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述敦煌，无法回避王道士。
王道士就像一道坎，绕过他，博大精深的敦煌学便是一片虚无；面对他，我们又会平添几分纠结、几分惆怅。
看过王道士仅存于世的一张照片——这是那个叫斯坦因的英国人给他拍摄的。就是这个斯坦因，像一条闻腥而至的猎犬，于十九世纪初远涉重洋来到敦煌，费尽心机取得了王道士的信任，用四十锭马蹄银换取了堪称无值之宝的万卷经书。此后，又有几个外国探险家接踵而至，以极少的银两从这个叫圆箓的道士手中，盗买了大量经卷、佛画、印本、文书。苍天无语，国宝外流，王道士也因此背负了百年骂名。
照片上的王道士个子不高。他身着道袍，神色黯然。眉眼气宇之间，似有几分茫然，几分无奈。
王道士的茫然是有理由的。是佛缘的感应，还是上天的眷顾？总之，衣食无着、浪迹四方的王道士一脚踏入已然荒凉破败的敦煌，就像倦鸟归林。从此，便把重现千佛洞曾经有过的辉煌当做自己的理想，四处奔波、苦口劝募、省吃俭用、集攒钱财，用于修补佛窟，清理淤沙。一九〇〇年五月二十五日，那本该是一个石破天惊的日子，但是在积弱难返的晚清王朝，它却如初夏的一缕微风，没有在历史的长河中掀起任何波澜：王道士雇用的一个做文案的贫士，在十六号窟的墙壁上无意磕打烟锅，觉得似有空音，疑为暗室，遂禀告王道士。就此，藏书五万余册的藏经洞像一位闺阁深藏的少女，在被时光的尘埃遮蔽了千年之后，极不情愿地向世人展露了她诱人的神韵。王道士虽然腹无诗书，但是浪迹天涯的人生阅历告诉他，这一发现也许非同寻常。于是他下至县令，上至慈禧，或游说或上书，结果，不是遭人冷遇，泥牛入海，就是被敷衍了事。从一九〇〇年发现藏经洞到一九〇七年英国人斯坦因闻讯赶来，长达七年间王道士不遗余力地奔走呼号，却没有引起任何一级官吏的重视。修缮莫高窟、保护藏经洞，也未曾得到官方一两拨银。王道士怎么能不茫然？
王道士的无奈尤其令人心酸。千年的佛教艺术宝库却由一个对佛教知之甚少的道士来维护，这是历史的悲情表露，还是现实的无奈苦笑？我们不得而知。我们知道的是：北京六国饭店乳白色的莲花灯下，当身着燕尾服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从他费尽心力盗买的敦煌文物中挑选出数件卷子装裱后进行炫耀时，围观的中国达官显贵除了摇头晃脑啧啧称奇外，竟无一人为国宝流失略表惊诧。王道士先后出售给外国探险家的四万余件敦煌文物，在该国国家级的图书馆、博物馆都得到了妥善的珍藏与保管；而留存于国内的一万余件敦煌经卷却流失严重，损坏异常。晚年，王道士曾经装疯卖傻。因为，美国人华尔纳给他的几十两银钱竟被夸大成十万银元，当地村民们因此去找王道士要求分享，否则就以死来威胁他。可怜王道士为保护千佛洞倾其半生精力，向外国冒险家出售的敦煌文物所得，在没有任何监管的前提下全部用在了千佛洞的维修和保护上，到老竟有此劫，死后骂声如潮，他怎么能不无奈？这无奈又岂能不令人酸楚？
王道士当然有令人愤怒的地方：比如，他不该拿着刷子蘸着白灰，刷去自以为灰暗的几孔石窟壁画；他不该廉价出售写卷、印本、画幅，无论他是出于多么高尚的目的；他更不该在千佛洞经卷被洗劫一空后，收受了美国人华尔纳一点小钱，就听凭他用洋布、树胶粘去了二十余幅洞窟壁画。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不该”放在一个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对于一个不懂佛教、近乎文盲的道士来说，是不是有些苛求？
据说，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在离开敦煌启程时，这位蓝眼睛、黄头发的英国绅士曾回过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一位青年诗人说，那是一个古老民族正在淌血的伤口。诗人的感慨不无道理。只是，一个王朝的昏聩能由一个道士负责吗？一个民族的悲哀该让一个道士“埋单”吗？按照道家戒律，道士死后不得建塔，王圆箓的弟子们还是为逾八十而终的师父修建了一座很气派的道士塔，并在碑文上记述其功德。时下，这座墓塔就在敦煌景区的门口。游人如织，却很少有人在它面前驻足。是的，比起婀娜多姿的飞天壁画，形态各异的洞窟大佛，它实在微不足道。可是如果没有墓塔中的主人，令世界惊诧的千佛洞也许早已被滚滚黄沙淹没；浩瀚精深的敦煌学也将无从谈及了。
夕阳西下。我伫立塔前，也回首眺望了一下西天。那里，晚霞片片，如火如荼，就想，那该不会是民族伤口滴出的血珠浸淫的吧？毕竟，离以飞天壁画称绝于世的敦煌不远，酒泉卫星发射基地已经把“神七”“神八”成功地送上了天，圆了中国人几千年的“飞天”梦。王道士如果塔中有知，该会绽出难得的笑容吧？只不过，那笑容是委屈还是自责，抑或两者兼有，就只有他自己能解个中滋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