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头发原来是什么颜色已经很费猜了，因为它现在是纯粹珠银白。
他的身材很瘦小，比一般中国人还要矮上一截。加上白色的头发，如果从后面看上去，恐怕没有人会想到他是美国人——我多么希望他不是美国人。每次，当我怀着敬畏的目光注视他，我心里总羼合着几分嫉妒、几分懊恼、几分痛苦。为什么，当我发现一个人，秉赋了我所钦慕的诸般美德，而他却偏偏是一个美国人呢？为什么在我心中那个非常接近完美的人，竟不属于我自己的民族？
他已经很老了，听说是六十七。他看起来也并不比实际岁数年轻。当然，如果他也学中国老头的样子，坐在大躺椅里抱孙子玩，闲来就和一般年纪的人聊天喝酒，或是戴着老花眼镜搓麻将，那么，他也许看起来不致这么憔悴吧！
他身上所有的东西大概也都落伍二十年了，细边的眼镜，宽腿的裤子，带着长链子的怀表，以及冬天里很古怪的西装。每在走廊上碰面，我总要偷偷地看他几眼，那些古老的衣物好像从来也没有进步的迹象。我常常怀疑，他究竟藏有多少条这种可笑的裤子？为什么永远也穿不完呢？
他颈上的皱折很深很粗，脸上的皮肤显然也有挂下来的趋势。如果要把那些松弛的地方重新撑饱满，恐怕还得三十磅肉呢！他有一个很尖峭的鼻子——那大概就他唯一不见皱纹的地方了。他的眼光很清澈，稍微有点严厉，长方带尖的脸型衬着线条很分明的薄嘴唇，嘴角很倔强地向下拢着，向里陷着。使他整个的容貌都显露出一种罕见贵族气质。
那年，我是二年级，他就到学校来了。他是来接任系主任的。可是他刚来几天就贴出海报要招募合唱团员，我当时很从心里怜悯他，不过也有几分认为他是太幼稚太不明实况。其实当个系主任就够忙的了，何苦又自己另找罪受，他所征来的那批人马，除了少数几个，大部份连五线谱都认不清楚的。每天中午休息的时侯，他们就在二楼靠边的那间教室里练习。一首歌翻来覆去地唱了有个把月，把每个人的耳朵都听腻了，他们还是唱不准。后来记不清有一次怎样的集会，他们居然正式登台了。唱的就是那首人人已经听够了的歌。老桑先生急得一面指挥一面用他以前在大陆上学过的苏州话帮腔，结果还是不理想。其实那次失败并不意外——甚至我想连他自己也不会觉得有什么意外的。
意外的是四年后一个美丽的春天晚上。这被邀请坐在学校的大礼堂里。紫红绒的帷幕缓缓拉开，灿烂的花篮在台上和台下微笑着，节目单很有分量地沉在我的手中，优雅的管弦乐在台上奏着，和谐的四重唱缭绕而弥漫。我不能不感到惊讶，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这些年来，他用的是怎样的一根指挥棒。
他又是个极仔细的人。那时侯学校宿舍还没盖好，所有的女生都借住在阳明山腰的一个夏令营地时，山上的坟虫很多，我们经常是体无完肤的。有一次，他到山上看我们，饭后大家坐在饭厅的里，他的眼睛盯在那两扇纱门上，看来往的同学怎样开关它。其实大部分的同学是只管开门不管关门的。许多人只顾走进走出，然后就随便由自动弹簧去使它合上了。他看了一会，站起来。我还以为他要发表有关生物学的演讲呢——他学的是生物——不料他很严肃地直走到纱门前。
“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蚊子吗？”他的目光四下巡视，没有人说话，他指着不甚合拢的门说：“门不是这样关的，这样一定有缝。”
他重新把门摊开，先关好其中第一扇，然后把第二扇紧紧地合上去，最后又用力一拉。纱门合拢了，连空气都不夹呢！他满意地微笑，又沉默地退到座位上去了。
我特别喜欢看他坐在书库里的样子。这两年来，学校不断地扩充，图书馆的工作不免繁复而艰巨，要把一个贫乏的，没有组织、没有系统的图书馆重头建设起来，真需要不少的的魄力呢？我真不晓得他为什么又和这种工作发生了关系。那年我被分到图书馆做工读生，发现所有的旧次序都需要另编，真让我不胜惊骇。每次，当编排书目的时候，他好像总在那里。安静地，穿着一身很干净的浅颜色衣服，坐在高高的书架下面，很仔细地指导工作。他的样子很慎重，也很怡然。日子久了，偶然走进书库如果他不在那里，我好像也能看见一个银发的影子坐在那儿。好几次，我很冲动地想告诉他那四个字——皓首穷经。但我终于没有说，用文字去向一个人解说他已经了解、已经践行的真理，实在有点可笑。
想他是很孤单的，虽然他那样忙。桑夫人已经去世多年了，学校里设有一个桑夫人纪念奖学金。我四年级的时候曾经得到它。那天，他在办公室见我，用最简单的句子和我说话。他说得很慢，并且常常停下来，尽可能的思索一个简单的字汇一一后来我渐渐知道这是他和中国人说话的习惯。其实他的苏州话说得不错，只是对大多数的学生而言，听英文还比听苏州话容易一些！
“哦，是你吗？”他和我握手，我忽然难受起来，我使他想起他的亡妻了。我觉得那样内疚。
“我要一张你的照片，”他很温和地说，“那个捐款的人想看看你。”
“好，”我渐渐安定下来，“下礼拜我拿给你。”
“我可以付洗照片的钱。”他很率真地笑着。
“不，我要送给你！”
那次以后，我常常和他点点头，说一句早安或是哈罗。后来我毕业了，仍旧留在学校里，接近他的机会更多了。我才发现，原来他那清澈的双目中有一只是瞎了的！那天我和他坐在一辆校车里、他在中山北路下车。他们系里的一个助教慌忙把头伸出窗外。
“桑先生。”他叫着，“今天坐计程车回去吧，不要再坐巴士了。”
他回过脸来，像一个在犯错的边缘被抓到的孩子，带着顽皮的笑容点了点头。
“你看，他就是这样。人病着，还不肯停。”那助教对我说，“并且他有一只眼已经失明了，还这样在街上横冲直撞的叫人担心。”
我忽然觉得喉头被什么哽咽住了，他瞎了一只眼！难怪他和人打招乎的时候总是那样迟钝，难怪他下楼梯的时候显得那样步履维艰。他必定忍受了很大的痛苦，什么都不为，什么都贪图，这是何苦来呢！
“只有受伤者，才能安慰人”或许这就是上帝准许他盲目的唯一解释。学生有了困难，很少不去麻烦他的。常常看他带着一个学生走进办公室来，慢慢地说：“这个男孩他需要帮助。”他说话的时候每每微佝着腰，一只手搭在那学生的肩膀上，他的眼光透过镜片，透露出深切真挚的同情——以致让我觉得他不可能瞎过，他总让我不由自己地想起一句话：“从来没有一个人，像屈身帮助一个孩子的人那样直。”
他所唯一帮不上忙的工作，恐怕就是为想放洋的人写介绍信了。有一次，吴气急败坏地来找我。
“我托错人了，人家都说我太糊涂，”她说得很快，不容我插嘴，“你知道，人家说凡是请他写介绍信的，就没一个申请了，我也没希望了。我事前一点不晓得，只当他是个大好佬呢！”
“你知道，他也写得太老实了，唉，这种教徒真是没办法，一点谎都不撒。”她接着说，气势逐渐弱了。“你说，写介绍信怎么能不吹嘘呢？何必那么死心眼？你说，这种年头…”
她走后办公定里剩下我一个人。想象中仿佛能看到他坐在对面的办公室里，面对着打字机，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斟酌，要写封诚实无讹的介绍信。但他也许不会知道，诚实并不被欢迎。
他的生活很简单，除了星期天，他总是忙着。有时偶然碰到放假，我到办公室去看他一眼，他竟然还在上着班，打字机的声音响在静静走廊上，显得很单调。
他爱写一些诗，有几首刊载出来的我曾经看过，但我猜想那是多年以前写的了，这些年来，他最喜欢的恐怕还是音乐。他有一架大钢琴，声音很好，也很漂亮。放在大礼堂里，从来不让人碰。去夏令会的时候，学音乐的徐径自跑上去弹，工友急忙跑来阻止。他很严重的叫道：“桑先生听见要生气的！”
“弹下去，孩子。”另一个声音忽然温和地响起，那双流露着笑意的眼睛闪着，是桑先生自己来了，“他叫什么名字，你弹得真好。”
我不由想起那古老的瑶琴的故事。
后来有次在中山堂听音乐，徐忽然跑过来，指着前面说：“瞧，那不是你们的老桑先生吗？他，很可爱。”
“是的，我们的老桑先生，”我不觉纳纳地重复着徐的话，“他很可爱。”
我想，徐已经了解我说的是什么了。
节目即将开始，我却不自禁地望着他的背影，那白亮的头发，多沟纹的后颈，瘦削的肩膀。我不由想起俄曼在《青春》一文中开头的几句话：“青春并不完全是人完全是人生的一段时光——它是一种心理的状态。它并不完全指丰润的双颊、鲜红的嘴唇、或是伸屈自如的腿胫。而是意志的韧度、理想的特质、情感的蓬勃。在深远的人生之泉中，它是一股新鲜沁凉的清流。”我觉得，他是那样年轻。这时他发现了我，回头一笑。在那安静自足笑容里，我记起上次院长和我谈他的话了。
“你看他说过话吗？不，他不说话的，他只是埋着头做事。有一次我问：”桑先生，你这样干下去，如果有一天穷得没饭吃怎么办？‘他很郑重地用苏州话说：“我喝稀饭。’‘稀饭也没得喝呢？’‘我喝开水！’”
我忍不住抵了身旁的德一下。
“这是为什么呢？德，”我指了指前面的桑先生。“一个人孤零零地、颤巍巍地绕过半个地球，住在另外一个民族里面，听另外一种语言，吃另外一种食物。没有享受，只有操劳，没有聚敛，只有付出。病着，累着，半瞎着，强撑着，做别人不在意的工作，人家只把道理挂在嘴上说说，笔下写写，他倒当真拼着命去做了，这，是何苦呢？”
“我常想，”德带着沉思说，“他就像马太福音书里所说的那种光，点着了，放在高处。上面被烧着，下面被插着——但却照亮了一家的人，找着了许多失落的东西。”
灯忽然熄了，节目开始，会场立刻显得空旷而安静。台上的光红很柔和，音乐如潮水，在大厅中回荡着。而在这一切之中和这一切之外，我看到一支小小的烛光，温柔而美丽，亮在很高很高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