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北京，有一位豪放不羁的文人，自称为昆仑山人。据清代孙奇逢的《畿辅人物考》载，此人“姓张名诗，北平人，初学举子业于吕柟，继学诗文于何景明，声名籍籍。”我们从北京地方史料中，看到这个人是很值得注意的。
张诗的成名大概与老师大有关系。他的第一个老师吕柟，乃是明代正德年间的著名学者，举进士第一，授翰林院编修，官至礼部侍郎。据《明史》列传载：“吕柟字仲木，……字者称泾野先生。刘瑾以柟同乡，俗致之，谢不往。……疏请帝入宫亲政事，潜消祸本。瑾恶其直，欲杀之。引疾去。瑾诛，以荐复官。……世宗嗣位，柟上疏，……以十三事自陈。……上怒，下诏狱，读解州判官，摄行州事。恤茕独，减丁役，劝农桑，兴水利，筑堤护盐池，行吕氏乡约。……年六十四辛，高陵人为罢市者三日，解梁及四方学者闻之，皆设位，持心丧。”
在这样有骨气的一位大字者门下就学，张诗的气节和学问的确都有很好的师承。
虽然早年学的是“举子之业”，但是张诗却已经养成了不甘屈服的顽强斗争的一性一格。照清代孙承泽的《畿辅人物志》的记载看来，张诗早年参加考试的时候，就曾显露出一种倔强的反抗一精一神。当时有一个故事说：“顺天府试士，士当自负儿入试。诗使其家僮代之，试官不许，拂衣出。”
这从我们现在的观点来说，似乎张诗对待劳动的态度很有问题。为什么自己抬一个书桌都不肯，偏偏要叫家童去抬呢？这不是鄙视劳动吗？
然而，如果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具体情况出发，加以分析，那末，我们就不应该过分地责怪张诗，反而应该承认这是他对封建考试制度表示强烈反抗的一种方式。
当时还 有一个大名鼎鼎的学者，叫何景明。这个人是张诗的第二个老师。《明史》列传载：“何景明字仲默，信一陽一人。……弘治十五年第进士，授中书舍人。……李梦一陽一下狱，众莫敢为直。景明上书吏部尚书杨一清救之。……卒年三十有九。景明志一操一耿介，尚节义，鄙荣利，与梦一陽一并有国士风。……天下语诗文，必并称何、李，又与边贡、徐祯卿并称四杰。”
张诗对于这位老师尤其钦佩，当何景明卧病时，张诗亲往视疾，在病榻旁侍候七个月。直到何景明逝世，张诗才回到北京。
由于他前后受到吕柟、何景明的深刻影响，所以张诗的一生完全无意于功名，而以诗、古文的创作自许。当时的人们称赞他“不狂、不屈、不惰、不骄，春风不足融其情，醇醪不足味其况”。这大概是有相当根据的吧！
张承泽描写张诗的生活状况是：“所居一亩之宅，择隙地种竹。每遇风雨萧，披襟流盼，相对欣然。命酌就醉；兴到跨蹇信所之，虽中途遇风雨，受饥寒，不改悔。”他所作的文章，“雄奇变怪，览者不敢以今人待之”。可惜我们现在没有找到张诗的诗文集，不能详细介绍他的创作风格上的特点。但是，我们从已有的一些材料中，已经可以想见他的作品，一定是有很突出的风格的。
只是在偶然的机会，我们还 可以碰见张诗的墨迹，他的草书奔放不羁，为明代一般书法家所不能比拟。正如《畿辅人物志》和《畿铺人物考》两书用共同的文句所介绍的：“其字书放劲，得旭颠、素师遗意。人谓悬之可以驱鬼。”可见张诗的书法确实与众不同。”
当然，说他写的字能驱鬼，完全是神话，不过把张诗的字与旭颠、素师相比，却也有道理。所谓旭颠便是唐代的大书法家张旭，他一爱一饮酒，善草书，每每大醉狂呼，走笔疾书。人们叫他为张颠，又称为草对。所谓素师便是唐代的和尚怀素，他本来姓钱，字藏真。也一爱一饮酒，也善于草书。把这两人来比张诗，未免过分夸扬，但是这也可以证明张诗的草书在当时影响之大了。
关于昆仑山人张诗的生平史料了，如果有哪一位朋友知道得更多，希望能够尽量介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