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已经失去意识。我俯下头去叫她，她的眉毛轻轻一抖，没有其他反应。按照电视剧的模式，她的眼角会流出一滴热泪。但没有。
我终于打听到了妈妈的最后话语。保姆问她想吃什么，她回答： “红烧虾。”医生再问，她回答： “桔红糕。”她突然觉得不好意思，就咧嘴大笑。笑完，彻底屏闭。桔红糕是家乡的一种米粉粒子，妈妈儿时吃过。在生命的终点，她只以第一食品和最后食品来概括一生，然后大笑。这便是禅。
听舅舅说，早年在上海，她也算是大美女。与爸爸结婚后，难于在抗战时期的上海安家，妈妈就到她陌生的余家乡下居住。在我牙牙学语的那些年，她那头乌黑的短发，是家乡全部文化的 “中心网站”。办识字班、记账、读信、写信，包括后来全村的会计，都由她包办，没有别人可以替代。
至今记得，年轻的妈妈坐在床沿上，告诉我什么是文言文和白话文。她不喜欢现代文言文，说那是在好好的头发上扣上一个老式瓜皮帽。妈妈在文化上实在太孤独，所以把自己幼小的儿子看大了，当作了谈心者。到我七岁那年，她又把扫盲、记账、读信、写信这些事，全都交给了我。
妈妈把这些重任交给我的时候给了我一个 “代价”：今后我的全部家庭作业全由她做。但由于我的同学家都点不起油灯，学校早已取消家庭作业，于是妈妈转而为我做暑假作业和寒假作业。我小学毕业后到上海考中学，爸爸听说我从来没做过家庭作业，吓了一大跳。
我到上海考中学，妈妈心情有点紧张，她害怕独自在乡下的“育儿试验”失败而对不起爸爸。我很快让他们宽心了，但他们都只是轻轻一笑，没有时间想原因，只有我知道。我获得上海市作文比赛第一名，是因为已经替乡亲写了几百封信;数学竞赛获大奖，是因为已经为乡亲记了太多的账。
妈妈太要求体面了，即便在最艰难的那些日子，服装永远干净，表情永远典雅，语言永远平和。到晚年，她走出来还是个 “漂亮老太”。为了体面，她宁可少活多少年，哪里在乎一两星期。
病床上妈妈的躯体已经缩得比从前小。但我心里明白，我一生最大的勇敢，都来自她。我六岁那年的一个夜晚，她去表外公家回来得晚，我瞒着祖母翻过两座山岭去接她。她在山路上见到我时，不责怪，不惊讶，只是用温热的手牵着我，再翻那两座山岭回家。
妈妈，这次，您真的要走了吗?妈妈，从二十岁开始，我每次要作出重大选择，首先总会在心中估量，万一出事，会不会给您带来伤害。您平日的表情举止，都让我迈出了像样的步伐。如果您不在，我可以不估量了，但是，一切行动也就失去了世代，失去了血脉，失去了力量。
妈妈今天脸色，似乎退去了一层灰色。我和马兰心中一紧：妈妈，您的生命，会创造奇迹吗?多么希望，您能在我们面前安睡更长时间。我和马兰在普陀山普济寺门口供养了一棵大树，它一定会庇荫这位善良而非凡的老人休息，即便远行，也宁谧而安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