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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性别迷失:另类的情欲悲剧

发布时间:2022-12-05 13:1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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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严歌苓的中篇小说《白蛇》

王初薇

摘要:严歌苓的中篇小说《白蛇》,是一篇小说标题、独特意象与人物命运巧妙重合的作品。自然界中让人又惧又怜的“白蛇”意象象征了著名舞蹈家孙丽坤后半生的坎坷经历。整篇小说演绎了一出悲剧性质的两重剧中剧,动荡的时代悲剧决定了女舞蹈家的个人悲剧,而女舞蹈家与其同性舞迷彼时彼地的情境和关系又注定了两人之间上演的一场无爱之爱的情欲悲剧,印证了哲学家叔本华提出的最不幸的命运悲剧观。在表现形式上,中国民间传说《白蛇传》不仅是情节发展的经典承继与悲情底色,也成为了其中对传统性爱颠覆的范本。而由三种版本构成的多声部文本则进一步回应了个体与他人相互对立、不可调和的宿命式悲剧和人类普遍的、无力抵抗的生存困境。

关键词:“白蛇”意象;《白蛇传》;悲剧;剧中剧;版本;多声部

选择读严歌苓是一个偶然,被她的中篇小说《白蛇》震撼更是一个意外。支离破碎的封面显示了它在图书馆的抢手程度。《也是亚当,也是夏娃》这本2000年出版的小说集里共12篇作品的分类大致体现了严歌苓的两大创作类型:如果说前5篇是其并不愉快的成长记忆,那么后7篇则是其漂泊海外的辛酸体验。而选集中曾获得第七届《十月》文学奖的《白蛇》,就是一部从个体人的生存状态映射出因时代巨轮偶尔出轨造成荒谬与失衡的出色作品。小说表述了知名女舞蹈家孙丽坤落难后与一个从小就迷恋她的“假小子”舞迷徐群珊发生了一段爱恨纠葛的离奇经历。迄今还鲜有就此小说发表的评论,而我以为虽然它是一部中篇小说,在篇幅和含量方面不能与作者别的长篇成名作相媲美,但在表层的引人入胜和深层的思想内蕴上却能在严歌苓遥想故国、披露人性的同类型作品中独树一帜。

一、“白蛇”意象与《白蛇传》铺垫

正如不少文学评论者所发现的一样,严歌苓大部分成功的小说都塑造了独特的意象。“她笔下的人物,无论是妓女、嫖客,还是流浪汉,都有着自己意象化的特质,成为某种文化符码。”同样,小说的标题“白蛇”正是作品中非常重要的独特意象。辉煌时,它是舞蹈家孙丽坤在自编自演的代表作舞剧里担任的风靡一时的角色,“在全国十七个大城市的巡回演出引起极大轰动”,是崇拜她的舞迷们对她的敬称;落魄时,它是“美女蛇”孙丽坤被嫉妒的女人们恶意耻笑与谣传的话柄,“她那水蛇腰三两下就把男人缠上了床”;是粗俗的男人们对曾经望尘莫及的她进行意淫的幻象,“这样充沛着力量的腿如白蟒那样盘缠在他们的肉体上”。在这篇小说中仔细搜寻与“白蛇”有关的意蕴,还可以发现,于孙丽坤自己而言,也已把“白蛇”融入了自我的肢体感觉和生命感受中,“白蛇”就是她的代名词,就是她自己。在情节的发展中,曾出现过这样两次比喻:一是年轻的中央特派员徐群山初次进入孙丽坤被关押的布景仓库时,孙倏忽察觉到自己精神容貌的丑陋不堪,躲到角落里进行了一次由内到外的转变:“她那个已宽厚起来的下巴颏再次游动起来,画出优美的弧度……她肌肤之下,形骸深部,都蛇似的柔软和缠绵,蛇一般的冷艳和孤傲已复苏。”其次是孙在青年每天一、二小时的欣赏与鼓励下,恢复了舞蹈练习时看到自己身体的投影:“她缓缓起舞,行了几步蛇步。粉墙上一条漫长冬眠后的春蛇在苏醒,舒展出新鲜和生命。”如果说前面的调侃笑骂只是从文本中日常人物的角度来定义孙丽坤,他们小老百姓的智慧只能抓住自己脑海里留有的最深刻最典型的印象。那么后两个明白无误的似蛇比喻则是作家这位置身于文本背后,冷静客观、全知全能的“上帝”的刻意所为,自然而然地将“白蛇”这一中性意象从庸俗的视觉幻象升华为高雅的体态语言。

可以说,像《白蛇》一样,在《也是亚当,也是夏娃》这部中短篇小说集里不乏此类小说标题、独特意象和主人公的多舛命运三合一的小说:《白蝶标本》中过去曾舞姿翩翩,现今却不能动弹、被迫展览自己的白蝴蝶标本与昏迷后任人观看其赤裸身体的名角朱依锦;《橙血》中多汁如血的新品种血橙与最终倒在血泊里的旧中国少男阿贤;《风筝歌》中父亲为女儿放飞的风筝和私奔离家如断线风筝般流浪在外的女儿。“这些意象都与小说中边缘人物的命运密切相联”,并且这些意象都是中性的,不含褒贬的。曾有评论家批评严歌苓创作的是非观较为模糊,而她自己却坚持认为:“复杂的思想在作品中的折射并非具有负面性,反之,正是一些似乎被认为‘是非模糊’的描述,才使作家和读者产生了反思,从而丰富了作品的内涵。”再来看文学理论家对“意象”的定义:“意象是由情与景两个原素构成的,情与景相契合而生意象。”“因此,‘意象’一词更多地暗示了内心的图景、内视的东西。”在自然万物中,因为蛇有着狭长尖细的身体和能致人于死地的毒汁,通常象征着邪恶与魅惑。在西方文学早期的神话和寓言里,既有《圣经》中诱惑夏娃偷食禁果的骗子蛇,也有《伊索寓言》里反咬救命恩人一口的混账蛇。蛇的意象使人产生恐惧,但白蛇意象却让人又惧又怜,象征着圣洁高贵、单纯无知的白颜色能给予人一定的安全感,并由此生发出怜悯和同情。正如中国民间传说里的白蛇娘娘就主要是善的化身,但就当下的文学观点而论,人物形象不免性格单一,稍嫌扁平。而严歌苓“是非模糊”的创作观倒成就了《白蛇》中的女主角,使得人物形象更加丰满充实:她不仅是凭着塑造白蛇形象名震一时的舞蹈家,也是人们传言中红颜祸水的美女蛇;不仅拥有过苗条超拔的完美身材,也在人我所加的伤害下涣散成一塌糊涂的中年妇女。

与“白蛇”意象一脉相承,古老的民间传说《白蛇传》这个在中国家喻户晓的悲情故事成了整个小说的铺垫与底色,若隐若现、巧妙地穿插其中,为情节的发展作了浅浅的呼应,染上了淡淡的哀愁,和预示着无法摆脱的宿命。一直以来,民间传说《白蛇传》里的男女主人公许仙和白娘子就如牛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般是人们公认的佳偶,而《白蛇》这篇当代小说却一反常态地以少女日记的形式表达了“假小子”舞迷徐群珊的心里话———自小便对“笨蛋”许仙的反感和对“忠诚勇敢、体贴入微”的侍女青蛇的认同,并形成了貌似荒谬却童言无忌的个人看法:“没这个可恶的许仙,白蛇和青蛇肯定过得特好”。

纵观《白蛇》,也可以说它是严歌苓众多小说中唯一一篇非常独特的、虽然有男性角色却是男权缺席的文本。男人们在这篇小说里全是配角,成了愚笨、多余的许仙,他们要不是粗俗无礼如建筑工,就是漂亮空洞如舞蹈搭档;或者自私好色如生产队干部,或者本分乏味如两位女主角各自的未婚夫。而重点塑造的最神秘、最有魅力的中央宣传部特派员———集儒雅、猖狂、清俊、温婉于一身的青年男子———倾倒了前著名舞蹈家和魅惑了专政队女娃们的“徐群山”,这位唱了许久重台戏的男主角在谜底揭晓后又竟是“徐群珊”———一个确切无误的女人。整篇小说演绎的不是千篇一律的王子搭救公主的浪漫童话,而是偏执的侍女青蛇拯救小姐白蛇的古老传说。然而尘世里始终容不下同性的爱慕,名正言顺的依然是白娘子与许仙的结合,许仙以往的笨拙与背叛在世人眼里倒成了其次。当疯狂的年代结束了它的荒谬,离奇的故事也到了尽头,女主角们恢复了正常人的生活,和异性伴侣组合成的普通家庭里再容不下彼此。严歌苓却偏要延续她别出心裁的玩笑:孙姐送给珊珊的结婚礼物是一座玉雕,可无意选中的造型竟是白蛇与青蛇在怒斥许仙!一切尽在不言中的微妙里又带了几分歉意的无奈与自嘲。由此可见,作为一个女作家,严歌苓在构筑《白蛇》文本和设置人物时,尽管直面的是以男权为中心的政治时代背景,却始终坚守着女性的个体话语立场,不仅深入地刻画出她们丰富细腻的内心感受,而且借此重现了这一性别弱势群体在时代狭缝中顽强求自立的生存世界,表现出作者深广厚重的人文关怀。

二、无心之失的悲剧

严歌苓是喜欢悲剧美的,阅读俄罗斯经典作品(包括高尔基、屠格涅夫)对她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带一些浪漫伤感情调,也带一点苦涩幽默的写作风格同样渗透到了她自己的作品中,“美丽的东西都是有一点伤感的”。《白蛇》的基调也如是。如果将小说的背景视为一场时代和社会的大悲剧,那么孙丽坤将近四年的被囚禁、被打压和在万般无奈下的自甘堕落则是降落到个人身上命运悲剧的一次集中体现。作者在情节的设置上有着令人惊叹的巧妙:整个文本可以说是剧中剧里套着另一出的剧中剧———荒谬年代的动乱是一场时代悲剧;孙丽坤从名人到罪人的突变是一出个人悲剧;直至心上人徐群山的女性身份被发现,孙丽坤为无望的爱发了疯,是一幕双方都无力控制、无心之失的情欲悲剧。时代的悲剧我们无法抗拒,个人命运的悲剧时有发生,对于前两者的无力经营我们可以怨天尤人或弃置不理。然而唾手可得的幸福倏忽而来又无疾而终却能让人怅然良久、理智尽失。直至文末,两人分别的一幕没有大喜大悲,诗一样惆怅、感伤的语境中,虽不是悲剧结局却有着淡淡的悲凉。

叔本华在论悲剧时曾谈到,“写出一种巨大不幸是悲剧里唯一基本的东西”,并将造成“巨大不幸”的原因划分为三种类型。在他看来,其中的第三种是最为可取的。“不幸也可以仅仅是由于剧中人彼此的地位不同,由于他们的关系造成的;这就无需乎布置可怕的错误或闻所未闻的意外事故,也不用恶毒已到可能的极限的人物”。这是因为“我们看到最大的痛苦,都是在本质上我们自己的命运也难免的复杂关系和我们自己也可能干出来的行为带来的,所以我们也无须为不公平而抱怨。”借此分析孙丽坤和徐群山(徐群珊)所处的社会地位和相互关系,就能理解这场情欲悲剧发生之偶然性中的必然。孙丽坤是一个功成名就的舞蹈家,先天的敏锐感知和后天的勤奋刻苦造就了她的成功和辉煌。然而她首先是一个普通女人,甚至是一个因为太过于全身心投入舞蹈而忽略了文化素质的培养,以致智力还未成熟,依然停留在孩童阶段的中年女子。造成她个人悲剧的原因除了外界过度的崇敬转化成的仇恨外,还有她稀里糊涂的尚处蒙昧状态的理性。她和捷克老毛子舞蹈家“腐化堕落的”艳遇被人抓住了把柄,却连自己也说不清。正是这样一个女人,在严歌苓设置的如此困境里———幽闭昏暗、寸步不离的监房(舞台的布景仓库)的束缚中,恶意而庸俗的人群(看守队的女娃、建筑工等)的包围下,陷入泥淖的孙丽坤习惯了自己的身份,从一个如仙如梦的女子变成了对自尊和廉耻慷慨无畏的泼妇。就在这个肉体和精神都亟待拯救的时刻,儒雅清俊的青年男子徐群山适时地出现了。于孙而言,这位救星不仅让她产生了性的爱慕与渴望,而且萌发了超越肉体去契合精神的向往,有如伯牙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感动。“她第一次感到和一个男子在一起,最舒适的不是肉体,是内心。”然而两性间形而上的精神之爱始终要落实到形而下的肉体厮磨。这位被关押多时的舞蹈家是需要和渴望性的,作者曾通过某位上了年纪的建筑工对孙下眼皮上一颗红痣的评论隐讳地道破了这位失爱已久的中年女子身体的饥渴:“那痣是坏东西,它让这女子一生离不得男人;她两条腿之间不得清闲。”因此孙丽坤之爱徐群山,情欲来得合乎本性又自然而然。

尽管有着太多的理所当然,酿成悲剧的罪责却无从推卸。在不为人知的版本之二、之四中,作者又用徐群珊少女时代日记的方式为其疯狂的行为作了铺垫和辩护,青春萌动的少女这样记录到:“她(孙丽坤)的胸脯真美,像个受难的女英雄,高高地挺起。我真的想上去碰一碰她的……,看看是不是塑像。我对自己有这种想法很害怕。”“我一直喜欢舞蹈,可是见了她的舞蹈,我觉得我不是喜欢舞蹈,而是喜欢产生舞蹈的这个人体。”少女天性中对人体美、艺术美的深沉爱好和执着追求随着年龄的渐增并未消逝,于疯狂无序的年代里演绎成了无心之失的悲剧。在女扮男装的徐群山和被关押的孙丽坤接触过程中,他(她)曾四次提起很小就看过她跳舞,并且特别迷她,隐约地透露了这谜一样审讯的答案,只可惜说者有意,听者无心。“一个女性的玩弄竟比十个男性更致命。因为她不在玩弄,本意中毫无玩弄。真切到病的程度。”正是这种无玩弄的玩弄、无心而精意的拯救最终造成了对方彻底的失意与绝望。然而终究是爱,无论是否起源于或回归于性,毕竟是照进孙丽坤晦暗生活中的惟一一束阳光,虽然因为不同寻常而充满灰尘,总归有着真切的关怀和真实的暖意。

曾经有“同志”网站引严歌苓的《白蛇》为经典,还有杂志称其为“最干净的同性恋小说”。的确,在这里只有柏拉图式干净含蓄的精神之恋而剔除了鲁莽直接的肉体性爱,或者连“恋”都说不上吧,只是缘于天性中对于美的深沉爱好和执着追求,只是因了十年前深深的痴迷和癫狂,只是为了儿时一个难以开启的情结(complex)。严歌苓是喜欢这些人性之谜的,著名的长篇小说《扶桑》、《人寰》中那些逾越辈分、跨越疆界、超越种族的不伦之恋,她笔下男女主人公们内心深处美丽的疼痛不可示人。虽然赴美后的严歌苓对同性恋已能持同情的态度,并且认识到这种感情并不全是病态的。但毕竟是受过华夏文化影响的中国女作家,她偶尔会在适当的时候添上这样的一句:“她们之间从来就没能摆脱一种轻微的恶心,即使在她们最亲密的时候。”又或者在最激情的时分,也只是带着崇敬和激赏之情、小心翼翼又无限轻柔的抚摸。

三、多声部的文本合奏

在构筑《白蛇》的文本形式上,严歌苓发挥了她撰写影视剧本的特长,有意抛弃了以往小说叙事手法上一意孤行的顺叙惰性和习以为常的单一视角,别出心裁地设计了代表“官方-民间-个人”三种不同记忆、不同声音的述说版本。以舞蹈家孙丽坤被关押以致精神分裂的前后遭遇为主线,将时代的宏大叙事、民间的街谈巷议、个人的琐细经历推向前台,让三者穿越时空的跨度在文字的叙说中如不断切换的摄影镜头一样错综进行。三种氛围的场景配合着三种腔调的旁白,从各自的视角将那段尘封往事一一演绎、娓娓道来:无论正襟危坐的官腔,抑或喋喋不休的耳语,又或者真情流露的倾诉,在读者的接受过程中都互不干扰地进行着接续不断的相互诠释与彼此背离。在多重视角的背后,执笔的作者如同掌控的导演,将个人情感与正误判断不动声色地滤去,还受众一个自由读解的空间。

《白蛇》开篇便是典型的“官方版本”———给周恩来总理的一封信,充斥着当时千篇一律的颂词和格式化、套路化的语言:“希望总理为全国人民和伟大的********事业多多保重!为中国和世界革命多多保重!”“此致崇高的革命敬礼!”;甚至是和现实完全相反的谎话“并没有对孙有任何粗暴行为……其生活待遇并不十分苛刻”等等;对犯下的错误则拈轻怕重,尽量推脱。在政权的阴影下个人是失语的,主人公们的个人体验和真实情感被无足轻重地忽略与掩盖。从叙事学的角度来说,作者严歌苓的匠心独运又使得这类令人厌恶的唱高调版本成为整个故事另一种角度、另一类声音的绝好阐释:官方版本之一中轻描淡写孙丽坤生活待遇的汇报文件反衬出当事人所遭遇的非人迫害;官方版本之二中暴力强制孙丽坤进行妇科检查的调查方式说明了领导小组干部们的虚弱与无能;官方版本之三中搜查诈骗犯“徐群山”户籍资料的文件指示反而向读者透露了更多真实的信息。“正话反说式”的叙述格调是整篇小说创新的一大亮点。

较之于官方版本的“正统”与“权威”而言,民间版本突显了他者叙述的“传奇”色彩,要更为接近真实的孙丽坤,并为其离奇遭遇提供了还原性的解读。在大众眼光及庸常思维的笼罩下,口耳相传的街谈巷议貌似对孙丽坤的品行了如指掌、明察秋毫,将这位落魄舞蹈家的私人生活描述得可谓绘声绘色、如数家珍,但人与人之间早已存在的“性本恶”———排斥异己的误解和隔阂———在不正常的政治压力下如同潘多拉的魔盒全都迸发了出来,在膨胀出对偶像极端的敬奉、尊崇等强烈情感后逐渐走向反面。冥冥中,如此心怀不轨的窥探和不怀好意的侮辱反过来又促成了被关押者在无意识中与庸众的合谋,加速了孙“自毁以毁人”的自我堕落过程。第一部分的民间版本里此类例子俯拾皆是:被监禁的孙丽坤去蹲茅坑,专政队看守的女娃坚决不让关门并瞪眼看其高雅傲慢背后的原形毕露,让孙“学会了若无其事地跟女娃们脸对脸蹲茅坑,”

并“已经蹲得舒舒服服了,一边蹲茅坑一边往地上吐口水”;而几个建筑工小伙子夜里试图爬墙偷窥被囚禁的美女蛇,被孙丽坤“老娘架式叉着腰”用“更泼更毒辣”的嘲讽“是没啥子看头———你妈有的我都有”骂得屁滚尿流。存在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萨特在论述个人与他人的关系时说过:“每个人仅仅在他反对别人的时候,才是绝对地自由的。”推演到《白蛇》的官方与民间两种版本的叙述特色,不仅体现出特殊年代里人与人之间的误解与隔膜,还可以说是所有时代和社会里个体人与群体人互不和解、互相对立的通用模式。只有自己能倾听自己的声音并代表真实的自己,任何集体传声筒善意或恶意的代劳都是徒劳。

整部小说的重头戏是女主角们自己的心声———“不为人知的版本”部分,共有6篇穿插于官方版本和民间版本之间,形成整个故事最完备的注解,主要包括孙丽坤的心理独白、徐群珊的少女日记和二人的私密交谈。只有在这个隐蔽的视角下,孙丽坤和徐群珊才是真实的,是作为独立的个体人而存在的。她不再是曾经令人望尘莫及的著名舞蹈家,也不再是传闻中作风混乱的美女蛇,只是一个需要爱和理解的普通女子;她(他)不再是儒雅猖狂的中央特派员,也不再是私刻公章、盗用军用车辆的诈骗犯,只是一个天性中对美有着偏执爱好的假小子。也只有在这个版本里,同性的她们相互间敏感细微的感情历程才能得以唯美地体现。虽然是以披露主人公内心世界为主的一个版本,作者依然恰到好处地把握住了孙丽坤和徐群珊内心活动所占的比例,因为故事的主体是由设谜和揭谜组成的,所以作为谜底关键人物的徐群珊其心理活动应该是隐匿的,读者们就这样一步步地随着主人公孙丽坤坠入满怀希望的情欲之网里,再在梦醒时分对毫无邪恶感的真相心存感激。

《白蛇》的美是独特的。它既没有千人一面、缠绵悱恻的两性爱悦,又不属于争抢眼球、新颖猎奇的同性恋题材;既非声泪俱下控诉往事之不堪回首的“伤痕文学”,也不跻身于标新立异光怪陆离的先锋实验小说。表现形式传统而创新,情节的安排出乎意料之外又回归情理之中。严歌苓在她的作品里一直冷静而执着地专注于不同文化背景中个体经验的探询和寻常人生命状态的展现,在全球化语境下追寻着更为广泛的人性。“在什么样的环境中人性会走向极至,而在非极至的环境中人性可能会隐藏哪些部分”,《白蛇》在给我们审美愉悦的同时对这个文学中永恒的命题作了完满的诠释。

参考文献:

王泉:《文化夹缝里的梦幻人生———严歌苓小说中的意象解读》,《华文文学》,2004年第4期,第67-69页。

严歌苓:《白蛇》,《也是亚当,也是夏娃》,华文出版社,2000年,第46-94页。

张琼:《此身·彼岸———严歌苓复旦讲座侧记》,《华文文学》,2004年第6期,第66页。

童庆炳:《中国古代心理诗学与美学》,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第161页。

舒晋瑜:《严歌苓:从舞蹈演员到作家》,《中国图书评论》,2002年10月,第18页。

(德)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卷》,青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42页。

朱沿华:《最干净的同性恋小说》,《新闻周刊》,2002年7月,第62页。

(法)萨特:《存在与虚无》,陈宣良等译,三联书店,1987年,第2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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