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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接受改造 一 怎样做人?

发布时间:2017-02-09 20: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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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一年开始了,你有什么想法?”

一九五五年的元旦,所长这样问我。

我说惟有束身待罪,等候处理。所长听了,不住摇头,大不以为然地说:

“何必如此消极?应当积极改造,争取重新做人!”

一九五四年年底,我在检察人员拿来的最后的文件上签字时,也听到这样的话:“努力改造吧,争取做个新人。”

这些话使我感到了安心,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我的悲观消极态度。我陷入了深深自卑的境地里,相形之下,对于宣判的担心倒在其次了。

有一天,在院子里休息的时候,来了一位新闻记者,拿着照相机在球场上照相。“检举认罪”结束之后,管理所里恢复了从前的办法,不再是分组轮流而是全体同时休息,而且比从前多了半小时。院子里很热闹,打排球的、打乒乓球的、谈天说地的、唱歌的,干什么的都有,都被记者收进了镜头。他捧着相机东照西照,后来镜头对着我来了。跟我站在一起看球的一个前伪满人员发现了记者的企图,忽然转身走开,并且说了一句:“我可不跟他照在一块儿!”接着,别人也走开了。

三月间,一些解放军高级将领到抚顺来视察沈陽军区管辖下的战犯管理所。所长把我和溥杰叫了去。我一看见满屋是金晃晃的肩章,先以为是要开军事法庭了,后来才知道是将军们要听听我的学 情况。将军们的态度都非常和蔼,听得似乎很有兴趣,并且问了我的童年时代和伪满时期的生活。最后有一位带 子的首长说:“好好学 、改造吧,你将来能亲自看到社会主义建设实况的!”在回去的路上,我想起说话的好像是位元帅,而溥杰告诉我说,其中怕还 不止一位元帅。我心中无限感慨,曾经被我看做最不容我的共 人,事实上从看守员到元帅无一不是拿我当做人看的,可是同犯们连跟我站在一起都觉得不能容忍,好像我连人都不是了。

回到屋里,我把元帅的谈话告诉了同伴们。当过伪满驻日大使的老元,是脑子最快的人,他说:“恭喜你啦,老溥!元帅说你看得见社会主义,可见你是保险了!”

别人一听这话全活跃起来,因为像我这样的头号汉能保险,他们自然更保险了。

检举认罪结束后,很多人心里都结着个疙瘩,对前途感到不安。老宪从开始检举认罪以来就没笑过,现在也咧开嘴,亲热地拍着我的肩膀说:“恭喜恭喜,老溥!”

检举认罪结束后,不但在院中休息时不禁止 谈,而且白天监房不上锁,偶尔也有人串房门,因此这个喜讯很快地传到了别的组,一所里全知道了。到了休息时间,院子里还 有人在议论。我这时想起了我的侄子们和大李,从检举认罪以来总不答理我,这个消息必定也会让他们高兴,可以用这个题目找他们叙叙。我听到了小固唱歌的声音——这个最活跃的小伙子,跟看守员和卫兵们已学了不少的歌曲,现在正唱着《二小放牛郎》这支歌。我顺着声音,在场角上的一棵大树旁找到了他和小秀。可是不等我走到跟前,他们已离开了那地方。

四月间,所方让我们一所按照七所日本战犯那样选举出了学委会。学委会是在所方指导下,由犯人们自己管理自己的学 、生活的组织。学 与生活中发生的问题,学 讨论会和生活检讨会的情况,由它负责集中起来向所方反映,并且要提出它的看法和意见。学委会有委员五名,由选举产生,经所方认定。除一名主委外,四名委员分工管学 、生活、体育和文娱。各组的学 组长和生活组长跟它的学 委员和生活委员每天联系一次,汇报情况。这个组织的成立,让犯人们感到很兴奋,觉得这是所方对我们的改造具有信心的证明,有些人从这上面更意识到了思想改造是自己的事。后来事实证明,这个组织对我们的改造具有重要意义。不过在它刚成立的那段时间里,我的心情却跟别人不一样。这五名委员中,有两名是我的家族,他们是在检举时对我最不留情面、最使我感到无地自容的人:一个是老万,担任主委;一个是小瑞,担任生活委员。

学委会成立不久,便通过了一项决议,要修一座运动场。我们原先用的运动场是日本战犯修的,现在要自己平整出一块地方,做我们一所的运动场。生活委员小瑞负责组织了这次劳动。第一次上工,我就挨了他一顿当众申斥。在站队点名时,我忘了是为了什么琐碎事,照例拖拖拉拉,落在别人后头。我边系着衣扣,边向队伍这里跑着,忽然听见了一声喊:“溥仪!”

“来了来了!”我答应着,跑到排尾站下。

“每次集合,你都是迟到,这么多的人只等你一个,一点都不自觉!”他板着脸,大声地向我申斥,“看你这一身上下,邋里邋遢!扣子是怎么扣的?”

我低头看了一下,原来扣子都扣错了眼儿。这时全队的人都扭过头来看着我,我的手指哆嗦得连扣子都摸不准了。

我甚至担心过,生活检讨会的记录到了他们手里,会给我增添一些更不利的注解。这时我们组里的生活检讨会,已经很少有从前那种不是吵嚷一气,就是彼此恭维一番的情形了,比较能做到言之有物,至少是比以前采取了较为认真的态度。其原因,一则是有些人去掉了思想负担,或者是对改造有了些认识,因而出现了积极,另则是像过去那种隔靴搔痒的发言,到了学委会那里首先过不了关。我这时对生活检讨会感到的变化,是别人对我发言完全没有了顾忌,特别是由于新编进这组来的伙伴中,有一个是最熟悉我的大李,而且当了生活组长。人们批评起我的缺点来,经他一介绍、分析,就更能打中要害,说出病根。有了大李的分析、介绍,加上同组人提出的事实材料,再经学委会里老万和小瑞的注解,我还 像个人吗?

我从前在遇到外界的刺激,感到十分沮丧的时候,有时自怨自艾,把这看做是自作自受,有时则怨天尤人,怨命运,怨别人成心跟我过不去,最早的时候,则怨共 ,怨人民政府,怨所方。现在我虽然也怨天尤人,但更多的是怨自作自受,对共 和政府,对所方,却越来越怨不上了。在检举认罪期间,我看完别人给我写的检举材料,知道我一切不愿人知道的全露出来了,政府方面原先不知道的全知道了,想不到我竞是这样的人,照理说即使不报复我,也要放弃改造我的念头。可是,检察人员、所长以至元帅却仍对我说,要学 、改造,重新做人,而且这种意思贯串在每个工作人员的思想中,表现在每件具体事实上。

场完工后,学委会决定再美化一下我们的院子,要栽花修树,清除杂草,垫平洼坑,迎接五一节。大家都很高兴地干起来了。我起先参加垫大坑的工作, 看守员说我眼睛不好,恐怕掉到坑里去,便把我的工作改为拔草。我被分配到一块花畦边上,干了一会儿,蒙古人老正走到我身边,忽然一把抢走我手里刚拔下的东西,大叫大嚷起来:

“你拔的是什么?呵?”

“不是叫我拔草吗?”

“这是草吗?你真会挑,拔的全是花秧子!”

我又成了周围人们视线的焦点。我蹲在那里,抬不起头来。我真愿意那些花草全部从世界上消失掉。

“你简直是个废物!”老正拿着我拔的花秧子指着我,继续叫嚷。

这时 看守员走过来了。他从老正手里接过花秧子,看了看,扔到地上。

“你骂他有什么用?”他对老正说,“你应该帮助他,教给他怎么拔,这样他下次才不会弄错。”

“想不到还 有人认不出花和草来。”老正讪讪的。

“我原先也想不到,那用不着说。现在看到了,就要想办法帮助。”

从前,我脑子里这“想不到”三个字总是跟可怕的结论连着的:“想不到溥仪这样蠢笨——不堪救药!”“想不到溥仪这样虚伪,这样坏——不能改造!”“想不到溥仪有这样多的人仇恨他——不可存留!”现在,我在“想不到”这三个字后面听到的却是:“现在看到了,就要想办法帮助!”

而且是不止一次听到,不只从一个人口中听到,而且说的还 不仅是要对我帮助。

有一天,我的眼镜又坏了。我经过一番犹豫,最后还 是不得不去求大李。

“请你帮帮忙吧,”我低声下气地对他说,“我自己弄了几次,总也弄不好,别人也不行,求你给修修。”

“你还 叫我伺候你!”他瞪眼说,“我还 把你伺候的不够吗?你还 没叫人伺候够吗?”

说罢,他忿然躲开了我,从桌子的这面转到另一面去了。

我呆呆地立着,恨不得一下子撞在墙上。

过了没有两分钟,只见大李从桌子那面又走回来,气哼哼地拿起了我的眼镜说:

“好,给你修。不过可要说明,这不是为了别的,不过为了帮助你改造。要不是为了这个,我才没功夫呢!”

后来,我在休息时间到新成立的小图书室去想独自散散心,在那里碰见了溥杰。我跟他谈起了心事,说到我曾因为家里人们的态度,难过得整夜睡不着觉。他说:“你为什么不跟所方谈谈呢?”我说:“谈什么呢?人们从前受够了我的罪,自然应该恨我。”溥杰说:“我听说所方也劝过他们,应该不念旧恶,好好帮助你。”我这才明白了大李为什么带着气又从桌子那边转回来。

我那时把帮助分做两类:一类是行动上的,比如像大李给我修眼镜,比如每次拆洗被褥后,别人帮助我缝起来,——否则我会弄一天,影响了集体活动;另一类是口头上的,我把别人对我的批评,放在这类里。所方常常说,要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 换意见,进行互相帮助。我很少这样“帮助”人,而且这时也很不愿意接受别人的“帮助”。总之,尽管大李说他修眼镜的目的是帮助我改造,尽管所方说批评是改造思想的互助形式之一,我还 是看不出任何一类的帮助与我改造思想、重新做人的关系。不但如此,我认为修眼镜、缝被子只能证明自己的无能,换得别人的鄙夷,在批评中也只能更显出我的伤疤和隐痛。不帮助还 好,越帮助越做不得人了。

府人员每次谈到“做人”,总是跟“改造思想”、“洗心革面”连着的,但我总想到“脸面”问题,总想到我的家族和社会上如何看待我,能否容忍我。我甚至想到,共 和人民政府即使要把我留在世上,到了社会上也许还 是通不过;即使没有人打我,也会有人骂我、啤我。

所方人员每次谈到思想改造,总是指出:人的行为都受一定思想的支配,必须找到犯罪行为的思想根源,从思想上根本解决它,才不至于再去犯罪。但我总是想,我过去做的那些事是决不会再做了,如果新中国的人容我,我可以保证永不再犯,何须总是挖思想。

我把“做人”的关键问题摆在这上面:对方对我如何,而不是我自己要如何如何。

但是所长却是这样说的:如果改造好,人民会给以宽大。改造不好,不肯改造,人民就不答应。事实上,问题在于自己。

这个事实引起我的注意,或者说,我开始知道一点怎样做人的问题,却是在我苦恼了多少日子之后,从一件小事上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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