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青平
初看书名，以为内容与那首耳熟能详的西北民歌有关。读完后才知道，还是沿袭了严歌苓一贯的移民和文革题材。
小说讲述了一个叫晚江的中国女子，为了寻求物质上的幸福，和丈夫离婚并嫁到美国。10年后，两个家庭以及两个家庭的孩子，都来到她身边，她才发现自己内心深处爱的依然是前夫。
娇艳欲滴的花儿，命运多舛的少年，花儿与少年的暗喻和指向是什么？从书中自能找到答案。小说写得精彩纷呈，耐读好看，字里行间呈现出纯粹意义上的唯美和凄清。与严歌苓以前写的《绿血》、《少女小渔》和《扶桑》的风格一脉相承，是一种没有经过东西方文化碰撞，决不可能得到的文化精髓。
严歌苓曾经是一名部队文艺兵，后来开始文学创作，再后来赴美留学。从舞蹈演员、军人到旅美作家，严歌苓本人的经历，就像一部起伏跌宕、耐人寻味的长篇小说。她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加上丰富的想像力，糅合进这部《花儿与少年》里。
小说里的男女主人公，也是舞蹈演员，他们是两具几近完美的躯体，本应拥有同样完美的生活。可是，他们却被自己设置的“预谋”，拖入暗影憧憧的危险地带。无奈的逃遁，恶意的反抗，专横的压制，暧昧的天伦……小说没有交待结局，也没有必要交待结局，严歌苓就此解释：“故事的发展虽然时时都有可能完结，但它不可能像《雷雨》那样爆发起来，反而像在梅雨天那样郁闷和腐烂下去。”因为“时间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转到今天，虽然这对男女有爱，但没有物质基础，一切反抗和冲动，最后都给人无限的悲哀和讽刺感”。
有评论家称这部小说为21世纪的《雷雨》，两部小说皆为家庭式的悲剧，反映了家庭生活中两代人的苦难，属同一类型。和曹禺先生的不朽巨著相提并论是否合适？我们姑且不作评介。毕竟曹禺先生笔下的历史目的感，是我们这代人无法企及的。但是不能不佩服严歌苓，她的聪慧，她的灵性，她的过人之处，在于充分调动起一些戏剧、电影的元素和场景，特别是在人物动作的设计，故事细节的推进上，巧妙安排了层层叠叠的矛盾及冲突。这样她笔下的人物便显得尤为真实、形象、丰满、鲜活。故事读起来，自然独特精致，引人入胜。此类写作手法，对作者的文学和艺术功力要求很高，非一般人所能做到。这也是她的小说多次列入美国的一些“最畅销书排行榜”的原因所在。
严歌苓的小说，故事性强，人物有个性，文字的委婉和简约，是另一大特点。比如她不拒绝写性，但她写得不暴露，不直接，始终保持着自然、纯真和健康，并富有诗意的性感。与目前国内一些作家，热衷于动物性的描写有极大反差。“一个女人可以没有爱情，但如果连最后的性感也没有了，那真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旅居海外多年，严歌苓对这种不正常现象报以宽容，她说：“这也许是女性主义走到极端的表现，不过就像一阵风那样，总会过去的。国外也曾风靡过这种现象，但慢慢地就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唾弃。”
书的后面，有一篇短文，是严歌苓自己写的跋。她说，《花儿与少年》是她和朋友“貌似胡扯的谈天的结果，当然百分之九十是我的想象。”“想像力是最重要的，生活经历虽然重要，但想像力更重要。作家对事物不仅要做到举一反三，更应该举一反百，想像力是一个人能不能做作家的决定因素。”原始素材中的一些人物，启发了她对“迁移”一词的思考。“对我们这种大龄留学生和生命成熟后出国的人，‘迁移’不仅是地理上的，更是心理和感情上的……我们不可能被别族的文化彻底认同，也无法彻底归属祖国的文化，因为我们错过了她的一大段发展和演变，我们已被别国文化所感染和离间。”这种游走于母体文化和别国文化间的无所归属，被严歌苓进一步引申为“错位归属”。或许正是“错位归属”，丰富了她的文学语言，拓展了《花儿与少年》里荒诞而美丽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