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炜
1985年，我完成了一部中篇小说（《秋天的愤怒》），前后历时一年多。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王建国先生一直关心我的创作，84年去济南说：“写好了没有？”我告诉他正修改。后来建国先生又去了一次济南，取走了小说。85年春天《当代》发表这部小说之前，想让我再改一遍。我就住在编辑部，这里的编辑年龄都比我大一点，对我的生活和创作给予很多照顾。修改完了小说，建国领我认识了几位社领导，画家，还有文字改革委员会的专家。
《秋天的愤怒》发表之前，社领导何启治先生问我：“听说你要改作品名？” 我说不想改了。他说：“这个名字好，最好不要改。”整个写作过程好像并不顺利，改动不大但比较繁琐，用上了剪刀浆糊。从此这竟成了我的工作习惯。
《古船》是很早以前就开始构思和写作的，一些片段写好了就积在一处，装在一个口袋里。建国和启治先生比较关心我的第一部长篇。建国前后去了六次济南，都是为了这部书稿。他说：“我重视第一部长篇。”他的眼睛不好，看稿子稿纸离脸非常近。
初稿全写出来后，我已经前后换了好几个地方，只为了躲出清静。先是在一个军队招待所的附楼上，后来又搬到南山一个废弃的供电所。完成了初稿，又搬回原处，等建国来。他看了一天稿子。记得那天我陪他住在招待所，半夜来了地震，建国跑出来，说“出事了出事了”。那天下半夜我们都没法睡好，索性谈稿子谈到黎明。
初稿复印成几份让朋友看，他们的意见，加上建国的意见，需要我好好吸收。我带着意见躲到了比较远的东营市，在油田招待所修改了一个多月。这期间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常通电话，他们注意这本书的进度，以便安排在《当代》上刊登。修改得比较累，脑子用得很热。记得我一个人住了一个标准间，两张床上摆满了稿子。除了改写，还要不断使用剪刀浆糊。当时北京的舞蹈家歌唱家住在同一个招待所，一起吃饭，并在工作之余看他们的节目。油田的中年作家王忆惠领我参观，照顾我的生活。后来，我离开油田不久他就去世了，让我至今想起来悲痛难忍。一切历历在目，人却没了。
86年7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和领导看完了《古船》， 还想让我去北京改一下、谈一下。我去了，建国领我见了几位领导。像过去一样，原稿是用两张硬板夹起，再用黑白花布包袱包起的，这些东西都摊在领导的桌上。他们说了意见，征求我的想法。我说要好好想一想。启治先生夜间与我在楼下散步，谈到的都是书的修改。建国的意见与他差不多。其实很简单：《古船》里有一位王书记，是党的领导形象，他们喜欢。我也同意加写一至两页。
重要的是在发表前，我有机会再订正一次。哪怕是一句话、一个字的合理更动，对我都是重要的收获。我带着纸张和剪刀浆糊，被建国送到了北京效区的一个小招待所。这次工作了半个多月。整个过程中建国常去，我们粗茶淡饭，心情愉快。
启治主持了《古船》的发表，后来才听说有争执。出版单行本时也听说有争执。但书发表了也出版了，都表现了启治建国和出版社编辑部对文学的爱。我非常感动。胡乔木对发表的《古船》有异议。尔后搞文学的人还写了一些信。两年之后胡乔木让人转我阅他的一封谈《古船》的信，信中说他当年那样做不对，说今天看来，《古船》“瑕瑜不能互掩”。
《九月寓言》是我花了五年时间在龙口断断续续写成的。我完成此书期间，启治常与我通电话。建国这一段身体欠安，联系略少。启治在91年夏天带《当代》编辑清波来了龙口。他们日夜看稿子，当即完成终审，决定发表在《当代》第五期上，同时出版单行本。
后来没成。启治上一级的领导又看了一次他们带回的稿子，不同意就这样发表。主要意见一是农民生活写得清苦单调，光写地瓜，应该添上五谷；再是这本书不是“寓言”，要按真正的寓言来修改才好。特别指出要抽掉“忆苦”一章。我有些心疼，就改投了《收获》。启治和清波焦虑不安，很是惋惜。
四年之后，我写出了长篇《家族》，认为是尽心之作，就交给了启治和清波。
人民文学出版社对我用力写出的作品一直关心，这使我难忘。我们的合作已有十余年了，出版了好几本书。我现在正努力写出新书，难以松懈。因为社里的新老朋友这些年里一直给我鼓劲加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