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次去杭州，必去西泠印社；每次去西泠印社，必去造访中国印学博物馆。那里展陈着我家的“家珍”——吴昌硕自篆自镌的十二枚田黄冻石自用印，现在是该馆镇馆之宝。每次，晤面的仅是其中两三方，我都会在心中默默与它们打招呼：“久违了，老朋友！”
眼前总会浮现那个画面：1981年秋天，父亲吴长邺捧着一个沉甸甸的有机玻璃盒走出家门，到西泠印社去捐赠。盒内鹅黄软缎衬垫上端嵌的，正是那十二方印章。我们眼里含着不舍，心里又存着庆幸：这盒宝印，终于“回家”了！它们将会有最好的归宿——以“国宝精品”的身份，在西泠印社面向世人，历尽沧桑而不失金石篆刻浑厚坚贞的本色，展示出中华传统文化的不朽与辉煌。
这十二枚田黄印章，黄澄澄、金灿灿，其中七枚朱文印、五枚白文印。五枚为名号章，印面文字为“俊卿”“吴俊卿”“苦铁”“仓翁”“缶老”；二枚为地域章：“古桃州”“安吉”；另五枚为闲章，分别记录了吴昌硕最难忘的几番人生经历和人生感悟：“酸寒尉印”“一月安东令”“弃官先彭泽令五十日”“长愁养病”“老至居人下”。它们是吴昌硕各个年龄段的金石篆刻力作，在中国篆刻史上有着开创一代新风的标杆意义。这些田黄石总重量为462克，最重一枚为115克，其中九枚雕有精美兽钮饰。
然而，这些艺术珍品曾在时代的波澜激荡中命运多舛，三度远离南昌路吴氏老宅。
1953年，我的祖母不幸罹患癌症需动手术，手术费连同术后的治疗费用需要数千元。那时候，这是一笔大数目。家中无金银财宝，唯有吴昌硕留下的一些字画，但在当时并不值钱。正当爷爷吴东迈与父亲急得团团转时，父亲读书时的同窗好友、时任正泰橡胶厂董事长的刘汉麟先生得知后友情出手，付清了这笔医疗费。我们家中近十口人，平日生活就不宽裕，什么时候才能还清此款呢？爷爷捧着这盒田黄印章来到刘汉麟先生家，执意留下作为抵押。刘汉麟先生一再推托，但终拗不过爷爷的坚持，印章就此留在了刘家保险箱里。
1966年，刘汉麟先生恐怕吴家祖传之宝有失，又将此盒印章送还南昌路吴家，我们才第一次见到先祖遗物的真容。但不久后，印章又因各种原因下落不明。
直到多年后的1974年，父亲才开始寻找它们。得到的信息是，印章已卖给文物商店。父亲先去了文物商店，但哪里都查不到这笔账，又去友谊商店、博物馆等多方打听。来来回回，年复一年，均无收获。
父亲有两位至交，一位是我中学同学王小鹰的父亲芦芒，他是新四军老干部，著名作家、诗人；一位是曾任上海科学院副院长的程国璠伯伯。他俩指点我父亲：“靠你个人能办得好这种事？要相信组织、相信党，你可以写信给市纪委，请他们出面查一查。”“这盒印章，是你们的家珍，也是国家的国宝。若能捐赠给国家，国家会负责寻找的。”我父亲茅塞顿开，听从建议，写信给上海市纪委，在信中明确表态，如能找回此盒田黄印章，一定捐赠给国家收藏。
不到一个月，复函来了。市纪委领导非常重视此事，查明当年的经手者已经去世，线索因此中断。市纪委复函称：已委托市文管委处理此事，请与该委员会联系。于是，父亲与市纪委的一位女同志以及文管会的金阶平同志一起，开始了对印章的新一轮追寻。
首先，他们清查文物商店堆积如山的账目，未见印章踪迹；又去文物商店的上级单位商业一局，翻阅该局十余年的账册，一本一本仔细查看，唯恐漏掉一笔。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找到了线索，一本账册上记得清清楚楚：吴昌硕田黄印章已卖给进出口公司。赶到进出口公司一打听，这十二方印章已卖给了外商！
三位“寻宝者”全愣住了。父亲更是老泪纵横，年近六旬一贯坚强的他，终于也挺不住了。
好在，柳暗花明。细心的老金突然发现账册的支出栏一角注了一句话：买主付的钱已退回了。
怎么回事？三人忙找来知情者询问。最后得知，此盒印章在海关被扣住了，海关工作人员认为它们属于国宝，不能卖给外商。进出口公司只好把钱退还给人家。于是，上海市纪委与文管会联合与海关联系，并得到海关回复：为防止再次流失，印章早已上交国家文物局。市纪委与文管会于是又发函至国家文物局，国家文物局也很重视，根据线索派专人会同老金等人，在七八十个大箱子中小心翼翼地翻寻。
好些日子后，他们真的找到了那盒印章。
历尽周折的吴家“家珍”，终于拨开重雾见天日了。那时，已经是1981年夏秋之交了。
在一次庄严的“落实政策，归还原物”会议上，父亲领回了这盒朝思暮想的印章，到家后恭恭敬敬地供在我爷爷的遗像前，禀告曰：“政府费尽心力帮吴家找回了宝印，我决定将它捐赠给印学圣地——先祖父吴昌硕曾任社长的杭州西泠印社。”
这当然已不是我爷爷与我父亲第一次捐赠家藏艺术珍品了。这盒印章仅在我家停留了一天。那天，父亲请来了几位好友，共同见识宝印。我与弟弟吴超当夜裁得十几张小宣纸，认认真真、恭恭敬敬地在宣纸上逐一拜钤十二方印章，因为时间紧迫，我们根本来不及拓边款。第二天上午，我们就目送父亲坐上西泠印社派来的轿车。
印章再一次离开南昌路老宅。不过，这次再也不是流离失所，而是定居于西泠印社的国家级印学博物馆，在那里供千万仰慕者观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