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多年前的事了，但它却一直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八岁那年的一天，一妈一妈一发现家里没有白糖了，就拿钱叫我去买白糖。因为没有零钱，她就把一张百元大钞给了我，叫我千万小心，不要弄丢一了。我说了声：“知道了。”便接过钱，高高兴兴地上街去了。
我来到一家小商店，把100元钱递给店主说：“叔叔，我买一斤白糖。”店主收了钱后，称了一斤白糖给我，然后找给我8元钱。我说：“叔叔，我给你100元，一斤白糖两元钱，你应该找给我98元才对呀。”店主说：“你给我的是10元，不是100元。”我说：“我给你的就是100元。”人高马大的店主不耐烦地把8元钱扔过来，骂道：“你小小年纪，竟然耍赖，还不快滚！”
对于年少的我来说，这种情况已超出了我的思维。于是我只好拿着一斤白糖和8元钱。回到家哭哭啼啼地向一妈一妈一诉说。一妈一妈一说：“别哭别哭，你在哪个商店买的白糖？快带一妈一妈一去。”
一妈一妈一带上一斤白糖，跟我一起来到了那家商店。一妈一妈一对店主说：“我女儿刚才在你这里买一斤白糖，给了你100元钱，你怎么才找回8元？”店主说：“你女儿给我的是10元，不是100元。”一妈一妈一说：“那100元是我给她的。”店主说：“你给她100元，并不代表她给我的也是100元。你还是问问你女儿，还有90元到哪去了？”我气得说话都结巴了：“那……那100元我……我一分没花，我亲眼看……看着你放进一抽一屉里的！”
这时，店主打开左边那个一抽一屉，掏出好几张百元大钞，粗声大气地说：“我的一抽一屉里，100元的钱多着呢。这张，这张，这张，还有这张，难道都是你的？”店主把那些百元大钞一一摆在柜台上。一妈一妈一说：“你有多少钱我管不了，我只要回我的90元，你再不给，我就要报警了。”店主说：“我还要报警呢，你在我的店里无理取闹，影响我的生意，我要你赔偿损失。”
店里围了不少看热闹的人，他们怂恿说：“对，报警。”店主眼珠一转，也许是想到反正口说无凭，警察来了也弄不清楚，于是他就报了警。
十几分钟后，警察来了，一妈一妈一和店主依然各执一词。警察对一妈一妈一说：“你说给了店主100元，有什么证据吗？如果没有证据，我只好请你离开，因为你确实影响了人家的生意。”店主斜乜了一妈一妈一一眼，挑衅说：“证据呢？拿出来呀。”一妈一妈一说：“我那张钱，在100中间那个‘0’的正中间，扎有一个小小的针眼儿的。警察同志，请您仔细检查一下，看有没有我那张钱。”
警察拿起柜台上的那几张百元大钞，一张张仔细检查，真的发现一张百元大钞中间那个‘0’的中央扎了一个小小的针眼儿。警察训斥了店主几句，叫他赶快找90元给一妈一妈一。一妈一妈一说：“这一斤白糖让我看着就难受，我要退货。”
结果，一妈一妈一把白糖退给了店主，要回了自己扎有针眼儿的那张钱。回家的路上，我问一妈一妈一：“一妈一，你怎么想到在钱上扎针眼儿的？”一妈一妈一说：“外面有好人也有坏人，不能不多个心眼儿啊！”
这么多年过去了，当我平安地度过人生的一个又一个关口时，愈加感觉到了一妈一妈一那份心眼的可贵，它教会了我如何更加清楚地认识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