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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话说父亲》原文

发布时间:2023-07-04 10:3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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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1954~),上海人,生于南京,作家。著有《雨,沙沙沙》,长篇小说《纪实与虚构》、《长恨歌》等。

从小就知道,父亲是一个话剧导演。然而,导演究竟是什么,什么才是导演,却很不明白。记忆中,最早看父亲导演的一个戏,名字叫做《海滨激战》。只记得是一个很热的夏天,剧场中冷气大开放,冻得人打哆嗦,妈妈便在我与姐姐裸着的胳膊和腿上盖上一些手帕御寒,然后的记忆,便是两声枪响,它响起的是那么突兀,毫无思想准备,于是,又是一阵大大的哆嗦。这便是这个戏给我留至今日的全部印象。以后当然还看过不少戏,有些是父亲执导,另有一些不是父亲执导,却依然不懂得导演是什么,什么才是导演。我被舞台迷住了,灯光、布景、女演员,以及在那小小一方虚拟的世界里所演出的大大的真实的故事。后来,我依然喜欢话剧,也依然不明白什么是导演。有时候,为了证明自己是导演的女儿,看完一个戏台,在人们说“演得好”的时候,我则说:“导得好。”仅此而已。因此,对于父亲的事业,我可说是很少了解。

我想在这里写的,就只是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出生在很远的地方,那地方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与我们失了联系,再加上他那一副很不知人事世故的样子,便像是从天上掉下来似的,真正是一派天然,再没有比父亲更不会做人的人了,这大约也是因为他出生成长的地方,与我们这一片以做人为根本的土地相距甚远。他甚至连一些最常用的寒暄絮语都没有掌握,比如,他与一位多年不见的老战友见面时,那叔叔说:“你一点没老。”他则回答道:“你的头发怎么都没了?”弄得十分扫兴。见面的套话没有掌握,告别的套话也没有。有他不喜欢的、不识趣的客人来访,他竟会在人刚转身跨出门坎时,就朝人背后扔去一只玻璃杯。他极保护自己个人的生活,他是愿意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毫不顾及别人会说什么。别人对他留有什么印象,是他从不关心的。他是只须自己就能证明得了自己,只须自己这一个证明的。可说是十分的自信。比起世上太多的终年终月为别人的观瞻营造一个自己的生活,是要轻松,却也多了一种别样的艰难。

在我们长大以后,姐姐已开始向往做一个红卫兵的时候,我们才明白了一个真象,便是:父亲曾经是一名右派。当时觉得真是经历了极大的打击,觉得我们真是太倒霉了、太不幸了。而以后我才明白,像他那样的人,做一名右派是太应该不过的事情了。因此,如我,既然要出生于世,有一个右派的父亲,便是别无选择了。他同样地,以只须他自己证明的赤诚,去爱国,去爱党。以他最无方式最无策略的形式去爱国和爱党,在一些最不合宜的时候说一些最不合宜的话,又因他极易冲动的情绪,将那些话表达得十分极端。这于一个以中庸为美德的民族实是十分十分的不适宜了。他是一无辩证的思想,他的哲学里,很少“但是”“然而”这样可将语意表达得七回八折的转折用语,他是一根肚肠通到了底,既不给人转弯,也不给自己留下转弯的余地。在一个障碍极多的世界上,他便很难顺利了。幸而他是十分的逍遥,才没有觉着太多的委屈,甚至还不如我们孩子所觉着的那么多。我们常常为他切切的、大老远的赶回来革命而抱屈,而他却很释然。妈妈曾在一个乡下人那里为他算过命,说他是“自己自在,自己逍遥,否则便要去上吊了。”大家都觉得很准。曾听我家老保姆描绘过她第一次见到爸爸的印象。那时她刚到我们家,有一天,说是晚上先生要回来,忙着换洗床单,铺鸭绒被。然后有人敲门,便去开门,只见门口站着一个胡子拉碴、又黑又瘦、叫化子般的男人,得知他就是“先生”以后,她就开始为那张床担心,这么干净的床怎么能睡这样脏的一个人。根据时间推算,那正是父亲倒霉的一年,而我已记不得那时父亲的模样了。想来是十二分的狼狈。

后来,父亲和他的兄弟姐妹又有了联系,姑母与叔叔每年一次地来国内看望我们全家,见面时很激动,分手时,则有种松了一口气的感觉。父亲和他们在一起总有一种寂寞的感觉,这一种寂寞甚至要胜过那一种委屈。有一次,当他们走之后,他对妈妈说过这样一段话,意思是,在他们面前,他对自己的价值感到怀疑。他这一生,只有两桩事业,一是革命,一是艺术,而在他们笃守的钱的面前,这两桩事业都失了位置,这也是他至今不愿回出生地看看的最大原因。他是宁在此地委屈,也不愿去彼地寂寞的。而由此看来,他的那一种自信的人生态度,那一种我行我素的生活原则,便又只能在这一片与他不适宜的土地上才可确立了。他只有在这一片不适宜的土地上,方可建立他的人生,因这方土地,是他种植他革命与艺术这两桩事业的土地,无论与他是多不协调,却也分离不开了。因而,他所有的遭遇便是他的宿命了,也是我们的宿命了。

要命的是,他所笃守的革命和艺术,却又常常发生冲突0他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信徒,以这体系确立了他的导演艺术,以这艺术导了许多戏。到了“文化大革命”中,这体系便无可避免地遭了袭击。他是又要革命,又要艺术,一方也舍弃不了。而那一个年代,即使像我父亲那样自信的人都要困惑,都要怀疑一切。他面对那样“伟大”的时代,革命的力量“无比强大”,他终于同意批判斯坦尼了。他批判得极认真,将斯坦尼的著作重读了一遍(我便是在那时候接触了斯坦尼,看了他的著作,在父亲批判的同时,我则开始信守),然后,他写了文章,他写得很得意。并且在以后的为斯坦尼平反的日子里他还继续得意。在做斯坦尼的信徒已成光荣的时候,却不再说“没有斯坦尼便没有我王啸平”的话,他已悄悄地与他信守的体系产生了裂变,在一个奇怪的时代里,得了一个奇怪的契机,而有了奇怪的进步。可惜我没有读过他的文章,只猜想,他所进行的批判或许是一种真诚的批判,从艺术的科学态度出发的批判。他只可能作这样的批判了。他决不会违了良心去批判。他自己的良心便是一切行事的座标了,所以他极少做违心的事。因他极少做违心的事,才可过得自在逍遥,而不至于去上吊了。

而奇怪的是,像他这样不会做人的人,却有着惊人的人缘。1978年那一个奇热的上海的暑天,他的胆囊炎大发作,除却手术别无他路。妈妈自己是冠心病高血压,弟弟还小,姐姐在外地,只有我和未婚夫两人可照料病人。于是,人艺的男演员们便自发排了班次,两小时一班地轮流看护,准时准刻,从不曾有过误点的事情。这是极罕见的一支看护队伍,即便是在显赫的高干病房,大约也难有这种挚诚至深的对待,令我们久久难以忘怀。我能看出人们真诚地爱他。因他对人的爱也是真心流露。他不会勉强自己去爱什么,可是如他要爱,却也无法勉强他不爱。我们虽不知道他对演员们是如何,可从演员们对他,却可看出他的对待。俗话常说人心换人心。也因他对人不加矫饰,人对他也同样的不加矫饰。不以虚礼往来。我们经常听到演员们以他的素材演编的长篇喜剧,比如,喝了药水之后,发现瓶上所书:服前摇晃,于是便拼命地晃肚子;还比如,将给妈妈的信投到“人民检举箱”等等,诸如此类,刻划了一个糊里糊涂的父亲。因他对人率真,人对他也率真;因他对人不拘格局,人对他则也不拘格局。他活得轻松,人们与他也处得轻松。即便在他不很得意的时候,他的身边也没缺少过朋友。听母亲说,在他被划为右派的时候,就有一位阮若珊阿姨为他辩护,而因此几乎划为了右倾。“文革”中,他与沙叶新合作的《边疆新苗》临到危难之际,就有人相继而来,通风报信。似乎是,正因为他没有努力地去做人,反倒少了虚晃的手势,使他更明白于人,更明白于世。与人与世之间,因少了虚晃手势所筑的障碍,倒反更容易加入与介入。因此,他似是在人外,却颇得人缘;似是在世外,则又很积极。只是多了一种超然以应付人事与世事的变故。所以,他倒也活得比谁都自在。

当然,他如此自在地做人,尚须条件。至少,在他朝人身后扔去一只玻璃杯子后,要有人为他打扫现场。他一如不食人间烟火,皆也因为,尚有人为他操心此类俗事,家庭便是他坚强的后盾了。在这一个纷繁的世界里,他的纯净的哲学要建立并实践,必得有人为他开辟一个清静的场所。他在我们这一个家庭的安全的庇护下,可以极尽逍遥自在。因此,父亲又是很幸运的。曾有个朋友写过关于他的文章,提及一则传说,说他往鸡汤里放洗衣粉,他误以为是盐了。而这位朋友却不知道,我父亲是连洗衣粉也不会朝鸡汤里放的。就在不久之前,他还不懂得如何煮一碗方便面。后来,因保姆回乡,他终于学会了下面,下得既快又好。还学会了洗短裤和袜子,先用强力洗衣粉泡一夜,再用肥皂狠搓,大约搓去半块肥皂,再淘清了晾干,确是雪白如漂。他是连一桩人间的游戏都不会,打牌只会打一种,早已失传的“抽乌龟”,不用机智,但凭运气,轮番地抽牌,抽到完就行了的一种。下棋还会下“飞行棋”,也只须掷掷骰子,凭了号码走棋便可。他不会玩一切斗智的游戏,腹中是没有一点点春秋三国,只迷住一本与世无争的书。他最大的娱乐,也是最大的功课,便是读书,中文的,或者外文的,戏剧的,或文学的,个个种种。书也为他开辟了另一个清静的世界,在那里,他最是自由而幸福,他的智慧可运用得点滴不漏。

因了以上的这一切,他在离休以后的日子里,便不像许多老人那样,觉得失了依傍而恍恍然,怅怅然,他依然如故,生活得充实而有兴味。他走的是一条由出世而入世,由不做人而做人的道路,所以,他总能自在而逍遥。

这便是我眼睛里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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