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老笨笨猫
——读王小波《黄金时代》
黄金时代的王小波
王小波的黄金时代
一个二十一的小伙子，在精力旺盛、性欲勃发的年代，与一个二十六岁的年轻寡妇稀里糊涂地产生了联系，发生了关系，然后是出走或逃跑，然后是无休无止的被批斗，写交代材料……这就是他们，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下乡知青的铭心刻骨而又恍如隔世的经历，苦难而又似乎无所谓的经历，这就是他们的青春岁月，所谓的“黄金时代”。
同样写知青生活，尤其是同样写了插队云南的知青，就故事的着眼点和兴奋点而言，王小波与写《棋王》、《树王》、《孩子王》的阿城是不同的。小说以赤裸裸的口吻写了赤裸裸的性，在作品诞生的当时，说它令人目瞪口呆也不为过。两个主人公，知青王二与队医陈清扬之间的性爱，在故事发生的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具有惊世骇俗的意味。那是一个禁欲的、压制人性时代，一个政治至上、精神扭曲的时代，荒谬的现实处境让人们丧失了自我意志和个人尊严，但王二却以一种不同于阿Q、类似于“痞子”的心态，对现实进行了嘲讽式的反抗：既然不能证明自己无辜，那便证明自己不无辜。当陈清扬怀着残存的希望去找王二，向王二表白自己不是人们说的“破鞋”时，王二对她这样说：大家都说你是破鞋，你就是破鞋，没什么道理可讲。别人没有义务先弄明白你是否偷汉再决定是否管你叫破鞋。陈清扬没有得到王二的安慰，相反，她来找王二诉说这件事，居然又惹起了另一种传闻，说她和他搞起了破鞋。当她要求王二给出她清白无辜的证明时，王二又振振有词地说：要想证明我们无辜，只有证明以下两点：1、陈清扬是处女；2、我是天阉之人，没有性交能力。既然这两点难以证明，我们就不能证明自己无辜。所以，王二最后说：“我倒倾向于证明自己不无辜。”基于这个理由，他“一本正经地向她建议举行一次性交”。
处在压抑环境下的王二，实际上内心一片荒芜，是敢于蔑视一切陈规陋习的，性是他生理上的需要，也是他心理上的需要，除了劳动，他没有别的可以做，其精神苦闷是不言而喻的。认识了陈清扬，他忽然意识到自己活到二十一岁，还不知道女儿是什么样的，于是他向陈清扬提出了性的要求。而陈清扬这个被贬的天使，明知王二灌输给他的是“混蛋逻辑”和“伟大神话”，但最终还是接受了王二，让王二“研究”了自己的“结构”，“敦敦”起了“伟大友谊”。对于知青王二来说，性爱是那个年代惟一有价值、值得追求的东西，所以，他义无反顾，乐此不疲，也甘愿承受它给他带来的一切；而对于队医、寡妇陈清扬来说，选择违背道德准则的性爱，既是环境和条件催逼的结果，又是自我放逐的必然。二人起初并没有感情，却有了性关系。正是这样，性爱，成为了王二对抗外部世界的据点，与此同时，性爱也成为了陈清扬安慰内心的惟一方式。二人挥洒性爱如泼墨高手，恣睢无忌，放浪形骸，轰轰烈烈，死去活来。他们不以性为耻，反而从中体味到了生命的活力，一次次的挨整和被斗，他们都能坦然处之，乐观面对，可以说，他们最终获得了个人价值上的全线胜利。他们的行为方式，对于极权政治，对于压抑人性的悲惨暗淡的处境来说，无疑是一种尖锐的、饱含嘲讽的反抗。
与此同时，作品也确立了一种的精神内涵：任何来自外界的力量都不足以摧毁一个人，对于渺小的个体而言，当他无力改变世界的时候，一个拯救自己的方法就是改变自己。同样的处境，就看人如何去面对。但必须意识到的是：在两位被侮辱被损害的主人公的精神中，其实包含了一种悖论，即：既是对无奈命运的屈从，自甘沉沦，不想明天，同时又是对命运的反抗：名声已经被人损害了，索性就损害到底吧。可以说，他们身上，同样深刻地体现了时代环境造就的假恶丑。这种缺乏宗教感的自我拯救者的形象，是很具有中国特色的，与西方文学中自我拯救者的形象，具有天渊之别。我以为这才是这个作品中最为深邃的所在，由此我们不难想到一个习见的说法，那就是中国人生存的坚韧，通俗的说法叫“皮实”。由于没有一个固定的宗教信仰，国人可以制造出种种稀奇古怪的哲学和准哲学，来支持自己的生存，维护自己的尊严。
王小波似乎总是这样：喜欢从“性”——这个带有本原意义的“人性”问题——切入故事和主题。我不知道如此表述是否合适：作为中国著名性学专家李银河的丈夫，作家王小波在写到性的时候，比谁都大胆放肆，无所顾忌，也比谁都有深度。而正因为太多地写到了性，他才成为了被大陆文坛一度拒绝的、被称之为“文坛外高手”的作家。就国内作家的小说来说，我们看到的性爱故事，大多是以一种第三者的视角，一种紧张的、扣人心弦的口吻来讲述的，而在王小波笔下，我们看到的是第一人称的满不在乎的讲述，形同主人公当年的交代材料。这与其说是十分符合主人公的身份，毋宁说是特别符合作家王小波的身份。仅仅是通过《黄金时代》，就可以看出，在王小波身上，有一种“顽童气”，更有一种大无畏。这种精神气质来源于他的视界，那是比一般作家要宽阔许多的视界，是建立在丰厚的阅历和广博的学识之上的视界，它显示的是一种罕见的自信和潇洒。
这部荣获台湾联合报系文学奖的中篇小说，让我想到了几部别的小说。除了上面提到的阿城的《棋王》等作品，我还想到了杜拉斯的《情人》、王安忆的《小城之恋》。在《情人》中，苦难让主人公和她的情人找到了共同的东西，他们由最初的有性无爱，变成了“爱到死”的铭心刻骨的爱。陈清扬与王二的感情也是如此，共同的遭遇让他们最终成为了相濡以沫的爱人，以至于审讯他们的人最终也拿他们没办法，“谁也没有权利把我们五马分尸，所以只好把我们放了”。而在《小城之恋》中，男女主人公在性方面是懵懂无知的，《黄金时代》中的性欲，也有着类似的性质。“无知，所以无罪”，基于同样的理由，王二和陈清扬的道德问题，在小说之外也被读者赦免了。但《黄金时代》到底与上述作品还是不同的，它丰富驳杂的意义层面，在权利/人性、性/爱之间游走的灵活性，以及饱满的艺术张力，使得一个玲珑剔透的文本异常耐得咀嚼，读后令人良久无语，思索再三。
2005年8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