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谢有顺
已经有太多的人对批评表示出了不满。虽然，批评作为一种事业，一直不缺乏为之努力的人，但它的文学功用的日益衰微，却是不争的现实。
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媒体时代，批评固有的功能正在被媒体宣传和会议发言所代替，那种微弱的、专业的批评声音，已经变得相当可疑。读者不看，作家不承认，甚至连批评家本身，一度也恍惚起来，从而忘记了自己本应履行的责任———词语的责任，变得被动、廉价而无所作为。
批评家需捍卫自己尊严
看上去，批评更像是文学族类里的贱民。而真正让人痛心的是，当别人蔑视批评的时候，批评家们并没有充分地用自己的创造性劳动来捍卫批评的尊严，反而在人情、利益和复杂的文学境遇面前继续溃败，也继续着自己的无能。真正的批评不是这样的。它应该有一整套的原则、价值、梦想、生命力供我们探讨和坚持。
什么是批评？什么是批评的生命和力量，什么是批评的障碍和敌人？相信没有人可以给出标准答案，但我还是渴望能握住一些秘密通道，得以进入批评的心脏。由此，我首先想到的是，批评这个词最初出自希腊文，意思是判断。这是一个简明而清晰的表述。然而，批评作为一种判断，在当代批评的实践中，往往面临着两个陷阱：一是批评家没有判断，或者说批评家没有自己的批评立场。这种状况在当代批评中非常普遍。许多的批评家，可以对一部作品进行长篇大论，旁征博引，但他惟独在这部作品是好还是坏、是平庸还是独创这样一些要害问题上语焉不详，他拒绝下判断，批评对他来说，更多的只是自言自语式的滔滔不绝，并不触及作品的本质。这是一种最为安全的批评，既不会得罪作者，又不会使自己露怯，但同时它也是一种最为平庸的批评，因为批评家失去了判断的自信和能力。这种批评的特点是晦涩、含混、在语言上绕圈子，它与批评家最可贵的艺术直觉、思想穿透力和作出判断的勇气等品质无关。这样的批评有什么用呢？一个批评家，如果不敢在第一时间作出判断，如果不能在新的艺术还处于萌芽状态时就发现它，并对它进行理论上的恰当定位，那它的劳动就不可能得到足够的尊重，它的价值也值得怀疑；二是在判断这个意思的理解上，一些批评家把它夸大和扭曲了，使得它不再是美学判断和精神判断，而是有点法律意义上的宣判意味，甚至有的时候还把它当作“定罪”的同义词来使用。比起前者的拒绝判断，这属于一种过度判断，走的另一个极端。这样的例子也并不鲜见。批评界许多专断、粗暴、横扫一切、大批判式的语言暴力，均是这方面的典范。美学判断一旦演变成了严厉的道德审判，我想，那还不如不要判断。———因为它大大超出了文学批评的范畴。
批评需要恢复批判性
批评不应是作品的附庸，也不仅仅只有冷漠的技术分析，它应该是一种与批评家的主体有关的语言活动；在任何批评实践中，批评家都必须是一个在场者，一个有心灵体温的人，一个深邃地理解了作家和作品的对话者，一个有价值信念的人。就这点而言，我认为，批评也是一种写作，一种能“给一部作品、一本书、一个句子、一种思想带来生命”的写作。是写作，就有个性；是写作，就有私人的感受、分析、比较、判断。所以，我对那些动不动呼吁所谓客观、公正的批评的人，历来不以为然。批评既然是一种写作，不是法律，也不是标尺，就不可能是完全客观的、公正的、符合大众的普遍准则的，也不可能是“是非自有公论”，它更多的是批评家面对作品时有效的自我表达。也就是说，对于真正的批评来说，没有客观不客观、公正不公正的区别，只有是否专业、是否站在良心的立场上说话的区别。
现在重提一些业已失去的批评品质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防御批评家落入新一轮的精神腐败之中。而除了上面所说的这些，我以为，就当下的批评现状而言，批评家现在最需要恢复的品质是批判性，即精神的锋芒。我想起阿多尔诺在《美学理论》一书中的话，他认为，艺术只有“拒绝与社会的认同”，成为“社会的反论”，才能体现出它的真理价值，成为“自由的象征”。我想，这些话同样也适合于批评。当文化工业越来越威胁到写作的纯洁性，并对大众的文化需求实施越来越多的控制的时候，批评要发挥起它固有的否定与批判的力量，以澄清写作中经常出现的误解和越来越模糊的精神界限。
批评家应该有野心
福科还有一句话说，批评就是使自然的东西陌生化，表明事物并不是如人们所相信的那样不言而喻。
遗憾的是，这些批评品质并没有得到普及，相反，会议发言式的、不负责任的吹捧文字却越来越多。这个时候，我认为批评应该是一种异见，批评家要敢于直言，敢于真实地面对自己的内心，敢于说出自己所看见的事实。有一个叫斯威夫特的人说：“真正的批评家就是作家各种错误的发现者和收集人。”———这话看似简单，实际上是最检验批评家的能力和勇气的。所以，这是一个做真正的批评家需要付出巨大代价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更多的时候，批评成了一种内在的斗争———不仅是与作品斗争，也是与自己的批评良心斗争。说还是不说？怎么说？说到什么程度？等等，这些问题像专业和美学问题一样折磨着批评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想，这种斗争在批评界会更加强烈，因为有很多批评死结正源于此。我很喜欢的俄罗斯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在说到自己被迫与什么做斗争时，他的回答是，“与我的洁癖，我精神和肉体的洁癖，病态的和针对任何事物的洁癖。”我在批评的写作中经常想起别尔嘉耶夫这句话，并在暗中认为，若有可能，批评家都应尽力使自己成为一个在精神上有洁癖的人，而不是随便与当下的文坛同流合污。
这些，也许不仅是对批评的苛求，而是近似于批评的野心了。而据我的观察，好的批评家往往就是一个有野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