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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12-05 21:3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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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把我们押到里弄口,我还是跟世海乘一辆黄包车,彼得旁边坐着那个双枪好汉。

车跑起来后,世海的手在口袋里弄出一声响。是金属的碰击声。我用英文问他:你在干什么?!

没干什么。关上手枪保险。

我用鼻子笑了一声。

我笑得他不自在了,解释说不是他不信任我,而是他们同志之间也不敢完全信任。现在他真的把枪保险关上了。

也就是说,刚才在弄堂口,他对准我的枪口,果真卧了一颗充满杀机的子弹。假如我朝还没出门的彼得喊了一句:别出来,这是个圈套!……那颗子弹也许已经在我正冷却的身体里了。世界上刹那间转变的敌与友、亲与仇、生与死还少吗?一九三七年十一月,那个犹太青年在法国向德国领事开枪的刹那,给了希特勒完美的口实,导致了“水晶之夜”的大迫害。温家小少爷的一颗子弹,险些划时代地改变了我们的亲、仇关系。

到了毕勋路,我看见一辆马车停在犹太医院门外不远处。车厢里跳下一个人,动作麻利地把另一个人抱下来。彼得动作也飞快,上去就用手搭那人的脉搏,检查他的枪伤。

他对温世海说:要手术。我没办法手术。没有执照。

温世海跟那个双枪大侠小声嘀咕了一句,又回过头对彼得用英文说:有没有执照我们不在乎。

彼得说:我在乎。没有执照,就是技术不过关。

温世海又从大侠那里讨来了指示:过不过关都得做。

然后彼得改口说了一句德语。世海犹豫了一下,让彼得再说一遍。他听德语的时候脸朝彼得的方向偏斜,似乎这样就可以离理解力近一些。彼得又说了一遍,放慢了速度,加强了重音。世海的回答简短而肯定:好的。或者:是的。

门铃被按响了。门房是个中国汉子,把门上的一个小方洞打开,问道:啥人啊?……

双枪大侠右手的手枪已经捅进那个方洞。常州话被他一说,毫不软弱:出一声就打死你!

大门被拉开,常州人先进去把门房绑了,嘴塞住,又蒙了眼,然后把我们放进去。穿过冬青树通道,就是主楼。楼上只有每层的医护值班室亮着灯。虽然在枪口的逼视下,彼得依然冷静地向这一行人打手势,让他们闭住嘴,放轻脚步。

就在我们进入一扇大门之前,彼得站住了,再一次用德语问了世海一句话。和先前相同的那句话。

温世海这次是用德语回答他的。俩人达成了什么协议。

彼得轻轻地推开门,下巴向里面一摆。人们一点声响也没有,飞快地沿着走廊小跑。

我赶到彼得旁边,拉住他的手。他看了我一眼。这样就好了许多。我们非得这样定定神,压压惊。

手术室在一楼,门是无法开的。常州口音的抗日志士向那个架扶伤员的悄声交代了一句,那人把伤员往世海肩上一靠,就出去了。不一会儿,我们听见侧面的窗子轻轻响了一下。门从里面打开了。彼得立刻说:不要开灯。

走进手术室,彼得从门边一个挂衣架上取下一只巨大的手电筒。挂衣架上有七八只同样的手电筒,是为了常常发生的断电准备的。他轻声指示道,为了手术不被打扰,只能用手电的光源,所以每个人都必须做他的无影灯架。只要一开灯,马上会引来值夜班的医生或护士。

彼得突然又想起一件事,说:没有麻醉师,手术还是做不了。温世海把话翻译过去,双枪大侠一口常州土话,叫彼得少找借口。

彼得说麻醉弄不好会出性命。

伤员突然开口了,说:出了性命再说。他基本没有声音,就剩下气了。

彼得仍说他不敢做。常州人说:你有意拖时间!做盘尼西林的地下买卖,你胆子大得很啊!他的枪朝上升了升,枪口和彼得的太阳穴平齐。

彼得从柜子里取出消毒手术大褂,让每个人都穿上。然后他让每个人都去洗手,戴上胶皮手套。

双枪大侠就像没听见,仍然握着双枪,枪口仍然把彼得和我照看得很紧。

彼得问我能不能替他递工具。我有什么办法?只能点点头。他把刀、钳、镊子、剪刀……的名称一样样告诉我,说:亲爱的,用力气记,会记住的。

手术在三只手电筒的照射下开始。麻醉,切口,止血。彼得的手很忙,却不乱,不时说:灯光近一点!左边!右边!我一手拿手电,另一只手还要给他递工具。有时我两只手弄错,把手电筒递给他。他也不吱声,自己伸手在工具盘里飞快地拣出他要的工具。

手术室是一间大屋,中间拉了一块白布帘,大约以此来隔开另一张手术床。

我举手电筒的胳膊开始还觉得累、酸,渐渐就好了,完全失去了知觉,化成了那只巨大手电筒的支架。

直到最后一针缝合,我都没感觉自己只换了一只手术鞋,另一只脚仍穿着半高跟凉鞋。整个手术有两个多小时,我始终这么一脚高一脚低地站着。

彼得把两只血淋淋的手套摘下来,然后各个柜子里去找消炎药。但一颗药也没找着。他想到布帘子的那一边,说不定会有个药柜。

刚一拉开布帘,就听见木板撞击的声音。双枪大侠在我们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冲到了一个壁橱前面,同时枪声响了。彼得一把拦住我。我朝他转过脸。

彼得的大眼睛在手术帽和口罩之间大得离奇。

持双枪的常州人自己也愣了。他的枪射出子弹就像猛兽的扑和咬一样,纯属条件反射,他对此也没办法。我们的耳朵在刹那间恢复了听觉,听见被击中的人在低声嗷嗷叫。

所有人迅速架着伤号往外撤。彼得两只大眼睛瞪着我。我的头向布帘的方向一挑,说:快去看看!

他不动。

常州人又跑回来,看着我们。突然,他一挥枪把,打在彼得头上。他用嫌烦的口气耳语说:不要躲呀!……

彼得不懂他的意思,我突然懂了,低声对他说:他在帮你,让你脱开干系。

彼得明白了,又往常州人跟前凑了凑,希望这回能给他个好些的角度。

常州人挥起枪把就往彼得头上砍,彼得被打得退了好几步。

好了,见血了。一道血柱从彼得的手术帽下面流出来。

彼得对我说:你跟他们一块儿走!

你呢?我说。

他指指壁橱的方向,那里的号叫成了呻吟。我说我等他。他说难道你还嫌麻烦不够大?

我松开他血迹斑斑的衣袖,用力看他一眼,跟着常州人跑出去。

刚刚跑出医院,就看见一辆送鱼到市场的板车过去。早晨就要来了。不久马桶车、牛奶车都要出动。

我看着那辆载着伤员和抗日志士的马车走远。城市在清晨是淡灰色的。我孤零零走在马路上,漫无目的地走了几个街口,又匆匆地走回去。我都不知道这样胡乱走动是为了驱蚊子还是为了等待彼得。

医院对面有一家面包店,老远就闻到热烘烘的烘面包气味。我一文不名,凭着还算像样的穿戴走进去,要了一杯凉开水。我发现十个指尖都在抖,腿肚子绷成了两个铁砣。我不断向站柜台的俄国小伙子打听时间,他也没有手表,必须到后面的作坊去替我看钟。就在他第七次或第八次去后面看钟的时候,我看见彼得从医院出来了。

他缠着绷带的脸向我转过来。这是早上五点多钟,但夜色还没褪尽,他的脸和绷带白得刺眼。我朝他跑过去。

我们一句话也没有,一门心思往前走。走了十来分钟,我伸出手,想去握彼得的手,他触电似的浑身一抽。他转过脸,似乎刚发现他身边不是空的,有个女人,是与他亲近之极的一个女人。我可怜的彼得,居然魂飞魄散。

我问中了双枪大侠子弹的人伤势如何。他说伤得非常重。那人的枪法真够准的。没错,够准的。那一枪打在哪里?打穿了动脉。他怎么会在手术室里过夜?哦,一个清洁工,最后一个手术做完,他清扫过后,太晚了,偷偷留下来,睡在长椅子上。我们进了手术室就把他的出路给堵住了,他撤到后面,拉上了帘子,以为可以躲过去。

我问:那他听见外面做手术的整个过程了?

我站住脚,彼得已经走出去好几步,才发现身边空了,猛地站下来,回头来找我。

彼得!……我惊恐地看着他。清洁工一定听见了常州人的话——他用什么胁迫彼得就范的。

你怎么了?彼得心力交瘁地看着我。

你为新四军走私盘尼西林的事,他会告诉别人吗?

彼得耸耸肩。他无能为力,或者听天由命。

我记得那时我们已经完成了去澳门的一切打点,该付的钱付了,该买通的人买通了。我和彼得在毕勋路口告辞,还有一些事情要去分头准备。我必须马上去江西路上的银行取出杰克布保险箱里的护照,彼得要去收回投机大米的一笔钱款。我们将在无边自由(但亦是无边未知)的将来漂游,钱是唯一的救生圈。彼得在说到钱的时候,脸上有一种饥饿,鼻孔略略撑大,嘴唇绷得很薄。只有在这个时候,你才会注意到他的喉结有多么大,多么尖。曾经打球、骑马,把他的脖子塑造得很美,几乎和头颅一样粗细,而现在肌肉萎缩了,喉结顶起薄薄的皮肤,让你误以为他从小到大都营养不良。

到江西路等了两个多小时,银行才开门。我把钥匙交给一个五十多岁的职员。他请我稍等几分钟,他去把保险箱抱出来。我开锁时,发现他不知回避到哪里去了。保险箱塞得又乱又满:两件我见过的男性首饰,纯金的领带夹和一对镶小钻石的袖扣是杰克布祖父的遗物。然后就是一堆名片,一沓发黄的照片,祖祖辈辈寄居全世界各地的记录都在这些照片上。我送给他的一套犀牛角梳子也被保险地收藏在这里。这个保险箱像世道一样乱,我趁乱把护照拿走,大概连他自己都不会发现。

我离开银行,走进八月底的上海。杰克布的护照封面有一点潮,似乎刚刚还挨着他出汗的胸口。

我从小皮包里抽出手。手指头有种奇特的空虚。那个戒指呢?小皮包里面零碎不少,我兜底翻检了几遍,什么也没找到。手术的时候我的手指什么感觉?也是空的。后来呢?我跟彼得最后握了握手,那时候手指头上绝对没有戒指……

我不知怎样把自己塞上了一部开往虹口的电车。一车上班上工、投机倒把做生意、当差跑腿的人都给挤得奇形怪状。戒指只能是丢在小客栈的房间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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