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1954～），上海人，生于南京，作家。著有《雨，沙沙沙》，长篇小说《纪实与虚构》、《长恨歌》等。
从小就知道，父亲是一个话剧导演。然而，导演究竟是什么，什么才是导演，却很不明白。记忆中，最早看父亲导演的一个戏，名字叫做《海滨激战》。只记得是一个很热的夏天，剧场中冷气大开放，冻得人打哆嗦，妈妈便在我与姐姐裸着的胳膊和腿上盖上一些手帕御寒，然后的记忆，便是两声枪响，它响起的是那么突兀，毫无思想准备，于是，又是一阵大大的哆嗦。这便是这个戏给我留至今日的全部印象。以后当然还看过不少戏，有些是父亲执导，另有一些不是父亲执导，却依然不懂得导演是什么，什么才是导演。我被舞台迷住了，灯光、布景、女演员，以及在那小小一方虚拟的世界里所演出的大大的真实的故事。后来，我依然喜欢话剧，也依然不明白什么是导演。有时候，为了证明自己是导演的女儿，看完一个戏台，在人们说“演得好”的时候，我则说：“导得好。”仅此而已。因此，对于父亲的事业，我可说是很少了解。
我想在这里写的，就只是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出生在很远的地方，那地方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与我们失了联系，再加上他那一副很不知人事世故的样子，便像是从天上掉下来似的，真正是一派天然，再没有比父亲更不会做人的人了，这大约也是因为他出生成长的地方，与我们这一片以做人为根本的土地相距甚远。他甚至连一些最常用的寒暄絮语都没有掌握，比如，他与一位多年不见的老战友见面时，那叔叔说：“你一点没老。”他则回答道：“你的头发怎么都没了？”弄得十分扫兴。见面的套话没有掌握，告别的套话也没有。有他不喜欢的、不识趣的客人来访，他竟会在人刚转身跨出门坎时，就朝人背后扔去一只玻璃杯。他极保护自己个人的生活，他是愿意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毫不顾及别人会说什么。别人对他留有什么印象，是他从不关心的。他是只须自己就能证明得了自己，只须自己这一个证明的。可说是十分的自信。比起世上太多的终年终月为别人的观瞻营造一个自己的生活，是要轻松，却也多了一种别样的艰难。
在我们长大以后，姐姐已开始向往做一个红卫兵的时候，我们才明白了一个真象，便是：父亲曾经是一名右派。当时觉得真是经历了极大的打击，觉得我们真是太倒霉了、太不幸了。而以后我才明白，像他那样的人，做一名右派是太应该不过的事情了。因此，如我，既然要出生于世，有一个右派的父亲，便是别无选择了。他同样地，以只须他自己证明的赤诚，去爱国，去爱党。以他最无方式最无策略的形式去爱国和爱党，在一些最不合宜的时候说一些最不合宜的话，又因他极易冲动的情绪，将那些话表达得十分极端。这于一个以中庸为美德的民族实是十分十分的不适宜了。他是一无辩证的思想，他的哲学里，很少“但是”“然而”这样可将语意表达得七回八折的转折用语，他是一根肚肠通到了底，既不给人转弯，也不给自己留下转弯的余地。在一个障碍极多的世界上，他便很难顺利了。幸而他是十分的逍遥，才没有觉着太多的委屈，甚至还不如我们孩子所觉着的那么多。我们常常为他切切的、大老远的赶回来革命而抱屈，而他却很释然。妈妈曾在一个乡下人那里为他算过命，说他是“自己自在，自己逍遥，否则便要去上吊了。”大家都觉得很准。曾听我家老保姆描绘过她第一次见到爸爸的印象。那时她刚到我们家，有一天，说是晚上先生要回来，忙着换洗床单，铺鸭绒被。然后有人敲门，便去开门，只见门口站着一个胡子拉碴、又黑又瘦、叫化子般的男人，得知他就是“先生”以后，她就开始为那张床担心，这么干净的床怎么能睡这样脏的一个人。根据时间推算，那正是父亲倒霉的一年，而我已记不得那时父亲的模样了。想来是十二分的狼狈。
后来，父亲和他的兄弟姐妹又有了联系，姑母与叔叔每年一次地来国内看望我们全家，见面时很激动，分手时，则有种松了一口气的感觉。父亲和他们在一起总有一种寂寞的感觉，这一种寂寞甚至要胜过那一种委屈。有一次，当他们走之后，他对妈妈说过这样一段话，意思是，在他们面前，他对自己的价值感到怀疑。他这一生，只有两桩事业，一是革命，一是艺术，而在他们笃守的钱的面前，这两桩事业都失了位置，这也是他至今不愿回出生地看看的最大原因。他是宁在此地委屈，也不愿去彼地寂寞的。而由此看来，他的那一种自信的人生态度，那一种我行我素的生活原则，便又只能在这一片与他不适宜的土地上才可确立了。他只有在这一片不适宜的土地上，方可建立他的人生，因这方土地，是他种植他革命与艺术这两桩事业的土地，无论与他是多不协调，却也分离不开了。因而，他所有的遭遇便是他的宿命了，也是我们的宿命了。
要命的是，他所笃守的革命和艺术，却又常常发生冲突0他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信徒，以这体系确立了他的导演艺术，以这艺术导了许多戏。到了“文化大革命”中，这体系便无可避免地遭了袭击。他是又要革命，又要艺术，一方也舍弃不了。而那一个年代，即使像我父亲那样自信的人都要困惑，都要怀疑一切。他面对那样“伟大”的时代，革命的力量“无比强大”，他终于同意批判斯坦尼了。他批判得极认真，将斯坦尼的著作重读了一遍（我便是在那时候接触了斯坦尼，看了他的著作，在父亲批判的同时，我则开始信守），然后，他写了文章，他写得很得意。并且在以后的为斯坦尼平反的日子里他还继续得意。在做斯坦尼的信徒已成光荣的时候，却不再说“没有斯坦尼便没有我王啸平”的话，他已悄悄地与他信守的体系产生了裂变，在一个奇怪的时代里，得了一个奇怪的契机，而有了奇怪的进步。可惜我没有读过他的文章，只猜想，他所进行的批判或许是一种真诚的批判，从艺术的科学态度出发的批判。他只可能作这样的批判了。他决不会违了良心去批判。他自己的良心便是一切行事的座标了，所以他极少做违心的事。因他极少做违心的事，才可过得自在逍遥，而不至于去上吊了。
而奇怪的是，像他这样不会做人的人，却有着惊人的人缘。1978年那一个奇热的上海的暑天，他的胆囊炎大发作，除却手术别无他路。妈妈自己是冠心病高血压，弟弟还小，姐姐在外地，只有我和未婚夫两人可照料病人。于是，人艺的男演员们便自发排了班次，两小时一班地轮流看护，准时准刻，从不曾有过误点的事情。这是极罕见的一支看护队伍，即便是在显赫的高干病房，大约也难有这种挚诚至深的对待，令我们久久难以忘怀。我能看出人们真诚地爱他。因他对人的爱也是真心流露。他不会勉强自己去爱什么，可是如他要爱，却也无法勉强他不爱。我们虽不知道他对演员们是如何，可从演员们对他，却可看出他的对待。俗话常说人心换人心。也因他对人不加矫饰，人对他也同样的不加矫饰。不以虚礼往来。我们经常听到演员们以他的素材演编的长篇喜剧，比如，喝了药水之后，发现瓶上所书：服前摇晃，于是便拼命地晃肚子；还比如，将给妈妈的信投到“人民检举箱”等等，诸如此类，刻划了一个糊里糊涂的父亲。因他对人率真，人对他也率真；因他对人不拘格局，人对他则也不拘格局。他活得轻松，人们与他也处得轻松。即便在他不很得意的时候，他的身边也没缺少过朋友。听母亲说，在他被划为右派的时候，就有一位阮若珊阿姨为他辩护，而因此几乎划为了右倾。“文革”中，他与沙叶新合作的《边疆新苗》临到危难之际，就有人相继而来，通风报信。似乎是，正因为他没有努力地去做人，反倒少了虚晃的手势，使他更明白于人，更明白于世。与人与世之间，因少了虚晃手势所筑的障碍，倒反更容易加入与介入。因此，他似是在人外，却颇得人缘；似是在世外，则又很积极。只是多了一种超然以应付人事与世事的变故。所以，他倒也活得比谁都自在。
当然，他如此自在地做人，尚须条件。至少，在他朝人身后扔去一只玻璃杯子后，要有人为他打扫现场。他一如不食人间烟火，皆也因为，尚有人为他操心此类俗事，家庭便是他坚强的后盾了。在这一个纷繁的世界里，他的纯净的哲学要建立并实践，必得有人为他开辟一个清静的场所。他在我们这一个家庭的安全的庇护下，可以极尽逍遥自在。因此，父亲又是很幸运的。曾有个朋友写过关于他的文章，提及一则传说，说他往鸡汤里放洗衣粉，他误以为是盐了。而这位朋友却不知道，我父亲是连洗衣粉也不会朝鸡汤里放的。就在不久之前，他还不懂得如何煮一碗方便面。后来，因保姆回乡，他终于学会了下面，下得既快又好。还学会了洗短裤和袜子，先用强力洗衣粉泡一夜，再用肥皂狠搓，大约搓去半块肥皂，再淘清了晾干，确是雪白如漂。他是连一桩人间的游戏都不会，打牌只会打一种，早已失传的“抽乌龟”，不用机智，但凭运气，轮番地抽牌，抽到完就行了的一种。下棋还会下“飞行棋”，也只须掷掷骰子，凭了号码走棋便可。他不会玩一切斗智的游戏，腹中是没有一点点春秋三国，只迷住一本与世无争的书。他最大的娱乐，也是最大的功课，便是读书，中文的，或者外文的，戏剧的，或文学的，个个种种。书也为他开辟了另一个清静的世界，在那里，他最是自由而幸福，他的智慧可运用得点滴不漏。
因了以上的这一切，他在离休以后的日子里，便不像许多老人那样，觉得失了依傍而恍恍然，怅怅然，他依然如故，生活得充实而有兴味。他走的是一条由出世而入世，由不做人而做人的道路，所以，他总能自在而逍遥。
这便是我眼睛里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