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小鲁
《大鸿米店》被禁止放映，有媒体说是因为其中有过多的暴露镜头，对付上述问题，我们的办法有很多，可以删，可以改，可以补拍，或者打上马赛克……这都不是问题，真正的禁忌究竟在哪里呢？其实，电影里的情节我们都很熟悉，人生的种种悲惨遭际在华语小说里都已呈现过，但是没有人像苏童和黄建中做得这么决绝，别人在宛转掩饰，而他们展示的沉沦过程却非常直接，非常全面，绝无回旋的余地。这是极端的坦白，坦白得又无耻，又勇敢。
“人性恶”对应着西方基督教里的“原罪”说法。一般来说，那种把问题说到极端、对原罪有充分认识的作品，都带有宗教色彩，因为把人生真相充分展现之后，就会把人逼向墙角，觉得生命已经毫无出路，下一步自然就牵扯到了“救赎”，而救赎则是宗教的主题了。这种宗教感，恰好成全了《大鸿米店》的深度，这是华语世界中缺乏的深度。
“米”这个意象的设置很成功，主人公四处追随米的香味，生存的高尚底蕴对他是很遥远的事情，后来他暴发了，但他的口袋里仍然揣着米粒，不时地抓一把放在口里。“米”是生命的基本要义，它具有生命的原发性，由此顺延下去的阐释则是，人性恶与原罪并不是人被社会异化的结果，而是人性的自然生发。于是接下来，我们的观影习惯会使我们继续追问，生于这样一个不仁慈的世界，我们该怎么办？
此前的国内影片从来没有设置这样一个问题情境，使这种具有形而上色彩的追问成为可能。在西方的文化传统里，由于对原罪有着充足的认识，他们能够在内心建立一种同是苦难兄弟的一体慈悲感，于是就更加宽容；而于外在的事物上，他们则会发展一种具有强制力的契约，用法律来规范社会。而对人性恶没有充足认识的社会里，人们奉行“性本善”，于是便使人治社会成为可能，他们求助于金銮殿里的帝王，而帝王其实仍然是“人性恶”的巨大载体，他同样具有罪性和有限性……《大鸿米店》能在国内引起轰动，使人感到惊奇，然后遭到禁止，这说明我们对这种叙事和思维方法，是如此地不习惯，不适应。
这部片子使我又想起了另外一部电影，霍夫曼?达斯汀主演的《稻草狗》。《稻草狗》的主题与《大鸿米店》类似：“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一个温和的美国教授来到英国乡村居住，受到工人的欺负，妻子被强奸，住宅又遭工人围攻……人性恶在导演Sam peckinpah镜头下的英国乡村找到了一个好的寄生躯壳，一个大的表演场所。人都是无辜的，但他们被原罪折磨地脸部扭曲，灵魂变形，这就是西方世界中常说的“魔鬼附体”，这话在比喻层面上来讲，是非常妥帖的。影片中女主人公的性格表现非常丰富，饱满，她对那些工人欲拒还迎，其含蓄表情下包藏的极其放荡的人性，以及工人们猥亵、淫邪的性格，是这个美国教授面临的处境，在这种处境下，美国教授安宁、人道、尊严的生活如何才成为可能？
还有一本小说，是布拉格小说家赫拉巴尔的《过于喧嚣的孤独》，其中也在不停地重复一个主题：天道不仁慈。这句话如音乐中的乐章反复，在小说里不停回旋咏叹。据说赫拉巴尔曾对老子有深的研究。有一些外国学者认为，老子的“道”与西方基督教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人之不善何弃之有”，这种观点具有与西方“原罪”观可以沟通的哲学气质。本文所提到的似乎不搭界的三件文艺作品，都有着类似的与原罪有关的主题，但仍然不一样，《大鸿米店》和《稻草狗》是人性恶的白描，他们的结尾都是放逐式的，其中并不包含价值问题，不做伦理的判断，不给予一种对付这种邪恶世界的积极的方法，而在赫拉巴尔这里，开始探讨在人性之恶被一种不健全的社会体制全面激发出来之后，人如何存活下去的问题……
《喧嚣》是赫拉巴尔的自传小说，主人公汉嘉在废品站做打包工，赫拉巴尔本人有五年也在从事这项高强度的工作：把书籍和世界名画放在压力机下碾碎，变成纸浆。这项专门灭绝文化的职业，让汉嘉几近崩溃。废品站设在一个地下室里，异常炎热，有成堆的苍蝇，结成帮派的老鼠，残暴的老板，当他忍无可忍的时候，便主动并拢双臂，走到警察面前，请求给他戴上手铐把他带到公安局里去……
赫拉巴尔的奇特命运与布拉格存在某种同构关系。上帝创造了布拉格，好像就是为了嘲笑它，多年来布拉格城头变换大王旗，不停地被侵占，反侵占，轮流侵占；一种语言被禁用，又恢复使用，再被禁止……直到有一天，布拉格的汉嘉在荒诞中有了一种幽默感，它忽然发现世界变得广阔起来，“那时候我已开始懂得目睹破坏和不幸的景象有多么美，我继续一车皮一车皮地装书，火车一列列开出车站，驶向西方……”布拉格的汉嘉们不回避任何类型的生活，不被仇恨的情绪淹没生的乐趣，“他们生活在社会的垃圾堆上，而不陷入恐慌”。《喧嚣》一书常有大段生活场景的描写，那种绵密的意象和不停地诉说使我们相信，作者是在贪婪地吞食生活，这描述中间应有一种甜美的心绪。
这种甜美心绪的形成，也许，有人会把它看成微妙的灵魂变质，看成是妥协，但真正的妥协者有一个共性，即精神软弱，而布拉格的汉嘉们却并不这样。在类似监狱的环境中，他们不再向外用力，不再指望短期内可以达到政治昌明，他们反过来观照内心，他们通过对人性的熟悉掌握，使自己在精神上具有一种强大的优势，从卡夫卡到里尔克、昆德拉，等等，他们用墨水而不是用军事，把布拉格在世界地图上用粗黑线勾了出来，物质性的布拉格弱小但精神性的布拉格强大，这种平衡使布拉格得以存活下去。也许有人不相信这种精神性，觉得它过于飘渺抽象，但是多年之后，哈维尔就尝试用它作为国际政治的手段，我发现在早期的《哈维尔自传》里，哈维尔就曾尝试以“自豪”和“自由意志”、“精神动员”来阻止1968年苏联入侵的坦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