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儒者非一人也，世之人不察也。有游侠之儒，有文史之儒，有旷达之儒，有智数①之儒，有章句之儒，有事功之儒，有道德之儒。儒者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能察之然后可入道也。
点评：儒者，即尊崇儒学、通习儒家经书的人。汉代以后泛指一般读书人。儒者风范是我国古代许多文人学者非常推崇的一种人格倾向。所谓儒，实际就是温文儒雅，谦恭礼让。古代的儒者就是传授六艺的人。宋濂另辟蹊径，将儒者分为七种，多关注其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可谓新颖独特。
威以制之，术以凌之，才以驾之，强以胜之，和以诱之，信以结之，夫是之谓游侠之儒。上自羲、轩，下迄近代，载籍之繁，浩如烟海，莫不撷其玄精。嚅其芳腴，搜其阙逸，略其渣滓，约其支蔓，引觚②吐辞，顷刻万言而不之止，夫是之谓文史之儒。三才以之混也，万物以之齐也，名理以之假也，涂辙以之寓也，虽有智者莫测其所存，夫是之谓旷达之儒。沈鸷③寡言，逆④料事机，翼然凝然，规然幽然，漆漆然⑤，逮逮然⑥，察察然，猎猎然，千变万化不可窥度，夫是之谓智数之儒。业擅专门，伐异党同，以言求句，以句求章，以章求意，无高而弗穷，无远而弗即，无微而弗探，无滞而弗宣，无幽而弗烛，夫是之谓章句之儒。谋事则乡方略，驭师则审劳佚，使民则谨畜积，治国则严政令，服众则信刑赏，务使泽布当时，烈垂后世，夫是之谓事功之儒。备阴阳之和而不知其纯焉，涵鬼神之秘而不知其深焉，达万物之理而不知其远焉，言足以为世法，行足以为世表，而人莫得而名焉，夫是之谓道德之儒。儒者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能察之然后可入道也。（宋濂对儒士的分类与传统的学术分类略有不同。田仲、王孟是侠客，司马迁、班固为史学家，庄周、列御寇属于道家，张良、陈平是武将和贤相，毛苌、郑玄则是经学学者，管仲、晏婴是著名的政治家）游侠之儒，田仲、王孟是也：弗要于理，惟气之使，不可以入道也。文史之儒，司马迁、班固是也：浮文胜质，纤巧斲⑦朴，不可以入道也。旷达之儒，庄周、列御寇是也：肆情纵诞，灭绝人纪，不可以入道也。智数之儒，张良、陈平是也：出入机虑，或流谲诈，不可入道也。章句之儒，毛苌、郑玄是也：牵合傅会，有乖⑧坟典⑨，不可以入道也。事功之儒，管仲、晏婴是也：迹存经世，心则有假，不可以入道也。道德之儒，孔子是也：千万世之所宗也。
点评：宋濂对儒的分类略显芜杂，这就造成了儒士范围的扩大，本段是对七儒的专长、特点进行诠释，并指出各家弊病，力推道德之儒。从今天的观点来看，宋濂心中之儒乃是有功于社会、在历史发展中留下痕迹的人物，不仅仅局限于知识分子。
我所愿则学孔子也。其道则仁、义、礼、智、信也，其伦则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也。其事易知且易行也，能行之则身可修也，家可齐也，国可治也，天下可平也。我所愿则学孔子也。今指三尺之童子而问之，则曰：“我学孔子也。”求其知孔子之道者，虽班白之人，无有也。（以儒家仁义为本，追随大儒的步伐，立志“学孔子”，“求其知孔子之道”，就是宋濂的人生信仰）呜呼！上戴天，下履地，中函人，一也。天不足为高，地不足为厚，人不足为小，此儒者之道所以与天地并立而为三也。司马迁以儒与五家并列，荀卿谓儒有小大，扬雄谓通天地人曰儒者，要皆不足以知儒也。必学至孔子，然后无媿⑩于儒之名也。然则儒亦有异乎？曰：有之，位不同也。三皇儒而皇，五帝儒而帝，三王儒而王，皋陶、伊、傅、周、召儒而臣，孔子儒而师，其道则未尝不同也。虽然，自有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者也，我所愿则学孔子也。
点评：王祎论儒，崇尚儒之道德品质。《原儒》称：“儒之名何自而立乎？儒者，成徳之称。盖其称肇于孔子，至荀卿氏论之为悉，而其后复有八儒之目。及秦汉以下，儒之名虽一，其学则析而为二：有记诵之学，有词章之学，有圣贤之学。”宋濂在《七儒解》中宣称自己要学习以孔子为代表的道德之儒，王氏论儒与宋濂有异曲同工之妙。
【注释】
①智数：谋略。
②觚(ɡū)：木简，古人用以书写。
③沈鸷：深沉、勇猛。
④逆：预先。
⑤漆漆然：仪容修整的样子。
⑥逮逮然：文雅安和的样子。
⑦斲(zhuó)：雕饰。
⑧乖：背离、不一致。
⑨坟典：三坟五典，后为古书的通称。
⑩媿：同“愧”。
赏析
儒的涵义有广狭之分。狭义是指孔子创立的学派，即所谓儒家，在春秋末期与墨家并为“显学”，从学者众多，“弟子弥丰，充满天下”(《吕氏春秋·尊师篇》。广义是指“术士”(《说文》)、“学者”(《论语集注》)，类似今天的知识分子。不管是广义之儒还是狭义之儒，作为一个社会群体，一个社会阶层，有其共同性，也有差别性，不是清一色，前人对此曾作过各种区分。最先，孔子将儒者分为两种人，即“君子儒”与“小人儒”，他教导学生：“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对君子与小人的界说有不同解释，朱熹《论语集注》引谢氏曰：“君子小人之分，义与利之间而已。”后来荀子又分“大儒”与“小儒”：小儒之知行较为被动，克私以行公，“知而后问”；大儒自觉性高，安于公事，安于修已，学问宏通，“知通统类”。大儒可以为“天子三公”，小儒可以为“诸侯大夫士”《荀子·儒效》。孔子和荀子对儒士所作区分还比较粗略，随着知识阶层的发展，学术思想的进步，区分日渐细密。前汉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旨(见《史记·太史公自序》)，后汉班固述九流之学（见《汉书·艺文志》)，条分缕析，精深邃密，唯限于学术范围，未涉及整个知识阶层。宋濂《七儒解》就整个儒士立说，非限于学者范围，因而值得注意。
宋濂将儒士分为七种类型，即“游侠之儒”“文史之儒”“旷达之儒”“智数之儒”“章句之儒”“事功之儒”“道德之儒”。七儒个个拥有专门的知识和技能，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担负着不同的社会职能。宋濂对七儒的专长和社会作用是肯定的，看他缕述各家特点，用词富美，含有赞叹之意。接着又指出各家弊病，都“不可以入道”，所谓道主要指儒家“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规范。唯道德之儒完美无缺，其代表人物便是孔子，因而最受宋濂尊崇，“千万世之所宗也”，“我所愿则学孔子也”。道德之儒有两大特征：其一，学问博大精深，涵盖一切，人格高尚，为世楷模，“备阴阳之和”“涵鬼神之秘”“达万物之理”“言足以为世法，行足以为世表”；其二，思想道德具有社会实践的意义，“易知”“易行”，实现修齐治平。在宋濂看来，道德之儒最能完美体现知识阶层的性格，即对最高真理(道)的追求和对社会责任(修齐治平)的自觉。不过这种认识未能超出儒家价值体系，因而有很大局限性。
元末，政治腐败，社会黑暗，天下大乱，各种丑恶现象有如沉渣泛起。儒学衰微了，学术出现散裂的局面，世儒各持其术，各守其说，奉行各种“主义”，带有杂异的思想色彩。宋濂列举“游侠”“文史”“旷达”“智数”“章句”“事功”“道德”诸儒，是对元末乱世知识阶层状况的真实写照。当时天下盼望政治统一，以结束战乱和分裂局面，与这种政治要求相适应，在思想文化界要求统一学术的呼声也很高。何术可以统一百家？只有儒术。因此，宋濂反复强调必须对儒的名称和实体细加辨析，“儒者非一”，不可混淆，“然后可以入道”，以道德之儒为归，以孔子为师。宋濂的观点带有普遍性，有其历史合理性，也为明王朝统一天下后独尊儒术，确立朱学垄断地位，提供了理论依据。历史证明，这对明代思想学术的发展非常不利。
宋谦还指出，道德之儒可以为王，可以为臣，可以为师，而师道最尊。他对孔子的尊敬超过三皇五帝和皋陶、伊尹、周公、召公等辅弼贤臣，以为“自有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者也”。这也是对知识分子的尊崇，对元代轻儒的文化政策和社会风气的一种反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