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乃珊（1946～），祖籍浙江桐乡，生于上海，女作家。著有《蓝屋》、《穷街》、《女儿经》、《金融家》等。
上海女人在公开场合谈及丈夫，向来习惯用第三人称：清末民初时老派点的称“老爷”，市井点的“伊拿爷”，上世纪初上海第一代白领太太，则很文质彬彬地称“阿拉先生”，劳动妇女干脆一声“阿拉男的”，掷地有声，石库门弄堂里的中下等主妇，只是含糊地一声“阿拉屋里厢”，维新派的职业妇女，才大大方方直接用名字称呼自己丈夫，也有个别洋派的早期海归派，一声“达令‘darling’”或“甜心‘Honey’”，但一般上海人哪怕是白领夫妇，总还是不大习惯，觉得太过肉麻，宁可叫对方小名。
解放了，一种比大令和甜心更直接更肉麻的称谓问世——爱人，更有种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称呼“爱人同志”——其实，在沸腾的社会主义建设时代，连电影中都不大允许有男女太过亲热的镜头出现，上海人在社交和公众场合，却用这种太过私人化、太过有感情色彩的词汇，似很有悖于那个时代的精神。
但事实是，上海人可以将这个一般讲不大容易说出口的“爱人”流利吐出来，连带街道里文化不高的、不大出套的家庭妇女，在严肃的政治学习会上，也可以从容地一口一声“阿拉爱人”，“某某同志的爱人”，还有“某某的老爱人”……只是提到“爱人”两字时，通常都缺乏一种提及这个词眼时该有的甜蜜和羞怯。
上海人在公开场合，“爱人”叫得很起劲，但在两人世界，反而不叫对方为“我的爱人”，哪位老婆如果对着丈夫一声“爱人呵！”，不觉得她有点毛病，起码也会觉得像在念话剧对白！上海男人宁可听自己家老婆一声“十三点”，再带娇嗔地白一眼，那种窝心得意，远不是一声苍白空洞字眼华丽的“爱人”所能传递的。
改革开放后，这个大胆直接的“爱人”称谓，被遗忘了，今日活泼开放的上海女人，反而更青睐一个土里土气的称谓——“老公”。
“老公”一词，应是当年随南风刮入上海，或者因其的诙谐亲切，再加琅琅上口，尤如叫爸爸妈妈一样顺口，很快在上海流行开来0说来也是，老公，是女人除了爸爸妈妈外最重要的一个亲人，爸妈有一日会年老而去，儿女会长大有自己世界，唯老公，是女人叫得最长久的一个称谓，而且像红木家具，时日越久木质越靓。
一声老公，特别由一个新婚不久的青春少妇甜沁沁地叫出来，其中弥漫着的那份满足，幸福之情，远不是一声洋气的“达令”，更不是一声身份含糊的“爱人”所能表达。
老公老公，自有一种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承诺，一种天荒地老的相随。
一声老公，老少皆宜，市井亲民又合乎国情、难怪今日申城，从白领女士到退休老妈妈，都大大声叫自己另一半“阿拉老公”。有的还嫌自己老公不够老，干脆一声“阿拉老头子”。
当老公变成名副其实的“阿拉老头子”时，就是生死契阔、白头偕老的兑现版，个中承载的幸福甘苦，是岁月和灵魂的对话浇灌出的玫瑰，哪是花店的999支，哪怕9999支玫瑰所能表达的？钱，可以买到9千、9万支玫瑰，但买不到一声发自内心的甜蜜的“阿拉老头子”！