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皮书的文化密码
文/蒋蓝
批评家朱大可居于上海，他不但是海派文化的另类，而且也是当代中国文化高分贝的“枭鸣者”和忠诚的守夜人。多年以前，他从诗学评论的象牙之塔出走，在大众文化批评的视域开辟出自己的园地，以其独特的“朱氏话语”高起高打，宛如清风突然与冰雹合谋，在密集的散点式扫射中，暗藏了一剑封喉的杀着。几年前，他以一篇《抹着口红闯荡文坛》的大作，在完成了对余秋雨的文化终极审判之余，不但宣布了他的洋插队生涯的提前结束，也昭示了当代中国文化的奥德修斯的归来。
如果说，前两年出版的《话语的闪电》和《流氓的盛宴》更多的显示的还是才气和戾气，那么，新近由花城出版社出版的随笔选集《记忆的红皮书》则展示了朱大可相对丰满的个人造像。在本书9个板块的组成部分中，从未正式发表过的几篇小说和长诗，无疑会进一步激发读者的好奇心。就像我们非常渴望目睹阿德尔曼穿上姚明的球衣，站在比赛场里，为我们演绎一番神乎其神的普林斯顿打法一样。如此难得一见的场面，竟然被朱大可真实地执行了一回，如果你错过，就很可惜了。但本书的关键词却是“记忆”，是一个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末期的学人，让自己的经历在解构主义的显影液中完成了一种反讽的定型和创造，其意义自然是多重，甚至显得有些伤感。朱大可在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时指出，“红皮书”不是外交辞令的集合，而是关于毛时代及其后毛时代的意识形态代码。它是个人记忆，同时也是一个时代的映射。当然，本书里还有一些其他部分跟记忆无关，而是哲思的结果。在我看来，《记忆的红皮书》均与记忆有关，就像我们之所以写作，仰仗的唯一资源就是记忆一样，记忆的符码一直在墨水中蛰伏，并悄然牵引着我们笔端的鲜花或者雷霆，从而勾勒出一个人的价值趋向。
我出生于1960年代，我在本书中《1967年的鸡血传奇》《领与袖的红色风情》《大革命时代的邻人们》等篇章里，不但读到了少年朱大可十分敏感的心灵轨迹，也仿佛看到了幼年的自己，在塞满标语、口号、臂章、拳头、红茶菌、甩手疗法、蜂窝煤、样板戏的弄堂里“茁壮成长”的身影。这就意味着，1960年代对当时的孩子来说是双重性乃至多重性的，它是狂欢和苦难的复合体，是激情主义与理想主义煮为一锅烂粥的混沌。混沌滔滔，朱大可用瓦片装稀饭的方式，移之于解构的显微镜下，让我们有幸目睹了集体的病变及其哀痛。“我的记忆试图还原这种彼此矛盾的经验。这是今天许多年轻人所难以理解的。在单一思维的教育下，人们只学会了线性的逻辑，而不懂得生活本身是无限多样的，甚至是自我悖反的。”也只有这样，在我们返回往事的河床时，我们不但可以重新凝聚那些垮塌的沙上建筑，也可以得到那些我们从来就没有注意到的河蚌。
朱大可的解构方式是独特的，他没有像一些斗士那样横眉竖目，剑拔弩张，只是针对一些所谓的“元问题”发射空空导弹。很多人为他“百家错拳”式的言路所迷惑或倾心，却忽略了他的演绎言路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剥茧抽丝之法，即在还原、凸显往事的同时，他使用理性主义的罗盘，一直在矫正着我们熟视无睹的价值逻辑。这样的叙述策略，在本书另外的章节里比比皆是。
朱大可的自我厘定是很清楚的：“我的文化守望主要分为两个向度：一方面是当代文化的价值辨伪，一方面是古典文化的传承和复苏。这是一个钱币的不可剥离的两面。”所以，一味的“骂”显然不是真正批评家所为，矫正之余的工作，恰恰是像文化守夜人那样的恪尽职守，方才是一个文化批评家的本色。所以，那些指责朱大可的人，实际上都是些脑残者之流的“好评家”。
在一个充斥着媚俗和相互乱吹的文化批评界，在一个几乎丧失了批评标准的当下，朱大可就是安徒生笔下的那个喊出“他什么也没有穿！”的孩子！这也进一步凸显了朱大可对于中国文化领域不可缺失的在场意义。
《记忆的红皮书》，花城出版社2008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