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山和我，最初是工作关系。大约是十年前，我在北京的一个会上向她约稿，从此成为她在文汇报副刊的责任编辑。她给我的最初印象是：秀美而端庄，比较中性，不娇气，笑声特别清脆，骨子里很有板眼。
山山是我们的铁杆作者、模范作者，首先是她的文章写得好，而且是很适合我们需要的那种好——不费解，不另类，不颓废，不黑暗。将近十年来，她的散文在我们副刊频频亮相，而且基本上一露面就转载，往往还不止一家。
当然，我和山山又不仅仅是工作关系。她每一本小说集或者长篇小说都送我，我都看，还给她发邮件谈读后感。她也看我的小说，而且遇到喜欢的会到处推荐。2004年在海南开笔会，要两个人一间房间，我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对方来做室友。我们在房间里聊天，结果第二天隔壁的人说：“就听见潘向黎低低地说一句什么，然后裘山山就笑得很响。”那次旅行，她还送了我几个漂亮的大海螺，但要我答应不要转送别人，甚至说：“下次去上海，我要到你家检查的。”那种小女儿态，什么解放军什么准将啊，真是威武扫地。
说到来上海，她还真来，但没有到我家查海螺，她要吃法国大餐。后来，他们夫妇有事来上海，我很高兴地兑现诺言，山山开开心心地坐下了，然后等到菜上来，她就很优雅地送到嘴里一小口，然后开始嘀咕：“这就是鹅肝啊？也不怎么好吃嘛。这是蜗牛？好像也一般。”她这样无辜地嘀咕，终于招来了她先生的不满：“不是你说要吃法国菜的吗？这些你要是都不喜欢，以后就不要吃法国菜了。”山山说：“难吃也不难吃，可是不至于那么有名嘛，而且这么贵……”后来山山对我说，她后来经过反思，觉得法国菜还是好吃的，越想越好吃。我听一次笑一次，请她吃饭真是太值了，吃一顿可以笑这么多年！
山山有几句名言广为流传。我记得的就有好几句。一句是别人夸她本色，她慢条斯理地回答：“我是白土布，百分百纯棉。”另一句是，“我老了说明我没有英年早逝。”
山山的幽默是家族遗传。说起她的经历，其实也是个苦孩子出身。还在母腹之中，母亲就成了“右派”；还在襁褓之中，全家四口人就天各一方、三分四裂；她童年最初最亲近的人甚至不是父母而是照顾她的远亲，别人上幼儿园舍不得父母要哭只有她很高兴，弄得她母亲伤心起来……不过，她又是幸运的，她父亲对文学的热爱和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影响了她，更有源于母亲的写作天赋。她的父母是有章法的父母，对孩子绝不娇惯、从严要求的教育方针，为她后来成了一名军人、一名作家(都是特别辛苦的职业)打下了体力的、心理的、人格的全面基础。更重要的是，她的父母是非常相爱的一对，我相信这会使子女内心光明的面积足够大，面对世界时选择“信”而不是“疑”，选择温情而不是冷漠。这样的人生观对一个作家写作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去年大地震，我正好参加作协一个活动在韩国。当然想到在四川的山山，到了韩国才好不容易打通了电话，她说她没事，现在已经在灾区了。我问了她几句类似于“有水喝吗？有吃的东西吗？”之类的话就挂了。我想象不出，一个女人、尤其是一个注定敏感、感情丰富的作家，怎么面对那样残酷的一切。
等我几天后回国，迟疑地问她能不能写一点那里的情况，她答应了，而且马上写来了。那就是《“老虎师长”的四天四夜》和《从绝境中突围》，让我惊叹于她作为作家和军人的双重使命感，果真能爆发出如此巨大的能量。当然，受那么大刺激，完全不失常是不可能的，她写完文章，说是三千字，然后发过来，我们一看，怎么是一千多字呢？而且没写完。再问，她也愣住了，然后发现自己把草稿发过来，反而把完成稿弄丢了。我一听就急了，她更急，那是她在极度疲劳的情况下，冒着余震写出来的呀。后来折腾了半天，终于在电脑的垃圾箱里找到了。这么多年，她从来没有这样过，可见她在灾区投入的程度和承受的接近极限的压力。《“老虎师长”的四天四夜》后来获得了上海年度新闻奖的一等奖，而且是全上海唯一的一个一等奖。
一年之后，读到她一大本的《亲历五月》，我想所有读者都可以彻底放心了，她已经用写作对自己作了最好的心理治疗。当然，她并不是为了自己才去写的，她肯定就是觉得应该写，就写了，这就是她。
后来她把《亲历五月》的稿费全部捐给了灾区。她轻描淡写中带一点欣慰地说：那些稿费去了最应该去的地方。
很对，很好，一切都如此裘山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