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孟庆德
中国人对桑德堡应该是很熟悉的，中国人对桑德堡却并不很熟悉。
一个母亲把一个孩子送到这世上，就好像给这世界送来了一件雕塑，送来了一件艺术品。可是生活对这件雕塑却并不满意，它要对其进行修改，不断地敲敲凿凿，拍拍打打，使凸起的凹下去，使光滑的变得粗糙。
美国诗人桑德堡从1878年开始接受生活的修改，比中国台湾诗人余光中早了50年。这也就是说，从年龄上讲，桑德堡至少该属祖父辈。
1878年，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缩小地球的运动正在轰轰烈烈地展开，美国第二大城市芝加哥正如醉饮了春雨的竹笋疯狂地向天空猛长，而美国的一代大诗人惠特曼也正健壮，他大声地向世界呼吁：“美国的诗坛上应该有新的嗓子，来歌唱新的时代，新的人民。”就在惠特曼这样大声呼唤的时候，桑德堡来到了这个世界，桑德堡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开始接受世界的重塑。
凡高说：“恶运助成功一臂之力。”中国古代文人似乎也很喜欢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是人”那句话。惠特曼去世的头一年，桑德堡十三岁，因家境贫困而辍学，从此开始了他的超出惠特曼的打工生涯。他擦过皮鞋，当过油漆匠学徒，送过牛奶，洗过碗碟，做过搬运工、舞台工人、木匠、售货员、农场临时工、制砖工，他当过兵，进过大学，1912年，也就是美国新诗运动开始的那年，他再次来到芝加哥，当上了《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的记者，同时他创作新诗，成为美国《诗刊》的重要供稿人。
就是这个出身于劳苦阶层的桑德堡，却在一个国家正处于上升时的阵痛中，在纷纭的各种各样的矛盾中看到了耀眼的光明，在现代工业文明、在现代化的大都市需要它自己的声音的时候，桑德堡从惠特曼的呼唤声中升腾而起，他写出了那首大气磅薄振聋发聩的《芝加哥》，发出了把一切前进中的困难都踩在脚下的现代人的呼声：
世界的屠夫，
工具匠，小麦商，
铁路的运动家，民族的运输工
暴躁，魁梧，喧闹，
宽肩膀的城：
人家告诉我你太卑劣，我相信，我看到你的女人涂脂抹粉在煤气灯下把乡下小伙子勾引。
人家告诉我你太邪恶，我回答：是的，的确我见到凶手杀人逍遥法外又去行凶。
人家告诉我你太残忍，我的答复是：在妇女和孩子的脸上我见到饥饿肆虐的印痕。
我这样回答过后，转过身，对那些嘲笑我的城市的人，我用嘲笑回敬他们，我说：
来吧，给我看别的城，也这样高昂起头，骄傲地歌唱，如此活泼，粗犷，强壮而机灵。
在把工作堆积起来时，他抛出磁性的咒骂，他是一个拳击手高大勇猛，根本不像那些矮小疲软的城。
凶狠如一只狗，舌头舔出准备进攻，机敏有如跟莽原搏斗的野蛮人，
光着头，
挥着锹，
毁灭，
计划，
建造，破坏，再建造，
在浓烟下，满嘴的灰，露出白牙齿大笑，
在命运可怕的重负下，像个青年人一样大笑，
大笑，像个从未输过一回合的愚鲁的斗士，
自夸，大笑，他腕下脉搏在跳，肋骨下人民的心脏在跳，大笑！
笑出年轻人的暴躁，魁伟，喧闹的笑，赤着上身，汗流浃背，他骄傲，因为他是屠夫，工具匠，小麦商，铁路运动家，民族的运输工。
这首诗至少有三种汉译，我独喜欢赵毅衡的这个译本。
读了桑德堡的这首诗，我忽然有了一种联想，这联想憋在心里，不说出来不痛快。我想起了李白，我想起了苏东坡，我觉得浪漫主义大诗人李白的那首《蜀道难》除了把一条蜀道说得很艰险，实在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我觉得豪放派大家苏东坡的那首《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也太多老庄的意味，太缺少生命的冲劲，太小家子气。
世界有个桑德堡，桑德堡真正算得上是一个现代诗人。让书页像被狂风吹卷一样哗哗翻动，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人都在向桑德堡致意。桑德堡，这个被世界和生活重塑着的人，却用他的诗歌重塑了人们的精神，他对于现代工业以及像摩天大楼一样的物质文明予以高度歌颂，因此他被誉为“工业诗人”，他凭借他的天才和生命意识使我们人类的语言真正走进了现代，并证明语言完全可以为现代文明服务。桑德堡是美国现代文学史上“美国诗歌复兴运动”的中坚，他努力继承与发展惠特曼的诗风，像惠特曼一样深入人民，歌唱普通人，歌唱民主，歌唱社会的进步，他和他的诗友到处朗诵诗，弹着吉他演唱民歌，他的诗歌的风格豪放，粗犷，富于活力。
也有人不太喜欢桑德堡。台湾诗人余光中评价道：“桑德堡可以说是没有古典背景的现代。……桑德堡式的现代，单调、平坦、外倾，而不耐咀嚼。”
我曾是很喜欢余光中的，很喜欢这位1948年离开大陆、读过大学、当过翻译、写了许多怀念大陆怀念故乡的诗的人。我曾喜欢他的那首“绣口一开，就是半个盛唐”，喜欢他的那首《等你，在雨中》：
等你，在雨中，在造虹的雨中
蝉声沉落，蛙声升起
一池的红莲如火焰，在雨中
……竟感觉每朵莲都像你
尤其是隔着黄昏，隔着这样的细雨
……瑞士表说都七点了。忽然你走来
步雨后的红莲，翩翩地，你走来
像一首小令从一则爱情的典故里你走来
从姜白石的词里，有韵地，你走来
大陆诗人流沙河评价道：“洋句型仿佛是英文的直译。‘瑞士表说都七点了’一句与‘最母亲的’和‘很液体的’两个形容词一样，纯系洋腔。”然而流沙河又说：“可是那位踏着红莲翩翩而来的，从南宋姜夔婉约清丽的词里步着音韵而来的，绝不会是安娜或玛丽，只能是一位中国的窈窕淑女。至于雨后荷花，蛙鼓蝉吟，细雨黄昏，更是当然的国产品。”
桑德堡也许的确没有什么“古典背景”，但桑德堡却创造了一种背景，让后人去仰望。现在，相比之下我觉得，像余光中的写《飞将军》、写《大江东去》、甚至写《白玉苦瓜》：“柳荫下，汉家的童子在戏捉单于。太史公指过他的背影”、“哪一波是捉月人？哪一波是溺水的大夫？赤壁下，人吊苏髯犹似苏髯在吊古”，还有“那触觉，不断向外膨胀，充实每一粒酪白的葡萄，直到瓜尖，仍翘着当日的新鲜”，这些千古一贯的“苏髯吊古我吊苏髯”的内容与语句，古典背景倒是很有些古典背景，雅致倒也很是雅致，但是，又有什么意义呢？
余光中有一首《夸父》：
为什么要苦苦去挽救黄昏呢？
那只是落日的背影
也不必吸尽大泽与长江
那只是落日的倒影
与其穷追苍茫的暮景
埋没在紫霭的冷烬
——何不回身挥杖
迎面奔向新绽的旭阳
去挥千瓣之光的蕊心？
壮士的前途不在昨夜，在明晨
西奔是徒劳，奔回东方吧
既然是追不上了，就撞上
拒绝“溶化”的余光中，诗写得很有“古典背景”，也很有李白的遗风，那种浪漫主义诗人的遗风。诗歌前面部分写得都很不错，后面却又费人琢磨。追不上就撞上，怎么撞？能撞上吗？
1997年，余光中来到东北长白山，在乘槎河畔背诵了一句泰戈尔的诗，像和罗门他们在一起那样捡起块石子向天池里打了个水漂，最后给长白山留下了一句话：“反正我欠它首诗就完了。”
我目送余光中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