨,没有人能咽下一口饭。宝塔肃立在铅灰色的天空中,冰层下的延河发出了呜咽。从延安到枣园的十几里大道上,人们一队队,一行行,冒着零下二十几度的严寒,迈着沉重的步伐,去总理旧居吊唁。在这悲痛的行列中,经过几十年严峻战争考验的老人,伤心得像孩子那样捶胸顿足地嚎啕;平时活泼淘气的孩子们,像霎时长大了十几岁,抽泣着,那天真烂漫的心灵在默默地掂量着祖国这个巨大的不幸。

就在这举国哀痛、民心欲绝的时候,那一道又一道的“禁令”却像铁爪子一样揪撕着人们的心灵:不准开追悼会,不准做花圈,不准佩戴黑纱白花……在那悲愤的日子里,人们坚信:历史,一定会站出来大声说话的!

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七年这十几年中,周总理就和延安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为实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规划,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从这里出发,闯龙潭,入虎穴,几经生命的危险,为党完成了艰巨卓绝的任务。大生产运动中,他在枣园的梨树下纺过纱线;打胡匪的日子里,他跟着领袖毛主席,在陕北乡村的麻油灯下熬费过心血。延安的山山水水,到处都有他留下的脚印和洒下的汗水。而更使延安人民铭刻在心、永志难忘的是:一九七三年,周总理二十六年后陪同外宾第一次回延安来,在所停留的那短短的二十四小时中,对延安的革命和建设,延安的人民,表示了多么亲切的慈父般的关怀啊!

记得在枣园的追悼大会上,当一位同志在悼词中念道:“抬头望见宝塔山,敬爱的周总理啊,您什么时候再回咱延安?低头看见延河水,敬爱的周总理啊,延安人民时时刻刻怀念着您……”这时,人们泪如雨下,放声痛哭!此时此刻,谁能不想起敬爱的周总理一九七三年在延安那短暂而难忘的二十四小时!

“我又回到家里来了!”

—九七三年六月初,当人们得知周总理要陪同外宾来延安的消息后,整个延安城和陕北高原都沸腾了。从大大小小的城镇到僻远的山乡旮旯,人们奔走传告这个喜讯。老年人们说:“快到延安看咱周副主席去!”年轻人不管你知道不知道,见面就喊:“知道不?咱们的周总理要回来啦!”邮电局里,接线员和译电员们加倍地忙碌了起来,各地纷纷用电话电报请示地委,要求六月九日来延安欢迎总理,看望总理。几十里甚至几百里外的老乡们,提前几天就背着干粮,向延安赶来了。这些当年的老红军战士、老赤卫队员、老游击队员,为了看一眼敬爱的周副主席,旅社满了,他们就睡在大街屋檐下过夜。人们扳着指头,盼等着这个日子。

六月九日一大早,在淡蓝色的雾霭中,从宝塔山下到延河两岸,从东关的飞机场上一直到宾馆几里路的大道上,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头包白羊肚子毛巾的人影。

十时,浓雾散了。宝塔、延河、人群、红旗,一切都沐浴在金灿灿的阳光下。这时,几架银白色的飞机降落在了延安飞机场上。周总理在机舱口出现了!他穿一身半旧的灰衣服,微笑着面向欢迎的人群,两只手在有力地鼓着掌。机场上即刻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欢呼声。人们不知该喊什么,只是一股劲地大声呼唤着:“啊!啊!总理!总理!!”成千上万双手臂高扬了起来,像是要把他从机舱口接到自己的面前似的。所有的人都两腮挂着热泪,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大家记得,当年就是在这里,延安人民曾迎接周副主席从西安谈判回来,从南京谈判回来。人们熟悉他宽阔的胸脯,这胸脯装着一个海洋;熟悉他浓眉下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这眼睛对人民投射着慈爱的光芒,对敌人喷射着愤怒的火焰……而今,他伟岸洒脱的身姿,矫健有力的步履,严峻而慈祥的容貌,敏捷而富于表现力的手势,又重新出现在了延安人民的眼前,怎能不叫人欣喜若狂!

周总理兴奋地走下了舷梯,他向前来欢迎的延安党政军负责人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又回到家里来了!”

“我又回到家里来了!”总理一句话,包含着多少情!凝聚着多少爱!延安人听了,就像吃了蜜一样甜。这句亲切的话语,随着六月的和风,传遍了陕北的村村社社,暖在了每一个延安人的心头。

总理在延安的每时每刻,心里都记挂着人民群众。他从机场来到宾馆,休息不到五分钟,就步行来到延安大街上,和延安人民见面。吃过午饭,他冒着炎热,登上宝塔山,长久地俯视延安全景,指点着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时地询问:现在群众生活怎样?下雨了没有?延安机关和工厂占耕地多少?随后,他把深沉的目光投在松柏苍郁的清凉山上,问那里的路好走不好走,说那里掩埋着跟他一起打仗而牺牲了的两位战士……他满怀深情地说:延安的小米好啊,是延安的小米哺育了我们,哺育了革命……

六月,西河川麦子正在扬花秀穗。枣园里,梨树已经挂果,枣花正在飘香。

九日下午,周总理为了看望枣园的群众,比外宾提前十几分钟来到了枣园。他一下车就问:这里有公社的人吗?有大队的人吗?

当公社和大队负责同志来到后,总理高兴地和他们握手,详细询问公社、大队革命和生产各方面的情况。并问枣园大队书记雷治富:现在还有当年的老同志吗?雷治富说:高同有还在,主席请他吃过饭。总理叫人马上去请高同有来。

当雷治富告诉总理,枣园现在有九十六户、四百七十一人、一千零九十亩土地时,总理说:比大寨还大,你去过大寨吗?雷治富说:去过。总理问:修梯田了吗?雷治富说:修了二百亩。总理说:那了不起。雷治富说:我们的梯田比不上大寨,标准低,质量差。总理亲切地说:不要紧,先低后高嘛。接着他问:我有个侄子在这儿,你知道吗?雷说:知道,去年他上大学去了。总理说:你为什么要把他送去上大学?当农民不好吗?雷说:他劳动好,群众推荐他上大学。总理说:你们别因为我的关系!大学毕业后再回来,你要他吗?这时,群众都笑着齐声说:要!总理也笑着说:一言为定,那就是说要了!又问:他常给你们来信吗?雷说:常来。总理严肃地说:不来信就是忘本!

这时,高同有和他的女儿来了。总理紧走几步迎上去,拉住了高同有的手,像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亲切而火热的目光长久地看着他的老邻居的脸。高同有老汉激动地向总理问好。总理问:你多大年纪了?高同有说:七十岁了。总理又问:你现在住哪里?高同有说:我还在后沟住。总理一边回忆,一边对高同有说:我在后沟住过。一九四五年住这儿,就是开“七大”时在这里住了一段,开政协会回来就在后沟住。然后关切地问高同有:你害哮喘病?睡眠可好?

正在这时,外宾来到了枣园。总理把外宾向枣园同志一一作了介绍。然后,又向外宾介绍了高同有,并说:这是我的老同志,他打过胡宗南!

在参观的过程中,总理谈笑风生,和蔼亲切。使周围的任何人都没有拘束感。休息的时候,总理亲切地给讲解员递了一根冰棍,问:你会唱陕北民歌吗?当讲解员唱起《军民齐心闹生产》时,总理就双手在桌子上轻轻地打着拍子,沉浸在当年那战斗生活的回忆中。唱完后,他开玩笑地说:山歌要上山唱才好听!惹得大家都笑了。

在整个延安的二十四小时中,总理无论在革命旧址,还是在招待所,都要亲切地详细询问每个讲解员、服务员的名字、年龄、家庭住址,文化程度高低,参加过劳动没有。在参观凤凰山毛主席旧居时,总理要和外宾一块儿照相,讲解员就主动闪在了后边,但被总理发现了,他叫照相的同志先别照,喊:“说明员同志,你过来!”一直等到讲解员站好后,他才说:“现在照吧。”在杨家岭,总理参观完已经上了车,又把讲解员招呼到车前来,对她说:“欢迎你晚上来参加宴会。”十日上午,总理在临离开延安前的繁忙中,还来和招待所的服务员一一告别,他握着大家的手,对每个人都说:谢谢你们!并要人转告灶房里的炊事员,说他马上要走,来不及和大家告别了……

咱总理还是“老延安”!

周总理在延安短短的时间里,他那谦虚谨慎的高尚品德和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给延安人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不论是在纪念馆,还是在凤凰山、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他都亲自给外宾介绍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延安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业绩,介绍朱德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革命活动,而从不愿意说起自己。

在参观枣园时,大家路过总理当年住过的院子,省、地负责同志对总理说:这是你住过的地方……总理马上笑着说:咱们去看主席住的地方!看完主席旧居返冋后,翻译已将总理在这儿有旧居的情况告诉了外宾,外宾提出要去参观,总理说:你们去,我不去。

就这样,在凤凰山、枣园、杨家岭,他“三过家门”而不入。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当讲解员给外宾讲到总理在“七大”做了重要报告时,总理笑着打断讲解员的话说:“我没做什么重要报告。”在休息室,外宾们发现了总理在“七大”做报告的照片,对总理说:“这不是你在做报告!”

总理笑着说:“不知他们哪里搞来的这张照片!”

总理这次来延安,在生活上艰苦朴素、严格要求自己的事迹,更是不知有多少。关于他的这些佳话,至今还在人民群众中传诵着。

总理穿着半旧了的白布短袖衫和一条灰裤子,朴素得像当年在延安—样。他不住宾馆,住的是普通的干部招待所,睡着普通的硬板床。他吃的是陕北的小米和杂粮面,喝的是清凉山下的泉水。从招待所大门口到总理的住房,要上一段很陡的石台阶,他年纪大了,每次上时,大家都要去扶他,他都谢绝了。吃饭时,服务人员按礼节给他安排了首席,他一进来,就在靠墙的角落里随便找一个位置坐下,服务员让他换换,他说:“哪儿都一样。”每顿吃菜,他总是只吃一盘,其他菜不动一筷子。九日十二点,总理和省、地负责同志一同在招待所吃午饭。饭间,总理一直和地方上的负责同志谈工作,连放在面前的饭都忘了吃,一碗荞面饴铬眼看搁凉了,招待所服务员小拓就拿去在灶房里换了一碗热的来。这事被总理发现了,他拍着小拓的肩膀问:你把饭倒在什么地方了?然后又说:那饭还能吃!当总理吃完一碗小米饭后,看见碗上还有没吃净的米粒,就盛了一勺面汤倒进去,冲净全喝了……

周总理为了人民的革命事业,废寝忘食,鞠躬尽瘁。在延安二十四小时中,他工作了十九个小时,只休息了五个小时。一直到深夜三点,他的窗户还亮着灯光。而当延安人民为了表达自己的心意,送给他一点小米和豆子时,他都如数按价付了钱和粮票。延安的人民群众看到总埋这一言一行,都激动地说:咱总理还是“老延安”!

周总理对于延安的革命、建设和人民群众的生活十分关心。早在一九七〇年,当他听到延安群众生活困难时,难受得流了泪。他满怀感情地说:全国解放二十年了,北京这样好,延安那样差,怎么行呢,怎么对得起延安人民?从那时起,他在日理万机的百忙国务中,多次过问并亲自主持召开了有关延安工作的会议;指示重新发表了毛主席在一九四九年给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人民的复电;向延安人民提出了“三年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的号召。

这次,周总理在陪同外宾来延安这十分繁忙的二十四小时中,无时无地不把延安的革命和建设放在自己的心上。在参观途中,在休息厅内,在汽车里,在饭桌上,他从过去的革命战争谈到今天的社会主义革命;从群众的衣食住行问到山区的医疗和教育;从土地平整、水利灌溉、良种培育,谈到“五小”工业和工农业生产机械化电气化的壮丽前景,连工厂、机关不要过多占用农田和怎样增强土壤的团粒结构,都一一作了具体的指示。敬爱的周总理,真是为延安人民操尽了心!

在宝塔山上写着毛主席光辉《复电》的木牌前,总理默默地站了许久。他领着地、市领导同志一字一句朗读了《复电》全文。他眺望着山峦起伏的陕北高原,语重心长地说:陕北是革命的老根据地,我们是从这里出发取得全同革命胜利的……二十四年了,战争的创伤是恢复了,但是文化、经济建设很难说,还有问题。农业落后,粮食没有过关……地、市的领导同志们难受地说:我们没有把延安的工作搞好。总理说:我在中央,延安的工作关照不够啊!

这一天,周总理陪同外宾参观完几个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出席了为外宾举行的宴会和文艺演出,时间已经很晚了。但他还不肯休息,又把省、地负责同志请到干部招待所的会议室内,促膝交谈起延安的工作来。总理虽然经过一天的奔波操劳,但没一点困意。他谈笑风生地说:……陕北有黄土高塬,土字旁的塬,土质很好,四边种树修梯田,这是最好的地方。搞梯田种树,不下三五年功夫不行。你们几位书记都在这里,你们不像大寨那样干它七八年是不行的。总理接着详细询问了延安现有的耕地和水地的面积,谈了打坝、植树和“五小”工业方面的问题,然后说:搞农业第一还是平整土地。不平地,不搞深翻,土壤没有团粒结构,不能储存水和肥。要深翻深种,土就肥了。总理问:你们一亩地上多少粪?延安的负责同志做了回答。总理又问:你们的猪有没有圈?人有没有厕所?回答说大部分有了。总理诙谐地说:粪是黄金,米字头,田内上了粪就出米。好东西,要提倡……会议室里响起了一片笑声。在这万籁俱寂的深夜,千山万岭凝神敛息,注视着这个灯火闪烁的地方,倾听着总理那爽朗的话语笑声……

……总理的谈话在继续。一直到十日凌晨三点,他才休息。延安地委的领导同志,谁也忘不了九日中午那个美好的时刻。这天中午,总理主动提出要和他们同桌吃饭。饭前,总理笑着说:咱们午餐不喝酒!

饭间,总理吃着陕北的小米饭,问他们:今年群众的口粮吃多少?有没有缺粮队?接着他又一次情意深长地说:延安人民哺育了我们,取得了全国革命的胜利。他问了延安地区一九七〇、一九七一、一九七二年的粮食产量后,问他们:五年粮食翻一番行不行?他们齐声回答:行!这时,总理站起来,和大家握了手,高兴地说:拿酒来!酒倒好后,他举起满斟的酒杯,与大家一一碰杯说:为延安地区粮食五年翻一番,干杯!说完,一饮而尽。知心的话,舒心的酒,像滴滴甘露洒在延安儿女的心头,像团团火焰,燃烧着万里高原!

六月十日上午十时,周总理陪同外宾,登上飞机,和延安人民挥手告别。他留给延安人民的最后一句话是:延安建设好了我再来……

笔者后记

党中央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后,延安地市领导干部,毛主席在延安旧居的工作人员,宾馆和干部招待所的同志,接触过周总理的老党员、老贫农、老游击队员们,流着眼泪给我们讲述了周总理一九七三年在延安那难忘的二十四小时。我们也是流着眼泪写完了这篇追记。

到今天,延安人民才知道:一九七三年,周总理已经身染重病了。他是抱病来延安的!

从一九七三年起,延安人民更加拼命地大干苦干,发誓要把延安建设好,让敬爱的周总理再回来看看新延安。

而今,周总理为延安人民提出的战斗口号就要变成了现实。然而,他却和我们永别一周年了。但是,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他矗立在延安人民的心坎里,矗立在世世代代中国人民的心坎里!

二十四小时,在周总理光辉的一生中,仅仅是短暂的一瞬。他为了祖国,为了人民,为了我们的阶级,为了人类最崇高的事业,熬尽了自己的生命和鲜血。他是党和人民无比忠诚的儿子,是我们阶级的光荣,民族的骄傲!

官,该怎么当?人,该怎么做?怎样才算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怎样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周总理就是一面镜子!

—九七七年一月于延安

(原载《运河》1977年第1期)

注:此文系同曹谷溪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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