佚名
“在中文写作中，我已人过中年；在英文写作中，我只有17岁。双语写作让我感到刺激和快乐。”近日，作家严歌苓在复旦大学演讲，讲述自己双语写作的实践与快乐。严歌苓此次陪同自己当年的写作老师、美国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教授贝蒂·史夫利特和约翰·舒尔茨一起来沪。
连日来，贝蒂·史夫利特和约翰·舒尔茨教授在复旦大学为中文系研究生讲授了为期四周的写作课，深受学生欢迎；而近年来创作颇丰，接连推出中文长篇小说《穗子物语》《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和首部英文长篇小说《TheBanquetBug》，并创作了大量中短篇小说的严歌苓的“现身说法”，更是吸引了大量复旦学子和文学爱好者。
“英文写作让我毛发直竖”
此次严歌苓演讲的题目《双语创作的实践与快乐》，然而一开口她就“否定”了英文创作的快乐，回忆起自己当年初学英语时的艰辛与痛苦。“虽然这次我想说的是快乐，听起来很轻松，但其实学一门语言不可能是快乐的。我是从三十岁开始学英语、考托福的，那时，我一边打着各种工，做保姆做招待员等，一边学英语。在烫衣服的时候，甚至端盘子的时候，还拿着卡片背单词。”
经过1年零7个月的努力，严歌苓通过了托福考试，她勇敢走进约翰·舒尔茨教授的办公室，告诉他自己想要申请英文写作专业的硕士学习。“当时我想，别的我不知道，但文学创作还是知道点的，至少知道什么是创作。”几个月后，她得到了哥伦比亚艺术学院全额奖学金的入学通知书，于是，“我觉得学英文的所有苦都得到了回报”。
然而，这仅仅还只是开始，接下来的学习过程让严歌苓体会到的更是写作的“痛苦”而不是快乐。“那时要求我们每天都必须英文写作，从一个词想到一个场景，从一个场景想到一个故事。而且为了省学费，我同时修了5门课，这让我学得非常辛苦。不过我后来发现这是一个很好的挣钱的办法。我把一些故事用中文写出来，然后投去台湾的报纸，因为台湾报纸的文学奖奖金比较高。”
正是从这时开始，严歌苓在此后的十年里几乎得遍了台湾所有的文学大奖，也正是从这时开始，她开始英文写作。不过，“一开始，我总是词不达意，现在我也只是达意不传神的作家。英文达意都不像中文那么容易，何况传神。只有别人告诉我，这个句子写得太绝了，我才明白自己的那个句子写得好。不过刺激正在此，快乐也在此。因为快乐总伴随着一些恐惧和达不到，就像我的英文写作，即便把所有的生命力都调动起来，但总有达不到的地方。英文写作，让我毛发都竖起来。”
初到美国的严歌苓有一个心愿，就是有一天要用英文写作。2005年，当她的首部英文长篇小说在非洲完成、寄给出版社后，她觉得自己的心愿完成了，几乎没有再想它。然而当收到出版社回信时，她突然意识到，“我的又一个通道打开了。这下我可以用英文写作了，以后我每年要用英文写一部，用中文写一部。人就是这样贪得无厌的……”
“双语写作让我有具有双重人格”
“用英文写作的快乐还在于，它让我有了另一重人格，另一个自我。”在讲述完英文写作的“痛苦”和刺激后，严歌苓向听众说起双语写作的体验和快乐。
她说，我现在已经人过中年了，在中文写作时，我已经失去了一个显性的自我，有一个自我审查的意识；但在英文写作时，我想像中文写作那样老谋深算都不行，在英文中，我的自我只有17岁，我是年轻的，自由的，我可以非常鲁莽，语言可以非常大胆，我是在用一个没有自我审视的英语写一个中国故事，这非常具有戏剧性，就像一个分裂的人格。写《TheBanquetBug》时，我正在非洲，那是一个非常洪荒的环境，每天早上醒来，我都会坐在电脑边看自己前一天写了什么，这是一个40多岁的自我和一个17岁的自我在进行碰撞，非常刺激，这样的刺激让我体会到极端的快乐。
严歌苓表示，与英文写作相比，自己的中文写作可以说非常省力，几乎两个月就可以完成一部长篇，用铅笔写在稿纸上，一遍便可完成，只需要回头修改一些字词。而在英文写作时，有时为了一个句子就得反复修改很多遍。然而为什么要坚持英文写作、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呢？对此，她说，因为我发现中英文写作是可以互补的。在中文写作的时候，我有时候就下意识地直译了英文的一些表达方法。
如今，对于严歌苓来说，每天读上一个小时的英文作品成了她的一种养身法；而每天早上起来写一点东西，更成了她的必修功课。不过，无论是中文写作还是英文写作，她认为，简练非常重要，“现在有一些作家写东西不舍得删除，不能够做到惜墨如金，其实如果把当中的水分去掉，含金量提高些，他们的作品会更加传神精妙。”同时，她也强调，知识分子更为重要的是要有独立自由的精神，作家应该永远处于边缘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