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纪咸
苏轼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他不仅是与黄庭坚共同创造了宋诗的繁荣，开豪放一派词风的界碑式人物。他的天赋，才气，不凡的经历和豁达气度更是千百年来为国人所津津乐道的话题。不仅如此，剥开深一层的内核，我们发现，苏轼恰恰成为中国古典诗学精神的分水岭。
中国的诗文化自《诗三百》始，至盛唐之音的消散，其间的每一座丰碑，无论是屈原，汉乐府，曹氏，二谢，庾信还是陈子昂，他们或沉痛控诉，或热情讴歌，或深沉慨叹，字里行间无不喷薄着对宇宙和生命的执着爱恋。即使是陶潜和王维，他们诗中的隐逸和禅趣也有其自然的，宗教的皈依所和精神家园。所以，总体来讲，与古希腊的酒神精神相类似，中国的古典诗学精神正是以高扬蓬勃的生命意识，悲剧精神，以及表达对自然和命运之热爱与抗争相交织的情绪为主要特征的。
然而，在这种特质贯穿下的中国古代诗文化从苏轼开始，却出现了某些微妙的变化。首先是诗人的个体生命意识逐渐走向衰微。
要想使这个观点令人信服，似乎颇需费一番口舌。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李白高唱的盛唐之音终于销声匿迹以后，中国诗坛便迎来了这样一个时代，如果不谈及作品的总体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单就其激情和生命力而言，我们可以毫不客气地说，这是一个沉闷的时代。在“元白”凄清哀怨地惆怅叹惋，李商隐儿女情长地浅酌低唱，以及温庭筠百无聊赖地抱香衔玉等等这些有气无力的声音所灌溉的漫长年代里，尽管也有李贺、杜牧穿梭于其中勉强做几声病牛之喉，然而，大唐盛世之音毕竟一去不复返了。
直至到了北宋，才又出现了一个风吹不折，雨打不倒，永远朗笑着吟啸且徐行，向着西北射天狼的可爱豪爽的老东坡，面对这样的一个人，我们说他“缺乏生命意识”，岂不谬哉？然而，如果仔细地琢磨他的诗词和他传奇的一生，我们就会发现，他的“豪爽”绝不能等同于李白的“豪迈”，那是一种苦难后的无谓，绝望中的微笑，参透了人世沧桑的叹息。
从身世上来讲，李白与苏轼可以说是同样地为世所不容。但是，李白在他的痛苦和困境中所迸发出来的是一种“行气如虹，真体内充，万象在旁”的生命力之美。在他的身上，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狂放，有“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的傲气，有“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达观，更有“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高洁。当然，李白的思想结构是极其复杂的，道家和释家的影响也使他写出了一些慨叹消极的诗句，但是，李白的精神主体毕竟是劲健奔放的，他在“明朝散发弄扁舟”之前，定然是“欲上青天揽明月”。但是，苏轼则不同，他没有揽月的豪情壮志，而是轻轻地叹息一声：“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就匆匆低下了头。
其实，苏轼即使在他著名的豪放词里体现的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衰败中的放纵。试看他的《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
平生。料峭春寒吹酒醒，微冷，山头
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
也无风雨也无晴。
诗句不可谓之不美，而且从表面上看也确实把东坡豁达的胸襟展现得淋漓尽致。但是，两句“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却把他玩世不恭的消极心态一语道破，原来，东坡的潇洒无畏竟是以对世间的一切价值进行否定和彻底忘却了人生意义的消极抵御为代价的！看到了这一点，对于热爱东坡的人来说，不仅仅是遗憾，更有无限的心酸，试想，究竟是怎样悲凉凄清的境遇竟使他消沉若此！
可以说，从东坡开始，以积极入世为主流的中国古典诗学精神已经逐步走向衰微，中国诗坛以后几百年的萧索沉闷正是从东坡看似意气风发的背弃开始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李杜的高度是再也无法达到了。
古典主义诗学精神的衰微还表现在诗人生命理想的失却和对人生的虚无主义态度。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提到：“自汉魏以来，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如果从诗歌中所体现的生命精神的角度来讲，这句话倒是十分中肯的。苏轼的诗中更多地流露出一种“人生如梦”的感伤情绪。在他的诗句中，这样的字眼比比皆是：
休言万事转头空，
未转头时是梦。 《西江月》
人生如梦，
一樽还酹江月。 《念奴娇.赤壁怀古》
人似秋鸿来有信，
事如春梦了无痕。
君看今古悠悠，浮幻人间事。
这些百岁光阴几日，三万六千而已。 《哨遍》
可见，苏轼对于人生的态度是怀疑，消极，甚至厌弃的。正如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所说的那样：“这种整个人生的荒漠之感，这种对整个存在、宇宙、人生、社会的怀疑、厌倦、无所希冀、无所寄托的深沉感唱，尽管不是那么非常自觉，却是苏轼最早在文艺领域中把他透露出来的。”
人生到处复何似，
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
鸿飞哪复计东西。 《和子由渑池怀旧》
厌弃人间，消极怠世的东坡转而沉溺于世俗享乐，他不与世俗抗争，不与命运抗争，而是宁愿随波逐流，去寻求一种虽消极却是真正意义上的解脱。这种解脱不同于佛教的四大皆空，因为其虽然超脱凡世却旨在走向更高的精神境界，其最终指向仍是积极的，这种解脱也不同于道家的遁世求仙，因为其虽貌似无为，其实意在无不为，这无异于一种以退为进的终南捷径。苏轼的超脱是真正的超脱，是超脱了超脱的超脱。他完全屏弃了一切的杂念，去“日啖荔枝三百颗”，去“只将春睡赏春晴”，这比起前人来说，不知是彻底的超脱还是彻底的沉堕。
中国古代诗学精神悲剧性的消减是另一个重要的方面，而这一点也是始于东坡。
关于悲剧性，东西方都有堪称经典的阐述。我们一般认为，与不可逆转的命运进行不屈不挠的徒劳抗争的人大抵属于悲剧人物。综观宋代以前的中国诗坛，处处充盈着这种令人肃然起敬的悲剧色彩。我们说屈原是悲剧性的，他气质高洁，不容于世。身遭诬陷和猜忌却日日为了国家社稷忧虑恐慌，忧“年岁之不吾与”，恐“皇舆之败绩”。我们说曹子建也是悲剧性的，尽管怀才不遇，平生不得志，处处遭受迫害却依然有着“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豪情。我们更可以说杜甫是悲剧性的，他用自己“沉郁顿挫”的笔触痛众生之痛，身在茅屋里饱受风寒的侵袭，心里却仍想着“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样的胸怀不可不说是一个悲剧英雄。
但到了苏轼这里，事情却起了变化。因为在他的心里一切都是空的，脆弱的，不堪一击的。在这样的虚无面前，我们还能再努力些什么，抗争些什么？我们所能做的只有妥协，只有逆来顺受，并在这种妥协中寻求得过且过的消极乐趣。甚至连前人那些抛头颅，撒热血，济世救人的崇高理想在他看来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人生本来无一物，何劳费力扫尘埃？”
在悲剧性的层面上，这无疑是一种倒退，但也因此在哲学上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感性的衰退换来了理性的繁荣。正如杨慎《总升庵合集》中说的“唐人诗主情，去《三百篇》近，宋人诗主理，去《三百篇》却远矣。匪惟作诗也，其解诗亦然。”
然而，正因如此，苏轼对人生内蕴的理解也更加深刻了，这些思考已经上升到了对人类整体命运的关怀。
丧失了悲剧性的东坡本身，到底是一个悲剧还是一个喜剧，或者说，人类是该更悲剧一些还是更喜剧一些？对于这个问题，人类迄今为止的所有智慧都未能给予明确的解答。而我们也只能含糊地说：“东坡是一个似喜似悲，亦喜亦悲，悲喜参半的人。”这一点，林语堂在他的《苏东坡传·序》中写得十分明确而详尽：“我可以说苏东坡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试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憎恨清教徒主义的人，一个瑜珈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厚道的法官，一位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一个月夜徘徊者，一个诗人，一个小丑。但是这还不足以道出苏东坡的全部。一提到苏东坡，中国人总是亲切而温暖地会心一笑，这个结论也许最能表现他的特质。”
足矣！管他“江海寄余生”也好，“乘风归去”也好，有什么还能比世人的一个亲切而温暖的会心一笑更能概括一个人的一生。东坡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界碑，在他的影响下，中国以后的文人是变得消极软弱了还是理智成熟了，无从知晓。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历史在文化的巨浪中缓缓前行，永无止休，而这巨浪中的那个信手挥洒，旁若无人的弄潮儿，正是苏东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