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弟永厚要出本画集，后来又不出了。问侄儿黄河，他也没说出个道理；及至见到二弟，我劝他还是出一本好，他同意了。
在画画上，他的主张是很鲜明的。有的人画了一辈子画，却不明白他的主张何在？一个画画人的主张是很重要的，没有主张，画什么画？
当然有些人的画其实并不怎么样，却也一天到晚四处乱宣主张，其目的只是怕人不知道他的画好，那点苦心也就算到头了。
所以我觉得出一本画册最是让人了解自己主张的好办法，什么话都不用说了。它可以坦诚地让人看透肚肠心肝——吃的什么料？喝过多少墨水？发挥过什么光景？施展的什么招式？
毛泽东到苏联找斯大林订条约，主题是“既好看，又好吃”；托尔斯泰当面称赞契科夫的文章是“又好看，又有用”。两个大人物都提到文化上虚和实的东西。好多年前在农村搞“四清”，也提到“喝稀的，吃干的”两个政治概念，喻指精神和物质的紧密关系。
虽然说画画是件既用脑又用手的快乐行当，倒也真是历尽了寒冰的死亡地带得以重见天日。几十年来，人们溷滞于混乱的逻辑生活中。“深入生活”，得到的回报是深重的沉默；“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有了发言权的彭德怀却招来厄运。“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真要关心起来，却又叶公好龙似的令人害怕。哲学上范畴的破坏，文艺上“载道”和“言志”的文体功能变成了对立的阶级斗争之武器。柳宗元江雪诗云：“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在此景象中，垂钓的剩下郭沫若、浩然……间或还有三两个海豚式的文艺人物在海中时冒时没“划”着“时代”创作“刹那牌”经典。
厚弟也近八十了，我们都哈哈笑着说从未以“美学”指导过自己的创作。美学中从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康德、黑格尔，到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朱光潜、蔡仪……从未提起过。人打生下地来，什么时候感受到第一次“美”的？谁都没有丝毫关注过这个伟大的命题。人自己包括美学家自己何时懂得美的？感知尚无着落，倒不如孟子那四字黑话“食色性也”解馋多多，美学家不谈美在人身上的起始，要它何用？
厚弟几十年来的画作选择的是一条“幽姿”的道路。我们的一位世伯、南社诗人田名瑜的一首诗谈凤凰文化的头一句就说“兰蕙深谷中”，指的就是这种气质。
说一件众所不知的有趣小事。八十多年前，我们家那时从湘西凤凰老西门坡搬回文星街旧居没几年。厚弟刚诞生不久，斜街对面文庙祭孔，我小小年纪躬逢其盛。演礼完毕，父亲荣幸地分到一两斤从“牺牲”架上割下的新鲜猪肉，回到古椿书屋，要家人抱起永厚二弟，让他用小舌头舔了一下孔庙捧来的这块灵物，说是这么非同寻常的一舔，对他将来文化上的成长是有奇妙的好处的。
想想当年这一对年轻夫妇对于文化的执著热衷，是一个多么温馨的场面！他们那时的世界好纯洁，满室充满着书卷的芳香……
过不了几年，湘西的政治变幻，这一切都崩溃了。家父谋事远走他乡，由家母承担着供养五个男孩和祖母的生活担子。我有幸跟着堂叔到福建厦门集美中学读书，算是跨进天堂，而遥远的那块惶惶人间，在十二岁的幼小心灵中，只懂得用眼泪伴着想念，认准那是个触摸不着的无边迷惘的苦海。
我也寄了些小书小画册给弟弟们，没想到二弟竟然在院子大照壁墙上画起画来，他才几岁大，孤零零一个人爬在梯子上高空作业。这到底是鬼使神差还是孔夫子他老人家显灵？当然引来了年纪一大把的本地文人雅士、伯叔婶娘们额手赞美。物质上的匮乏却给祖母、母亲带来精神上满足，每天欢悦地接待一波又一波的参观者。有了文化光彩的孩子，任何时空都会被人另眼相看的。几百年的古椿书屋又有了继续的香火，真怪！
湘西老一代的军人传统，地方部队总是有义务寄养一批批候补的小文人小作家。名义上是当兵，其实一根枪也没摸过，一回操也没上过，在部队里跟着伯伯叔叔厮混，跟着部队四处游走。表叔沈从文如此，永厚二弟也是如此。
永厚二弟在“江防队”（这到底是个什么部队，我至今也不能明白）有机会做专业美术工作，和我当年在演剧队的工作性质完全一样，读书、写字、画画，自己培养自己。我们兄弟，加上以后跟上来的永光四弟，命运里都让画画这条索子紧紧缠住，不得开交（关于永光四弟，我将在另一部文章写得详细一些，这里不赘述了）。
说苦，百年来哪一个中国人不苦？苦透了！这里不说它了。
在兄弟中，永厚老二最苦。他小时候多病，有一回几乎死掉。因为发高烧，已经卷进芭蕉叶里了，又活过来；病坏了耳朵，家里叫他“老二聋子”，影响了发育；又叫他“矮子老二”，后来长大，他既不聋也不矮，在我们兄弟中最漂亮最潇洒。很多人说他长得像周总理。成年后，他的负担最重，孩子多，病痛繁，朋友却老是传颂他助人为乐的出奇而荒唐的慷慨逸事，于是家里又给他起了个“二潮神”（即神经病的意思）的名字。
他的画风就是在几十年精神和物质极度奇幻的压力下形成的。我称之为“幽姿”，是陆游词中的那句“幽姿不入少年场”的意思。无家国之痛，得不出这种画风的答案。陆游的读者，永厚的观众，对二者理解多深，得到的痛苦也有多深。排解不掉，抚慰不了。
“幽姿不入少年场”自然是不趋附，不迎合，而且不羡慕为人了解。
徐渭、八大、梵高活在当时几曾为人了解、认识？因为他们深刻，他们坚硬，一口咬不下，十口嚼不烂；必须有好牙口、好眼力、好胃口才够格招架并且很费时间。所以幽姿不免寂寞，以致如明星之光年，施惠于遥远的后世。
听忠厚的朋友常常提起某个伟人着实读过不少书，出口成章很有学问，我总微笑着表示不以为然。我说，他读的书我都读过；我读过几十年他没有读过的外国翻译书，他根本就不可能读到，论读书，我起码多他一倍。“文革”期间他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大谈《飘》，大谈《红与黑》，津津有味，还要以此教育别人。说老实话，那不过是我的少年读物！没什么好牛皮的！他还特别喜欢大谈知识分子最没学问的话。一个人有没有学问怎可能由他一个人说了算呢？
真正称得上读书人的应该像钱钟书、陈寅恪、吴宓、叶公超、翁独健、林庚、钱穆、朱光潜……这些夫子，系统巩固，条理清楚，记性又好，在他们面前，我们连“孺子”的资格也够不上的。
要是站在画家的位置上说起读书学问，除了以后活着的年月还要读书之外，也算够用了。不是学问家，要那么多学问干吗？牢记那么多干吗？
学问家读书，有点、线、面的系统，我们的知识是从书本上一路打着滚过来的。像乾隆的批示一样：我们只够“知道了！”的水平，但比后来的首长在公文上打圆圈圈却是负责认真多多。画画不可无学问前后照应。二弟的笔墨里就有许多书本学问，用得很高明，很恰当，变成了画中的灵魂命脉。演绎的不仅仅是独奏，而且是多层次的交响。
画家像个牧人，有时牧羊，有时牧马，有时牧牛，有时牧老虎。只要调度有方，捭阖适度，牧什么都没问题的，甚至高起兴来骑在老虎背上奔驰一场也未为不可。做个牧人不容易，上千只鸭子赶进荡里，汪洋一片，也有招不回来的时候。
文化上有不少奇怪的现象，可以意会，可以感觉得到，要说出道理却是很费力气，有的简直说不出道理。比如说京剧，有余叔岩，有言菊朋，有奚啸伯，更有周信芳。余叔岩某个阶段曾倒过嗓子，那唱法几乎是一边夹着痰的嘶喊，一边弄出珍贵的从容情感：“宋公明打坐在乌——龙——院，莫不是，阿——妈——呢，打骂不仁？”那一个“阿——妈——呢”已经是卡在喉咙里出不来了，嗳！就那点声嘶力竭挣扎于喉咙间的微弱信息，不知倾倒了多少当年追星族的梦魂？从音乐庙堂发声学的角度看来，这简直是笑话。说言菊朋，说周信芳，说儒雅到极致的奚啸伯，莫不都有各自的高超境界。
画，也有各型各号的门槛，外国如此，中国也如此。我想，外国印象派以后的发展变化直到今天，恐怕习惯于写生主义的很多欣赏者都掉了队，都老了，现象如此，实际情况正如中国老话所云“老的不去，新的不来”。不习惯不要紧，我就是四五十年代的胃口特好的年轻人，是一个既喜欢老京剧又拥护前卫艺术的八十已过的欣赏者。
你问我为什么喜欢八大？喜欢突鲁斯·拉德莱克？喜欢米罗和毕加索？喜欢勃罗克？我能意会。要说，如给我时间或许也能说得出一点道理，但是，为什么你有权利要我说出道理？有的艺术根本是毋须说明道理的，比如音乐，比如中国写意画，比如前卫艺术！
一个艺术家到了成熟阶段，已经不存在好不好的问题了，只看观众个人爱好，喜不喜欢。比如说，我喜欢买一点齐白石的画，却很少收藏黄宾虹的画；不是黄宾虹的画不好，只是我不喜欢。画家龙瑞把黄宾虹先生的风格作了博大的演绎，很出色，我也看得出龙瑞先生像位乐队指挥，在宾虹先生的乐谱中作了现代化的发挥，搞得很精神，很动人。
梅兰芳和程砚秋，我听的是梅兰芳；没有人敢造谣说我黄某人曾经说过程砚秋不好。
有人说多少多少个齐白石抵不上一个鲁迅；这似乎是在说十八个李逵打不赢一个张飞的意思。张飞和李逵如活在一个历史时期倒是可以约个时间过过招论论高低的，他们比武的可能性的基础是因为他们同是武人。
鲁迅和齐白石虽都是文化巨人，革命思想方面鲁迅了不起，但鲁迅不会画画，齐白石画画画得好，革命的道理却谈不上，两个人在各自的领域里各有成就，比是不好比的。就好像盐和糖都于人有益，可谁都不会说二十五斤零四两的糖比不上一斤盐。
厚弟的人物常作悲凉萧瑟，让观者心情沉重；也时见厚重鲁莽如铁牛鲁达之类夹带着难以捉摸的幽默点染，这恐怕就要算到父母的遗传因子账上了，父亲这方面的才情影响过他的表弟沈从文（《沈从文小说选集》序，人民文学出版社版），自己的儿子自然不在话下。
二弟明年就八十了，尔我兄弟在年龄上几乎是你追我赶，套一句胡风先生的诗题作口号吧！
“时间，前进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