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人如同你说的，陈卓然对南昌说，阿明是个小市民。你，我，我们，总是以鄙夷的表情说这三个字：小市民。事实上，小市民是什么？小市民是公民，这个阶层的诞生表明民主制的城邦的建成。法国大革命的街垒战，战士是谁？是巴黎市民。他们最要求共和国制，最反封建王室，他们是革命的力量。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生存形式是最依赖平等，自由，民主，这三项原则。此话怎讲？南昌问。陈卓然继续，城邦，城市，城，为它的居住者提供了什么？就是组织。它将他们联合起来，肜成互助的形式。有生产资料的提供生产资料；有劳动力的提供劳动力；有头脑的提供思想。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分工，社会分工必须在一个可以交换能力，互换功用的结构里才能实现，而这种结构一定是以平等为前提。在农业社会里，南于土地所属不平均，劳动力因体能的差异也不平均——而城市具有的更大范围的生产活动，这种差异便体现为多样性得以互换，就是我们所说的“各尽其能”——在农业生产中，所需功能是单一的，由于生产工具的不进步，体能成为主要的能力，尽管新民主主义革命中，解决了土地的问题，但体能的差异依然存在并且将再次划分阶层。人民公社以土地公有制再次调节差异，同时又以“工分”的方式承认了差异。此外，还有一项无法平均分配的重要财富，那就是宗族。这是几千年农业文明形成的无形的行政，曾经有效地管理着农业社会，但是它也彤成了不平等制度。人丁兴旺的宗族，决定了他们在乡间占有更多资源，包括司法，舆论，甚至武装。土地革命，人民公社，削减了宗族的力量，但是它依然潜在地起着作用，因为这是和农村的居住形式，生产形式联系在一起的。这也就是我们说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而在城市，这后天的社会里，居住者无法携带他们在土地上的条件，事实上，他们往往是丧失了土地上的生存条件，两手空空地投奔城市而来。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流氓无产阶级”。城市这地方，就是流氓无产阶级的天下。有没有看过《约翰？克利斯朵夫》？耶南一家破产后来到巴黎，一下火车看到的，就是拥挤的车马，泥泞的马路，肮脏的破车，车夫敲他们竹杠，旅馆的茶房也敲他们竹杠，碰到的都是诈骗犯。再说上海，那些冒险家，哈同，沙逊，你以为是什么？都是外国流氓，外国流氓无产阶级。你看，城市这地方，连国籍身份都可以不要的，凭着个人独立的奋斗，就可以立足。破产的耶南一家，什么都没有了，来到巴黎，做什么？教钢琴。因为互换与分配劳动的规模大，组织形态周密，反而，可以不依赖别人，生存。阿明他，就生活在这一个先进的社会体系里面。
你有没有观察过阿明这个人的表情？陈卓然问南昌。南昌不置可否，陈卓然一笑。你大约从来没有注意过，在你心里，已经存有偏见，认为那是来自一个保守阶层的人，并不会持有特殊的性格，他们大都没什么远见，也缺乏激情。可是你知道，在他平淡的表情之下，有着什么样的内心生活呢？那甚至都不为他自知。你有没有去过阿明生活的区域？我去过。那里有一个老头，住在四壁高墙之中，那墙叫做烽火墙，极高，极陡，是一种较为古老的防御工事，防火，防盗。但墙上有了深深的裂纹，显出颓圮的迹象。里面的家族已经四散，陆续离去。在近代的政治变革中，这一份私有财产也不断被削割，被侵吞，被占地开设工场间。可就有那么一个老头，一直驻守其中。我走在四面高墙外边，觉着那老头，就是这宅邸的心脏。在那逼仄弯曲的街巷里，还有一对老年夫妇，你知道他们每天的功课是什么？数米。上午数出的米中午下锅，下午数出的米晚上下锅。这就是他们的内心生活。不是为生计劳苦，也不是纯精神活动，是在两者之间，附着实物而衍生内心。他们看上去是有些闷的，不大有风趣，其实是有着潜在的深刻的幽默。这种幽默不是作为风格来表现的，而是对世界——说世界是太大了，他们大凡没什么世界的概念，他们格局比较小，只注意自己的——那么就说是对小世界的看法。就比如说那老头，一个人驻守在老祖宗的房子里，看着那房子一点一点被蚕食，一点一点颓圮，他靠什么支撑？你以为靠坚韧？错！倘是坚韧，早就折断了，靠的是幽默。那数米的老两口也很幽默呢！他们把人生，生活看成是一场喜剧。不是说悲剧是将有价值的撕毁给人看，喜剧则是将无价值的撕毁给人看？在他们呢，先是要将有价值的看作是无价值的，然后再看着它撕毁。有没有听说过董家渡夜鬼案？董家渡也是个有趣的地方，它周遭拥簇着的路名：南仓街，成瓜街，外咸瓜街，盐码头街，王家码头路，白渡路，陆家渡，杨家渡……你可以想象那万舸争流，商号林立的旧式的繁荣。那董家渡夜鬼案，说的是董家渡有一阵子，每到入夜，就会出现一个大头怪物，过路人每每落荒而逃，大头怪物则紧追不放。后来巡捕房出动捉鬼，却原来是个赌徒，输尽家资，拦路抢劫。这就是市民社会的鬼，市民社会的祛魅，都是物质打底的，这就是实打实的市民心。有了这实打实的心，才有了一种笃定，可以看着祖宗的房子一寸地一寸地败落掉，也可以一粒米一粒米数出饭食下肚。这其实就是历史观，什么唯物也好，辩证也好，在他们全是教条。他们求的是实际，现实的可见的衣食饱暖，也就是物质基础。所以，他们没有空想，你可以视作是没有思想，事实上呢，是不自觉，思想和生计在他们合而为一，是自给自足。对，就是自给自足。阿明的表情就来源于此。
陈卓然继续说道，他们没有一点虚无。既没有赤贫的无以生存的天地不仁之叹，也没有吃饱了撑的，专攻思想劳动。所以，他们就是浅薄的，而且粗鲁。可是，他们很有力量。他们的力量在于，他们体现了生活的最正常状态，最人道状态。这状态就是一日一日过下去，如同数米一样。你也许会觉得没有戏剧性，是的，革命是有戏剧性的，可是革命是英雄的业绩。革命将人群生生划成好和坏，善和恶，敌和友，英雄和狗熊，而绝大多数人是不应该受到这种甄别的考验。绝大多数人只是，怎么说，一种数米的生涯。他们有权利在不经受考验的前提下过道德的生活，他们有权利不损人地过一种利己的生活，这就是人道。这其实就是我们的思想者苦思冥想，革命者浴血奋战的人间生活。奇怪的是——我有时候真觉得奇怪——真实地对着这种人间状态，我们却不认识了。社会在经过不自觉的震荡，错接错拼，咬合松开，逐渐协调运行，生成养成了这群体，我们所说的小市民，他们身体力行着我们对于人类社会的理想。这理想在提倡的时候总是激昂的，实现时难免趋于平淡，夸张的部分消除了，我们看出了的是“庸俗”两个字。这多么不公平啊！我喜欢看阿明的表情。陈卓然微笑了一下，他已经有多久没看见阿明了？曾经有那么一个月到两个月的时间，他们天天见面。
那是一种不自觉的表情，几乎是神迹。周遭发生那么多大事情，他不是不感觉，而是按着他自己的方式感觉。好比你做你的，他行他的。你说是风马牛不相及，领不到时代精神，可是谁知道呢？谁知道历史在哪根枝节上不停地延伸下去，形成时代潮流。所以阿明能够完全忠实于他自己的方式，是因为他有一种，也是不自觉的自守的力量。这力量不知在哪一节上会促成嬗变，我感觉阿明已在经历嬗变，而我完全无从预计，他嬗变的方向。自然，你我都在经历嬗变，也不知道向什么方向去。不要以为这个阶层注重实际，没有思想，他们只是不自觉，思想在不自觉中会往某一处积聚，产生思想者。马克思不也是市民吗？恩格斯也是。同样，这个阶层也有着不自觉的诗情，海涅，席勒，都是市民，李白也是。当年的长安，瓦肆勾栏，车水马龙，举袂蔽日，挥汗成雨！何其繁荣，那是盛世的子民啊！古代的雅典，一定也是如此。第欧根尼，你知道吗？他提着灯在雅典大街漫步，寻找诚实的人。哲学家苏格拉底，你知道吗？他的思想怎么来的，就是聊天。他在街巷和集市走来走去，不时站住脚与路人攀谈。阿明曾经和我说起过他的绘画老师，一个礼拜堂花匠的儿子，他教阿明画画，就好像师傅带学生意的。比如说，让他练速写，要快！就是练手艺。这就对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米开朗琪罗，他是什么？手艺人。他给教堂画壁画，天顶画，给陵墓做雕像，不就是个T匠吗？然而，艺术产生了。我们家楼下——陈卓然向窗外指了指，前边是大马路，所谓十里洋场，繁华世界，后面，是什么？柴米油盐。在我小时候，就时常看见，摩登的橱窗前边，走着一个穿睡裤的男人，摇着蒲扇，真可谓“胜似闲庭信步”。我总是想，这是谁家的爸爸？现在我知道，这就是阿明的爸爸！他走来走去，偶尔停下脚，因为迎面遇见熟人，打个招呼，有时候就会聊起来，说上一阵子。你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家长里短，茶咸饭淡，未必就不是哲学，只不过他们没有自觉。苏格拉底有自觉，但自觉是从不自觉里生长出来的，也就是从“自然王国”走向“必然王国”。那不自觉的一段非常重要，它是无限自由，没有一点规限地发展，尽情发展，以自身的逻辑执着地开拓——在荒地上开拓道路，横一道，竖一道，可能最终不过又回到原先的起点，可能最终走上歧途，亦可能迷失，可是，资质优秀者，就是通常意义上说的“天才”，他们具有格外充沛的活力，思想力，他们将会有嬗变来临。
阿明是这样的优秀者吗？南昌问，陈卓然说不知道。事实上，很可能不是一个“阿明”能达成嬗变，而是许多个，甚至许多代“阿明”才可达成。市民社会不是个出英雄的社会，因为不需要，它是愚公移山式的。要做加法，求量的总和。一点一点变数积累起来，最后达成嬗变。但是这嬗变将落实于什么人，或者什么事件？这是一个我目前还未解决的问题。也许需要一个契机，什么样的契机？所有的理论都是抽象地描述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马克思解释路易？波拿巴政变，是从拿破仑一世在法国共和八年雾月十八日的政变说起，历数七十年法国社会变化的多种原因，逻辑上都是对的，可是最终促成事变，总归要有一件具体的事故，具体到“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具体到偶然，好比牛顿从苹果落地发现万有吸引力。那一只苹果，是来自于上帝的启灵，就是说上帝的选择，选择某一个人来担任嬗变？这么说来，一个理智的民主社会又回去了，回去有神论，继而又走向神坛，王权，霸业？老实对你说，这个问题我还没解决，材料太少。我缺乏材料，缺乏思想武器，我还需要学习。有时候，我真觉着这时代很荒芜，四顾茫然；又有时候，这时代则以特别丰饶的面目出现，枝蔓横生，盘结纠缠，依然四顾茫然。不能埋怨时代，该给的其实都给了，就看我们有没有力量。还是让我退回来一些，回到市民的问题上，现在，近到我们的身边，就是这么一个物质、精神的平均分配集合体，阿明就是其中的一个！
那么，我们呢？南昌问，我们是谁？我们？陈卓然沉吟着，问得好！我们是谁？我们是新市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