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贾宝贾玉
［看到有网友谈小说，忍不住也来趁趁热闹，把4月份在一个小说座谈会上的发言贴上来。与原文相比，这里删掉了其中一些涉及具体与会人员的例证，并对另外一些不宜公开提及的句讳进行了处理。］
……必须正视的现实是，在我们中间，还没有出现一部叫得响、卖得好的作品，甚至没有出现一部引发争议的作品。那么，我们的小说究竟缺少什么呢？
1、离传统太近，离现代太远，缺少新观念、新思维。
我们处在一个剧烈变革的时代，也可以说处在一个亟待扬弃、亟待进化的时代，但是也正由于我们处于这样一个繁复杂乱时代，由于我们就浸泡在几千的传统之中，所以，自觉不自觉地就会暴露出陈腐的，浅薄的，甚至是庸俗的，封建的思想观念来，在作品中传达的信息也只能是停滞的，落后的，甚至是倒退的，可悲的。小说的穿透力从何而来？我想首先还是来自作者本人的思想格调。我们为什么要写作？这个问题说起来简单，回答起来却不那么容易。我也曾听人讲过，他们为“尊严”写作，是为了活得更有人样。但是，这个“尊严”这个人样到底指的什么，还是由他个人的价值判断决定的。比如，有人宣扬的尊严就是穿着名牌住着别墅坐着名车，说白了无非是出人头地一些，用实物来证实自己的价值，在用实物上给人以视觉的冲击力。要我说，这样的作家即便再场面，再荣耀，他的内心世界也未必能够坚实起来，他的尊严还是要靠别人的目光来烘托，要靠别人的口水来滋润。
捷克有个名叫博•赫拉巴尔作家，其艺术成就可以说不下于米兰•昆德拉，但是他就能够毅然放弃种种优越的生活条件，顶着“法学博士”的学衔，搬到贫民区去住，能够做火车站值班员、钢铁工人、废纸打包工，甚至还当过舞台上拉幕布的，但是他没有觉得到这样的生活有什么不尊严，所以他说，“干这些事，我只是为了同周围的环境和人们滚在一起，偶尔体验一下震撼人心的事件，观察人们心灵深处的颗颗珍珠。”正因如此，他要的是一种内在的尊严，一种内在的充实，所以，他才会历时二十余年酝酿一部中篇小说，花费四年时间去写它，这部小说题为《过于喧嚣的孤独》，写的就是一个废纸收购站打包工的故事，虽然常人看来这样的工作又脏又累又苦，可赫拉巴尔却把这样的经历当作“爱情事故”，而且把它当作爱情故事来写作，虽然这个故事简单得甚至没有故事情节，虽然这部小说才五、六万字，却能让人感受到巨大的震撼，作为一个作家，一生留下这样一部作品就足够了。
当然，我并不是鼓吹大家都去自找苦吃，我只是想说，要做一名真正的作家，就必须先把自己树立起来，即使你没有赫拉巴尔、鲁迅那样超拔的人格定力，也要离经叛道的勇气，要想别人不敢想的，写别人不敢写的。事实上，我们山东的作家在某些方面就是胆子太小，步子太小，男作家放不开，女作家更放不开。所以，像苏童余华那样的先锋作家我们没有，像卫慧棉棉那样的美女作家我们也没有，我们有的只能是张炜、尤凤伟这样的实力派作家，只能是××、×××、×××这样的“新生代”作家，“四平八稳”是我们的优势，也是一个无形的镣铐。具体说到××，这种症状同样存在，虽为“青年”，一落笔却老气横秋，虽是“作家”，一落笔却是无所作为，展示出来的不是新生活，不是新精神，多的是循规蹈矩、“三从四德”那一套，多的是妇道，官道，钱道，少的是人道，心道，灵魂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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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的文学往往局限于简单的道德评判，甚至是伪道德评判，结果写出的作品要么成了宣传好人好事的表扬稿，要么成了抨击坏人坏事的批判书或讽刺小品，或者小批评大帮忙，或者不批评光帮忙，少有作品表现了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复杂性和深刻内涵，少有作品张扬现代精神，更少有作品具有自审意识和前瞩意识，这样写来写去只能是原地踏步甚至是走两步退三步。所以我要说，要想写出大气、厚重的作品，首先要走在时代前列，首先要成为你自己！
2、离事实太近，离现实太远，缺少再升华、再创造。
小说是虚构的艺术。小说来源于生活。写小说的都懂得这些浅显的道理，我们都知道写小说要选题材，要找素材，要进行取舍，要进行构思，总之写一篇小说要经过多道程序。问题是，我们写出小说是不是“高于生活”了？是不是仅仅只是对生活的拷贝或复述？即使你的小说完全出于虚构，这样的虚构是不是独特的、机智的？有些小说确是鲜活生动，确是逼真可信，可是读来反倒让人失望，因为它只是让人觉得“眼熟”，无法让人感到“心热”，比较起来，远不如某些新闻报道更有纵深更在广度。比如去年发表在《××文学》中的×××的中篇小说《×××××××》，它走的还是鬼子的中篇小说《被雨淋湿的河》那样的路子，它所讲述的底层小人物为了生存低头，为了尊严而战，故事当然也是精彩纷呈，可还是远不如媒体上不断出现的新闻让人震撼。许多新闻提供的事实本身就让人拍案惊奇，让人难以置信、不得不信，作家编造出来的“事实”反倒愈显虚假，让读者倍感隔膜。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越是“原汁原味”越无法触动读者的心灵呢?我想这里存在一个距离问题。依我看，在各种传媒都相对落后的时代，小说是以内容的“真实”取胜的，可如今广播电视、国际互联网如此发达，人们根本没必要通过小说来汲取“真实”的信息，相反，小说应该自觉地和“真实”拉开距离，开创出一片陌生、另样的空间。如同观看山水画，离得太近了，看到的可能只是表层的笔墨，反而无法领略它深远的意境。所以，适当地撤退，或者适当地把焦距拉长是必要的，这就要面临一个如何超越题材、提炼素材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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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才能不拘泥于素材，不拘泥于生活？仅凭感觉能不能写出好小说？我想，除非是凯鲁亚特那样的天才，能够不加思索地一气写下《在路上》这样的自传体长篇小说，否则就必须殚精竭虑地进行前期准备，去伪存真、去粗求精。其实，即使像歌德、司汤达、列夫•托尔斯泰这样的大师，也是从素材加要这项最基本的工作做起的，《红与黑》、《少年维特之烦恼》、《复活》这些作品就是直接取材于当时轰动一时的新闻事件，但是他们无一例外地都超越了事实本身，表现出了最具普遍意义的“现实”。再如前面的提到的赫拉巴尔。中国的阎连科也是一例，最近出版的《受活》，就是受了一则新闻的启发。1991年《参考消息》上有条报道，说的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保护列宁遗体的经费短缺。此外还听说过一个盲人村。于是想像就来了，就有了“受活”这样一个基本由残疾人组成的村庄，有了县长欲筹款购买列宁遗体，修建纪念堂，发展当地旅游致富的荒唐梦想，有了这些残疾人离开故土，为筹款为发财而登台演出的悲剧命运。再如莫言，在《四十一炮》的后记中也曾说：“现实生活中，不大可能有这样的事情，但正因为现实生活中不大可能有这样的事情，所以出现在小说里才那么意味深长，才那么发人深思。”“这部小说中的部分情节，曾经作为一部中篇小说发表过。但这丝毫不影响这部小说的‘新’，因为那三万字，相对于这三十多万字，也是一块酵母。当我准备了足够的‘面粉’‘水分’，提供了合适的‘温度’之后，它便猛烈地膨胀开来。”也许他们的经验正是我们需要借鉴的，素材谁都不缺，关键是如何去“生发”，如何去“发酵”？除了去想象，还能做什么？
3、离时俗太近，离艺术太远，缺乏原创性、探索性。
记得多年以前，曾经有人问我：“你平时看《××××》、《××××》吗？”我说：“基本不看。”他很诧异地说：“你写小说，怎么连权威的小说选本都不看呢？”我就说了：“它们权威吗？我还怕被它们带坏了呢。”我还记得，一次到外地参加笔会，和我同室的一位作家向我传授经验说，他一直在订某某文学刊物，就跟着它写，还真在上面发了几篇。我就说了：“是吗，怪不得我的小说不好发，原来是没投靠上合适的文学刊物。”事实上，直到如今，我也没有订阅什么正儿八经的文学期刊，反倒订了一些与文学扯不上边的杂志。应该说，我一直在自觉地拒绝、抵制时俗的影响，从不轻易跟奉任何导向或潮流，我要用自己的艺术判断来决定自己的文学的方向，我要用自己的方式写出自己的小说。不管结果如何，反正这是这样做了，我相信自己的精神向度，也相信自己的艺术感觉。
必须注意到，我们的绝大多数小说，在叙述方式和结构方法上，总是在四平八稳地重复前人，重复他人，重复自己，缺乏有意识的探索和文本实验。许多人在以投机的心态伺弄小说，像一架可以随时改装的机器，看到什么热销他就闻风而动，生产出前景看好的文字产品。别人写厂长乡长村长，他也写厂长乡长村长；别人写好官坏官贪官，他也写好官坏官贪官；别人写偷情通奸婚外恋包二奶，他也写偷情通奸婚外恋包二奶；别人学欧•亨利，他也学欧•亨利；……总之，只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全无一点内在的定力。比如，×××、×××也曾风行一时，可是如今谁还记得他们呢？……可是，如果他们停笔不写了，不发表作品，不出一年，可能就会被人遗忘了。所以，某些作家也像某些演员一样，必须经常在公共场合露露面，也要经常发表作品，在刊物上混个脸熟，这样才会被读者认得。在如今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在这个讲求利益最大化的时代，有谁还会像赫拉巴尔老头那样花上四年时间，三易其稿，写一篇五六万字的小说呢？
可是，我还是相信，一部独特的作品绝不是从汗毛孔排出来的，而是剖开心灵，切开血管，从内心深流出来的血。所以，我还是要呼唤原创、探索、实验，呼唤富有想象力、冲击力，让人耳目一新的作品。不必避讳失败，不必避讳怪异，不必避讳孤独，也不必避讳不被承认。记得还是1996年的时候，我正沉浸在文学的狂热中，曾经写过一些关于文学的思悟，如今拿出来读，仍有些句子让我感动，现在不妨抄一段，作为结语：“应当在保证正常生活的前提下，下一个为人类为未来写作的决心。也就是说，他要有写一部（哪怕就是一部）不准备发表、不希图被当世承认的心灵之书的打算。这可能是一个作家一辈子的事，但作家要负的责任却不止一辈子两辈子，他要面对的是一个永恒。”
2004年4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