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故乡，只不过是我们的祖先漂泊的最后一站。因此，故乡即他乡，他乡即故乡。但是怀乡，对于一个常年奔走在外的人来说，却是心头永远隐痛的情结。几度梦回，几度怀想。--题记
母亲
人世间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子欲孝而母不在。事前，你也许正忙碌着自己的事情。你说忙啊，按揭的房贷每月都要大几千块，单位的工作脱不开身，孩子也要高考了。母亲说尽忠不能尽孝。你听后，自欺欺人的心理多少得到些许慰藉。事后，你可以挤着愧疚的泪对街坊邻居说些对不起老母亲的话。你混出人样了，人们会原谅你，觉得你拖家带口地过活，也挺不容易。但是背过人去，你能原谅自己吗？如果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件事情非得你亲自去做不可，那就是照料你自己的母亲。
母亲是谁？
在农村，母亲不就是那个以“恨铁不成钢”的方式来关爱你的人么？母亲不就是她可以错怪你但你却不会埋怨她的那个人么？母亲不就是那个照顾你直到你感到烦躁和唠叨而她却浑然不觉的人么？母亲不就是你对她付出点滴照料她却惶恐不安满怀感激勉强应承的那个人么？
大爱无言。无言的大爱是你绝望时存活下去的最终动力吗？
第一眼见到母亲，她就老态龙钟地站在大门楼子下面的柴禾垛旁边，奓着皴裂的双手，等待她阔别六年的小儿的归来，临近傍晚的日光斜斜地在母亲脸上摇曳不定。
“娘--”
“回来了？”
“回来啦。”
“路上冷啵？”
“不冷。”
“快屋里去吧！”
“屋里去，屋里去。”
六年的时间仿佛六个小时那般短暂，仿佛她的小儿头晌去镇上赶集，天擦黑从集上带回日常用品那样熟稔。我站在堂屋里，手摸着班驳而零星散布着蜘蛛网的墙壁，不禁倍感酸楚！推开东厢房油漆剥落的木门，再回头看着随后跟进来的母亲，我无法遏止地潸然泪下。终究还是物是人非啊！
当一碗热腾腾的鸡蛋面端上饭桌时，我才开始仔细端详母亲--她明显地老了，在六年时光的打磨下，她的面颊虚胖了好多，头发一如夏末的茅草样花白了不少。由于身患长达四、五十年的皮肤病，她的腿脚早已不再灵便，走路蹒蹒跚跚的。这就是生我养我的母亲吗？这就是小时候带我走亲戚赶集时拉扯着我的亲娘吗？
拉扯是一个多么让人深感疼痛的字眼啊！记得我上初中时，还尚年幼，用自行车载着母亲去县城的五舅家走亲戚，其中必须要经过一个名叫东杨庄的村子。在这个村子与县城的油漆马路之间，有一段异常难走的高低不平的车辙路，十多岁的我载着四十多岁的母亲。很快，车子就被我蹬的歪歪扭扭、曲里拐弯，闪来绕去地躲避着泥泞深陷的车辙。每次没有预感的拐动车把，母亲就本能地把拉扯我褂子后襟的手更加攥紧了，一来是维持身体的平衡，二来也是缓冲紧张情绪。这种情形就像我更小的时候，跟在母亲身后走街串门子，遇到冷不丁从斜刺里蹦出来的一条狗那样，我会惊恐万状地一手抱着母亲的腿，一手牢牢抓住她褂子的下摆，躲在她的身边，侧着眼睛盯住突然出现的庞然大物。而母亲就立刻将我的小脑袋拨拉到身后，转身厉声呵斥着惊吓了她小儿的罪魁祸首！那时我还不知道扯住母亲的衣裳其实就是扯住了依赖之物，扯住了一份后来的感念、感恩与感激的亲情。同样是拉扯，儿子拽住母亲是血肉之情的自然依恋，母亲拽住儿子何尝不是油然而生的信赖与依托？但是作为年少的我们，又如何体会得到这其间的母子情深呢？汗津津的单裤单褂像水湿过的布条一样贴在我的身上，当他的母亲坐在没有安全感的自行车后坐上，扯住儿子的后襟便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可当时我愣是硬生生地力图挣脱开母亲的手，愣是将一份浮躁之情传递过去，愣是为了被汗濡湿的褂子不再那么贴紧皮肤，忽略了母亲的感受，抗拒了母亲的依托，也忘记了那双手是曾经抚养我长大成人的手，那双手曾经是送走过我老爷（爷爷）与哑巴大爷（大伯）的手，是打发三个姑姑出嫁的手……
十年之后，她那喜欢舞文弄墨的小儿靠着几篇铅字文章进了媒体，坐在了办公室里，是人们称为“记者”的那种所谓的文化人。但是每次在大街上见到别人的儿女们踩着自行车载着自己的父母走街窜巷时，他都会由衷生羡。多年之前，母亲被自己抗拒过的手，讪讪地缩回去;多年之后，那只手竟越来越强烈地抓挠着他，使他每次面对母亲的照片时，内心讪讪不已……他想，能够替爹娘做点什么也是一种幸福啊。后来，每逢骑着自行车载女同事，他都会不自觉地对人家讲，抓住我的衣服，抓紧点。
我终于如愿以偿地用三轮车载着母亲走亲戚赶年集了。我终于能够搀着母亲让她拉扯着我的手走街窜门子了。我也终于在别离六年之后，在老母亲的膝下听她拉家常诉说往事了--借着对人事变迁与世态炎凉的促膝长谈，我将自己在福州学习、工作时所受的苦难与委屈通过泪水化解出来。是的，我和娘夜夜就着让人倍感温暖的炉火彻夜交谈，似乎要把六年该讲的话全部讲出来，而在诉说和倾听之时，我数度泪如雨下。儿子在母亲面前落泪不丢人，永远都不。回过头来，要是母亲都看不到自己的儿子失声痛哭，那么在这个世界上，还会有谁能够看得到呢?对于一个孩子而言，母亲的庇护是人世间最令他放心的地方。母亲是这个世界上第一个听到你哭的人，她也是在你的哭声中离开这个人世间的。年近而立之年的我在即将步入花甲之年的母亲面前，像她永远长不大的孩子那样，把头垂在两腿之间，一任温热的泪水打湿裤管，濡湿皮肤。如果不是矫情，我真希望自己六十岁时还能够在九十岁的母亲前流泪，真希望能够像现在这样，一家人围着烧红的炉火拉呱儿，谈论着年岁、人事、庄稼还有土地……
如果以后有机会，我能够站在瑞典文学院的领奖台上领取诺贝尔文学奖，或者站在浙江桐乡的领奖台上领取茅盾文学奖。我都会带上目不识丁、满口方言的母亲，如果有人问起，我会对他们说，这是我的母亲，她不识字，没文化……
父亲
河南的阎连科是我敬重的一位著名作家，他小说的语言凝练精警，而对人事的体察又细致入微。比如中篇《年月日》，比如长篇《日光流年》。但是至今令我难以忘怀的却是一篇描写父亲的千字小文。
那篇文章是发在《读者》上的。过程忘了，只记得两个闪光的细节:一是“我”小时候被父亲狠狠地打了一顿，原因是父亲以为“我”偷了别人家的东西，而事实并非如此。打完以后的当天夜里，父亲来到“我”的床前，在黑暗中最后一次问“我”:你到底有没有偷人家的东西?“我”看着父亲，坚定地摇摇头。不再言语的父亲“伸出手，摸了摸我红肿高涨的脸，然后走到院子里，站了一夜”。二是多年之后，“我”成了作家，父亲“有一天躺在床上，望着糊屋顶的报纸时，突然在上面看见‘阎连科''''三个字！”后来，“我”回家探亲时，看到报纸上的“阎连科”三个字有无数个黑黑的指头圆点儿，而“我”的名字几乎完全被覆盖了。
我想，那个父亲把“阎连科”三个字点成无数个黑点的细节将反复出现在阎连科的脑海中，温暖着这位“不可救药地执念于举鼎，去承受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文学评论家李敬泽语）的小说家，以及他苍凉的文字。
六十多岁的父亲身体一向健壮。当我作为我家乃至整个家族惟一的大学生（自考、专科）出现在六年未曾见面的父亲跟前时，我能深切地感受到他的喜不自禁！
每每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到来，父亲都会把我的毕业证书从挂满蜘蛛网的东厢房里拿出来，轮流拿给目不识丁的叔伯姑婶们看。我知道，这不是显摆，而是欣慰。我们村里的大学生并不少，没用爹娘交学费并大学毕业的只有我一个；大学毕业托关系找门路却没有好工作的不少，能够不靠关系单枪匹马地进入省级电视台的只有我一个。
距离能够产生美，也能够产生隔膜。但是横亘在我跟父亲之间的六年时光所产生的似乎只有无尽的宽容、悲悯、相互安慰又相互激励……
多年的父子成兄弟！
我从福州回到山东老家的第二天，就是给我过世的三奶奶上坟的日期了。堂哥堂弟们迎来送往地忙碌不停。后来，在我们家族的坟地里，借着给三奶奶上坟的时机，我跟在父亲和一位堂叔的身后，给我过世二十年的老爷烧纸、跪拜、磕头，也给我过世一年多的那位堂叔的爹--四老爷烧纸、跪拜、磕头……那位在我八年前只身来福州时，深夜谆谆教导我的四老爷，您在另一个世界里过的还好吗？
老爷辈的四兄弟都是靠拉家什（贩卖土制陶器）给他们的儿子说上了媳妇，给他们的闺女置备了嫁妆；而父辈的六兄弟也是以薄技木工、泥瓦工娶进了娘、婶子，送走了姑姑们，养活了我们……
血脉就是这么延续的么？人事就是这么变迁的么？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长辈啊，为什么你们的孩儿在你们膝下言欢的时间却又如此短暂？
我无法忘记父亲在惨白的灯光下晃动着骨节粗大的手掌，向我传授他为人、处世哲学的情景：“心平！眼平！”父亲就这样坐在露出棉絮的破沙发上，以粗壮的手臂比画着，“这么高--”父亲抻平了手掌，高高地举到头顶上空，又倏忽直线降下来，落在膝盖前方，“和这么高的人，在我看来都是一样的……”
我有幸于2002年6月12日在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聆听了台湾著名散文家林清玄的专题演讲，在他题为《生活·智慧和爱》的讲题中，他提出“用平等的心看待这个世界”。就这一个观点来说，我觉得我那做农民的父亲其实并不比散文家林清玄逊色多少。
人生在世，草木一生，无非是一场枯与荣的轮回罢了。人与人之间在很多方面都是平等的，比如尊严，比如人格。可是人身之外的名与利为什么却不由自主地牵扯着人们的目光，使原本清澈澄明的眼睛变得势利起来?我想，我还是以我所敬重的河南籍作家阎连科在他的长篇小说《日光流年》（自序）中的一段话来孝敬我的父亲，绾结这篇文章，并隔靴搔痒地诠释他教导中的寓意吧--
“……我们来到人世匆忙一程，原本不是为了争夺，不是为了尔虞，不是为了金钱、权力和欲望。甚至，也不是为了爱情。真、善、美与假、丑、恶都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走来的时候仅仅是为了我们不能不走来，我们走去的时候仅仅是因为我们不能不走去。而这来去之间的人事景物，无论多么美好，其实也不是我们模糊的人生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