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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雨衣》内容简介+原文+赏析__莫拉维亚

发布时间:2023-05-16 15:3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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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作者】:莫拉维亚

【原文作者简介】:

阿尔贝托·莫拉维亚(1907—),意大利作家。1907年11月28日生于罗马。少年时曾大量阅读文学作品。1929年发表小说《冷漠的人们》,初获声誉。20年代末30年代初,他采取同墨索里尼政权不合作的态度,因而多次被迫出国。他的小说如《未曾实现的抱负》(1935)、《罗马女人》(1947)、《随波逐流的人》(1951)等,大多描写资产阶级的庸俗自私,或者描写资产阶级家庭的关系。短篇小说集有《瘟疫集》(1944)、《罗马故事》(1954)和《罗马故事新编》(1959),描写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畸形现象和下层人物的痛苦。60年代他的作品大多描写资产阶级的“异化”,如长篇小说《愁闷》(1960)、短篇小说集《不由自主》(1962)等。莫拉维亚曾任国际笔会主席,现为《快报》周刊专栏影评家。

【原文】:

当你没有固定职业的时候,就会有许多职业摆在你的面前。老实说,我就或多或少干过各种各样的职业。哪一行我没有干过呢?串街走巷的货郎、掮客、校役、门房、听差、招待员、清洁工、骑三轮车卖冷饮的小贩,以及我也说不清楚的种种其它职业。唉,没有一样东西,能够象失业那样妨碍你成为一个人,一个有家庭、固定工资和可靠的职业的人。

象经常发生的那样,我又失业了。我信步走到科隆那广场,这里行人摩肩接踵,三教九流,无所不有;我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在人中漫游。有人悄悄地对我附耳说:“有美元吗?有英镑吗?”有人向朋友传播新闻:“法官判了他四个月徒刑,缓期执行。”有人打量咖啡馆里的顾客,惊呼:“噢,你瞧那个金发女郎!”也有人神气十足地嚷嚷:“罗马不会对拉齐奥(1)客气的。”一句话,他们全都是跟我一样的可怜虫,实在没有什么高兴的事儿。

为了消磨时间,我跟其他人一样站在那里看电视。突然,我觉得有人碰了一下我的胳膊肘,我扭头一看,嗨,你们说我遇见了谁?纳尔冬,一个绝顶能干的人,不知道为什么,他从来不曾失业过。

“在干什么呢?”他问我。

“你现在不瞧见了嘛。”

“不,我是问你,你现在干什么工作?”

“正在找工作。”

“跟我走吧,我有个想法要跟你谈谈。”

我们走进咖啡馆,纳尔冬要了两杯咖啡,然后跟我谈起他想说的事儿。他现在是一家私人侦探公司的职员,专门干钉梢的差事。从这一天起,他受一名上年纪的男人的委托,开始钉一个女人的梢。那老头儿怀疑他的这个女朋友另有所欢。事情真不凑巧,纳尔冬的未婚妻偏偏这一天从纳尔尼(2)来了,他想陪她玩一个下午。所以,纳尔冬希望我顶替他干一天。他会把我带到那个女人住的地方,在她出门的时候,指给我看,尔后,剩下就是我的任务,钉她的梢。报酬是三千里拉,外加必要的花费。

“这是个挺年轻漂亮的女人。而她的情人已经六十五岁了。对于年过六句的老头儿来说,钉梢有什么意义呢?还不就是那么回事。”纳尔冬补充说。

我对纳尔冬说,我接受他的建议,不过他还应当再增加点什么报酬。我们达成了协议,他另外给我三包香烟,然后就分手了。

第二天,将近两点钟,我挟着一把雨伞,按时到了阿基梅德大街;天空布满乌云,看来要下雨了。纳尔冬早已在那里等待,他指着马路对面的一扇大门,对我说:

“她很快要从那里出来。每天都睡懒觉,总是一点钟才起床,这个时候出门;真是个游手好闲的女人。她对自己的情人忽儿这么说,忽儿那么说,老头儿起了疑心;依我看,老头儿的怀疑是有根据的。”

我们在那里大约等了半个小时,东拉西扯地闲谈。纳尔冬向我讲述侦探公司的许多故事,逗我发笑;常常有许多男男女女找到侦探公司,一口咬定自己戴了绿帽子,不惜拿出大把大把钞票,以求弄得个水落石出。忽然,他用胳膊肘碰我一下,说:

“你瞧,就是她。”

不料,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我却因为受了寒气,打了个喷嚏;等到我抬头细瞧,只看见一个女子身穿火一般鲜红的雨衣,匆匆忙忙地朝公汽车站走去。纳尔冬把三包香烟塞在我手里,对我说:

“夜里十二点见;如果钉梢还没有完,给我打个电话,我来替你。”

“一言为定。”我一面回答,一面急忙去追赶那女人。

可是,这一次我又没有能够看清楚她的脸,因为公汽车突然开进了站;她上了车,许多乘客跟着拥了上车,我是最后一个,刚踏上踏脚板,车就开动了。

车里挤满了乘客。还在赶汽车的时候,我就暗暗盘算好了,我可不能挤到人里去,否则,她该下车了,我兴许还没有挤到她跟前呢;最好站在踏脚板上,这样我可以跟她同时下车。公汽车在疾驶,过了一站又一站,我始终站在踏脚板上。汽车跑完了整个弗拉米尼亚大街,到了弗拉米尼亚广场。我一只脚踩在地上,一面细细打量。下来了大约四、五名乘客,尔后,我瞥见了穿红雨衣的女子。我立即跳下车,紧紧跟了上去。

现在,她在我前面,正朝台伯河走去,我有机会非常从容地打量她。红雨衣紧紧裹住的身躯颇为丰腴,她每走动一步,腰肢丰满的肌肉就清晰可见地在红雨衣里映现出来。她的个子比我还高一点儿,走路的步子急促、坚定、有力。我紧走几步赶上了她,几乎跟她并肩而行。她是一个金发女子,几绺金黄的卷发搭拉在火红的雨帽外面;她的脸庞俊秀,但很严肃,几乎带着男人的神气,一张僵硬的大嘴,笔直的鼻梁,一双碧蓝的眼睛,眉头微微蹙紧。雨衣在她的脯前面鼓起来,更使她的身影象个雕塑像。总而言之,她是一个刚健绰约,生气勃勃的女子,一个六十五岁的老头儿,怎么能满足她的要求呢?

她仍然踏着急促而有力的步子,折入台伯河大街,沿着面朝台伯河的一排公寓走去。前面是一座现代式样,完全大理石建筑的小公寓,她径直走了进去;我也尾随而入。她朝电梯走去;过了片刻功夫,电梯降下来了,这是一个极其现代化的玻璃盒子。她登上电梯;我紧跟着跨了进去。

“您上几楼?”她问我。声音温柔悦耳,带着童声的稚气,跟她严肃的外表形成对照。

我随意说:“上最高一层楼。”

她按了一下上第四层的电钮。现在,我们彼此距离很近,但是她固执地低垂着脑袋。她在四层下了电梯;我赶快按了上第五层的电钮。电梯一停,我急忙冲了出来,顺楼梯奔向四层,正好瞧见八号房间的门砰地一声关上,她的背影消失了。我走近八号房间,只见门口的铜牌上写道:“伊诺钦蒂”。我又回到底层,找了许久,没瞧见看门人的影子,只好走到公寓对面,倚靠着台伯河畔的栏杆,耐心等待。

下起了濛濛细雨。我打开雨伞,点燃了第一支香烟。我知道,需要等老半天,这使我快快不乐,心想,钉梢可真是苦活儿,这三千里拉实在不好赚。我眺望着台伯河,可是眼睛却总是斜睨着公寓的大门。一汪河水,掀起浑黄汹涌的波,使人目眩;翻滚的旋涡,不时把洒落水面的些许发黑的树枝、碎片,席卷而去。天空也是沉沉的,台伯河对岸的树木,虽然已披上浅绿油亮的新装,可是笼罩在迷蒙暗淡的天下,显得格外的不协调。

我大约等了三刻钟,了三支烟。忽然我瞥见了看门人,一个细瘦干瘪的男子,身穿一件带铜钮扣的灰制服,戴一顶消防队头盔式样的帽子。他走到大门口,抬头瞧瞧天空。

我赶紧离开河边,走到他跟前,问道:

“这里可住着一位伊若钦蒂律师,六十来岁,秃头,带眼镜,鼻子尖上长着一个小肉瘤?”

他几乎用一种怜悯的神打量了我一番,然后回答说:

“是的,这里有一位伊诺钦蒂,住在四层八号。不过,这是一位三十来岁的年轻人,身体棒极了的运动员。他着魔似地迷上了汽车比赛。瞧,那就是他的汽车。”

随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果然,前面不远的地方,停着一辆矮小而细长的赛车,闪烁如火,恰跟我钉梢的女子身上的雨衣一个颜。于是,我对他说:

“谢谢您,是我弄错了。”

我匆匆地走开,回到台伯河边的栏杆前站定,但比原先的地方稍稍远些,免得让看门人瞧见。

“这么说,”我暗暗思忖,“她的情人是一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运动员。她可真有两下子。怪不得她每天中午两点钟来幽会。真不简单。”

我掏出记事簿,记下了他的姓名、地址和他们幽会的时间。尔后,继续等待。

细雨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我撑着雨伞,目不转睛地盯着公寓的大门;我的一双眼睛是这样直勾勾地瞧着那大门,以致我不时恍然觉得,眼前幻现出不止一个,而至少是两个,甚至三个大门。

我等了多长时间?将近五个小时,从两点半钟几乎等到七点半钟。我一支接一支地烟。我没有带报纸,而在这滨河大街上,除了风驰电掣一般疾驶而过的汽车,没有什么可看的,我不由得羡慕起对面那公寓四层八号房间里现在正发生的事儿。我自言自语地说:“我象傻瓜似地站在这里,风吹雨打,而那楼上……那楼上却美滋滋的:温柔的抚,热烈的亲吻,甜言蜜语,调笑,拥抱,美酒,应有尽有。在这样糟糕的天气谈情说,放下百叶窗,在昏黑的幽黯中,躺卧在绣床上,紧紧地搂着,絮絮细语,倾听淅淅飒飒的雨声,汽车在湿漉漉的柏油路上急驶的滋滋声,真是人世间最大的乐趣。他们是幸运儿,可我呢,却在干这该诅咒的工作!”

一包烟完了。为了排遣闷闷不乐的情绪,我开始在大约一百米长的一段距离来回踱步。我的思绪老是摆脱不了那一对男女;或许出于愤懑,我又掏出记事簿,在上面写下这样的评论:“无须继续钉梢那女子;现已证明,她在此运动员的房里待了整整一个下午:事情不言而明。”

仿佛上帝安排好了似的,将近七点半钟,那红雨衣终于又出现了。我松了一口气,跟了上去。她走的步子仍然是那么急促、有力,仿佛跟那男子的幽会一点儿都没有使她疲劳。她走到弗拉米尼亚广场,登上了开往市中心的公汽车;我尾随她上了车。

车子里挤满了乘客。我正好站在她的身后。大概是我挨得她太近,她转过身来,面带愠,用那充满稚气的声音,说道:

“对不起,请您稍离远一点。”

我尽可能地往旁边挪了挪,心里却思忖:“真会假装正经。跟伊诺钦蒂打得火热,却不准我接近她。走着瞧吧,会有不相识的人把你拐去的。”

汽车飞快地行驶。她在科隆那广场下了车。我依然紧紧钉着她。她折入通往少女喷泉的一条街,走进了一座古老的建筑物。

我站在大门口,打量门上挂着的各种招牌。这里有芭蕾舞学校,有出租公寓,有裁缝店,还有一家按摩所。可以毫不怀疑地说,这座建筑物是极其可疑的。事实上,不时有许多妙龄女郎,或者单个地,或者成双地走进大门,随即消失了踪影。大门侧有一间陋室,透过玻璃门散发出一股刺鼻的气味,里面坐着一个长了胡子、双浮肿的老太婆。我走上前去,向她打听这里是否住着如此这般的一个金发女子。

老太婆连身子也不动弹一下,说道:

“我的孩子,这里有无数的姑进进出出,谁能把她们统统记在脑子里呢?”

我只好耐着子继续等候。幸好我买了一份报纸,一面读报,一面掏出中午我匆匆忙忙塞在衣兜里的两个面包来干啃。这条街上行人川流不息,总是可以看到新鲜东西解闷,不象在台伯河畔那样无聊。大约等了一个小时,或许稍多一点;我不时想起穿红雨衣的女子,不禁自言自语:“看来大有文章。她除了跟伊诺钦蒂打得火热,还另外偷了个鬼知道什么样的汉子。”

终于,她又出现了,仍然穿着那件红雨衣。我快步跟了上车。

她回到科隆那广场,坐上中午乘的那路公汽车,不过是朝相反的方向。二十分钟以后,她在台伯河畔下了车;我亦步亦趋地跟着她。到了伊诺钦蒂公寓,她果断地走了进去,我留在外面等候。

快到九点钟了。雨辟辟拍拍地下大了,而且还刮起了风,雨点不停地在我的脸上。我不由得把纳尔冬、可恶的钉梢、穿红雨衣的女子诅咒了一通,自然,我又情不自禁地想到:“我在这里,风吹雨淋,吃足苦头,可那一对谈情说的幸福男女,却在舒适的房间里,吃着美味的晚餐,你尝尝这个,我的心肝;你吃点儿那个,我的宝贝;你喝一口这酒,我亲的。晚餐以后,又是百般温柔,说不尽的恩。唉,真是毫无公道可言啊!”

算了,简单地说,我又接连等了三个小时。深夜十二点正,我走到附近一家汽车行,从那里可以监视伊诺钦蒂公寓的大门;我给纳尔冬打电话:

“噢,那一对正在吃啊,喝啊,寻欢作乐,打得火热呢。你快来替换我吧,要不,我撒手不干了,回家去了。”

纳尔冬说,他马上就来。果然,大约过了二十分钟,纳尔冬来了。我简单地把钉梢的情况向他作了汇报,把我记事簿上的那两页或许三页纸交给他,还说了几句俏皮锋利的评论,尔后,我终于脱身,回家睡觉去了。

大约有两天时间,我没有见到纳尔冬,虽然心里巴不得他来找我。可是,眼看浸透了我的汗水的那三千里拉还没有着落,我只好给纳尔冬打了个电话。他约我在科隆那广场会面。

他一瞧见我,马上怒气冲冲地向我迎来,几乎把我撞倒:

“你干的好事,差一点儿毁了我。”

“怎么啦?”

“你钉梢的女人,压根儿不是我指给你的那个,搞乱了套。”

“这不可能。”

“你跟的那个女人,是一个护士。”

“是护士?”

“是的,而且是挺有名气的护士。”

“那么,伊诺钦蒂呢?”

“告诉你吧,你钉上的那个女子她昨天一直在照料身患重病的伊诺钦蒂的老。根本没有什么美味的晚餐,谈情说之类的玩意儿。将近三点钟,老太太去世了,那可怜的姑累得疲力尽,便到伊诺钦蒂的公寓去休息了。你知道她平时住在哪儿吗?就是少女喷泉附近那座古老的建筑,你以为极其可疑的地方,她租了一间带家具的房子,可以随意出入。好极了,我应当向你贺喜,你真是个了不起的侦探。”

仿佛被木棒当头敲了一记,我痴痴地站在那里发楞。不过,我又产生了好奇心,想弄明白我怎么会出了这样的差错。不过,我很快便恍然大悟:我没有看清楚我钉梢的那个女子的面孔,她就上了公汽车;汽车上有一个女护士,穿着跟她一样的红雨衣。我蠢得象头牛,不分青红皂白就钉上了她,而放过了真正的目标。纳尔冬又对我说:

“这些事情是我从她那儿打听来的。当我发现她不是我要跟踪的女子,便走到她的跟前,把我的来历和任务一五一十对她说了,这可怜的女人很客气地把事情都告诉我了。你知道,最后她说了什么吗?她说:‘我记得钉我梢的那个年轻人。在公汽车里,他的举动可实在不体面,我不得不叫他放老实点儿。’塞拉费诺,我真没有料到你还有这一手。我要提醒你,钉梢,可以说是极其严肃的工作,是重要的任务。”

“我敢发誓,那不是事实。”我大声抗议。

纳尔冬冷冷地说。

“得了,男人嘛,都是追逐女子的猎人。你头脑发热,以为这是一个轻浮的女人。好吧,给你一千里拉和一包香烟。我不想跟你多啰嗦了。”

【鉴赏】:

这篇小说是意大利现代著名作家莫拉维亚的代表作之一。莫拉维亚善于把错综复杂的现实生活中最普通、最平淡无奇的横断面截取下来,进行艺术典型化的构思,熔铸成概括凝练的作品。短篇小说《红雨衣》正是如此。

小说描写了一个下层人物“我”的一段经历。“我”,因为没有固定工作,所以“有许多职业摆在面前”,“我”干过许多事,这里叙述的只是其中的一件:“我”受人委托,也为挣钱吃饭,去干了一天钉梢的工作,不料因为受寒“打了个喷嚏,”没看清对象,结果白白辛苦了一个下午和一个晚上。作品的情节就这么简单,而且似乎显得很偶然,很可笑,然而透过偶然和可笑的表面,我们便可以看到战后初期意大利下层人民的悲惨生活。

小说通过各种手段,突出地展示了主人公钉梢的苦辛。“细雨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我撑着雨伞,目不转睛地盯着公寓的大门,我的一双眼睛是这样直勾勾地瞧着那大门,以致我不时恍然觉得,眼前幻现出不止一个,而至少是两个、甚至三个大门。”由此可知,主人公“我”注意力是多么的集中,这样高度的集中注意力连续几个甚至十几个小时,对人的体力、神,无疑是一种摧残。小说还通过“我”之口,展示了“我”的心理。“我象傻瓜似地站在那里,风吹雨打,而那楼上……。他们是幸运儿,可我呢,却在干这该诅咒的工作!”小说中这种强烈的对比描写出现过多次,“我”的苦辛,正是在这种对比中被鲜明地突出出来。“我”并不是不知道这一点,然而生活迫使“我”去忍受它,因为三千里拉对于一个没有固定职业的人来说,毕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然而“我”最后却因为钉错了对象,不但没有拿到“浸透了我的汗水的那三千里拉,”还受到纳尔冬的一番奚落。小说直到结尾,才使读者真正了解第一段末尾的话;“没有一样东西,能够象失业那样妨碍你成为一个人,一个有家庭、固定工资和可靠的职业的人”的真正含义。

小说还通过盯梢对象与盯错了的对象(女护士)的对比,反映出意大利社会两个不同阶层的人士对待生活的截然不同的态度:一个是“每天都睡懒觉,总是一点钟才起床”,只知道谈情说”游手好闲的女人”;一个是“步子急促,坚定、有力”,对生活充满信心,努力工作,对他人充满的“护士”。在这种对比中,我们不难看出作者的褒贬、憎。而这种对比,正是通过“我”的眼睛观察出来的:我在听到纳尔冬的介绍之后,见到的却是另一种女人,她有严肃的外表、“温柔悦耳”的声音,是“一个刚健绰约。生气勃勃的女子”,这样写,一方面给后面的结果埋下伏笔,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情节的跌宕起伏,扑朔迷离,促使读者看下去。

总之,“我”既是生活的旁观者,又是生活中的主人公,作者通过“我”这个人物的活动,就为我们展示出立体的生活画面,表现出丰富的生活容,这正是作者选择“盯梢”作为题材的独具匠心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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