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真的被判处了死刑，我的畅儿！
直到报纸和网络上出现“死刑”二字，我才真的相信在法院大门外听到的。网民们已经开始热心探讨死刑的方式：绞刑，枪毙，注射……就像一个世纪之前，赶着去北京菜市口看砍人头的热闹。我瞪着报纸首页照片上的你，瞪着那两个字：死刑。从你犯罪的当晚，一直到三个星期后你被警车带走，这两个字在我心里从没闪现过。一秒都没闪过。在那之前，死离你和天一多么遥远！
你和天一到底发生过什么样的冲突，以至于非得用刀来解决争端？
早在出事的一个月前，就有同学向我报告，你的书包里揣了一把刀，新买的，好品质的西式厨刀。据说你们的高级公寓楼发生过一起盗窃杀人案，一个老人和一个孩子成了那件案子的牺牲品，因此你这个父母常外出的少年必须充当自我保卫者。我批评了你，说我班级里的学生可不允许带刀到校。你不服气地答应我，会把刀留在家里。那天你到我家来补课，一进门我就向你伸手：可以看看你的书包吗？你阴沉地把书包交给我，里面仍然揣有那把雪亮的刀。我正缺一把切菜刀呢，送给我吧，我当时逗你说。你说可以，拿去吧，我再去买一把。我火了，说要是班上四十五个学生一人一把刀来上课，我还当什么班主任！你愣怔地看着我，从没见过我发那么大的火。那天晚上我对你好冷淡，帮你补课的态度就像任何一位家教，尽责而已。临走时我送你到门口，你抱住我，比以往抱得更成年，更野性。这样的抱，我是不该接受的。可是我居然也感到了渴望。难道我一直不了解自己怀有那秘密的罪过的渴望？难道非得一个意外动作发生，一份意外的自我解密才会跟上？！或许根本无法解密，多少人类行为停留在无法破解的黑暗里……我和你僵持了一晚，你赢了，带着那把刀走了。
当时我要是再坚持一下多好。
在杀死邵天一之后，正是那把刀，把你自己也杀了。即便上诉成功——我现在把自己的生命许给上苍，以换取你的上诉成功——即便法律赦免你不死，你生命的一大半也已经被那把刀杀害了，设想一下多年后吧，走出监狱的将是一个心灰意懒的中年刘畅，背着沉重的档案，劳改犯可以被释放，而劳改释放犯是你永远的称号。真是那样，但愿我已长辞人世。
庭审照片上的你是四分之三的侧面，比我们俩合影上的你要胖，也许因为你那一头浓发被剃短的缘故。你憔悴而呆滞，半年时间长了十年岁数。记者报道说，你的母亲在听到法官宣判你死刑时，人从座位上触电一样弹起来，随后马上又瘫软下去。这位董事长母亲被记者们形容成：“气质华贵，身穿黑色Dior（迪奥）连衣裙，戴Dior墨镜的女老总被秘书和随从搀扶起来，架出法庭。她走在法庭的台阶上，终于全面崩溃，大滴的眼泪从墨镜后流下来，接着便干脆号啕大哭，边哭边喊：‘你们救救我的孩子！求求你们，他才十八岁啊！’”
畅儿，我在你的母亲面前是个罪人。尽管她不是个理想的母亲，但从所有的报道看起来，她是爱你的。她以为把你要的一股脑给你，就是爱，以为你什么也不缺、什么都过剩就是爱。
其实昨天我是看见你母亲被众记者围着从法院大铁门里出来的。那时我已经藏进了法院对面的小吃店，从污渍斑斑的窗子里看到了那个场面。当她的黑色奔驰从停车场开来时，正好邵天一的父母也从大铁门里出来。你的母亲突然挣脱人们的搀扶，向邵家夫妇冲去。所有人不知道她要干什么，都跟上去阻拦。她也像天一母亲在法庭上那样下跪了。跪下的同时，她还是喊着同样的话：“求求你们，救救我的孩子！”
天一的母亲本来木木呆呆，此刻又大哭起来，许是想到因为这女人的儿子，自己没了儿子，也许是自己已经没了儿子，却并不能阻挡这个女人也失去儿子。畅儿，你不知道，你母亲伤心到什么程度，脸面尊严都不顾了。当你父亲上前抱她、拉她的时候，她却一把揪住天一的母亲，仿佛她一切希望都在这个面善的、质朴的女人手里，可以求她为她做主。法院门口乱成一团，马路上的车子不断停下来，最不该塞车的地段出现了严重的交通梗阻。
我不知怎么已经穿过马路，站在围观的人群外，看见天一的母亲把你母亲推倒。谁都听见了她凄厉的咆哮：“救你儿子？！你先还我儿子！”
我那时候还不知道你母亲为什么哭成那样。我不敢打听，听人们嗡嗡着“死刑、死刑”我根本不信。直到今早的报纸摆在我面前。
当时我看不下去了，向法院后门绕去，也许载你的囚车会从那里出去。
后门也拥堵着人。附近居民渐渐加入了人群，两个老太太东问西问地走过来，都拎着塞满蔬菜的塑料袋。警察开始喝退人们，后门震动一下，里面的锁打开了。人们一下子静了，朝着门翘首以待。我不能站在他们的群落里，跟他们一起翘首以待。我向马路另一边走，此刻囚车拉响警笛。我从小就害怕警笛，这种不知谁发明的音调总是通报人间灾难，而当时的警笛声格外刺耳钻心。
从法院到我父母家，大概六公里，我不知道是怎么走的。我不知道自己如何拖着僵死的身体，左脚拽右脚地挪了六公里。到了地方，我才发现到了父母家，而不是自己家。我快三十七岁了，可是在心里最不得过的时刻，还是会来找父母。站在父母家楼下，看着三楼第五个窗户里被灯光映照的两盆兰花，突然想到母亲的子宫是个多好的地方，能让人不犯错误，不干不可逆转的事。那是个最安全最温暖的小屋，能让我回到那里该有多好。
我围着那座老式的教职工宿舍楼转了一圈又一圈。天慢慢黑尽了，从晚到夜。我看见母亲的卧室也亮起灯来。
你记得我第一次带你来看望他们吗？邻居们看见我就叫：“小丁老师来啦？老丁老师刚从外面回来！”你笑了，笑“小丁老师”和“老丁老师”的称呼。我走在最后，你跟着叮咚，叮咚最先跑进楼道，一跺脚，楼梯上的灯亮了。我掏出钥匙，母亲却在屋里把门打开了，似乎她一直在等待我。你一进门老太太就说：“哎哟，这么个小帅哥，电视剧里来的吧？”我有个开朗爱逗的母亲，让每个人都自在。你嘿嘿地笑了起来，摘下你的棒球帽，挂在门边的衣帽架上。你已经不认生了。我介绍说你是我们班的新学生，因为父母不在家而跟我回来吃周五的团圆晚饭。我父亲此刻从书房出来，跟我们浅浅寒暄。做了几十年数学教师的老丁老师比较含蓄拘谨，那天晚上好像比你还认生。各种好夫妻都是这样性格相左的搭配，俗话说：一肥搭一瘦。
晚饭时我母亲打听了你全家的情况。你在国外有一个舅舅，在北京有个姑姑，爷爷得过中风，所以让奶奶老是忙不过来，没有工夫管你这个孙子。加上你母亲跟婆婆的关系从你婴孩时期就开始紧张，因为她看不惯你奶奶喂你吃饭的方式：把一口饭先放在自己嘴里含一含，等到不烫了才送进你嘴里。你嘻嘻笑着说：“可不是嘛，确实恶心，一口饭在装了假牙的嘴里过一遍！”然后你龇牙咧嘴，叮咚也跟着龇牙咧嘴，突然问她外婆，是不是也在她婴孩时期对她干过同样的恶心事，我母亲轻轻拍了叮咚一巴掌说：“打你这小没良心的！”
我父亲也笑起来，低声附和一句：“指望现在的孩子有良心啊？”
我母亲问我为什么不把天一带来，你一下子抬起头。我注意到你的神情突变。老太太提到邵天一的亲热随意口吻几乎是家人式的。下面几分钟，你心思跑了，闷头吃白饭，我母亲给你夹菜，你先是一惊，接着扫视一圈，似乎把餐桌边几个人又重新认了一遍，主要是把我重新认识一遍。
我早该知道，事情就是在那时开始乱的。
饭后叮咚看电视，你拿出书本，问我哪里可以自习。我把你带到父亲的卧室兼书房，笑着跟你解释，老两口已经不能同时作息了，因此他们一共两间屋，两间都是他们的多功能室。你说对不起，因为即临的模拟考让你没把握，只能抓紧时间，尽量准备得充分些。你眼睛太透明了，沉到心底的心事都能让我看到。你眼睛在诘问：“你不是我一个人的‘心儿’吗？难道除了老丁老师和老丁师母，还有一个人叫你‘心儿’？并且是插在我前面叫……”我笑了一下说：“快去复习吧，我要去帮我妈洗碗收拾厨房了。”你明白我明白了什么。我也知道，我的明白没有偏差。我们俩离得那么近，生物电的交流都能感觉到。你进了我父亲的卧室，我替你关上了门。叮咚小声问我：“大哥哥怎么了？”我有个跟我一样直觉特好的女儿。我的女儿很宽容，几乎完全把我让给了我的学生，自己去上寄宿学校。她懂得压力：学校和年级的升学压力，家长们给予班主任的压力，一旦带不出升学率高的班级，她的母亲会被压成什么样。班里哪个学生不健康不快乐不能顺畅地走完高三的非人岁月，会对她母亲意味着什么。我摆摆手，不让叮咚作声，让你在门内安静地复习。
你那时还不知道，我已经到你先前的学校调访过。你从初中到高二的上学期一直在实验中学就读。那是一所比我们学校升学率更高的学校，在高二下学期突然转学，这做法不合情理，有点釜底抽薪的意思，所以我认为你转学的背后一定有事，一定不像你父亲一笔带过的“学校太远”。事情很快清楚了：你在实验中学中考时得了考试综合征。医生对你“综合征”的记录是这样：“浑身发冷，以至于五月天穿防寒服参考，在考场高烧、呕吐、满身冷汗……”你撑着考完数学，第二天考语文时竟然昏厥在考场。所有人以为你不是打摆子就是重流感，但你的每项检查结果都正常。假如不是你考英文时的表现，校医不会茅塞顿开。英文考试夹在语文和政治之间，进英文考场前你完全康复，脱掉了防寒服，还吃了一个肉包子，但考政治前你又打起摆子来。校医这才意识到你患的是什么病。这两年来流行的怪病还少吗？SARS（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禽流感，还有学生们得的考试综合征。
你心里远不如你的表面潇洒。就像你的衣着打扮，刻意造成的随意，修饰出来的不加修饰。表面你对很多事满不在乎，包括考试，包括成绩的名次。你不像天一，一看就知道，他活得沉重，过早老成。你给人的感觉是任何东西都不值得去吃苦获得，因此你也不会为学习和考试吃苦。你不屑于吃苦。其实你一直是暗暗地吃苦，应该说你吃的是额外的苦头，那份额外的苦头是用来掩饰你真正的吃苦。天一和你太不同了，除了写诗，他几乎戒掉了一切娱乐、一切喜好，苦巴巴地把所有精力和时间用在学习和考试上。你呢，所有娱乐都有你的份，足球队、网球队、剧社你都参与，用你的话说是玩玩球，玩玩写戏、演戏，想向人证明什么都可以玩，你是玩大的，玩毕业的，玩进名牌大学的。实际上这是你的虚荣，你宁愿以天资聪颖来击败天一那样的死用功。就是带你去我父母家那次，我更看清你那扮出的潇洒，妒忌轻易就让你挂彩了。
我从法院走到父母家，进了门连叫一声“爸妈”都省略了。老两口还什么都不知道。母亲问我脸色怎么那么差，问我是不是太累了。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她的，或者是否做了任何回答。母亲在收拾厨房，让我把洗好的筷子放回抽屉。我照办了，可是没等自己将手从抽屉里抽回，另一只手就去关，把自己的手指头挤出了血。
我在厨房听到手机响起来。那一刻我不愿意接听任何人的电话。父亲恰巧在客厅，将手机拿进厨房，见我和母亲的手都被占着，就按了答话键。
“记者？请问，哪里的记者？”
我抢先一步，把手机拿过来，关了机。我拿着手机走出厨房的时候，知道父母担忧的眼睛给我的脊背追光。他们知道一定出事了。不小的事。
一晚上的多半时间，我都是陪母亲坐在电视机前。记得母亲在为她一直跟进观看的电视剧流泪，我说：“要是我像她那样死了，你和爸要帮我照顾叮咚啊。”
母亲一个激灵转过头。
“要是让叮咚落到她爸手里就惨了。”
我自言自语。还好，眼泪没有流下来。
母亲不止一次见过我这种时候。一个单身女人、单亲妈妈，一个不胜重压的女教师不在母亲面前表现“过不下去了”，又在哪里表现？所以母亲拿起我的手，搁在她的膝头上，轻轻拍打。她的巴掌那么软，她就是这样把童年的我拍打进睡梦，拍打上我不敢攀爬的滑梯，拍向我不愿去和解的小朋友。
我离开父母家的时候，快十点了，我差点要把你的事、我们的事倾诉给母亲，再大的噩耗丑闻，父母从我嘴里听说，比从任何其他途径听来要容易接受得多。但我突然觉得不用了，母亲会理解接受一切的，母亲是“无条件之爱”的代名词。
现在他们应该猜出来了。清早读报是老两口的习惯。他们从报纸上看到了你的照片，一定惊讶得血压和心脏都出现刹那的失常。当他们看到记者不提姓名地写到一个近三十七岁的女教师，他们会意识到，那就是我。
全城人都知道你被判处死刑。而今天还是大晴天，楼下的退休老人们还是照常跳舞，八十年代的双喇叭录音机还照常唱着他们八十年代的情歌：“你说过两天来看我……”
从昨晚到现在，我一直没有打开手机。我知道此刻多少记者拥挤在手机那一端，比高峰期的汽车还挤，个个录音机就绪，提问就绪，我的回答将为当下最大的丑闻逐一填空补缺。拨开窗帘往窗下看，狩猎我这个丑闻女主角的人有十几个呢，背着相机，拿着录音笔，端着笔记本电脑。一个个邻居被他们拦住，有的指指我的窗子，有的摇摇头。几个记者进了楼门，脚步声先响在楼梯上，然后到达了我的门口。门被敲了几下，我盯着门。门这边是我和叮咚最后的堡垒，也留着你种的大丽菊、玫瑰和芫荽，以及天一油漆的墙壁、门窗。所以我就那么盯着被敲响的门。随他们去敲门，我是不会开的。
畅儿，你为什么选择过十八岁生日的第二天去杀人？你是想在成年的第二天，就做个成年人来对自己一切行为的后果负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