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血》问世后，有位战友打电话给我，说：“你把我写得太恶劣了，我真有那么可恶吗？”听他声音充满委屈，还有点悲愤，我笑了说：“你不如他可恶；但你也不如他可爱。”他又说：“那你写的究竟是不是我呀？”这下我张口结舌了。他如今已是位颇有名气的青年音乐指挥家了，却把小说与生活的关系看得如此直接。还有一位非常硬朗地活着的战友，我在小说中让她死了，自然更让我提心吊胆，怕她一旦向我发难：“就算我俩过去不和，你也不必咒我死啊！”那我更说不清了。虽然我用最高贵的一笔——死——来完成一个至美的人格，但我恐怕还是得不到‘彻底的原谅。我不如趁现在费些口舌，讲讲我对“死”的吝啬。我从不将“死”乱施于人。我认为此人物美得不能再美，必须用“死”才能把这美推向一个其他方式无法达到的高xdx潮，让我自己的情感在此趋向饱和，我才舍得赋予他（她）“死”的奇异光环。尽管我这般累赘地表白自己用心善良，人家信不信却由不得我。
《一个女兵的悄悄话》也将奉献给读者，同时奉献给战友们。假如他们读毕此书，就将我派定为书中女主人公，那么我同样有口难言。陶小童与书中其他人物一样，具有独立的人格，在还原生活方面，它与《绿血》已拉开了不短的距离。我不否认小说中大量的生活是我的亲身经历，这些生活场景的描写会勾起战友们清晰的回忆。但我并不仅仅采集生活，再忠实地将它们制成标本。这些生活在我笔下变得有些奇形怪状，令人发笑又令人不快。十多年前，我们存在于这些生活之中，毫不怀疑它的合情合理，而多年过去，当我的目光几经折射去回望时，当年合情合理的生活就显出了荒诞的意味。于是，我便对同龄人整个青春的作为感到不可思议。
十年，我们赤诚而蒙昧。反常的社会生活必产生反常的心态，种种不可思议的行动便是反常心态的外化。因此“悄悄话”一眼望去，满目荒唐。为强调一种荒唐效果，使人们透过荒唐去重新审定整个民族的素质，我在《悄悄话》的创作中背叛了我曾经的手法。在人物设计中，我也企图挣脱人物命运的困扰，尽管它长久以来作为小说主动脉存在着。我给每个人物设计了怪癖。他们的怪癖可以说是社会荒谬因素的浓缩。或者说，这种怪癖不是通常理解的怪癖，它成了一个个似是而非的人物符号。《绿血》之后，我试着不通过性格刻画来写人，写个性而不是性格。也许这种“人物符号”求得了一点神似。它谈不上丰满、真实、多侧面，但我认为比起《绿血》，它向人的本质迈进了一步。
在“悄悄话”写作前，我把握十足，感到这部小说我一定会写得出色，但掩卷之后，尤其几个月后重翻一遍时，便十分恼恨自己，无一处不是言不达意，较深的思考到纸上竟如此肤浅，几乎没一个段落让我得意。但鉴于我目前的才力，也只好充满遗憾地送它上路。
记得我发过誓，这部小说若写不好，就永不再写，看来我对我拥有的生活、细节过分依赖，也对自己的聪明寄希望过大，结果自己辜负了自己。三十岁的今天，我把“悄悄话”自胸怀捧出，若有所得又若有所失。荒唐年代的荒唐事，我也庄严地参加进去过，荒唐与庄严就是我们青春的组成部分。但我不小看我的青春，曾经信以为真的东西，也算作信仰了。凡是信仰过的，都应当尊重。我尊重它，写下它，便对自己的青春有了交代。
作者一九八七年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