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一年开始了，你有什么想法？”
一九五五年的元旦，所长这样问我。
我说惟有束身待罪，等候处理。所长听了，不住摇头，大不以为然地说：
“何必如此消极？应当积极改造，争取重新做人！”
一九五四年年底，我在检察人员拿来的最后的文件上签字时，也听到这样的话：“努力改造吧，争取做个新人。”
这些话使我感到了安心，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我的悲观消极态度。我陷入了深深自卑的境地里，相形之下，对于宣判的担心倒在其次了。
有一天，在院子里休息的时候，来了一位新闻记者，拿着照相机在球场上照相。“检举认罪”结束之后，管理所里恢复了从前的办法，不再是分组轮流而是全体同时休息，而且比从前多了半小时。院子里很热闹，打排球的、打乒乓球的、谈天说地的、唱歌的，干什么的都有，都被记者收进了镜头。他捧着相机东照西照，后来镜头对着我来了。跟我站在一起看球的一个前伪满人员发现了记者的企图，忽然转身走开，并且说了一句：“我可不跟他照在一块儿！”接着，别人也走开了。
三月间，一些解放军高级将领到抚顺来视察沈陽军区管辖下的战犯管理所。所长把我和溥杰叫了去。我一看见满屋是金晃晃的肩章，先以为是要开军事法庭了，后来才知道是将军们要听听我的学一习一 情况。将军们的态度都非常和蔼，听得似乎很有兴趣，并且问了我的童年时代和伪满时期的生活。最后有一位带一胡一 子的首长说：“好好学一习一 、改造吧，你将来能亲自看到社会主义建设实况的！”在回去的路上，我想起说话的好像是位元帅，而溥杰告诉我说，其中怕还 不止一位元帅。我心中无限感慨，曾经被我看做最不容我的共一产一党一 人，事实上从看守员到元帅无一不是拿我当做人看的，可是同犯们连跟我站在一起都觉得不能容忍，好像我连人都不是了。
回到屋里，我把元帅的谈话告诉了同伴们。当过伪满驻日大使的老元，是脑子最快的人，他说：“恭喜你啦，老溥！元帅说你看得见社会主义，可见你是保险了！”
别人一听这话全活跃起来，因为像我这样的头号汉一奸一能保险，他们自然更保险了。
检举认罪结束后，很多人心里都结着个疙瘩，对前途感到不安。老宪从开始检举认罪以来就没笑过，现在也咧开嘴，亲一热地拍着我的肩膀说：“恭喜恭喜，老溥！”
检举认罪结束后，不但在院中休息时不禁止一交一 谈，而且白天监房不上锁，偶尔也有人串房门，因此这个喜讯很快地传到了别的组，一所里全知道了。到了休息时间，院子里还 有人在议论。我这时想起了我的侄子们和大李，从检举认罪以来总不一爱一答理我，这个消息必定也会让他们高兴，可以用这个题目找他们叙叙。我听到了小固唱歌的声音——这个最活跃的小伙子，跟看守员和卫兵们已学了不少的歌曲，现在正唱着《二小放牛郎》这支歌。我顺着声音，在一操一场角上的一棵大树旁找到了他和小秀。可是不等我走到跟前，他们已离开了那地方。
四月间，所方让我们一所按照七所日本战犯那样选举出了学委会。学委会是在所方指导下，由犯人们自己管理自己的学一习一 、生活的组织。学一习一 与生活中发生的问题，学一习一 讨论会和生活检讨会的情况，由它负责集中起来向所方反映，并且要提出它的看法和意见。学委会有委员五名，由选举产生，经所方认定。除一名主委外，四名委员分工管学一习一 、生活、体育和文娱。各组的学一习一 组长和生活组长跟它的学一习一 委员和生活委员每天联系一次，汇报情况。这个组织的成立，让犯人们感到很兴奋，觉得这是所方对我们的改造具有信心的证明，有些人从这上面更意识到了思想改造是自己的事。后来事实证明，这个组织对我们的改造具有重要意义。不过在它刚成立的那段时间里，我的心情却跟别人不一样。这五名委员中，有两名是我的家族，他们是在检举时对我最不留情面、最使我感到无地自容的人：一个是老万，担任主委；一个是小瑞，担任生活委员。
学委会成立不久，便通过了一项决议，要修一座运动场。我们原先用的运动场是日本战犯修的，现在要自己平整出一块地方，做我们一所的运动场。生活委员小瑞负责组织了这次劳动。第一次上工，我就挨了他一顿当众申斥。在站队点名时，我忘了是为了什么琐碎事，照例拖拖拉拉，落在别人后头。我边系着衣扣，边向队伍这里跑着，忽然听见了一声喊：“溥仪！”
“来了来了！”我答应着，跑到排尾站下。
“每次集合，你都是迟到，这么多的人只等你一个，一点都不自觉！”他板着脸，大声地向我申斥，“看你这一身上下，邋里邋遢！扣子是怎么扣的？”
我低头看了一下，原来扣子都扣错了眼儿。这时全队的人都扭过头来看着我，我的手指哆嗦得连扣子都摸不准了。
我甚至担心过，生活检讨会的记录到了他们手里，会给我增添一些更不利的注解。这时我们组里的生活检讨会，已经很少有从前那种不是吵嚷一气，就是彼此恭维一番的情形了，比较能做到言之有物，至少是比以前采取了较为认真的态度。其原因，一则是有些人去掉了思想负担，或者是对改造有了些认识，因而出现了积极一性一，另则是像过去那种隔靴搔一痒的发言，到了学委会那里首先过不了关。我这时对生活检讨会感到的变化，是别人对我发言完全没有了顾忌，特别是由于新编进这组来的伙伴中，有一个是最熟悉我的大李，而且当了生活组长。人们批评起我的缺点来，经他一介绍、分析，就更能打中要害，说出病根。有了大李的分析、介绍，加上同组人提出的事实材料，再经学委会里老万和小瑞的注解，我还 像个人吗？
我从前在遇到外界的刺激，感到十分沮丧的时候，有时自怨自艾，把这看做是自作自受，有时则怨天尤人，怨命运，怨别人成心跟我过不去，最早的时候，则怨共一产一党一 ，怨人民政一府，怨所方。现在我虽然也怨天尤人，但更多的是怨自作自受，对共一产一党一 和政一府，对所方，却越来越怨不上了。在检举认罪期间，我看完别人给我写的检举材料，知道我一切不愿人知道的全露出来了，政一府方面原先不知道的全知道了，想不到我竞是这样的人，照理说即使不报复我，也要放弃改造我的念头。可是，检察人员、所长以至元帅却仍对我说，要学一习一 、改造，重新做人，而且这种意思贯串在每个工作人员的思想中，表现在每件具体事实上。
一操一场完工后，学委会决定再美化一下我们的院子，要栽花修树，清除杂草，垫平洼坑，迎接五一节。大家都很高兴地干起来了。我起先参加垫大坑的工作，一江一 看守员说我眼睛不好，恐怕掉到坑里去，便把我的工作改为拔草。我被分配到一块花畦边上，干了一会儿，蒙古人老正走到我身边，忽然一把抢走我手里刚拔下的东西，大叫大嚷起来：
“你拔的是什么？呵？”
“不是叫我拔草吗？”
“这是草吗？你真会挑，拔的全是花秧子！”
我又成了周围人们视线的焦点。我蹲在那里，抬不起头来。我真愿意那些花草全部从世界上消失掉。
“你简直是个废物！”老正拿着我拔的花秧子指着我，继续叫嚷。
这时一江一 看守员走过来了。他从老正手里接过花秧子，看了看，扔到地上。
“你骂他有什么用？”他对老正说，“你应该帮助他，教给他怎么拔，这样他下次才不会弄错。”
“想不到还 有人认不出花和草来。”老正讪讪的。
“我原先也想不到，那用不着说。现在看到了，就要想办法帮助。”
从前，我脑子里这“想不到”三个字总是跟可怕的结论连着的：“想不到溥仪这样蠢笨——不堪救药！”“想不到溥仪这样虚伪，这样坏——不能改造！”“想不到溥仪有这样多的人仇恨他——不可存留！”现在，我在“想不到”这三个字后面听到的却是：“现在看到了，就要想办法帮助！”
而且是不止一次听到，不只从一个人口中听到，而且说的还 不仅是要对我帮助。
有一天，我的眼镜又坏了。我经过一番犹豫，最后还 是不得不去求大李。
“请你帮帮忙吧，”我低声下气地对他说，“我自己弄了几次，总也弄不好，别人也不行，求你给修修。”
“你还 叫我伺候你！”他瞪眼说，“我还 把你伺候的不够吗？你还 没叫人伺候够吗？”
说罢，他忿然躲开了我，从桌子的这面转到另一面去了。
我呆呆地立着，恨不得一下子撞在墙上。
过了没有两分钟，只见大李从桌子那面又走回来，气哼哼地拿起了我的眼镜说：
“好，给你修。不过可要说明，这不是为了别的，不过为了帮助你改造。要不是为了这个，我才没功夫呢！”
后来，我在休息时间到新成立的小图书室去想独自散散心，在那里碰见了溥杰。我跟他谈起了心事，说到我曾因为家里人们的态度，难过得整夜睡不着觉。他说：“你为什么不跟所方谈谈呢？”我说：“谈什么呢？人们从前受够了我的罪，自然应该恨我。”溥杰说：“我听说所方也劝过他们，应该不念旧恶，好好帮助你。”我这才明白了大李为什么带着气又从桌子那边转回来。
我那时把帮助分做两类：一类是行动上的，比如像大李给我修眼镜，比如每次拆洗被褥后，别人帮助我缝起来，——否则我会弄一天，影响了集体活动；另一类是口头上的，我把别人对我的批评，放在这类里。所方常常说，要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一交一 换意见，进行互相帮助。我很少这样“帮助”人，而且这时也很不愿意接受别人的“帮助”。总之，尽管大李说他修眼镜的目的是帮助我改造，尽管所方说批评是改造思想的互助形式之一，我还 是看不出任何一类的帮助与我改造思想、重新做人的关系。不但如此，我认为修眼镜、缝被子只能证明自己的无能，换得别人的鄙夷，在批评中也只能更显出我的伤疤和隐痛。不帮助还 好，越帮助越做不得人了。
政一府人员每次谈到“做人”，总是跟“改造思想”、“洗心革面”连着的，但我总想到“脸面”问题，总想到我的家族和社会上如何看待我，能否容忍我。我甚至想到，共一产一党一 和人民政一府即使要把我留在世上，到了社会上也许还 是通不过；即使没有人打我，也会有人骂我、啤我。
所方人员每次谈到思想改造，总是指出：人的行为都受一定思想的支配，必须找到犯罪行为的思想根源，从思想上根本解决它，才不至于再去犯罪。但我总是想，我过去做的那些事是决不会再做了，如果新中国的人容我，我可以保证永不再犯，何须总是挖思想。
我把“做人”的关键问题摆在这上面：对方对我如何，而不是我自己要如何如何。
但是所长却是这样说的：如果改造好，人民会给以宽大。改造不好，不肯改造，人民就不答应。事实上，问题在于自己。
这个事实引起我的注意，或者说，我开始知道一点怎样做人的问题，却是在我苦恼了多少日子之后，从一件小事上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