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傅国涌
“有才无德啊”，《文星》杂志创办人、曾与李敖相交18年的萧孟能追忆前尘往事，在临终前不久留下了这样一声长叹。他们之间的那场涉及李敖侵占财产的官司，在二十多年前的台湾岛上乃至香港都是轰动一时的新闻。
侵占财产案
萧孟能于1957年创办《文星》，1961年大胆起用年轻的李敖，发表大量有锋芒的思想批判和社会批判文章，挑起“中西文化论战”，在岛上引起一场场轩然大波，《文星》成为《自由中国》之后台湾最有影响力的期刊，终于为国民党当局所不容，1965年12月，《文星》在出了98期之后被查禁，1968年4月，萧氏苦心经营了18年的文星书店也被迫关闭，“文星”从此进入历史。萧比李年长14岁，他欣赏李、信任李，他们有过长达十八年的莫逆交情，正因为如此，当他因债务缠身、暂时离开台湾时，才会把所有的财产包括房产、股票、收藏以及一切文件、契据、图章等毫无顾忌地交给李敖，放心地交给李全权处理。不料半年后，当萧回到台湾却发现李敖并无归还委托其保管、处理的财产之意，总计被侵占财物的价值在2000万新台币以上。经多方劝说、交涉无效，萧孟能被迫以“侵占和背信罪”将李敖告上法庭，昔日的“伯乐”与“千里马”终至反目成仇，时在1980年8月。
最后法庭判决李敖侵占罪名成立，入狱6个月。
大陆读者的“李敖情结”
随着更多的历史真相开始浮出水面，人们惊讶地看到了一个“斗士”之外的李敖，他人性中的黑洞、性格中的缺陷，以及在他飞扬跋扈的文字后面的种种手段，换言之，他不是一个简单的文人，不是一个只知道爬格子的文人，他聪明过人，能洞察人性的幽微，并利用人性的弱点，以其生花之笔写出恣肆文章，感染、打动了无数仰望他的读者。时至今日，当那些与李敖所说截然不同的声音出现时，被李敖的“斗士”光环、满腹经纶蒙蔽了双眼的“李敖迷”们不愿相信这一切是真的，只能斥之为“一面之词”。在我们听惯了李敖的“一面之词”后，为什么就不能听一听萧孟能的“一面之词”、胡茵梦的“一面之词”呢？正是不同当事人的“一面之词”才能使我们更好地看清事实，而不是盲目地迷信李敖的“一面之词”。当然，我能理解他们不愿直面偶像被打碎的内心尴尬，我也有过相似的幻灭。
很多年前，我也曾特别喜欢李敖的文字，他对一个偏处孤岛、继续奉行专制主义的政权的嬉笑怒骂，他对传统文化的无情鞭挞，他的监狱生涯、斗士豪情都让我激动过、兴奋过，在许多年轻的夜晚，我不断地被他笔下的文字所吸引、所感动，有的段落甚至读得滚瓜烂熟：1961年，26岁的李敖在《文星》杂志发表《老年人与棒子》而一举成名，从此一发不可收。到底是《文星》给李敖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平台，还是横空出世的李敖成就了《文星》？“多少浮云世变，使我觉得，为文星而作战的人，如今只剩下我一个。风雨如晦，水深浪阔，我再做多久也不知道，但是，我不会终止，我不会背弃文星的理想，我总朝前去了！”这是李敖的个人独白———我本人就曾一再地被这番经典式的表述所感动。李敖从《文星》出道，为《文星》入狱，他似乎成了《文星》的化身，是“文星”理想不折不扣的捍卫者。长期以来，我们心目中的李敖首先就是一个这样的“斗士”、“英雄”。
李敖的人生博弈学
四十多年来，自称“大陆型知识分子”，向往着埋骨于昆仑之巅的李敖，在台湾岛上目空当世、唾沫横飞、墨花四溅，从当权的蒋氏父子一路骂下来，似乎是横扫千军如卷席，口无遮拦、笔不留情，因此而赢得岛内外万千读者的敬慕，以为他英雄无敌，敢把皇帝拉下马。而没有洞察他无比狂妄、勇敢的背后乃是他精明到家的计算，是他对成本与收益的权衡。他之敢于批评国民党，主要的不是基于理想主义的冲动，而是别有怀抱，因为他不会“那么笨”，“笨”到做投火的飞蛾，用青春、自由去为理想献身，他有见机行事的本事，能准确地观察风向，并及时调整自己，所以他才会反复强调自己不会那么“笨”。选择批评国民党这条路，只是他在那一环境下选择的“玩法”而已，他知道这种“玩法”将有什么后果，他早已窥破当时的国民党“搞民主无量，搞独裁无胆”的内心秘密，即使得罪了蒋，最多无非是把他关上几年，既不会终生监禁，也不会被活活整死，乃至在狱中，他还可以遥控出版他的《千秋评论》、《万岁评论》，继续他的嬉笑怒骂。
他因受难而获得巨大名声，笼罩在“斗士”的光环之下。
这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中，是他自己所说的可以承受的一种“玩法”。一旦不是这样的环境，他就要换一种“玩法”，绝不会去干“笨”事、傻事。
说穿了，归根到底李敖只不过是一个聪明人、一个“识时务的文人”，一个骨子里缺乏理想主义的人。这一点，罗思义先生在《李敖·梁漱溟·马寅初》文中就已洞见。老实说，只要我们对李敖多一点了解，我们就会对李敖自我粉饰的独白多一分反感，更不要说那些自狂、自大的放言，比如“五百年来白话文第一”之类。我也曾走过一个仰望李敖的年轻时代，但从我看到他真实脸孔的那一刻起，那个被他自己塑造成在狂风恶浪中抵抗横逆的李敖，那个激扬文字、博古通今的李敖就已在我心中彻底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