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长青
郭泉是我的老师，教我们文艺美学，我爱听他的课，喜欢和他一起聊天。我所知道的郭泉不仅是反日的志士，也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或者叫有着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他爱自己的民族也爱自己的学生。本月《南方人物周刊》刊登出专访他文章的那天，正好他给我们上课。面对大家的好奇与提问，他显得十分的平静。中午我们一起吃了饭，两杯啤酒下肚，他显得有些慷慨。他对媒体称他代表了“中国民间对日的三种思维”之一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就是兴趣而已，没别的。
郭泉生在南京，长在南京。南京这座城市对他的影响太深刻了，这似乎成了他心灵上无法绕过一个结，使得他骨子里就有一股与生俱来的叛逆。他读书时学习很好，兴趣广泛，所涉猎的专业几乎涵盖了整个文科体系，学位一直读至博士后。所以，说他怒砸王直墓，抵制日货乃至于砸日货是一种非理智的行为，这样的判断显然太简单了，不仅是不合适的，甚至是极不负责任的。我以为他身上的反日情绪带有很深的文化痕迹。这个痕迹也不单是他个人的，应该是属于生活在这里的所有人的，只是他是他们的一个代表，或者说在他身上体现得更加明显。
文化是扎在一个人的根上的，它的影响力同样是根深蒂固的。一个城市半个多世纪前遭受屠戮的创伤，不会一下子消失在人们的集体记忆里。作为在这座城市里成长的市民也不可能不受整个城市文化的影响。从另一种意义上说，一个人与一座城市悠远的文化相比，人似乎显得更加的微不足道。一个人是改变不了整个城市文化的，而一个城市的文化恰恰影响着许许多多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从这层意义上说，南京的郭泉们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
我是不懂政治的，据说爱国也是要讲究方式的。讲究方式也没有什么错，只是我担心方式讲究太多会消解本来的意义。这就好比见义勇为，没有一个英雄在事后承认他的义举是有备而来的。他们讲这话的背后隐藏着一种危险，因为他们在实施行为的同时有可能会牺牲自己，实践也证明了他们说的是正确的。尽管如此，我们仍然鼓励公民见义勇为，褒奖见义勇为者。当然，他们的牺牲也让我们痛心。
生活中的郭泉并非如媒体上报道的那么潇洒，他纳闷也很困惑，惟独没有痛苦。没人要他这么做，也没有什么力量阻止他不去做。他觉得好笑，笑他自己怎么这么不认真地活着。他和我们聊天，聊到兴致上的时候，他说反日让他兴奋。我想你个郭泉，你把自己的快乐建在别人身上，给人家警察整添了多少麻烦，人家警察多好，护着你，爱着你，给你吃给你喝，还打车送你回家。他说真的感谢那些警察，时间久了，他们都快成了熟人。我说别忘了咱们才是一家人，不是一家人会对你这么好吗？转念一想不对劲啊，经常麻烦人家，这都不好意思。我担心这个不好意思会成为另一种文化，保不准那天会取代了他原先的文化。真的，不是没有这个可能的。历史上这样的事多了，不就是另一类的文化浸淫吗？
我记得有个美国人，据说她被美国人尊为公共知识分子，她叫苏珊·桑塔格。她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只要照片展现新奇的事物，就能使人们感到震撼。遗憾的是，人们变得越来越不容易激动了，……一个人与令人毛骨悚然的照片的首次接触可以说是某种启示，而且是当今人们惟一能够获得的启示，一种负面的顿悟。”我认真地看了郭泉砸墓这幅照片，认真地回味这个美国人的这句话。是的，她的话使我感到了几分悲哀。哀从何来？悲又从何来？ 就拿我自己来说事，我看到这幅照片的第一反应就是郭泉是不是在炒作自己。我为了能确立自己的观点，曾跑到几个同学面前去求证，最后大家的意见几乎是一致的。我们既没有被震撼，也没有激动。而是给常识占据了我们的观念，要说负面的顿悟恰恰不是来自照片的启示。我感到了可怕，我们已经轻易地被常识同化了，吞噬了。也许，他们不久就是我们观念的敌人。
郭泉们叫喊在生人之中，既没有反对，也没有支持。明明是这样一个现实，但未必被外人理解。肯定有人以为他们在不遗余力地灌输文学的毒素，精神的毒素。我可以这样断定，他们灌得越多，也许反对他们的人越多，骂的人也会越多。这个一个盛行常识的时代，流行口号的时代，说得做不得。但是作为文学教授的郭泉来说，没有了批判和正义，我就怀疑他的学问了。文学有时候是需要一点“盗火”的勇气的，只要与国与家，与人与己无害的，身体力行彰显文学精神是非常必要的。从这点来说，郭泉们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因为他们不仅在传播着文学精神，同时也在实践着文学精神。
郭泉是我的老师，他经常检点他的反日行为，他也懂得反思自己的行为。他学过法律，懂得法律的尊严。他害怕他的行为有可能会给公众带来负面的顿悟，所以小心翼翼。尽管如此，我的担心还是有的。好在他是坚决爱国的，他的敌人是那些犯了错误，却到死都不肯承认错误的人。这样的人放在哪里都是遭人唾弃的。
作者简介：吴长青 男 江苏射阳人，江苏省作协会员，南京师大文学院高级访问学者。著有散文集《开往春天的地铁》（江苏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