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桂芩
钱钟书先生于1998年11月19日驾鹤仙游，终于平静地告别了人世间重重叠叠的“围城”，真正的“象上帝般在云端里俯看众生”了。钱氏辞世在给中国文化留下巨大空白和遗憾的同时，也给学术界留下了“一束矛盾”。钱氏一生，无论智慧修养，道德婚姻，还是学术文章，都几近白玉无瑕，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完人”，让世人“仰之弥高，钻之弥深”，有“不见淑度，鄙吝复盟”之憾。其“一束矛盾”大抵是关于其逝后传世的几百万著述。矛盾之处大致有三：一是钱氏为何用文言文写作《管锥编》等著述；二是钱学作为当世“显学”，在八十年代已有学人大声疾呼“普及钱钟书”，继承钱学，已有研究“钱学”的刊物行世并引起学术界的热目，但钱学却随钱氏的辞世及身而斩，后继无人，使钱学对中国当代学术的影响，显得似大而小，似巨而微；三是当代学界对《管锥编》等钱氏著术及其文化地位持有不同意见，有许多学人认为钱氏严格意义上只是一个一味积累堆砌材料的“匠”，《管锥编》等只是一堆古今中外文史材料的汇编，钱学作为一门学说缺少原创性的东西，也没有形成系统，故而影响不大。这些都随钱氏的谢世成为盘桓在学界的团团疑云，让学界猜测、疑问、聚讼至今。
宋人蒋捷《虞美人》词曰：“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关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时易地移，感亦不同。京东夏长，蛰居高层，偶读钱氏旧文及其同道师友、后辈学人忆及钱氏的文字，我发现对钱氏困扰学界的“一束矛盾”，钱氏在与学友促膝闲话时偶有谈及，或者说钱氏对其百年之后学界关于其学术文章等的种种猜测、揣度，在逝前已表明自己的观点。今剥茧抽丝，借临家壁光妄揣先辈古意，或可对冰释困扰学界的疑问有所俾益。
关于钱氏为何执着于用文言写作《七缀集》、《管锥编》等著作，我在《中国文化的拒绝》一文中，曾有述及，认为是钱氏有意为之。这个问题当今看来大致如此。钱氏是极少能自由驱动文言、白话进行双语写作的大师之一，且驾驭纯熟。他的《谈艺录》用文言，《 围城》则用白话，七八十年代行世的《管锥编》用文言，同时用白话完成了诸多散文和文艺随笔。其文言典雅粹丽，古意盎然，白话则纯净如溪，明晓如镜，手挥目送，俯仰之间达到常人难以企及的妙致佳境。对于诸友对其在白话文盛行的时代用文言著述的疑问，钱氏曾有三次不尽相同却有大致相同的回答。一次是1978年10月美“汉代研究考察团”赴大陆作为期一月的访古，在中美学人间交谈中，余冠英先生提到钱氏有一部大著作正在印行时，钱氏略一思索，告诉余英时先生，这部书仍用文言文完成，“这样可以减少毒素的传播”。第二次是老友柯灵先生问及，钱氏答到：“因为都是在难以保存的时代写的，并且也就此测验旧文体有多少弹性可以容纳新思想”。八十年代当余冠英先生再一次就此事问及老同学钱钟书时，钱氏用非常无奈的声音回道：“藏之名山，传之后人”。
“减少毒素之说”，我想在刚刚解冻的1978年，特别是与美方学术界交换观点时是应慎之又慎的，是大气候使然。但我们也可以从这简短的违心悖情之言中听出钱氏无奈的弦外之音，这并非钱氏的肺腑之言。后两次是老友相聚，同学促膝闲谈，且“此时”非“彼时”，钱氏自然无须“破帽遮颜”，瞻前顾后，躲躲闪闪了。后人多猜测钱氏用文言写作是迫于当时万马齐喑的形势，即“是在难以保存的时代写的”，但我想更主要的是后一句 “就此测验旧文体有多少弹性可以容纳新思想”。想《管锥编》文的写作旺期恰值十年浩劫如火如荼之时，前已有对其著述《宋诗选注》上纲上线的大规模批判，如欲保全自己无“文字狱”之灾，毋宁金盆洗手，不治笔墨，无须用文言成书并希望保存下来。且已有“反动学术权威”“封建余孽”，下放干校劳动等紧箍咒和公开批斗等“革命行动”，使人人风声鹤唳，惶惶不可终日，性命系于毫发之间。钱氏在此时用文言写作《管锥编》，其主要原因是欲“旧瓶装新酒”。钱氏是新文化运动的亲历者，其时 恰逢 “文”“白”之争战上演正酣，高低胜负形势所趋明眼人一望便知。以钱氏恰同学少年、义气风发、独立特行、崖岸狷介的性格，对新文化运动会用自己的眼光审视，作出自己的判断。在用白话文这种新的表达形式进行学术尝试的同时，对激进的白话文的倡导者们对古文言文赶尽杀绝、斩草除根的作法，使文字表达出现败血症，呈现四肢无力，面色苍白状，是引以为忧的。文言文的典雅粹丽，弹性强、容量大的特性一直为他那代人所珍爱。在“一本书八个戏”的时代，用文言以简御繁，寸言见旨，“蕴而不发，发而不尽”，驱纵自如地点评古章典籍，化为心得，粹为一编，旧琴弹新曲，是最恰当惬意的形式。且钱氏资质绝伦，心性极高，其如乞力马扎罗山巅那只雪豹，喜作孤身之旅，作语言文字的历险,欲振大汉先声而后快。在钱氏眼中，无论新瓶旧瓶，文言白话都是形式，是形而下之器、技、体，只要能承载其思想，任何形式的容器均可，他是用目的来驱动手段的。这是其书生气的一面。至于“藏之名山，传于后人”，我想是对其身后著作的一种企望。这一点钱氏非常自信，他知晓自己的价值，他曾说“虽然其和衣服一样，变来变去，总有一个真正的经受时间考验的款式保留下来”。钱氏一生，特别是晚年，始终有种孤独感存在。在当世已无人有与他平视对话的能力，无人能与他在学术上作双向的交流。对现世环境和当世学人的失望也是其用文言写作的原因之一。钱氏曾模仿摩西十戒告诫世人，“(Thou Shalt Not Fondly Hope-f or Thou Shalt Be Disappointed)，勿奢望——你将会失望，身事世事，无不当作如是观，” 其失望责备之情溢于言表。这是对媚俗、投机者和那个扼杀文化的动荡而混乱时期的拒绝和惩罚。历史上很多著述不遇伯乐，大都采取“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办法，行文或假语村言，或春秋大意，都有自己特殊的形式。当然，这其中也有性情的一面。钱氏认为“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两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他一生都如《围城》中唯一一个未被讽刺的人物唐晓芙那样，追求“淡出”，“期期不愿与闻”，不喜扎堆凑局，而又小言澹澹，童趣盎然，率性而为，如贪玩固执之顽童。
关于钱学后继无人，及身而斩，当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客观上，虽钱氏在建国前已写出了《七缀集》、《围城》等著作，声名鹊起，在西南联大的短暂的教学生涯中，也指导过一名研究生，但1949年以后，当钱氏在知识储备上日见“淑度汪洋”，只是等待一个契机，便会如蓄积火山口的岩浆喷勃而出，惊天憾地。但随着1952年的院系调整，不久钱氏夫妇双双划至中国社科院(前身)，从事文艺研究工作，大体与教书育人植桃树李断了姻缘。之后运动不断，学生停课闹革命，大学中断招生十几年，钱氏下放干校劳动改造，洗脑，挨批斗，后回京又受恶邻搔扰，鸠占鹊巢，后又被抽调从事“政治工作” ——翻译毛著毛诗，一直未有可自由从事学术研究的环境。及至八十年代天气渐趋晴朗，钱氏有了较安定的从事学术研究的环境，可以从事自己喜爱的著书立说的工作时，年龄已臻古稀，除抓紧时间通读中西古典大册，专心撰写胸中万言外，已无暇自树桃李之事。并且，钱氏虽是待人宽厚的和蔼长者，但对学问之事却极严格，国内学人经过历次运动的载沉载浮，呈现青黄不接之貌，学界形成了古今和中外两个断层，国内学人在知识储备的浅薄和心态上的旁逸，使其均不具备近道问业的资质。可以说当代无与之心灵冥契可承继衣钵之人，只可望气识宝空手慨叹而归。文革后复出主管中宣部和社科院的周扬曾向敏泽先生提出“能不能从学术上将钱钟书的班接下来？”敏泽先生当时回答说：“钱钟书现象的出现，是多种罕有因素加在一起综合造成的。不仅我们这一代人远远做不到，在未来的几代人中要实现这一愿望也是极难的”。八九十年代有人问及钱先生为何不招研究生时，他说：“先把《说文解字》读通了再来考研究生也不迟，字都认不全，读什么博士”。对社科院多次要为他配备秘书助手之事，钱氏只是以一句无人能达到的“须懂六国文字”而拒绝了。言中充满对当下学人、学风空泛、浮躁的责备。另一方面，作为钟灵毓秀之人，钱氏和杨绛先生对人生都持悲观态度。钱氏之文出言玄远，感慨人生之语，触目皆是，诗也多抒韭露悲凉之意。试举几首例之。1955年《重九月雨》有“筋力新来楼懒上，漫言高处不胜寒”，1989《阅世》句：“不因牍长支离臾，留命桑田又一回”等。钱氏在建国前曾写过一部小说《百合心》，开卷已三万多字，可惜邮寄中丢失，使我辈无闻天音之耳福。钱氏自语百合心系江南一种夏季的水果，小说中故事也如这种水果一样，鳞茎一瓣一瓣地剥掉，到最后一无所有。从无中来，归无中去，人生也是一瓣虚无的百合心。钱氏在《围城》及《写在人生边上》对人生作悲观的点评。《围城》结局那总是落后于时间的老式座钟，发出的“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的“悲欣交集”足可玩味深吟的钟鸣，其中暗合了书中人物方鸿渐之名取自《易经》的“渐卦”的六项变项。即“鸿渐于干，鸿渐于般，鸿渐于陆，鸿渐于木，鸿渐于陵，鸿渐于阿”的卦中之喻。方鸿渐们水鸟般飞来飞去无处可栖，命运始终在动荡无序中漂泊，揭示了其“人之生世若遭抛掷”的人生境遇，“家处仍若索居，同行益成孤往，各如只身在莽苍大路中”，其中蕴含了整个人类的生存命运和处境。对钱氏而言，人生就是重重叠叠的围城，就是空空如也的百合心，是荒诞和虚妄的。如最知钱氏心境的杨绛先生所言，“希望的事，迟早会实现，但实现的希望，总是变了味的”。钱氏在旧作《笑》中曾说一个人的理念，“也许要等几百年后，几万里外，才有另一个人和他隔着时间空间的河岸，莫逆于心，相视而笑”。“理念不过是个引诱，并且是个讽刺，在未做之前，定是美丽的对象，在做之后，它变成残酷的对照”。对人生尚且悲观如此的钱氏，对其身后身外之物的“钱学”的传承广大问题，也就“质本洁来还洁去”，如红楼十二曲中末句“好似个食尽鸟投林，直落个大地白茫茫真干净”了。也只有修炼得道的“真人”如钱氏者，才能做到“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从九十年代中期，学界有一部分人认为钱氏著作是一些凌乱的古今中外的高级材料汇编，“芜杂”、“琐碎”、“缺乏高度、深度”，焦点是钱氏终其一生没有形成体系，没有完整的理论大厦作学术支撑，甚至怀疑钱氏缺乏建构体系的能力，严格说来只能算做“匠”，不能侧身“大师”行列，“大师必须开一代之风气，创立一种学术规范,必须对学科、对部门的知识积累有所贡献”。持此论者从学界传至文学界。我在1994年的一次文学座谈会上就亲耳听到山东作家张炜表述过类似的看法。许多作家在不同场合谈及对“钱学”无体系的印象。
对于体系说，刚刚去世不久的担任《管锥编》的责任编辑的中华书局的资深编辑周振甫先生有言：在历史上，许多文艺理论家看到前人所建立的理论体系的不足，就补偏救弊，建立起一个新的理论体系，但是过了一些时候，又会有人补偏救弊……实际上，无论怎样补偏救弊，文艺理论体系不可能是绝对完善的。钱先生在文学上有许多创见，本来不是不可以构成自己的理论体系的，他不愿那样做。钱先生治学非常严谨，提出的观点一定是要颠扑不破的，他不愿为勉强形成一个体系去讲一句空话，违反自己治学的基本精神。此为探得钱学根柢之论。钱氏在自己的早年著作《旧文四篇》中早已阐述过这样的观点，许多严谨周全的理论体系都经历不起历史的推排消蚀，剩下来的有价值的东西往往只是一些片断的思想。1993年，研究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的古继堂先生拜访钱氏时，钱氏针对体系之说也曾有过这样的表述：“一个人的精力有限，要面面俱到，建立起系统庞大的个人学术体系，是很难的事。从国内国外，从历史上看，还没有哪个人能建立起系统完整的个人学术体系。尼采的学术就没有体系，他虽然成就很高，但多是突出在某一些方面。歌德是教授，是学院派学者，因为要给学生讲课，他不得不将自己的学问条理化、系统化，以便于教学需要。但从整体上讲，歌德奋斗一生，也没能构成严密而完整的个人学术体系。一个学者把全部精力集中在怎样构架自己的学术体系方面，是不可取的。这样做会影响到研究的深入”。虽然钱学经过多年的辛苦经营的初衷恰是与构建系统的理论大厦相佐，但如果我们结合钱学的基本特点和基本精神及其成就，可以看出钱氏无意中已形成自己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如果天假以年，如果没有近二十年的运动空耗其生命，钱氏在学术理论上的成就会前无古人甚或后无来者的。
钱学的基本观点，可以四字概括，曰博大精深。博大系指钱学所涉猎的学术领域，单表《管锥编》，就征引古今中外古章典籍万余种，所涉作者四千多人，可谓熔古今中外于一炉。但钱氏的博大，却不类于伶仃两脚书橱的平面、呆板，而是“博览群书而匠心独运，融化百家以自成一味，皆有来历而别具面目”，是“化书卷见闻作吾性灵，与古今中外为无町畦”。与内容的博大互为影从，浑然一体是思想上的精深。洞幽烛微，明察秋毫，做到博采而能会通，力索而能悟人。同时文采机智活泼，如清水游鱼，野老负暄，牧童信笛，无半丝迂腐的学院气和学究气。钱学的学术要义，一言以蔽之，是追求“笔补造化天无功”，以臻得意忘言，庄周梦蝶之中国艺术借体复活的最高境界。钱氏曾引李贺诗《春怀引》句证之，“宝枕垂发选春梦”。梦亦随心能选，使人现世中所欠缺，以梦“补”具，正是“笔补造化”的“艺事之极本”。如李商隐之《锦瑟》一诗，时人多猜为托喻之诗、怀人之作，其实为表达词人对艺术最高精神境界的理解和把握。在现实生活中庄周无法作逍遥游，只是借助梦境化为蝴蝶，此为补造化之“选梦”，是“留得枯荷听雨声”，是“使异物与我同体，生肌补气，殊功合效”。能臻此境者，中国历史上是极少见的。这不仅需要罕见的天才和绝对的勤奋，还需要超人的悟性和鉴别能力，犀利的批判精神以及一只生花妙笔。这一切构成了钱氏博大精深而又灵动活泼的底色。而承载其博大精深思想的却是采用了传统的札记、诗话，使其成为钱氏“有兴趣的是具体的文艺鉴赏和评判”的最佳形式之首选。钱氏不耻于“脱空经”式的文艺理论批判，反对架空臆说、空锅找米、刻舟求剑似的理论，尤反对以构造体系为追求目标，疏于对具体、文艺现象做细致而深入的研究，带有“大而无当”“先天胎记”的理论，认为“逻辑不配裁判理论”，问题不是有无体系，而是有无真知灼见，认为有创见的象牙微雕比只究昭号的“米汤大全”更具艺术之精神。所以钱氏具体的出发点是立足于古今中外作家的具体作品，以“考信人事”“观人情而徽人心”，着重剖析其诗心、文心，他沉浸濡化在凤毛鳞角中，以其通透、敏感的诗家眼光和灵异的触角，对古今中外先贤昔者的作品做“属词之惨淡经营”，“睹一事于句中，反之隅于事外”，“采二西之书，以供三隅之反”，“以穷尽气力，欲治小说、诗歌、戏剧，与哲学、历史、社会等为一家”，把千头万绪化作二三大事，使其“隐于针锋粟粒，放而成山河大地”，于末处见艺术之真精神。在文体上则突破诗话、札记的“篡辑”“庶拾”的局限，含义理、词章、考据于一体，实现其“名家名篇，往往破体，而文体因之恢宏”的卓识，把“诗话”“札记”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钱氏对中国传统典籍和文化思想通观周览，把著术有机连缀为一体。《管锥编》从先秦纵论至唐，《谈艺录》从唐至清代一线穿，《宋诗选注》则衔接二书，并以此比照西方的名册大典。这样就对古今中外的人类文化作了一次全面性的梳理和评判，旨在沟通古今中西，打通各人文学科间的藩篱，从而使古今中外及各人文学科之间交相生发，立体对话，唱和交融。使其文如八音繁会，如语言的车轮战术，成就一幅目不暇给的巴赫金似的话语嘉年华会的狂欢场面。
文化是一个互动共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其在人类发展的早期是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但随着人类社会分工的细化，属于形而上的文化也此界彼界，骑驿阻隔，被人为的条块分割，形成各有所属的“势力范围”，几达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使诸学科都如井蛙观天，群盲评古图，钱钟书在《诗可以怨》一文中曾说：“人文科学的各个对象彼此系连，交互映发，不但跨越国界，衔接时代，而且贯穿着不同的学科。由于人类生命和智力的严峻局限，我们为方便起见，只能把研究领域圈得愈来愈窄，把专门学科分得愈来愈细。此外没有办法。所以，成为一门学问的专家，虽在主观上是得意之事，而在客观上是不得已的事”。钱氏巨著《管锥编》序言中开宗明义“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东海西海，心理倏同”，已表其学术义旨。而今人类文化一类化的宏观性研究如“大雅”，“久不做”了，如“韶乐”，“久不闻矣”。钱氏做的恰是沟通古今中外，打通各人文学科间的界碑，使人类文化以整体性的面貌现身，而这项事业钱氏又是几十年如一日从一点一滴扎扎实实作起，窥天锥地，披沙历金，直达中国文化的神经元，而致病蚌成珠乃至点石成金。他以博大和精深之体，全面地梳理、评判整个人类文化。这种庞大的人类文化一体化的刻意构建，透视着历史和社会，注释着人生与现实，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他追求的是超越一时一地一个时代的学术，而非偏于一隅、执于一端的某个体系。且论体系，有谁敢言其人类文明的一体化的宏大气势和汲古修绠的探究，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大场。“造屋千间，只欠一间”，世上本无什么完整、系统的体系，就是成形的体系，也只有被打破，流动起来才有生命力可言。韦编三绝，常读常新。今捧读钱氏之文，有一种“龙文鞭影”的效应，可以说其已入立言不朽之城域，至于体系早已不在钱氏目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