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事起，我从没见过父亲，问急了，母亲就说父亲在很远的地方工作，说他很忙，没有时间来看我们。
母亲说这话时，将脸扭向一边，尽量往高处望，可我还是看到了她眼里的泪。知道心疼母亲后，我就不再问了，只是偷偷地盼着快快长大，长到可以去找父亲那么大。
记忆里，母亲对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不要拿别人的东西。母亲说话时低下头，肩膀一抖一抖的。后来我还是拿了别人的东西。
二年级下学期，我的铅笔刀不知被哪个同学拿走了，我随手将邻座胖二丫的铅笔刀装进了我的书包。母亲发现后，拿来做衣服用的尺子，朝着我的手不停地打，边打边对我吼，你怎么可以这样！你怎么可以这样……
我向二丫还铅笔刀时，手肿得已经拿不稳了。事后，看到偷偷躲到一边哭泣的母亲，我举着还未消肿的小手向她发誓，我绝不再拿别人的东西！
誓言被六年的时间浸泡得越来越轻，初中毕业后我又拿了别人的东西，是一条床单。这是一个连锁事件，我并不觉得有多大过错。同寝室不知哪个同学的床单丢了，他就拿别人的床单包裹了自己的物品，别人又拿了我的床单。等我整理完东西回家时，看着满床的物件直发愣，就顺手拿了一个同学的床单包起来，带回了家。
我怎么也不会想到，一条床单会激起母亲的万丈怒火，她疯了似的扑过来，拼尽力气甩了我几个响亮的耳光0看母亲还要打下去，我气极狠命地抓着她的胳膊吼，父亲在哪里？我要去找他！我不要再跟你过了——母亲一下子愣在那里，手不知不觉地放下了，她的嘴唇哆嗦了四五分钟，没有说出一句话。
晚上睡觉时，她犹犹豫豫地对我说起了父亲。
我出生的那年夏天，是父亲冰火两重天的日子。冰的是辛苦了一年的工钱在费县火车站全部被盗，火的是叔叔收到了北京理工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从父亲到家的那一天起，来客就源源不断。不太亲近的人来套近乎，亲近的人见到父亲当胸就是一拳，你他妈好福气，养了这么个出息的弟（爷爷和奶奶早年过世，叔叔是父亲一手带大的），儿子肯定也不会坏到哪里去。这一拳拳擂下去，就将父亲丢钱的不快擂没了。
很快就是该给叔叔准备学费的日子了。
快开学的那天早上，父亲悄悄地告诉正在收拾行囊的叔叔。别急，明儿一早，老哥就去费县给你拿学费，误不了你的。
第二天，父亲磨蹭到将尽中午，才踏上了开往费县的公共汽车，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事后听人说父亲在候车室里慌慌张张地拿走胖男人的手提包时，被发现了。几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没费多大力气就抓住了想在这里找回自己一年血汗钱的父亲。在挨第一拳时，父亲还死死地抱着那个包：等到拳脚雨点般将他砸翻后，他什么也顾不上了，只是用双手护着头在地上滚来滚去。
有个愣小子，感觉手脚打得不过瘾，不知从哪儿捡来一块半截的砖头，朝着父亲砸过去，正好击中父亲的头部，鲜血一下子冒了出来。围观的和动手的人一哄而散，那个投砖的小子早就跑得没了踪影。
傍晚时分，母亲和叔叔在民警的带领下，见到躺在费县第一人民医院的父亲。抱着不满四个月的我，母亲一下子跌坐在地上。叔叔狠命地摇着父亲的肩膀声嘶力竭地哭喊着：哥——哥呀——
父亲睁了一下眼，嘴里含糊不清：“我……不是……小……偷，我……想……拿回……自个儿的……”话没说完，头一歪，去了。
叔叔哭了一个星期后，将北京理工大学的通知书撕得粉碎。
两年后，费县警方破获了一个由叔叔组织的疯狂偷盗团伙。之前的七百多个日子里，除了民工和学生，每个经过费县火车站的旅客都尝到了被偷的滋味。
叔叔被带走时，抱着我亲了又亲，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跪下来给母亲磕头：“我们家就剩下这一条根了，不管多苦，一定要带大他，不能让他再走弯路。”母亲说到这里，早已泣不成声。我更是如遭雷击。
那年寒假，我一下子长大了。
选自《新课程报·语文导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