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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原文·汪建中

发布时间:2022-11-28 10:0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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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悲怆的一年。

在这一年里,由于一场空前的大饥荒,六亿多中国人,无一幸免地在地狱的门口垂死挣扎。

饥荒,在中国的历史上,当然不止就这一次,但1961年的饥荒,却是最惨烈的,因为它覆盖了全中国,波及到了每一个中国人。据权威统计说,在这次大饥荒中,中国人被活活饿死了三千多万。

三千多万人在短时间内成了饿死鬼,这在全世界的历史上,都是不曾有过的,却在新中国成立十二年之后,出现了……

我的村庄,叫雷塘村,它位于川南的一片丘陵深处,是一个名不见经传并十分不起眼的小村子。

在1958年春天的时候,雷塘村的人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单家独户吃了几千饭的农民,现在要全部集中起来,由村里统一开伙,吃公共食堂,过一种准军事化和准共产主义的新生活。一时间,村里的人奔走相告,相互致意,似乎共产主义真的是到来了。

在第一天吃公共食堂的时候,一些老农,端着白生生的米饭,竟然老泪纵横,他们太激动了,整个生命从里到外,被一种难以言表的幸福和温暖裹卷着。这些老农,都是极其贫困的农民,在他们的生命中,一辈子也没好好吃过一顿白生生的米饭,今天,终于有得吃了。他在无边的幸福中痛哭流涕,相拥而谢,接着,他们不约而同地端着白生生的米饭,来到毛主席的像前,十分庄严地默站了片刻后,“扑通”一声跪了下去,一脸的老泪更加恣肆地纵横起来。他们把饭碗举过头顶,万分感恩地说:“毛主席呀毛主席,您真是我们穷人的大救星啊!没有您,我们哪吃得上这不要钱的白生生的米饭啊!”说完这席话,老农们“咚咚咚”地向毛主席磕了三个响头。之后,他们站起来,把白生生的米饭颤巍巍地端到毛主席的像前,说:“毛主席,您辛苦了,您先吃!”墙上的毛主席画像,当然不能吃这些白生生的米饭,他十分慈祥地对着每一个浊泪纵横的老农们微笑着,似乎在说:“大伯,你们吃,你们快快吃,要吃好啊!”

打这以后,雷塘村的一百多号人,就一日三餐都到在公共食堂里去吃。公共食堂的分配标准是这样的:无论男女老少,每人每餐一斤大米饭,一碗蔬菜。

在每一餐开饭前,全村男女都要集合在食堂前的坝子上,排成几路纵队,高声唱《东方红》。唱完后,才依次操着饭碗,到窗口打饭。

吃过饭后,生产队长(现在叫村长)把哨子一吹,大伙便扛着农具到地里干活去了。在这一期间,大伙的劳动热情空前高涨,庄稼的长势也十分喜人。1958年,雷塘村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大丰收。

但是,好景不长。到了1959时,由于没有奖惩,没有刺激,再加上缺乏管理,大伙的劳动热情开始减退,出现了出工不出力的磨洋工现象。因为,在大伙的潜意识里,干多干少和干好干坏,都一样,既没有人给予嘉奖,也没有人加以表扬,除了免费吃饱肚子外,不再有更多属于私人的好处。这样一来,大伙就慢慢变得麻木,变得得过且过,当一天和尚撞半小时的钟,而不是撞一天的钟。

大伙在劳动中偷懒,是为了自己获得一点轻松与舒服,至于劳动的进度如何、庄稼的长势怎样、收成会不会好等等,似乎就与自己无关了。一块五亩大的地,在正常情况下,半天就可以挖完,由于偷懒,往往要挖上三四天。共产主义式的劳动,在这时候似乎成了共产主义旗号下的肆意偷懒。

农民们偷懒,是这样的:比如挖地,许多人在地里一溜排开,一锄头一锄头地挖过去,整个地就被松动了,就可以播撒种子。由于没有积极性,在挖地时,大家虽然排成立一排,貌似在干活,却是一个个站在地里聊天、吸烟,甚至有妇女靠住锄把织毛衣。一些人站得累了,就以去排泄大便或小便为名,跑到一边闲逛去了。一些妇女,不停地去给孩子喂奶,以此获得更多的休息,更多的偷懒……

公社的干部们当然洞察到了这一现象,为了解决农民们偷懒的问题,干部们绞尽了脑汁,用尽了各种办法,但是,全不奏效。后来,决定把几个村子的人全部互换着劳动,以此来彼此促进和监督。比如:把甲村的人弄到乙村去干活,把乙村的人调到甲村来干活。这个法子起了一定的效果,因为村与村之间,都有脸面,谁也不愿意落后别的村子,因此,在一段时间里,这种互换式劳动,真的是促进了劳动的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偷懒的现象。

但是,时间一长,问题就出来了,因为,到别的村子里去干活,路程太远,中午回自己的村子里吃饭,就要花去不少时间。另外,一些妇女在奶孩子,这样就给她们喂养孩子造成诸多麻烦与不便。再就是,到别人的村子里去干活,不熟悉人家的具体情况,以至于连水沟在哪里、茅坑在哪里等,都不甚知道。而不知道这些基本的情况,又怎么干活?最要命的是,由于是干别人的活,其认真和负责的精神就大打折扣,马虎、拖沓与应付,就成了必然。出现这样一些弊端后,公社就又决定取消这种互唤式的劳动,还是各村回到各村去干活。

经过了许多种实验后,偷懒的现象依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因为,偷懒,只是个责任心和良知的问题,既不能问责,更不能治罪,全凭自觉。但是,在大锅饭的状态下,在干多干少都一样的情形下,谁又愿意自己多出力而别人少出力呢?因此,偷懒,最后就发展成一种攀比,你偷懒两小时,我就偷懒三小时,这样一来,错过季节的播种与收获,就成了家常便饭。

在这样一种状态下,公共食堂照样天天开伙,在吃饭前,村人们照例高唱着《东方红》。但在这时候,人们的歌声,已经变得萎靡,变得稀拉,变成了应酬和麻木。那些曾经幸福得热泪盈眶的老农们,已经不再流泪,不再去向毛主席磕头,也不再去请毛主席吃饭。这时候的大锅饭,实际上养着的是一群懒汉。

由于随便吃喝和随便偷懒,粮仓里的粮食开始枯竭,到了1959年的年底,村民每餐的米饭,从原来每人每餐一斤减少到半斤。到了1960年的上半年,减少到每人每餐二两五。到了这时候,大伙开始感到饥饿,但是,还没有绝望,因为仓库里还有粮食可吃。到了1960年底,人均每天就只有五钱口粮了(是一两的一半)。

到了人均每天才有五钱口粮的时候,村里的人,已经没有一点力气干活了,这时候,人们才感到了恐慌,感到了死亡的威胁。

但是,已经晚了。

每天人均只有五钱口粮,这样的标准,连维持起码的生存,都万分困难了。

为了解决生计,人们开始宰杀自家的猪、鸡、鸭、牛等家禽家畜来吃。但是,这些家禽和家畜又能吃多久?吃完家禽家畜后,人们开始四处寻找野菜,然而,可口的野菜早已被挖完,剩下的野菜,不是十分枯涩,就是有毒。村头在陈家,挖回一篮子野菜,由于不知道有毒,吃后,全家五口,当场毙命。

人们不再有力气下地干活,地里生长着的,已经不再是庄稼,而是荒草,许多地里的荒草已经长到一人多高,比当年的庄稼还茂盛,但是,这些荒草,全是不能吃的,是一地无用的草本植物。为了吃鱼,水塘已经放干,干裂的口子有四五寸宽,纵横交错地布满干涸的水塘。

这时候,公共食堂里连人均五钱口粮也发不出了,但为了支撑公共食堂的局面,就开始向大伙发放米糠,说米糠猪都能吃,人也可以吃。人们领到米糠后,用尽了各种吃法:在锅里炒出香味后吃,调成糊状烙饼吃,蒸成馒头的样子吃,煮成糊糊来吃……但是,吃了米糠后的最大问题,是拉不出屎。一些身体不好的,抵抗力差的,就被米糠屎给活活地憋死了。

虽然米糠难吃,但它毕竟可以吃一吃,毕竟能够欺骗一下肚子。但到了1961年上半年时,米糠也全部被吃完,这样一来,公共食堂被迫关闭,大锅饭被迫停伙。失去了对大锅饭的依赖,而村民的家里又没有一点储备粮,这时候的雷塘村,不仅疯了,而且是一副“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景象。

为了活命,人们不得不开始吃树皮。把树皮剥回来后,在锅里烘干,然后磨成面,烙饼吃。树皮烙的饼,实在不是东西,刚进嘴,一股巨大的枯涩味和草腥味就直浸喉舌。由于不胜这巨大的枯涩和草腥,一家人就开始呕吐。但是,肠胃里已经空洞无物,这样的呕吐就成了干呕,以至于把胆汁都呕吐出来了。为了活下去,呕吐过后,又吃,吃了,又呕吐。于是,人们就在这种吃吃吐吐间,苟延着性命。

村子里的树木,无论大小,全被剥得精光,三伏天的烈日一晒,就统统死去。那些枇杷树、樱桃树、李子树和桃子树,本来是可以结果的,由于树皮被剥光了,不仅不能结果,而且全成了一棵棵死树,光秃秃地站在那里,像在招魂。

树皮被吃光后,人们就开始吃观音土,但观音土这种东西,就更不是东西了,不仅十分难吃,而且毫无营养,一进嘴,那满口的泥土就四处化解,糊得牙齿和舌头,全是泥浆。吃观音土,除了获得一点咀嚼的快感和欺骗一下肚子外,没有一点点益处。吃两天下来,所有人的肠胃,就都成了一条污泥管道。

在没有任何东西可吃的时候,人们开始卖家里稍微值钱的东西,甚至有不少人拆房子上的木头来卖。但是,大家的肚子都万分饥饿,谁还顾得上来卖这些东西?这时候,街上的大米,已经卖到三块多钱一斤。三块多钱,对于此时的村民来说,简直就是一笔巨款,整个雷塘村,能够拿得出三块钱去买大米的,没有一家。

买不起大米,就想到了偷。一天夜里,塘湾里的张家三兄弟,摸到公社的粮仓,准备偷粮食。在爬围墙时,由于太高,不得不踩人梯才能上去,但是,刚踩到肩膀上去,下面的人就支持不住,一头栽倒在地,再也没有活过来。但是,就是死了人也要偷,于是就再次踩人梯,再次往上爬。这次倒是爬上去了,却被守粮仓的民兵发现。民兵不分青红皂白,举起枪就射击,爬上墙的人,立即被击毙。还剩下一个是活的,一见已经死了两个,拔腿就跑。但是,他哪里跑得起来?只有逃跑的姿势,毫无逃跑的速度。在这样一种状况下,他就被捉住。

逮住了一个敢于盗窃粮仓的小偷,为了警示全体农民,公社决定拿他游街。于是,这个已经饥饿得皮包骨头的小偷,被五花大绑着,游走于各村。示众完后,民兵们又把他吊起来毒打。本来的目的是为了教训教训他,但他实在不经打,才打几下,他就一命呜呼了。为了偷粮食吃,塘湾里的张家,三个儿子,就这样全部死了,成了九泉之下的三个饿鬼。

到了1961年的下半年,该吃的已经全部吃光,该卖的已经全部卖光,这时候,就只有等死了。但是,谁也不想立即死去,谁都想活下去,就算是多活上几天也是好事。这是本能,越是接近死亡,越是感到生的可贵。要活下去,就得吃东西,可是,那吃的东西又在哪里?在万般无奈的状态下,有人就想到了吃人。

最先开始吃人的,是江家弯里的一户江姓人家。这天,他家的小儿子饿死了。把他埋葬了吧,但一家人已经没有一点去埋葬的力气。望着死去的儿子,他爹突发奇想,既然死了,就没用了,何不把他的肉剔下来吃?对于这个提议,一家几口,居然没一人反对,甚至连他的娘也没有一点反对的意思。就这样,这个死去的小儿子,就被煮来吃了。但是,在吃小儿子的肉时,他的娘,突然疯了,嚎啕着向他爹冲了过去,操起菜刀就要砍。他爹见状,夺了她的菜刀,恨恨地抽了她几个耳光。这一打,他娘不仅没醒,反而更加地疯狂,抱着丈夫就啃。由于他爹防备不及,一只耳朵立即被啃了下来,随之被她嚼来吃了。他爹的耳朵被啃掉后,痛得恼羞成怒,抓住她就开打。一时间,两口子打得像仇敌。女人当然打不过男人,在绝望中,她一头撞向墙壁,怆然死去。他娘死了,他爹就要把她煮来吃。这时候,几个孩子似乎恢复了人性,对老爹的作法异常愤怒,一气之下,几拳就把爹打死了。打死爹后,几个孩子这才感到后怕,经过商量,带着简单的行李,于夜深人静中逃走了。他们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至今仍然不知道他们的下落。

江家吃人的事,在村里传开,有许多人在谴责,但人们的谴责十分无力,其间还隐潜着许多理解。而一些人居然效法着江家,把死去的人,煮来吃了。

在1961年,雷塘村及雷塘村附近的村子,总共吃了十五个人。但是,吃了这些人后,依然没有摆脱饥饿的威胁,这一年,村子里的一百多号人,被活活饿死四分之一

按理说,地处天府之国南边丘陵深处的雷塘村,在1961年的饥荒中,是不应该饿死人的。因为,这里不仅风调雨顺,而且基本上是四季如春。不像北方,冬天一到就冰封大地,寸草不生。奇怪的是,就是在这样一个土地肥沃,草长莺飞的地方,却饿死了那么多人。

仔细琢磨后,就发现,造成这一惨状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公共食堂不仅浪费惊人(本来可以吃半年的粮食,却二十几天就把它吃完),而且是一个供养着懒汉的乐园。二是由于缺乏有效的激励与制约机制,而公共产权的划分又严重违背着人性,如此一来,作为个人,谁也不愿意来承担公共产权所赋予的责任与使命。而这两方面,又恰恰迎合了人性的弱点,致使富饶的村庄变得贫困,守着一个天然粮仓而挨饿。因此,这就注定了饥饿,注定了要饿死许多人,甚至注定了要发生人吃人的悲剧。

原来以为只有我的村庄才是这样,后来才知道,全国各地都是这样一种情形。于是,就更加坚定了我对“大锅饭下的公有制”的怀疑与不满。

中国人历来以吃苦耐劳著称,而在1961年,中国人勤劳的美德,却一下子荡然无存,全都变得那么懒惰,那么无耻,那么莫名其妙。其间的原因,就是我们的体制迎合了人性的弱点,一个美好的梦沦陷在“盲目的共产主义”里了。

在这样的时候,国家似乎看到了公共食堂的诸多弊端,就下令将公共食堂全部关闭掉。事实上,在国家下达关闭公共食堂的指示时,我村庄里的食堂,已经关闭多时。这当然不是我村庄里的人有先见之明,而是被吃空所至。

公共食堂被关闭后,人们又回到各家自行开伙的状态中,同时,对每一个农民的劳动状况实行打分制。

这时候,虽然土地仍然没有下放给农民,但由于有工分制来衡量农民们的劳动,来制约人性中的惰性,这就使得我的村庄开始逐步摆脱饥饿,开始步入一种较为正常的生态。虽然这种改变还非常不彻底,但是,毕竟不再有饿死人或人吃人的悲剧发生。

从这一点来看,1961年的那场大饥荒,其问题是出在我们这个体制的错误决策上,饿死的那三千多万人,在愚昧与无知中,成了这个错误决策的悲惨祭品。

但愿这样的历史,不再重演!

(红袖添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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