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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 严歌苓:男旦有一种病态的美

发布时间:2022-12-05 12:5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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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

十年前,导演丁荫楠就找过严歌苓写《梅兰芳》,当她读完了梅兰芳传记后,电影却并未启动;十年后,找严歌苓写《梅兰芳》的换成了陈凯歌。

严歌苓写《梅兰芳》前,梅家曾经给陈凯歌一个剧本。陈凯歌对那个剧本印象不好:“写的都是这个人怎么与众不同,我觉得写某人某年做了某事,好像挺没意思的。”后来陈凯歌对严歌苓说:“干脆你来写吧。”——陈凯歌买过严歌苓的小说《白蛇》,想把它拍成电影,但这个计划一直没实现。

不久,她从陈凯歌那里拿到了一页纸,上面是开给她的人物传记电影清单,包括:《莫扎特》、《末代皇帝》、《阿拉伯的劳伦斯》、《桂河大桥》……

南方周末:写剧本之前,你对梅兰芳有多少了解?

严歌苓:我以前听外婆和母亲谈到过梅兰芳,那是她们的神话。动笔前,我读了能够找到的有关梅兰芳的所有著作,看了所有影像资料,听了一些他的唱段,也读了他的同时代人对他的记载和评论,还有《孟小冬传》。同时,凯歌找梅家谈了好多次,再把信息告诉我。最重要的是梅兰芳留下的自述。综合起来,你能意识到梅兰芳人格的伟大。

南方周末:伟大在什么地方?

严歌苓:他追求不断改进、不断完善,不论是唱戏还是做人;他独善其身,很少虚度时光;不管多艰难,拐多少弯,他始终坚持原则;他很少有大道理,只是用平常心,就坚持了大节问题;他善良、大度,书上记载他家无论什么时候都开好多桌饭,戏剧界的穷艺人常常到他家蹭饭;鲁迅他们骂他,他也不计较……反正我挺欣赏他。

南方周末:你对梅兰芳最感兴趣的是什么?

严歌苓:他的成长过程正好是民国的成长过程,他能把中国上到袁世凯、蔡元培、胡适,下到贩夫走卒、三教九流,都能融到他戏里来,变成一个民族缩影。他在台上改革京剧,中国在台下改革社会,从观众都是男人到女人可以到公共场合看戏,这一切变化似乎就是他几出戏的功夫。

南方周末:你曾说男旦这个文化现象很有趣,“隐喻和象征了文化中的某些特质”,你指的是什么?

严歌苓:你不觉得男旦体现一种没落、病态的美吗?它是一种很古老的艺术,只有像古代中国、古希腊和古罗马这种有古老文化的地方才能产生。我总觉得古代人在性方面是大胆,很有想象力的。男旦是一种无奈的产物——因为女人不能抛头露面上台演戏,但中国却让这门古老艺术登峰造极。懂得通过男人对女人的欣赏、对女人的表现来欣赏女人,恐怕得非常世故、非常老到的文化才会有。

南方周末:写小说可以虚构,写一个真实的故事会有许多限制,尤其是《梅兰芳》,哪些是你虚构的,哪些是规定动作?

严歌苓:基本事件都是基于真实的,有时候根据戏剧结构需要调换了一下时间。一些人物是创作的,有时把两三个人物合在一起,有时候要改名更姓。

南方周末:这些有多困难?

严歌苓:困难很多。我不擅长写剧本,戏剧架构搭得好好的,可一到具体写起来,发现人物台词或者行为不对,好的台词、动作要为戏剧服务,又要为人物服务,但又要不露痕迹,顾上这头,顾不上那头。戏就被冲淡了。

南方周末:戏会“淡”在哪里?

严歌苓:作为小说家,我是个注重故事的人,我所写的也都是原素材就很惊心动魄的故事,我在写的时候,一般是要努力提高文字的文学性,用文字的可读性,冲淡故事的可读性。文字的魅力和潜力是我创作的第一乐趣。小说创作要避开情节编排上的俗套,就会形成“淡”。电影不一定,你在小说中避开的东西,也许是戏剧的必需。

南方周末:陈凯歌怎么“挖掘”你?他“识货”在什么地方?

严歌苓:凯歌总能抓住我对人物设计的最好的动作和台词,就是我的得意之笔。而我心虚的地方,他也会马上发现,比如有几句台词,我写的时候觉得做作,但一时想不起更好的,他马上就发现了,说:“这几句里面玄机太多了。”我对梅兰芳这个人物核的设想,他也是很懂。

南方周末:陈凯歌是个强势的导演,你跟他合作有分歧吗?

严歌苓:我们发生矛盾的时候不多,有了分歧,凯歌就会说:歌苓,咱们都分头再想想,明天争取拿出个方案。凯歌挺注意保护我的情绪的。还有我认为电影是导演的艺术,作品的最终完成权在导演那里,只要他能把我说服,我一般都不会对抗,对抗不会有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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